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離隊影片的時候,沒辦法很完整地告訴大家我的想法,要侃侃而談心裡話向來都不是我最擅長的,所以希望透過這篇文字來讓大家知道我的想法。
在小巨蛋的比賽之後,我其實就一直在考慮著要不要繼續打下去,會讓我決定要在上一年度合約結束後不續約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還是去年這一年表現沒達到自己的要求吧。我接觸英雄聯盟這款遊戲已經四年多了,對英雄聯盟的熱情開始慢慢減少,也認為自己不會再有甚麼突破性的進步, 我感覺已經達到自我的極限了,今年22歲了也該規劃一下,畢竟這兩年我是投注了全副心力在電競上,當兵跟念書至少要花我3年的時間,所以打算休息一陣子之後先去當兵然後把學業完成。
我很感謝兩年來粉絲的支持,隊友、教練、領隊、經理以及Retty的照顧,家人與女友的陪伴支持,離開TPS最捨不得的還是那群隊友吧,跟他們每天相處在一起其實已經變成跟家人一樣,所以決定離開的時候,我很難過也覺得很愧咎,因為之後就不能在跟以前一樣在大家身邊一起奮鬥。
雖然我選擇放手讓出這個機會,但由衷希望我的隊友們能在S4拿到好成績,我也相信他們一定可以做到。之後有時間我還是會開個實況跟大家一起玩,這兩年的種種在我心中留下好多難忘的回憶,這樣特別又難得的經歷已經成為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經驗。
最後,跟所有人致上最高的謝意,因為有大家所以才成就了現在的我,謝謝。
http://youtu.be/LdX2hPYITHI
整地 合約 書 在 聶永真 Aaron Nieh Facebook 八卦
這個纏訟三年多的案子,主角是我,官司是由自轉經紀代打。
業主是一間強調良心、尊重藝術與創作的知名台灣品牌,我們設計都完成了,後續因不可歸咎於我們的原因致使商品無法如預期上架,業主以此為由不願支付我們設計費用;在一開始已有會議、多次信件、電話往來的情況下,抱著彼此互信的心態,在還沒有簽約的狀態下就先提案,走到這一步最後我們決定採取法律行動。
所以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即便你與你的客戶沒有正式簽約,請一定要將你跟客戶經討論後雙方有共識的合作備忘寫下來,無論是透過信件或任何型式的文字訊息進行雙方確認,妥善完整地保存所有可以維護自己權益的紀錄。
而若創作者願意先提供著作,則是本於台灣人傳統的誠懇互信善意,若因此在合作過程尚未簽約前有所變卦,或對著作有理念上的不同,也應給予等同合約效力的相對尊重,及應支付之報酬。
提供給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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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訟期間發生過一件很瞎的事,業主代表有一次在法院內聲稱從未見過我們、也沒開過會之類很瘋的話;我想到了一兩年前我們去業主公司開會結束後曾經在他們公司櫃台合影,業主也於當天po出照片過(他們很愛PO來賓合照)。於是我去他們品牌的Facebook相簿裡總算翻出了那張合照,把它螢幕拷貝起來。而當天業主可能也在粉絲團管理後台看到了該張照片跳出的觸及紀錄,於是那張照片迅速被刪掉了;不過照片我有一直留著喔揪咪。
自轉星球文化 公開信
【一個纏訟三年多的著作權案例分享──給年輕創作者及產業業主的誠懇建議】
「即使是有如此優秀且被廣泛認識及支持的創作者,加上有合作多年的經紀公司代為協助處理合作案,我們都還遇到了這樣曠日費時飽受煎熬的司法考驗。若最終沒得到合理的判決結果,我們很難相信台灣司法對於創作者的權益保障有多麼的薄弱與脫離現實。而其它更多相對弱勢的創作者,又該如何在此環境下好好發展生存。」二審時,我們向法官說明堅持上訴的理由。
公司旗下經紀作者,因為一個產品包裝設計合作案而衍生纏訟三年多的訴訟,終於在最近結案了。原先拒絕支付設計費用的業主,在我們提起上訴後,最終願意提出和解條件。整體判決結果雖不甚滿意,但總算是有個比較正向的結果。
