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了解捷克的民族遭遇，就會明白捷克參議院長訪台、布拉格市長棄京的特殊意義。
昆德拉在《帷幕》中寫道：
「慕尼黑這個城市的名字已成為向希特勒投降的標誌。但我們應當更具體一點：一九三八年秋，在慕尼黑，四個大國，德、意、法、英，共同協商了一個小國的命運，它們甚至否定了這個小國的發言權。在旁邊一個小房間裡，兩名捷克外交官等了整整一個晚上，到早晨，才有人將他們帶過長長的過道，引至一個大廳。在那裡，疲倦而不耐煩的張伯倫和達拉第打著哈欠，向他們宣告了死亡判決書。
『一個我們所知甚少的遠方國度（a far away country of which we know little）。』這一著名用語是張伯倫用來為犧牲捷克斯洛伐克辯護的。它是準確的。在歐洲，一邊是大國，一邊是小國；一邊是坐在協商大廳內的民族，一邊是整夜在候見廳中等待的民族。」
整夜在候見廳中等待被賣的滋味，讓捷克人對台灣的處境感同身受。即使是一個所知甚少的遠方國度，我們都有責任跟他們站在一道，邀請它進入協商大廳之中，而非任由大國宰割，在門外等候民族命運的判決。
我曾見過有人用梵蒂岡的面積、澳洲的人口、希臘的生產總值來反襯出台灣「其實是一個大國」，但這種以大為尊的思維不就是小民族長久以來的共同敵人嗎？
真正構成國與國大小差異的是另一樣東西：
「區分小民族與大民族的，並非它們居民人口在數量上的多寡，而是更為深刻的東西：小民族的存在，對於它們自己來說，並非一件順理成章、確定的事情，而總是一個問題，一種賭博，一種風險；面對大寫的歷史，它們總是處於自我防衛的姿態，因為這一歷史力量超越着它們，根本不把它們放在眼裡，甚至都看不見它們。波蘭人口跟西班牙人口一樣多。但是，西班牙是一個傳統的強大民族，在它的存在過程中，從未受到威脅，而大寫的歷史卻教會了波蘭人甚麼叫做不存在。」
歷史力量超越着他們，當要留心這句說話。台灣的原住民正是被國共的歷史所超越，才要被迫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王毅說「台灣是中國的」，羅志祥說「大家都是中國人」，語氣是多麼的順理成章和肯定，不把從不屬於中國的原住民放在眼內；但當周子瑜舉旗說「自己是台灣人」，聲明卻成了一道疑問。她必須道歉，才得以解除威脅。這種大寫的「理所當然」，壓迫着每個小國，而每一個小國的存在，都是一道道對「理所當然」的質疑。質疑失敗，就會被歷史的力量超越，在候見廳任由擺佈，甚至不復存在了。
因此弔詭地，小國愈試圖證明自己也很大、自己也很理所當然時，就會愈易墮入這種以大為尊的圈套。我很深刻記得2003年世衛大會的這個情節：
「你聽到台灣2000萬人的需要嗎？」記者問。
「早就給拒絕了！誰理你們？」共官說。
17年了，透過控制非洲的大國票，中共控制了世衛的協商大廳，但隨着敲門聲愈來愈響，大廳和候見室之間的牆終將拆毀，這些大國將要失去大廳的庇護。沒了理所當然，它們便不再為大。
是時候輪到候見室的人候見大國來客了。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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