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起因的八卦，YOUTUBE、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取自《在家不要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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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處理關係，真是深具智慧。可以「在愛中做自己，也讓對方做自己」，講起來很簡單，但大部分人都有困難。

因為很多人學不會尊重人，很多人難以跳脫二元對立的狀態—而這是「小我」運作的重要邏輯。

一定要用對錯談，也可以有兩個對，而不一定是「你對，就表示我錯」。不過，真難，有人的智慧程度，就只有「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難以互動，每一次自以為的「溝通」，都在進行情緒角力。

這種互動常讓雙方痛苦，這種人難以撇開歧見，在共通處合作。其實一個人如果成熟一點，可以活得豐富許多。

祝福各位朋友，常把念頭歸零，再慢慢觀照構成自我的念頭，看見激情般的執迷，可能來自於害怕自己的價值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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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定這段關係是否有救

【文/ 珍．賽佛】

有時候，即使得到最好的建議或是投入最真誠的努力，達成和解及維持和平的效果也很有限。該如何判定，在竭盡全力後，這段關係是否真的能維持、改善，或是有所變化，還是說真的沒救了？遇上政治分歧，你可以學習掌控自己的怒氣與挫折感，但無法改變對方的基本性格。有些人的個人特質，包含政治理念以及表達理念的方式，永遠都和你合不來。無論你抱持何種希望，情況還是一樣。許多人就是無法忍受伴侶在重大議題上和自己意見不同，像是槍枝管制、移民或墮胎；跨越立場的愛對他們來說行不通。你必須找到政治領域之外的充分理由，才能忍受你不喜歡的部分，在性格脾氣方面也一定要合得來才行。這點不只是應用在伴侶上，也適用於朋友身上。

舉例來說，珊蒂．卡普蘭每天都找她丈夫丹吵政治，但是丹卻明智地沉默以對。他為何能容忍她對兩人政治分歧的敵意呢？「我欣賞她所做的所有其他事。」他告訴我，撇開他最近剛成為川粉，他們都欣賞彼此的其他特點，婚姻雖有動搖，卻依舊完好。然而，凱蒂．克萊克就必須放棄另類右派的男友克里斯．施瓦茲，因為她了解到，他那討人厭的政治理念已經融入他的性格中。他不給她任何反對的空間，不尊重她的感受。當她提出異議，他便以充滿仇恨的口氣指責她。克里斯很聰明，但越相處珊蒂只會更加痛苦、憤怒。她最後判斷，他有嚴重的情緒障礙，遠超出意識形態的問題。她知道離開他是對的，把他逐出生活之外後，她著實鬆了一口氣。

也有人在關係中深愛彼此，但討論政治的興趣大不相同。卡羅斯和南希就是個例子。他們十分相愛，很能同理對方並互相欣賞，所以才能忍讓彼此，對於能否討論的事情做出妥協。當然，這份妥協有多值得，他們從沒懷疑過。

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如果你需要新的啟發、一個令人驚喜、罕見的例子，那就看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以及安東寧．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這對好友。他們在最高法院共事期間，在各個爭議案件中幾乎不曾有一致看法。直到二○一六年史卡利去世前，兩人一直是感情深厚的摯友。他們共處的時間很長，卻從不聊政治。他們有多欣賞彼此，就有多討厭對方的立場。在一齣描寫他們關係的喜歌劇《史卡利亞／金斯伯格》裡，歌手的對唱道盡了一切：「我們不同，但我們是一體。」

就讓這首歌成為頌歌，獻給所有政治立場對立的伴侶。

＊＊＊

我還想跟大家聊一聊另一對政治上很不對盤的夥伴。對他們的關係我知道的內情可多了，也知道這兩人是如何連結起來的，他們的友誼如史卡利亞和金斯伯格一樣恆久。這兩人就是我丈夫理查．布魯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和我本人。