此案件業主在所屬產業是極為知名及有規模的台灣品牌,業主透過中介單位牽線及執行此合作案:希望藉由與我們旗下設計師的合作,為其產品設計外觀與包裝,以期讓商品有機會打入更好的市場。
整個案件的起始,如同其他設計師及創作經常會遇到的:因作業時間緊迫,在合作條件初步透過中介單位以信件談妥、待簽合約之時,基於人與人間的互信基礎,我們旗下設計師就先配合執行案件。沒有想到在提交設計後,補簽合約的過程中(合約早已送達業主,且中介單位在催稿過程中,屢屢向我方表示合約應該沒有問題了,藉此搏取我們在合約未簽定前繼續往下執行的信任),業主卻表示,因某種與設計無關的原因,致使商品無法如預期上架,所以不願支付設計費用,並表示中介單位曾向他們保證商品可以順利上架,若無法上架就不需支付任何費用。
由於業主始終不願支付設計費,在中介單位先為業主支付部分報酬與我方和解後,剩下的部份,我們只能轉而透過法律途徑,向業主提起民事訴訟。然而一審我們卻敗訴了。即使已經提出業主要求修改設計,及實際使用設計稿件向通路提案的信件,並請中介單位的負責人到庭作證,但一審法官仍認為,因雙方沒有簽具合作契約,即便業主有使用設計提案之實情,仍不能證明我們與業主之間有契約締結關係,於是將我們所有的請求駁回,宣判我方敗訴。
因不服一審判決,我們決定提起上訴。二審時,中介單位與業主當時的實際承辦人都到庭作證,中介單位的承辦人證明此案三方有透過會議及書面文字議定此案設計人選、設計方向與設計費用;業主的承辦人員也證實設計師人選與設計費用都經過他們同意,於是,在二審法官的介入調解下,業主終於願意支付一筆費用與我們達成和解。
這次的訴訟,讓我們與業主各自都耗費了大量的時間、金錢及精力對簿公堂,一切的關鍵點都只因「尚未簽約」。除此,因中間執行的過程我們過於相信業主,許多溝通都僅透過會議與電話,在法庭上我們不僅提不出已簽具之合約文件,且因為主要透過中介溝通,也缺乏有力的LINE或email等記錄證明我們與業主雙方都有締結契約之意,以致在講求實證的訴訟裡,在一審時我們苦嚐了敗訴。幸而在二審時,讓整個案件有了我們認為相對合理正義的結局收尾。
但一個纏訟了三年多的非鉅額官司,對我們來說,得到再多的補償,若光就數字上來論,早已不敷成本。當時和作者討論,會決定提出上訴,乃基於我們仍相信法律能夠還此案件一個公道。因為我們相信,我們所遇到的絕對不是個案,而是台灣業界普通存在於創作者與業主間的「現實運作常態」。我們在二審和解庭時也向法官提出了上述的立意主張。因此,在此事總算尚稱圓滿解決後,我們希望將此經驗分享出來,同時,為了整個台灣的創作環境能夠更健康健全,特別提出兩點誠懇呼籲及良心建議:
一、 給所有的創作者:
所有合作案件一定要簽約,且儘可能一切的討論過程,都能以文字、書面留下記錄,即便是電話討論,在討論後也應更謹慎以email將討論的結論寄給對方確認;如果雙方都透過中介者討論,也請中介者要表明自己是為了雙方洽商;甚至真的必須在簽約前開始設計時,也不妨在信件中多回覆一次「最後請您確認,是否願意以XXXXX元的價格,委託本人/本公司/某某公司做某某設計」,如果業主連這樣的內容都捨不得回應一句「好」、「沒問題」、「請開始工作」,那也可以想像將來請款可能如何多災多難了。多一分資料,若未來遇到類似的狀況,就有多一分機會捍衛自己的權益。
二、 給支持創作者的善良業主:
有好的創作者才是整個產業往更好的正向發展的根源。良好的互信與互動,才有助於每個案子成功順利的推展。給予創作者充足的創作時間與空間是必要的,在合約尚未簽定前,若創作者願意先提供著作,那是本於台灣人傳統的誠懇互信善意,若因此在合作過程尚未簽約前有所變卦或對著作有理念上的不同,也應給予等同合約效力的相對尊重,及應支付之報酬。若此,「真的很趕,這次多多幫忙,拜託了」以後常如此要求創作者時,也才能得到正向的善意協助。
整地 合約 書 在 譚蕙芸 Facebook 八卦
「唔想煮出黎變咗一碟鬼佬唐餐」
加拿大主流傳媒裡香港移民新聞工作者可以做的事
一年前的夏天,Lucy(化名)經常失眠,又或者驚醒於加拿大的凌晨,正好是香港下午,林鄭月娥宣佈撤回逃犯條例,她忍不住流下幾滴眼淚,數小時候Lucy就要起牀上班,到加拿大的英語主流傳媒工作。香港是她讀書成長的地方,她一直在心裡視自己為「香港人」,但幾經辛苦才能打入主流社會,成為少數加入主流英語傳媒的華人臉孔,在辦公室處理新聞資訊,一定要保持專業冷靜,以加拿大人的思考框架編採新聞。
