友人寫這篇分析中美日三角關係的文章,借分享。
HT #流水帳
第二百六十三帳:老虎背後的狐狸
開課後,一連串教學和行政工作纏身,忙得無暇靜靜地思考,John 教授想「連主要工作是閱讀、思考和教學的人都無暇思考,何況其他營營役役為生計的老百性!😞」心想不能這樣啦!決心給自己一點時間「放空」下,去了Richard 的Cafe Field (CF) 享受一個能寧靜下來的下午。
入到CF ,滿寧靜的氣氛和淡淡的咖啡香,跟著見到醫生KC的微笑😏,KC真是「常客」!
KC:John,為甚麼來CF都不約我啊?🤨
John:那麼,你來,又不找我?😏
KC:我常來喝杯咖啡才回診所的,但星期四開半天,下午就來看看書,靜下!知你忙,就不找你啦,待你有空約我tea time!😊
John:是喎!你現在逢星期二、四開半天,比之前只是星期三半天工作,多了點空閒時間,真好!
KC😄:是啊!不想太辛苦了!為了病人需要,才星期六開長點時間,否則星期六也想開半天😄😄。
John😄,老闆Richard過來打招呼:教授,好幾星期不見啦!😄
John:老闆,都是兩星期無來啫!😄
Richard:教授,想飲甚麼?
John:老闆,給我杯凍的無花果蜜桃咖啡,少甜的!
Richard:好的,教授!一陣給你們一些炸魚仔送咖啡!
John:多謝老闆!😄
KC:John,最近忙甚麼?
John:除了每星期要更新授課的筆記,準備一個教材撥款資助的申請文件。
KC:甚麼教材?
John:關於「一帶一路」的教材,除了有關計劃的緣起探討,這計劃的政經意義,「一帶一路」沿途各國的政經整理,我還想加入國際政經博弈的元素,談談計劃的困難和對全球局勢可能帶來的影響,給老師和學生參考。
KC:嘩!大project喎!
John:是!😄,特別是美國在當中博弈。不過,要研究中美博弈,我自己有個「看法」,就是以中日關係變化作為「參考值」,作中美博弈的「領先指數」。
KC😮:哦!無聽過這說法!
John:KC,其實,這也不是甚麼獨特看法,類近看法的學者也有的。如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化評論家,東京大學法語系名譽教授,內田樹,就有相近的想法,他在2009年寫了一本《日本邊境論》的暢銷書,描述了日本人的民族特性,被評為「日本人論」的巔峰之作!
視為繼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 (Ruth Fulton Benedict,1887 - 1948)在1946出版《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後重新認識日本和日本人的重要著作!
KC😂😄:John,你又說了些,我聽不明的「外星話」啦!😄甚麼是「菊與刀」?又甚麼是「日本邊境論」?
John😂:好的!簡單點說,「菊」是日本皇室徽號,代表了高貴、恬靜、和諧的特質,一種優雅的美學和禮儀文化;「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徵,代表了尚武、勇氣、敢於挑戰和好鬥的上進精神。潘乃德在這本書,展示了日本人雙重而矛盾的民族性格,被視為對日本人論的奠基之作。
其實,這研究是美國政府二戰晚期委托潘乃德透過當時日本宣傳電影,文學作品,民間刊物和被困在美國集中營的日本人進行訪談研究 (據前英國上議院首席大法官 Tom Bingham 的資料,偷襲珍珠港後,美國拘禁11萬名美籍日裔,從中美洲綁架了2264日本人),作為美國計劃戰後(當時二戰未結束,日本未投降) 如何處理日本問題的重要情報,製定日後對日本的政策。
這「菊與刀」的日本人論述已經超過60年,直到內田樹著的《日本邊境論》出現,才開啟了世界對日本另一面的了解。
在我來看,這面的了解是從「地緣政治」為切入點對一個民族性格形成為前設的論述觀點。從一個自古以來處於大國邊陲小國的「邊緣」地帶,在思想和文化上長期是「從外輸入」的文明,早年是「華夏文化」輸入,到明治維新改行「脫亞入歐」的西方文化殖入,卻沒有一套完整自我獨有文化風範,造成「邊境人」民族性格。
KC:John,說了這麼多,其實,即是甚麼民族特點?😂
John:一個希望自己成為剛柔並重的文化追求者 (菊與刀),卻可能被美國政府發現看似矛盾的雙重性格下存在一個共通點!