我主要想談的是兩人婚姻中脫胎換骨的部分，這個改變讓我驚喜，我自認是我們兩人共同的成就。關鍵在於，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我們如何面對彼此完全相反、永遠不能妥協的觀點。我們所堅持的理念是最嚴重的爭執起因，可能造成關係破裂，但我們處理歧見的方式卻徹底改變了。相識四十二年來，我們的觀點從沒改變。當我發現彼此的觀念差異有多嚴重、有多根深柢固，就完全無法想像情況會改變。我很早之前就清楚，彼此對於深信的事，立場有多堅定。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不管我們多努力，都不可能有人妥協。長久以來我都不抱持希望，不相信有方法可以提起這個話題，哪怕是打招呼時順帶提一提也不可能。

理查和我的政治背景與出身大不相同。實際上，我接觸過的人事物都是自由派。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末成為主導社會的意識形態，連我共和派的父親在社會議題上都持自由派的立場。理查則是堅定不移的鐵桿保守派，他父母是堅定的右派，自己也為右派陣營工作。我們相遇時，他是《國家評論》的資深編輯，那可是保守派的主流評論刊物，創辦人是小威廉．巴克利。如果當年不是是那個機緣，兩人絕不可能相遇：我們當時是某個合唱團的團員，在紐約街角免費獻唱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音樂。從一開始，對音樂的熱愛就將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的美學品味及在政治領域外的知識興趣都出乎意料地相同。我們的婚禮是個大雜燴：我的導師牽我進禮堂，他當時受麥卡錫主義牽連而失去了終身教職；理查的期刊發行人在婚禮上朗讀獻詞，他卻是麥卡錫參議員最狂熱的支持者。有一個朋友俏皮地說：「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婚禮上沒有永遠的敵人。」當時每個人都舉止有禮。

在一起的前幾年，政治討論時，理查表現得比我有禮。因為他是專業的政治評論寫手，有很多機會透過文章或與同事討論來發表觀點。但我習慣說出自己的想法，我當時才三十三歲，無法想像在家裡還要嚴格地自我審查，或是基於禮貌，伴侶間不該提起某些話題。我承認，自己當時偶爾會小聲說出一些不應該說的話，但他沒有回嘴，我也沒有繼續講下去。

一九八九年，我們的婚姻來到了低谷。有天我吃早餐時，在桌上讀著《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寫著，關於韋伯斯特訴生育健康服務部（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一案，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允許州政府嚴格限制墮胎權。我立刻明白，保守派傾盡全力要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Roe v. Wade），而這只是第一步。羅伊訴韋德案對我而言，是實踐自由與平等最重要的基礎，而我卻失去它了。我小聲地說：「一切都完了。我一定要上街頭抗議、參加遊行。」理查應該有聽到。面對我叫陣，這次他與往常不同，嚴正地回應：「你去你的場子，我去我的。」

幸好當時我還記得不要反擊，不要讓緊繃的氣氛惡化成真正的戰事。這一仗打下來雙方沒人會贏，不會有任何成果，卻可能會毀壞我們小心建立並珍惜的一切。在那之後一整天，我們都保持距離。以前不管是談政治或其他議題，都沒有這樣冷戰過，真是折磨人。我感到孤單、失落與恐懼，他也好過不到哪裡。

那天晚上，我們對此分歧達成共識，正式放棄這個議題，永不再提起一個字。我們懸崖勒馬，從哪時起就不曾靠近那個地雷區。我捐助了許多相關組織，以表我對此議題的態度，他也做了一樣的事；但我們沒有逼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或行動。我並不覺得這麼做有違我的原則，或是辜負和我站在同一陣線的人。

經過那次接近慘敗的經歷，我還是又花了十年才完全接受，兩人的政治鴻溝真的很難拉近。但在其他方面，我們確實大部分都有共識。我漸漸地接受，不管我的說服力有多強大，都不可能改變他的想法。他是那麼堅定且打從內心堅信自己的理念，我也是。既然如此，我又要如何指出他錯了？他從沒有嘗試改變我的想法。在婚姻中，道德越高的地方越危險，如果你還站上去，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韋伯斯特判決事件二十五年後，有天我又在早餐時讀了《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報導寫道，德州大部分有墮胎服務的婦科診所被迫關閉，急需求助的絕望女性被逼上絕路，幾乎找不到其他協助的管道。我在二○一四年的反應和一九八九年時如出一轍，但表現卻不同了。我只說：「這件事讓我深感憂慮。」我的丈夫什麼都沒說。我默默地捐了一筆錢，並私下慰問和我立場相同的人（他應該現在才知道這回事，如果他有讀到這段）。