「只有幾個熟悉的同事,知道那陣子我情緒掉進低谷。有些香港朋友,根本在示威裡面,變成了同事採訪的新聞原材料。對我來說,Hong Kong is not Just another story, It is personal.(香港不只是一個新聞題材,是一個我有感情的地方)」
派往香港採訪的,卻不是對香港情況瞭如指掌的Lucy。加拿大全國的大型新聞機構,內部結構複雜,分本地、全國層次,又分電視、電台、網上版,即使編採流程,亦遠比香港的新聞機構複雜。「香港的新聞機構緊密細小,有點像我們一個城市的本地新聞編採隊伍;在加拿大的大型機構,每個部門分工細緻,不是因為你有香港背景,就會派你去香港。」
後來,其中一位派往香港的同事,是位白人男性,他穿着雨衣,在濕滑的香港街道,目擊示威者跟警察對峙,警員開真槍示警。那位男記者在鏡頭前形容:「What a scary moment(很驚嚇的場面)。」
派誰去採訪,有規有矩。「公司有負責做風險評估的同事,香港那時刻已經被視為 conflict zone(衝突地區)。被派去的記者,要受過特別的危機和個人安全訓練,公司亦要替同事買相關保險,而我沒有受過這種訓練。」
加拿大重視員工權益,編制嚴謹,但從另一角度看,亦有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赴加國工作後,有感在加拿大做新聞,調動不夠靈活。
Lucy成年後移民到加拿大,曾於當地華人傳媒做記者,近年加入這間加拿大傳媒機構,有一定資歷。「到了決策層,加拿大主流傳媒裡,大部份是老年白人男性。」近日北美掀起種族歧視的討論,加國傳媒機構紛紛檢視這種情況。
過去一年,令Lucy對工作有嶄新體驗。「過去一年『香港』出現在我們機構重要新聞版面的次數,是我工作生涯多年來的總和,『香港』登上重要新聞的日子,最少十餘次。」相比起2014年雨傘運動,以前「香港」要登上加拿大新聞焦點,只有遇上六四事件周年、加拿大官員訪港,才偶爾有機會提及這個遠於一萬公里以外的地方。
而對一般加拿大讀者來說,「香港是甚麼」本身或許已經說不清。
另一位較年輕的香港移民記者Sally(化名),剛加入另一家加拿大主流傳媒,她承認,自己資歷不足,人微言輕。但Sally之前曾在一間「多元文化傳媒」裡工作了多年,明白要把少數族裔新聞打入主流之難。加拿大實施多元文化政策,政府會鼓勵一些頻道把廣播時間割成小塊,每日以不同語言提供資訊,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
Sally本身是香港移民,但成為後監制後,一個人負責多種語言的新聞編採工作,包括「廣東話」「國語/普通話」「旁遮普語」「他加祿語(菲律賓語)」和一些歐洲語言。
「對一般加拿大觀眾來說,香港就是一個比較自由一點的中國領土罷了。香港發生人權問題,跟在西藏發生人權問題,從加拿大人觀點來說,不就是一樣?情況又像一個說旁遮普語的人跟你說,『我們跟印度人是不一樣的』,香港人又會用心理解嗎?」Sally反問道。
Sally形容,在多元種族新聞機構裡,基於實際運作考慮,廣東話及普通話新聞編採工作,密不可分。「來自台灣的同事,會與來自中國內地的同事一起合作。究竟用繁體還是簡體字,用語是怎樣,每一件事都會在編輯室裡互相遷就。」Sally有時會把一段香港新聞,同時製作給廣東話和普通話頻道,「我會作出微調,畢竟受眾背景不同。」
Lucy工作上的同事,也有幾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加拿大人,平日大家會專業地合作,亦是好友,但去年她感到特別孤單:「即使編輯室裡有其他華人,雖然大家有交流,但他們或許是國內移民來,和我背景一樣的完全沒有,感受特別孤獨。」
但 Lucy把孤獨化為力量,在反修例最初,她在公司內部提供了很多補充資料給同事,希望同事能掌握事情脈絡,同事都樂於向她詢問資料,或找受訪者聯絡方法:「簡單如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所以有一百萬人出來遊行,那個比例反映了事情嚴重性,同事也未必知道。」她把香港歷史,一國兩制是甚麼,反修例運動重要日子如 721,831都給編輯室同事解釋一遍。
