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訓例子的八卦，YOUTUBE、MOBILE01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前年我參加鳳山重陽敬老活動，被多位民眾包圍，飆罵我「垃圾」、「幹Ｘ娘」，甚至作勢揮拳攻擊，當時的場景回想起來仍歷歷在目。


我當時決定不姑息霸凌行為，提出告訴，希望這幾位民眾能理解，即便政治理念不同，也不該對任何人進行言語或肢體攻擊，也希望自己能作勇敢的榜樣，能給社會一些警惕。


沒想到被告不僅未記取教訓，不服判決結果，還以「本件糾紛是因為告訴人黃捷阻擋了當時活動進行」為由，提起上訴，我除了錯愕，更感到遺憾。


這幾天收到法院通知，駁回了對方的上訴。對於如此惡意的羞辱霸凌，雖然我當下能忍住情緒、謙和以待，但不代表惡意可以被縱容，善意能夠被糟蹋。


過去這兩年，我遭受到許多羞辱和騷擾，不論是當面、訊息或留言，雖然這些侵犯都是因公眾人物的身份而起，但不代表女性政治人物有義務忍受霸凌和騷擾。我也知道，社會上可能還有許多朋友，因為不同的立場，正經歷同樣的遭遇。


其他騷擾案件也都已報案提告，有進度會向大家報告。希望能以我例子告訴大家，司法上絕不能姑息，有些人只有在法院面前才願低頭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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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總統於二二八事件68週年中樞紀念儀式談話：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68週年的紀念日，我與過去一樣，都是以肅穆的心情在這裡與各位一同紀念這個令人悲痛的重大歷史事件。

二二八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傷痛，無論我們用什麼樣的力量去療傷止痛，都不可能、都不容易完全消失。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政府對二二八事件的忽視，反而因為資訊的不足、造成族群之間的裂痕，與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民國84年，在政府與社會各界共同的努力下，中華民國政府決定正式向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認錯道歉，並且開啟補償作業。

今天是二二八68週年，同時也是政府正式面對這個事件的20週年，這20年來，政府不再忽視、不再遮掩任何二二八有關的事項，而是透過道歉、認錯、立碑、進而制定國家法律來補償，並設立國家級紀念館、訂定國家紀念日來平反。歷經了三任總統，兩次政黨輪替，政府補償二二八事件的誠意與行動，從來沒有間斷，而且還會延續。

二二八事件在民國36年、1947年發生，那時候我還沒有出生，我的父母親也還未來到臺灣。20多年前，我在擔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時，就參與了行政院二二八事件處理小組的工作；民國82年行政院決定制定專法、也就是「二二八事件補償條例」（後改為賠償條例）的方式，來協助受難者的家屬。這項業務本來應該是屬於內政部的，不過當時的吳伯雄部長本身也是家屬（他的長輩曾經受害），不方便主政。我當時擔任法務部長，行政院長就指定由我來負責，有機會與許多家屬互動，逐漸了解家屬的感受與需求。在二二八基金會成立之後，我也因為法務部長的關係、擔任董事，實際參與許多補償事件的審查，這樣的經驗讓我認識了許多家屬、也結交了許多朋友，開始瞭解他們所受到的痛苦與陰影、那種比例大到外人無法想像。

在這裡我舉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去年2月28日，我到花蓮舉行紀念會，我特別趕到鳳林鄉去憑弔二二八受難者張七郎醫師父子，張七郎醫生與張宗仁、張依仁、張果仁三個兒子在當地行醫救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們父子三人卻無端被軍隊虐殺，只有第二個兒子依仁能夠倖免。

去年，已經是我第三次前往張家墓園致敬。每一次進到墓園，看到墓碑上的對聯：「兩個小兒為伴侶、滿腔熱血灑郊原」 ，我還是忍不住紅了眼眶。各位都知道，張醫師到花蓮設立醫院懸壺濟世，也設立學校培植人才，在地方上聲譽卓著，所以在民國36年選舉制憲國大代表時，他被選上並跟其他17位臺灣選出來的代表、在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年12月25日到南京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制訂了中華民國的憲法。他一生愛鄉愛國，不穿和服；臺灣光復後，他把原來在日本、在東北行醫的三個兒子全部召回，要他們為家鄉服務。可是沒想到就在他從南京回來四個月，父子三人就遭遇到虐殺的慘劇；二兒子依仁之所以倖免，是因為在他身上搜出一張軍醫證明。