墮胎權議題永遠都會出現在新聞中，絕對不會消失。最近我又有機會要回應此議題，在二○一八年五月，愛爾蘭在公投中通過墮胎權，同時間美國卻再次奪取我們的墮胎權。這次，我隻字不提。反而丈夫向我提起了這則新聞，口氣中絲毫沒有憤怒，好像只是在講一件我會感興趣的事。我覺得我們倆的反應都很棒。

然而，最棒的還在後頭。這一章是本書的結尾，也是我最後有機會能表達，在跨立場的愛情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反覆修改，斟酌著要保留什麼、刪去什麼。這種事不管做幾次都會讓人煩惱。「這總是最難的部分，」我和理查說，他寫過十三本書，是個老鳥作家了。我知道他懂，也知道我的難處。他總是鼓勵我相信自己的判斷，而我也全然地信任他。「我不願意刪掉一些內容，擔心以後會後悔沒放進去，」我說，「但我知道，就像瑪莉．麥卡錫（Mary McCarthy）說的『你必須殺掉你的寶寶』。」

「抓到了！」他說，那雙四十二年前就勾住我的湛藍眼睛裡，閃爍著一絲狡猾，「這麼多年來妳終於發現，原來自己是反墮胎的啊！」

我很驚訝聽到他這樣說。然後我突然意識到，這番話是多麼值得紀念。過去我們可想像不到，居然能拿彼此最大、最厭惡的歧見來開玩笑，但它真的發生了。這一笑代表我們深摯的友情、全然地接受彼此以及放下批判的枷鎖。喜悅快樂溢滿了我的心頭。

然後，我親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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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取自
在家不要談政治：擁抱不同立場，修補彼此的關係黑洞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4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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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蔡璧名老師《學會用情：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2》新書分享會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39134477005452/

三峽公益講座_愛得圓融，被愛也欣喜_談感恩與祝福的心法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12702479340723/

相信自己是夠好的媽媽：是犧牲，還是責任？是妥協，還是平衡？放下對母愛的執著，恢復你的生命彈性，重新找回愛自己的方式
博客來：https://bit.ly/2vhVD9s
讀書花園：https://bit.ly/2GEA9dH
誠品：https://bit.ly/2W4E3Sq
金石堂：https://bit.ly/2vhQ6jh

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取自《在家不要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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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處理關係，真是深具智慧。可以「在愛中做自己，也讓對方做自己」，講起來很簡單，但大部分人都有困難。

因為很多人學不會尊重人，很多人難以跳脫二元對立的狀態—而這是「小我」運作的重要邏輯。

一定要用對錯談，也可以有兩個對，而不一定是「你對，就表示我錯」。不過，真難，有人的智慧程度，就只有「自己是對的，別人是錯的」，難以互動，每一次自以為的「溝通」，都在進行情緒角力。

這種互動常讓雙方痛苦，這種人難以撇開歧見，在共通處合作。其實一個人如果成熟一點，可以活得豐富許多。

祝福各位朋友，常把念頭歸零，再慢慢觀照構成自我的念頭，看見激情般的執迷，可能來自於害怕自己的價值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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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定這段關係是否有救

【文/ 珍．賽佛】

有時候，即使得到最好的建議或是投入最真誠的努力，達成和解及維持和平的效果也很有限。該如何判定，在竭盡全力後，這段關係是否真的能維持、改善，或是有所變化，還是說真的沒救了？遇上政治分歧，你可以學習掌控自己的怒氣與挫折感，但無法改變對方的基本性格。有些人的個人特質，包含政治理念以及表達理念的方式，永遠都和你合不來。無論你抱持何種希望，情況還是一樣。許多人就是無法忍受伴侶在重大議題上和自己意見不同，像是槍枝管制、移民或墮胎；跨越立場的愛對他們來說行不通。你必須找到政治領域之外的充分理由，才能忍受你不喜歡的部分，在性格脾氣方面也一定要合得來才行。這點不只是應用在伴侶上，也適用於朋友身上。