KC:甚麼共通點?
John:服從!服從權威,服從強者!這就是長期輸入「強者文化」形成「邊境人」的國家特性。
KC😮😳:即是甚麼?
John:「從強」文化!無論在外交或經濟合作都是以「與強者為伍」為政策方向的價值觀。
這是超越理性思考的價值取向判斷和取捨,無論在地緣政治布局選擇或外交操作。
KC😮:即時嘜?
John:現在的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都太強調西方那套「物理機械式成本利益理論」,對民族性格形成構成「非物理性的理性」和「非連續難量化的價值取向」缺乏認識和了解,導致對國際政治經濟預測的誤判。
KC:John,講番「人話」!Please!
John😂:不如說說,內田樹在《日本邊境論》其中一個描述日本外交文化的故事給你聽!😉
KC:甚麼故事?
John:躲在老虎背後,狐假虎威的狐狸心態!😉
KC:聽落有趣得多了!😄
John:KC,一隻借老虎威風作事的狐狸,你覺得會是一種怎樣的行為心態?
KC:馬首是瞻,先觀察,看看老虎的意願,不要做出老虎不高興的事,否則,狐狸擁有的威風可以一夜「煙消雲散」!
John:KC,完全準確!
KC😄:真是很易明的比喻!這樣學國際政經才是嘛!
John😂:對一隻借老虎威風的狐狸進行談判,其實,狐狸很難有牠自身判斷,很難獨立思考跟你如何「交易」,因為狐狸不是「自己的主人」,牠是「老虎的影子」,既然是影子就不能離開「主體」的獨立存在。
作為「邊境人」身份認同(從國際政經角度)的「從強哲學」的國家,她是「強國」的影子,我的說法是「領先指標」。日本對華外交政策,應是判斷了美國對華外交的「影子」行為。事實上,美國也不會讓日本「亂來」影響她對華的外交方略!
KC😳😮:如來原此!
John:KC,你可回顧比較下每次中日關係變化後,中美關係的變化!😉
中日正式建交是1972年9月,在1972年2月時任美國統總尼克遜 (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 - 1994)訪華後,但中美正式建交是1979年1月,日本已經判斷事件不會變,就算當時還是「文革」多變時期,中美必建交,結果日本早了六年跟中國建交。
2012年,日本單方面改變釣魚台(日本稱尖閣諸島)狀況,購島進行「國有化」,即使2012年5月中美兩國進行第四論「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美方公開同意中方提出的「C2」概念,即兩國共融協調為「命運共同體」概念(2 Cooperation) 替代美國學界倡議的「G2」(Group of Two,兩國集團主宰世界) 模式和概念。以「互利合作共贏」取代「互相競爭制衡」的倡議。但日本判斷中美關係必定惡化,到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日本早了六年跟中國開打!
狐狸是判斷老虎意志的高手,因為牠是影子!
KC😳😮
John:現在日本對華政策又似乎開始轉變 (自2012年因釣魚台問題停止了的中日戰略對話,最近兩國外交部的副部級官員恢復了對話,這些是專業外交人員的互動,有別前年兩國領袖見面,他們的對話是具體事務的對話,反映情況開始轉變) ,這可能是中美關係修好的先兆!也可能是狐狸變換「主人」的開始,當然現在來看這機會是很低,但這就是「從強原則」的「邊境人」性格。😉
KC😮😳:吓!
註:附圖是來自日本的《日本經濟新聞》(日經新聞)中文網,2016年11月14日,對中美日關係的分析,反映日本知識界對日本外交政策如何反制美國的「喊話」!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4萬的網紅Dd tai,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聖約翰座堂St John's Cathedral座落於香港中區花園道4-8號,是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的主教座堂。聖約翰座堂於1847年奠基,1849年落成及祝聖,為香港最古老的西式教會建築物,是本港唯一一片以永久業權形式持有的土地(Freehold)。座堂主要由3幢主樓構成。座堂本身於1847年建成...