九年前我與張醫師的長孫、張安滿先生（他今天也在座），決定在臺北市二二八紀念館舉辦張七郎醫師一生事蹟的紀念展，他猶豫了一下，要求他規劃的內容一個字都不可以改變，我說沒有問題，我們做到了，也展覽了。展覽當天，他的母親葉蘊玉女士並沒有出席，我覺得很意外，他告訴我他的母親在他父親遇害後，受到極大的創痛，不敢來臺北，當時事件已雖然經過了59年了，她還是害怕來臺北後會出事。我聽了心裡一陣惨然，這麼長一段時間他們都沒辦法走出陰霾，也因為這樣我才了解，這麼多年來張家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受到的是什麼樣的煎熬，所以我立刻跟文化局決定，這裡的展覽結束後、把展覽搬到花蓮去，讓張七郎先生的兩位媳婦能夠就近參加，我也特別趕去陪伴他們。

張家父子的悲劇只是二二八受難者中的一個例子而已，但清楚的反映了他們的悲痛、他們的怨恨、也反映了我們應該有的愧疚、跟悲痛。這些年來，我們透過各種場合不斷的認錯、道歉，也希望對家屬提供實質的協助。所以「二二八事件基金會」的工作，我一直非常支持，擔任總統後也支持繼續運作，行政院也編列15億元的特別預算，去年已經全數到位。

到現在為止，「二二八基金會」運作順暢，一共核發賠償金2,281件、也就是2,281個受難者家庭，核發的金額約72億元，賠償總人數為9,920人。為了避免還有遺漏、還有人沒出來申請，我們把時間再延4年，所以從立法開始、到現在一共延了5次，總延長年數是13年，現在起算還有2年多，希望沒有申請的人趕快來。最後一次延長後又增加了15個案件，希望基金會能夠繼續搜尋，不要有遺漏。

今天我們還要致送給徐水源先生家屬回復名譽證書，這點也非常重要，不但是要回復名譽，我上任後不久就把所有戶籍資料當中，一些不當記載予以塗銷，讓家屬能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臺灣人。我們知道，對於歷史必須「就事論事」，對於家屬就必須「將心比心」；我們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相對於家屬所受到的創痛與煎熬，永遠是不夠的，我們只是希望，這些作為能夠彌補家屬的創痛於萬一。

各位國人同胞，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68年了，當時的衝突已成歷史，而中華民國政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已經成為真正的民主政府。但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二二八的教訓，永遠不容許歷史重演。今天在座的柯市長，本身也是二二八的家屬，我希望臺北市在他的領導下，與中央政府一起推動社會的和諧，我誠懇的希望從今之後，世代之間、朝野之間，能夠以合作換取和諧，以對話取代對立，彼此相互尊重，就如同我身後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紀念碑上面的一句話：「自今而後，無分你我，凝為一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於永遠。天佑寶島，萬古長青」。謝謝大家！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

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

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

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

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

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

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

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

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

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

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

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

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

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

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

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

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

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

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

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

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

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

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

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

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

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

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

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

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

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

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

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

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

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

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

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

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

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

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

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這部影片分析了韓國瑜崛起獲得如此多擁戴者的原因，用美國川普以及英國脫歐來借鏡。背後最大的原因，並不是愚蠢，而是我們每天都看的新聞以及社群媒體。我們所有人都能從韓國瑜身上學到教訓，不要讓台灣成為下一個英國或美國。1/11記得投票。

#2020總統大選 #去投票

監製/編輯: 黃豪瑞 (Jasper)

Source:
Nerdwriter- Why Donald Trump Is A Gift To Democracy: https://youtu.be/9Tji1g0WrPw
紙牌屋: https://youtu.be/QLf4rnJYUGk?t=127
博恩夜夜秀: https://youtu.be/2pzt4XbdANM
Measuring the Media's Obsession With Trump: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8/12/06/measuring_the_medias_obsession_with_trump_138848.html



最近我繼續看了放棄很久的美國政治劇《紙牌屋》，
而其中一段在當下格外令人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的並不只是這位主角口中所說的話與當下的對比，
更是整個世界與影集情境的相較起來的荒唐。
我們活在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時代，當權者、坐擁廣大支持者的人，
不是像法蘭克‧安德伍這樣陰狠狡詐，善於權謀的操弄者，
而是一個個荒腔走板、發言無常的娛樂家。
歡迎來到理性已死的年代，更精確地來說，歡迎來到真實世界比虛構故事更為荒唐的年代:

遍及全世界，許多國家的政治人物和情況都讓人懷疑:「他到底是怎麼跑到那裡的?」
川普、英國脫歐以及新首相鮑里斯‧強生、巴西的極右派總統賈伊爾‧波所那羅，
我甚至沒辦法跟你解釋義大利的政治馬戲團是什麼情況。
為什麼這些如此讓人爭相討論，充滿爭議性以及作秀的政治人物能夠升到當今的崗位?
全世界的人是如何失去理智的?
當然，川普和韓國瑜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人物，從背景和表現方式都有著天壤之別。
但是在這兩人以及其他上述政客崛起背後或許有幾個共通原因，
今天我只先聚焦於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社群網站以及媒體，更精確地來說，媒體的嗜血性以及綜藝化。
在《脫歐之戰》這部電影之中，脫歐方幕後首腦多明尼克‧卡明斯的第一個策略就是:
「謀殺傳統智慧」
但是...傳統智慧真的需要他來謀殺嗎? 還是在馬克祖克伯創辦Facebook的那一瞬間就被判死刑了?
社群媒體給了我們無窮的資訊以及與他人連結的方式，但是在這樣溢滿而出的資訊之下，
鮮少有人知道要如何過濾，知道自己需要什麼資訊，更別提驗證這些排山倒海而來的資訊。
記得，社群媒體的所有核心設計就是為了要壟斷注意力的，
而在這樣資訊過量，越來越少人能集中注意力的情況之下，
因應這新的世界秩序，傳統媒體不得不用更為吸引目光的方式做新聞，不得不拿更有爭議性的題材來報導。
而一旦這幾位浮誇脫序的行徑丟出了爭議性的題材，媒體就理所當然拋下了自己「中立」的偽善面具，
爭相蜂擁而上。
在研究國內的情況之前，讓我們借鏡美國已經發生的確切例子。
在川普競選期間，他是所有候選人的報導率最高的，
而讓人意外，但是某種程度上也不是特別意外的是:
他的民調數字與他逐漸升高的報導率呈現高度正相關。
更驚人的是統計從2009年到2018年的報導數字，川普在各大新聞台佔據新聞的總時數高過歐巴馬3倍。
3。倍。
在2015年才宣布競選的川普，報導率高過於在這個期間當了8年總統的歐巴馬，
儘管川普確實是個比較容易搞出高爭議新聞的人物，這個數字還是高得令人擔憂。
而事實證明，這樣大量的報導，儘管其中有不少負面新聞，顯然是給了川普更多的曝光度
你還是覺得轉開電視、打開Youtube和FB嘲笑韓國瑜的脫序和失言行為很有趣嗎?
要嘲笑中天電視台非常容易，太容易了。
但是...其他電視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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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教育好棒棒？來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南非的經驗與教訓。

更正：0:41 「英語是超過10億人的第二語言」所指的是全球有超過10億人口會說英語，原文不夠嚴謹，在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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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See the Future 2019
New Album《musickness》
— 專輯曲目【倖存偏差】全曲首播 — 
　
▲ 10/25 專輯數位發行
▲ 實體專輯巡迴現場首賣
▲ 亞洲巡迴票券熱售中
　
你聽過倖存偏差 / Survivorship Bias 嗎？
成功的例子都是騙人的，因失敗的例子無人記載，敗戰後也只能從倖存者的口中得到敘述，但終究是存活的人才有資格說故事，那所說的事實，是否又與實際狀況有偏差？或者我們都只看見自己想看見的，失敗的案例，值得被歌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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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 See the Future《musickness：finale》
2020/1/22 台大體育館演唱會
售票詳情：🔗 https://reurl.cc/zyp1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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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 Lyricist：Fish、Josh】
【曲 | Composer：Josh】

睜開
從樂觀邏輯中醒來
眼見理性的傷感
瀰漫著荒謬的腐敗

逐漸淘汰
讓悲觀科學來記載
放任感性的病理
取悅了因果的安排

表面上有憑有據
看似分析
排除 消失痕跡 無法統計 真實的原因
未返航的尾翼

我在 煙硝後的荒漠中存活 
卻在 愛與恨裡無盡墜落
是否 非要放開腐朽的執著
才懂 倖存者的故事
不值得被歌頌

終究是忘了教訓
都是僥倖
叫醒 妄情回憶 沉溺悲劇 迷失的自己

我在 煙硝後的荒漠中存活
卻在 愛與恨裡無盡墜落
是否 非要放開腐朽的執著
才讓 倖存者的故事
重新來過

不在 煙硝後的荒漠中獨活
願在 愛恨輪迴得到解脫
那就 走過恍若不朽的寂寞
至少 倖存者之中
還有你記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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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曲 Arrangement：Mary See the Future
製作人 Producer：Josh Ba 
錄音師 Recording Engineer：Roger Hsu、 Josh Ba
錄音室 Recording Studio：27 Club 
混音師 Mixing Engineer：Roger Hsu、Josh Ba
貝斯錄音協力 Bass Recording：劉穎嶸 Ying Long Liu（拾音 Pickup）
母帶後期處理錄音室 Mastering Studio：Sterling Sound
母帶後期處理工程師 Mastering Engineer：UE NASTASI
OP：未卜娛樂有限公司 WayFarer Entertainment Co. Ltd.
SP：KKFARM Co. Ltd.

Video - 黃夏妤 a.k.a. 浮世錠Faustine 0.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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