舉例來說，珊蒂．卡普蘭每天都找她丈夫丹吵政治，但是丹卻明智地沉默以對。他為何能容忍她對兩人政治分歧的敵意呢？「我欣賞她所做的所有其他事。」他告訴我，撇開他最近剛成為川粉，他們都欣賞彼此的其他特點，婚姻雖有動搖，卻依舊完好。然而，凱蒂．克萊克就必須放棄另類右派的男友克里斯．施瓦茲，因為她了解到，他那討人厭的政治理念已經融入他的性格中。他不給她任何反對的空間，不尊重她的感受。當她提出異議，他便以充滿仇恨的口氣指責她。克里斯很聰明，但越相處珊蒂只會更加痛苦、憤怒。她最後判斷，他有嚴重的情緒障礙，遠超出意識形態的問題。她知道離開他是對的，把他逐出生活之外後，她著實鬆了一口氣。

也有人在關係中深愛彼此，但討論政治的興趣大不相同。卡羅斯和南希就是個例子。他們十分相愛，很能同理對方並互相欣賞，所以才能忍讓彼此，對於能否討論的事情做出妥協。當然，這份妥協有多值得，他們從沒懷疑過。

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說：「從事物的原貌發現愛。」（We love the things we love for what they are.）試圖改變所愛的事物，便是破壞了這份愛。

如果你需要新的啟發、一個令人驚喜、罕見的例子，那就看看最高法院大法官露絲．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以及安東寧．史卡利亞（Antonin Scalia）這對好友。他們在最高法院共事期間，在各個爭議案件中幾乎不曾有一致看法。直到二○一六年史卡利去世前，兩人一直是感情深厚的摯友。他們共處的時間很長，卻從不聊政治。他們有多欣賞彼此，就有多討厭對方的立場。在一齣描寫他們關係的喜歌劇《史卡利亞／金斯伯格》裡，歌手的對唱道盡了一切：「我們不同，但我們是一體。」

就讓這首歌成為頌歌，獻給所有政治立場對立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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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想跟大家聊一聊另一對政治上很不對盤的夥伴。對他們的關係我知道的內情可多了，也知道這兩人是如何連結起來的，他們的友誼如史卡利亞和金斯伯格一樣恆久。這兩人就是我丈夫理查．布魯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和我本人。

我主要想談的是兩人婚姻中脫胎換骨的部分，這個改變讓我驚喜，我自認是我們兩人共同的成就。關鍵在於，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我們如何面對彼此完全相反、永遠不能妥協的觀點。我們所堅持的理念是最嚴重的爭執起因，可能造成關係破裂，但我們處理歧見的方式卻徹底改變了。相識四十二年來，我們的觀點從沒改變。當我發現彼此的觀念差異有多嚴重、有多根深柢固，就完全無法想像情況會改變。我很早之前就清楚，彼此對於深信的事，立場有多堅定。在墮胎與生命權的議題上，不管我們多努力，都不可能有人妥協。長久以來我都不抱持希望，不相信有方法可以提起這個話題，哪怕是打招呼時順帶提一提也不可能。

理查和我的政治背景與出身大不相同。實際上，我接觸過的人事物都是自由派。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末成為主導社會的意識形態，連我共和派的父親在社會議題上都持自由派的立場。理查則是堅定不移的鐵桿保守派，他父母是堅定的右派，自己也為右派陣營工作。我們相遇時，他是《國家評論》的資深編輯，那可是保守派的主流評論刊物，創辦人是小威廉．巴克利。如果當年不是是那個機緣，兩人絕不可能相遇：我們當時是某個合唱團的團員，在紐約街角免費獻唱文藝復興時期的宗教音樂。從一開始，對音樂的熱愛就將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的美學品味及在政治領域外的知識興趣都出乎意料地相同。我們的婚禮是個大雜燴：我的導師牽我進禮堂，他當時受麥卡錫主義牽連而失去了終身教職；理查的期刊發行人在婚禮上朗讀獻詞，他卻是麥卡錫參議員最狂熱的支持者。有一個朋友俏皮地說：「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婚禮上沒有永遠的敵人。」當時每個人都舉止有禮。