Sally 和Lucy同意,一些視覺衝擊的畫面很快能吸引到加拿大同事的眼球:「開催淚彈,水炮車呀,裝甲車在理大著火這些,同事會有即時反應。」至於流動的民情,則不一定掌握到。Lucy把「中港矛盾」等複雜的民間情緒,都嘗試解釋給同事知道。
Lucy一位常被派駐外地,富戰地採訪經驗的同事,亦有到香港實地採訪,雖然他也是白人男性,但較了解香港情況,除了拍攝衝突外,亦曾於一個街坊聚集場合,在鏡頭說了這番話:「這正是香港政府和警察要擔心的事,這場運動不只有示威者要求政府改變,一些社區的街坊也一樣。」
Lucy形容,這同事比較了解情況,而她亦在加拿大的編輯室向同事解釋:「除了示威者外,亦有一班和理非,這批和理非很重要,雖然在報導裡沒用上『和理非』這個字眼,但新聞處理上盡可能描述得更精準。是辦公室的白領出來唱歌?還是街坊聚集?不是所有出來的人行為都一樣。」
細緻到用語也值得斟酌,究竟統稱示威者為「Anti-Government(反政府)」還是「 Pro-democracy(爭取民主) ?」兩個用語在Lucy的公司也有交替使用。有時候看到街坊裝市民出來,她認為可以用到「 Some Civilians」(部份平民),會比只用Protestors這個字更精確。
Lucy的新聞機構,重視「中立客觀持平」,和香港傳統媒體一樣,也會做平衡。「除了黃之鋒、何韻詩;我們的節目亦會找葉劉淑儀、湯家驊,因為一定要嘗試做平衡。」她機構一方面有同事訪問了一位示威中被拘捕的加拿大籍港人,同時亦專訪了一個支持中國政府的加國華人,亦有同事邀請了一位香港警察的太太做訪問。
「我們有嚴謹的新聞倫理規定,有時我自己找了一個受訪者,也傾向先找另一位同事跟受訪者做初步訪問,多一個人幫手,可以減少我個人傾向影響了新聞故事。這是我們守則上要求的標準,我亦嘗試去做。」
加拿大地域差異,亦會影響一個報導能否出街。溫哥華的同事製作了一些頗細緻的報導,例如一個移民香港人家庭關係撕裂,老人家是藍絲,孫兒是黃絲;溫哥華人發起撐黃店運動。Lucy 形容,溫哥華的華人移民數目較多,會因受眾人口組成,令香港新聞較易成為題材。至於加西以外地區,同一題材可能只登上網絡新聞,不會上到電視層次。
Lucy和Sally異口同聲認同,香港新聞能否突圍而出,必須面對其他新聞題材的競爭,好像今年加拿大肺炎疫情嚴峻,加上美國的種族衝突,相比之下,香港新聞變得次要了。
例如有約50名香港示威者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Sally向上司提出訪問計劃多次,由於畫面聲音未必吸引,並忽然爆出北美洲種族示威和警暴,這個訪問一直被擱置。「任何香港新聞,總要拉到加拿大和中國外交關係層次,孟晚舟的新聞在這裡很大,但只會分析加中關係,香港的角色較為次要。」Sally解釋道。
很多人把北美洲警暴,警員跪頸這畫面,聯想起香港拘捕場面。 Lucy和Sally同意,這個聯繫或能令香港新聞稍微「重出生天」,但執行起來不容易:「駐香港的記者已經全部離開了,我們最多使用通訊社稿件,把這個兩地警察的類比放在網絡版本上,提及一下。」Lucy說。
要派駐記者到香港,涉及龐大開支,一般逗留香港兩星期就會離開。或等事情再升溫才再派人,Sally目睹過:「中大一役,公司還未派人去香港,到了理大出事,派人坐飛機過來,到埗時已錯過了最重要時刻,唯有去商場拍攝唱歌。」
對於國際傳媒曝光能夠對香港事態產生甚麼影響,Sally較悲觀,她形容,提出香港採訪題目,常要面對上司挑戰:「關我們加拿大甚麼事?」「說到底,香港只有50個人找庇護,數目不多,加拿大政府不願意在政策上承諾甚麼,故事沒有推進。政府官員只會說,香港住了30多萬加拿大人,有甚麼事歡迎你們回家。」直至港版國安法推出,加國政府宣佈暫停引渡協議,停售敏感軍用物品,香港才登上加國新聞要聞一會兒。
「多一個香港人在國際傳媒裡,想講好香港故事,是美好目標,也是一種幻想,實行起來很多掣肘。就像我入到去,只是新聞機構裡的一粒螺絲。在一些加拿大人心目中,香港的新屋嶺發生甚麼事,和新疆發生甚麼事一樣遙遠。美國簽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加拿大電視台最多用30秒報導,這邊的人會覺得,只是簽一份象徵式文件,無人有太大興趣,但香港人則會覺得很大件事。」Sally說時有點無奈,又有點洩氣。
Sally認為,繼續把聲音帶向國際傳媒是應做的事,但效果未必即時:「要了解不同地方的政治運作,不要太天真,你去國際上做遊說,或在傳媒受訪是好事,能把香港人聲音帶往西方主流平台,或許幫到一點,但不會立即有轉變。」