日本皇室徽號 在 Dd tai Youtube 的評價
聖約翰座堂St John's Cathedral座落於香港中區花園道4-8號,是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的主教座堂。聖約翰座堂於1847年奠基,1849年落成及祝聖,為香港最古老的西式教會建築物,是本港唯一一片以永久業權形式持有的土地(Freehold)。座堂主要由3幢主樓構成。座堂本身於1847年建成,乃香港較古舊的維多利亞時期哥德式建築物之一。至於副堂則於1924年落成,而辦公樓(即新座)則是1956年加建的。聖約翰座堂的木門是由在香港保衛戰被英軍自行炸沉的添馬艦(HMS Tamar)的艦身木材所製。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座堂運作陷於癱瘓。1945年,香港重光。何明華會督委任施玉麒先生為會吏及牧師,參與重建座堂,通過舉辦賣物會等方式,有效挽救了座堂已崩潰的財政狀況。座堂是教區中之首堂,因該堂內置有主教座(cathedra)。香港日治時期曾用作日本人俱樂部會所。現時教堂已列為香港法定古蹟,是受保護的歷史文物,亦是一別具特色的遊客景點。為了避免因冷氣的水氣造成白蟻侵蝕,破壞古物古蹟,座堂沒有冷氣供應。座堂除了有主教專用的座椅、法政牧師及座堂牧師專有的座椅,亦有英國殖民年代遺留下來鑄上英國皇室徽號的會眾座椅,是留給當日港督或英國皇室家族成員途經香港崇拜時預留給他們坐的。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座堂更曾懸掛英國國旗,之後已拆除。目前座堂每天均有崇拜。也有早堂晚堂崇拜,崇拜的語言主要是英語,亦設廣東話、普通話及菲律賓語都有,崇拜者來自世界各地,是一所國際性座堂。座堂會在一些聖日舉行唱頌大聖餐禮,香港島教區、澳門傳道地區的按立聖職聖禮和詩班節亦在聖約翰座堂舉行。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Former French Mission Building,又譯前法國海外傳道會大樓,是香港法定古蹟之一,位於香港島中環炮台里,於1997年至2015年為香港終審法院的所在地。大樓前身的建築物名為「莊士敦樓」,最初建於1843年,並成為首兩任香港總督砵甸乍和戴維斯居住的地方。自從戴維斯於1846年搬到堅道居住之後,大樓曾多次易手,先後用作匯豐銀行飯堂及俄羅斯領事館。1879年起,大樓由匯豐銀行董事庇理羅士所擁有。大樓於1890年更名為「比更士菲樓」(Beaconsfield House),以紀念當時英國首相班傑明•迪斯雷利(拱北爵士),而華人一般將其稱為「拱北樓」。但值得留意的是,大樓北面亦有一座柏拱行(Beaconsfield Arcade),為香港首座多層購物商場,1960年4月重建後改稱拱北行(Beaconsfield House)和今日的長江集團中心。1915年,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當時主要在越南以及中國的西南地區、兩廣和東北傳教)購入該座建築物重建,作為行政總部之用途,由Leigh & Orange(利安)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工程於1917年3月完成,外觀一直維持至今。香港日治時期,日軍曾經佔用該座大樓為日本憲兵總部。1945年8月香港重光,當時香港輔政司詹遜曾於該大樓成立臨時政府總部。1953年,香港政府購回大樓,最初為香港教育署總部,1965年改為維多利亞城地方法院,1980年成為香港最高法院所在地。1983年,大樓再改為政府新聞處辦公室,1989年被列入香港法定古蹟。1997年7月1日至2015年9月7日,該大樓用作香港終審法院。重建於1917年的大樓,屬於新古典風格,現時在香港已所剩無幾。整座大樓以花崗石和紅磚蓋成,樓高三層,並附有地窖及角樓。而其北面有一座圓頂的小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