在一起的前幾年，政治討論時，理查表現得比我有禮。因為他是專業的政治評論寫手，有很多機會透過文章或與同事討論來發表觀點。但我習慣說出自己的想法，我當時才三十三歲，無法想像在家裡還要嚴格地自我審查，或是基於禮貌，伴侶間不該提起某些話題。我承認，自己當時偶爾會小聲說出一些不應該說的話，但他沒有回嘴，我也沒有繼續講下去。

一九八九年，我們的婚姻來到了低谷。有天我吃早餐時，在桌上讀著《紐約時報》的頭版。報導寫著，關於韋伯斯特訴生育健康服務部（Webster v.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一案，最高法院做出判決，允許州政府嚴格限制墮胎權。我立刻明白，保守派傾盡全力要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Roe v. Wade），而這只是第一步。羅伊訴韋德案對我而言，是實踐自由與平等最重要的基礎，而我卻失去它了。我小聲地說：「一切都完了。我一定要上街頭抗議、參加遊行。」理查應該有聽到。面對我叫陣，這次他與往常不同，嚴正地回應：「你去你的場子，我去我的。」

幸好當時我還記得不要反擊，不要讓緊繃的氣氛惡化成真正的戰事。這一仗打下來雙方沒人會贏，不會有任何成果，卻可能會毀壞我們小心建立並珍惜的一切。在那之後一整天，我們都保持距離。以前不管是談政治或其他議題，都沒有這樣冷戰過，真是折磨人。我感到孤單、失落與恐懼，他也好過不到哪裡。

那天晚上，我們對此分歧達成共識，正式放棄這個議題，永不再提起一個字。我們懸崖勒馬，從哪時起就不曾靠近那個地雷區。我捐助了許多相關組織，以表我對此議題的態度，他也做了一樣的事；但我們沒有逼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或行動。我並不覺得這麼做有違我的原則，或是辜負和我站在同一陣線的人。

經過那次接近慘敗的經歷，我還是又花了十年才完全接受，兩人的政治鴻溝真的很難拉近。但在其他方面，我們確實大部分都有共識。我漸漸地接受，不管我的說服力有多強大，都不可能改變他的想法。他是那麼堅定且打從內心堅信自己的理念，我也是。既然如此，我又要如何指出他錯了？他從沒有嘗試改變我的想法。在婚姻中，道德越高的地方越危險，如果你還站上去，那就是咎由自取了。

和立場與自己極度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你會開始思考，自己心中真正的信念為何？為何抱有如此信念？奇妙的是，你的信念其實會因此更加堅定。我相信，我愛人的政治理念沒有比他的性格更重要，後來我們的生活經驗證實的確如此。無論如何，理念只是性格的組成成分之一，而我丈夫有他獨一無二的性格。

韋伯斯特判決事件二十五年後，有天我又在早餐時讀了《紐約時報》的頭條新聞，報導寫道，德州大部分有墮胎服務的婦科診所被迫關閉，急需求助的絕望女性被逼上絕路，幾乎找不到其他協助的管道。我在二○一四年的反應和一九八九年時如出一轍，但表現卻不同了。我只說：「這件事讓我深感憂慮。」我的丈夫什麼都沒說。我默默地捐了一筆錢，並私下慰問和我立場相同的人（他應該現在才知道這回事，如果他有讀到這段）。

墮胎權議題永遠都會出現在新聞中，絕對不會消失。最近我又有機會要回應此議題，在二○一八年五月，愛爾蘭在公投中通過墮胎權，同時間美國卻再次奪取我們的墮胎權。這次，我隻字不提。反而丈夫向我提起了這則新聞，口氣中絲毫沒有憤怒，好像只是在講一件我會感興趣的事。我覺得我們倆的反應都很棒。