Lucy資歷比較深,有較實在的想法,「好希望把香港故事較全面帶出來,至少不會做到變咗『鬼佬唐餐』。」在外國招待非華人的中菜,一些菜色會為遷就外國人口味變得不地道。
其中一個文化落差,就是去年反修例運動時,解放軍在香港邊境集結。不少西方記者想像快將出現「解放軍入城」。Lucy形容:「我跟同事分析過,雖然我不是百分百肯定,但要出現解放軍立即衝進香港的機會不是太高,也提醒同事,小心別被利用作為某種宣傳。」
Lucy在機構裡已工作了長時間,同事較接納她的意見。「有時可能純粹做翻譯,例如香港警察的新聞稿,中文版比英文版資訊更詳盡,我會翻譯額外的資料給同事知道,即使在新聞裡用不着,也有多點背景資料參考。又像運動裡的細節,一般西方傳媒不會關注,721白衣人這些,我都會提供多點資訊給大家。」
一點一滴,聚沙成塔,香港故事就是這樣述說,無論甚樣,Lucy和 Sally異口同聲認為,「去年後,新聞機構的同事開始明白,華人之中,會有香港背景的,有中國大陸背景的,有台灣背景的,大家的思維未必一樣。」Sally記得,去年支持香港的集會在加拿大各城市舉行,同場出現揮舞國旗的愛國人士,雙方水火不容,需要加拿大警察介入,不少西方傳媒工作者首次見證這種「壁壘分明」。
Lucy解釋,香港新聞難登主流平台原因:「事實上,在北美洲傳媒裡,沒有足夠的香港背景的人在工作,沒有形成一種代表性,沒有足夠牙力去做香港新聞。全世界國際傳媒的決策層都是年老的白人。」
「基本上,國際傳媒也有他們的本地觀眾,BBC面對的是英國人,Washington Post的是美國人。你不能只講對香港人覺得重要的事,要令國際傳媒的本土觀眾覺得,香港的事關佢地事,讓受眾感受到和他們有切身關係。還有,機構有自己的財政考慮,要面對新聞競爭規率,為何香港新聞值得佢地投資落去報導?這是香港新聞難上頭條的原因。」
話雖如此,但Lucy卻明言,雖然自己肯定是一個加拿大人,但對香港仍然「用情很深」。
訪問最後,Lucy感觸地道:「去年好像是一趟哀悼的過程,由百萬人上街那天起,我已經覺得好唔妥,一路睇落去,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我無辦法接受到『香港已死』。其實,作為一個移民,自從雨傘運動之後,我也不想再談及香港,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講,我是一個『逃兵』,任何人逃走來到加拿大都是一個『逃兵』。我覺得自己連評論香港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自己比太多人更幸福了。」
「我只能說,上年處理香港示威的報導,要完全獨立於感覺是沒可能。情緒最低落之時,我作為一個記者的直覺,香港人的直覺,心態上是,為了香港的朋友,我只希望把故事好好鋪陳。但做報導的時候,有種深切的悲哀,作為一個海外記者的無助,我擔心我唔可以把香港故事完整地述說出來。」
「但在一個主流傳媒工作,我必須要從『外國人的角度』去看香港新聞,因為我們機構也有新聞選取的過程,不能只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那種矛盾,我自己香港人那部份,只能收在很私密的地方。」
今年夏天,Lucy工作的新聞機構製作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報導,拿了一個新聞獎,巧合約在運動開始一周年。她知道,加拿大一般國民,很少人會記得這日子。
港版國安法登場,Lucy的公司卻因報導香港而拿了個新聞獎:「悲哀到一個地步,完全無能為力。我在這機構工作了這麼多年,遇上去年的事件,好像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但過程是卻很痛苦,很無奈。那個關於香港報導的獎項,我寧願不要那個獎,我寧願一切沒有發生過,寧願失去這些拿獎的機會……這是作為一個香港人的想法,不是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或者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