然而，最棒的還在後頭。這一章是本書的結尾，也是我最後有機會能表達，在跨立場的愛情中最重要的是什麼。我反覆修改，斟酌著要保留什麼、刪去什麼。這種事不管做幾次都會讓人煩惱。「這總是最難的部分，」我和理查說，他寫過十三本書，是個老鳥作家了。我知道他懂，也知道我的難處。他總是鼓勵我相信自己的判斷，而我也全然地信任他。「我不願意刪掉一些內容，擔心以後會後悔沒放進去，」我說，「但我知道，就像瑪莉．麥卡錫（Mary McCarthy）說的『你必須殺掉你的寶寶』。」

「抓到了！」他說，那雙四十二年前就勾住我的湛藍眼睛裡，閃爍著一絲狡猾，「這麼多年來妳終於發現，原來自己是反墮胎的啊！」

我很驚訝聽到他這樣說。然後我突然意識到，這番話是多麼值得紀念。過去我們可想像不到，居然能拿彼此最大、最厭惡的歧見來開玩笑，但它真的發生了。這一笑代表我們深摯的友情、全然地接受彼此以及放下批判的枷鎖。喜悅快樂溢滿了我的心頭。

然後，我親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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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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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蔡璧名老師《學會用情：當老莊遇見黃帝內經2》新書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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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是夠好的媽媽：是犧牲，還是責任？是妥協，還是平衡？放下對母愛的執著，恢復你的生命彈性，重新找回愛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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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茜的世界周報》

{內文}
佛羅倫斯的烏菲齊(Uffizi)收藏全世界最豐富的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品，是歐洲第一家以現代藝術風格展現的美術館，1591年一位嚮導法蘭切絲柯波基，在看到年代久遠的精美雕像 高貴典雅的油畫 罕見的稀世珍寶後，形容自己「彷彿被包圍在萬紫千紅的景色中」，「就像置身在世界巔峰」，德國籍的艾克施密特是第一位非義大利裔的烏菲齊館長，他對文明古國裡人潮最洶湧的美術館，做出許多不尋常的改革，包括罕見地亮出當代在世藝術家的個展，蔡國強來自東方，定居紐約的藝術家，名字和卡拉瓦喬 達文西並列。

(烏菲齊館長/艾克施密特)
這是烏菲齊第一次有在世的藝術家創作藝術作品，當代的藝術作品 幾乎所有這些作品都是在2018年創作的。所以我們處於前所未有的當代藝術前沿 在這座美術館裡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事

烏菲齊美術館以相連十個展廳的高規格乘載藝術家六十餘件，由花發想關聯的創作「花曲」，連結自文藝復興巨擘詩人但丁的「神曲」

(蔡國強\藝術家)
我在第一展廳裡面其實已經表現了，就是我把那個卡拉瓦喬那個酒神話在那邊，那把我的自畫像和那個豹子的臉混在一起，我還是看到我身上有很豐富多彩的人格，和那種可能性和情感，那個也有一些暴力的，一些喜歡失控的，也有一些喜歡花花草草，風花雪月的東西。所以有時候我感到那個 做一個浩劫，一個盛大的破壞運動，對我來說也許是太順撇的。順撇聽得懂嗎。就是這樣太順了一點。然後做一些花花草草，反倒是一些挺不容易的，但是這些東西又是埋藏在我的內心世界，伴隨著我的年齡，還有伴隨著我的太太，孩子的變化，我的家人的去世等等，一種很微妙的情感。因為在花草身上最容易去體現這種生命的變化。

蔡國強2017年展開「一個人的西方藝術史之旅」，催生出同年九月在莫斯科普希金美術館，與俄羅斯前衛藝術與現實主義對話的《十月》個展。十月的普拉多美術館與西班牙黃金時代對話，《繪畫的精神》展覽。

(蔡國強\藝術家)
普拉多的這個展覽，我的起因是我從小就對格列柯是有感情的。格列柯比較像我繪畫少年的初戀 然後到文藝復興 其實從文藝復興開始才有很多藝術家自畫像，才有很多藝術家在畫上簽了自己的名字。到文藝復興了以後，藝術家個體，個人的價值觀和個人對世界的看法，才開始在呈現。我是一直想 什麼時候能夠回溯一次西方藝術家們的那個旅行。看看他們當時都看到什麼，是怎麼畫畫的 是怎麼想的 就是藉一個理由畫畫。藉一個理由去看看前輩的一些那個路。

蔡國強研究米開朗基羅 達文西 拉斐爾的銀尖筆技法，用刀片科畫圖片 撒上火藥，藉由爆破後的能量透過刻縫烙印進入畫裡，形成細細的線條。

他在畫布播種一般撒上火藥，用手塗塗抹抹，握著大把拜拜的立香畫筆似的寫意揮灑，或用火焰噴槍燒灼，各類型炮竹 星火燃點引信噴濺，看似隨興的不可知卻又總在節制之中。

(蔡國強\藝術家)
我雖然整個漫長的用火藥的歷史是一直在控制的。010926但我又一直是 整個使用火藥的歷史 又是恨我一直在控制的歷史。

為著烏菲齊創作《花曲》，蔡國強專程前往佛羅倫斯「波波里花園」觀察研究向專家討教請益，文藝復興時期的花草植物。

(蔡國強花曲製作過程影片)
有時候我就是順著那個蜂 飛進那個花的線路 一直跟著它飛 蜂找到這個花 然後牠又移動到這朵花 一直找進去
(蔡國強\藝術家)
文藝復興的花，因為比較沒有人工栽培，所以一棵花上面長的花，顏色都不大一樣。而且大大小小，現在我們一棵菊花起來都是黃色，都長到這麼大，其實是我們慢慢栽培起來的。那麼這個我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像更像那樣的花，比較自由，比較自然一點。

因為人類追求的自然 自由，或自在的狀態其實並不易得，所以跨越時空的藝術史之旅，蔡國強說 最大的收穫，就是給自己一個正當的理由，歸返到畫布前。

(蔡國強\藝術家)
我們整天在世界上亂跑，做各種會議，因為我以前搞的裝置，這種大型的東西要做，盡管我是已經很善於見招拆招，但其實這種東西都把自己搞得很慌張。還是太折騰。(畫畫)讓自己靜下來 面對自己跟一個畫布對話。使它連接過去的時代的先輩一樣的那種心情，狀態。畫畫是不容易，但畫畫還是使自己溫暖。

因為想著把文藝復興前輩的靈魂，從烏菲齊美術館厚實的建築外牆突圍，引領到佛羅倫斯城市上空，蔡國強在米開朗基羅廣場的白日午後，五萬枚煙火打向高空
鳴響出這項個展的序曲。

(蔡國強\藝術家)
要讓這些市民們來享受享受，而不是市民們跟這些文藝復興的大師已經越走越遠了，都互相沒關係了
(中天記者/屈繼堯)
我在現場看，很多人都感覺情緒都很high，很高興，很興奮，很快樂，你覺得為什麼煙火或是火藥那麼樣的迷人?
(蔡國強\藝術家)
主要是爆炸。主要是有一些野性和動物性，我們人類就是越來越從動物慢慢的離開。所以越來越走到這種高科技，互聯網，各種各樣代替我們的勞動。但我們心底下 仍然有著這種野性和動物性的東西。所以當在那些瞬間，這個火啊 爆炸，這個能量 這個衝擊，又加上風，把這些煙 嘩 往裡面吹 這些時候都提醒我們，其實就是動物。我們再文明還是動物。機器人AI，再文明也不是動物。我永遠都不(只)是在做煙花，因為很多領導 很多的機構統統都會想說是不是請蔡來幫他們放一場煙花慶祝什麼 很多人會想要做奧運那種，我有時候會很擔心我做這種事情是大材小用。我是表面看起來好像很溫馴 很溫和的人。但其實我內心是很像一把火這樣一直要炸開。當然我也不是有這個火使我就活不下去 而是我跟這個火一起活著。事實上我沒有使用火藥的執照，也沒有被訓練過。基本上某種意義上跟恐怖主義有一點像，美術館的恐怖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