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陳文茜
*如果你總覺得人生就很苦,而你又不是難民、不是乞丐、不是無家可歸者,甚至你仍擁有家人、擁有健全的四肢,我想大膽地說:你的痛苦,可能不是來自於痛苦本身。
你的痛苦與憤怒,可能一大部分來自你欠缺「同理心」。
你無法換位思考,你永遠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觀看他人與社會,並且因而放大了自己的「不幸」與「不平」。
托爾斯泰有句名言:「每個幸福的家庭,故事都是一樣的;每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現代人的仇恨,或者輕微一點說,彼此之間的「誤解」與「隔閡」,許多正來自於欠缺同理心。
我們看到一個老榮民的背影,刻薄者稱其「中國難民」,勢利者認定他們是「底層窮人」。有多少人在一個榮民擦身而過時,想到他所屬的時代悲涼,感念他們的奉獻與卑屈,反省我們的殘酷與冷漠。
「同理心」的建立如此匱乏,小從家庭內部的親情,職場彼此的互動,擴及社會不同群體。
世間有這麼多的兄弟鬩牆、社會仇恨……
因為「同理心」不是我們的本性,也不是我們社會教育的主題。
我們的本性是觀照自己,不是理解他人;我們的本性在不知不覺中自私且無情。
除非透過反省、經由學習,承認且意識此種「人性的匱乏」,我們的本性才能盡量避免「平庸之惡」。是的,平庸之惡,當我們將人性停留於直覺的平庸時,我們的本性便會有惡罪隱藏其中。我們甚至不會自覺,理所當然。
這是著名的學者、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長漢娜 · 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極權主義起源的精准描述。
人,不用太壞,只要沒有為他人設想之心,只要愚魯且自私,便可能成為邪惡之人。
而克服這種人性之惡的方法,正是「同理心」。
我人生第一個同理心的「大事件」,來自外婆的重病。
十一歲之前,外婆對我疼愛照顧,無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臟腫大,住進了台中中山醫院加護病房。那是某一個傍晚,外婆突然喘不過氣來,四阿姨一看不對勁,趕緊帶著外婆住院。我看著救護車呼嘯,笛聲回鳴,好像準備穿透我的一切,永恆隔下一道分割線。
之後,我又跑又走了約莫三十分鐘的路程(在那之前,我出名也可笑地連過街都要大人牽手才敢),經過了十幾個紅綠燈,穿越了許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斷問路邊人:「請問中山醫院在哪裡?」
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往哪裡來,卻不知道自己的遠方有多沈重。我明白一個十一歲孩子在醫院裡不能做什麼,但是我必須抵達那裡,那是我在人間唯一的依靠,她躺在隔著一個高牆厚門的病房裡……她正被急救,醫生說她可能度過不了。
我不是一個節儉的孩子,外婆給多少零用錢我從來只有透支,沒有存餘。深夜,茫然地回家,口袋裡只有五塊錢台幣,飢腸轆轆,到了家門對面的麵攤子,下意識走進去,點了一碗陽春麵。
麵攤老闆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面;外婆疼愛我,常常瞞著阿姨們帶我至麵攤子點滷蛋、海帶芽、滷豬耳朵,加一碗陽春麵。
那個深夜,老闆看我一個小孩走進來只點陽春麵,便慣常地問:「滷蛋?」我平靜回答:「不要。」
第二天,中午當然沒有人幫我準備便當,正在長大的孩子,到了下課放學,已飢餓難忍。又走進麵攤,問老闆:「我可以只要半碗陽春麵,付一半的錢嗎?」我的聲音平靜,表情更平靜;可能自小倔強,做任何事遇任何狀況都不輕易流露情緒吧!
老闆想了一下:「好。」
沒有多久,他給了我一整碗陽春麵,我愣了一下,因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聽不清,而且我口袋鐵定付不出一碗陽春麵的錢。沒敢動筷子,走到正熱騰騰煮面的攤子,我拉拉他的手,「老闆你搞錯了……」
他立即以濃重的四川鄉音回答我:「你先吃,我忙,待會兒再說。」
我坐下來,還沒吃完半碗,老闆突然扔了一個滷蛋到我碗裡,轉身又走了。
我靜靜坐在那裡,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問怎麼回事。
約莫黃昏五點,客人少了些,他走過來問我:「小女孩,你的外婆呢?」我據實以告。他立即說:「你以後天天來,外婆會好起來,你不要怕,她回來了,我再和她算錢。」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從台北趕回來探外婆,我趕緊告訴她我欠麵攤老闆錢的事,她當晚帶著我向麵攤老闆致謝,並還了錢。
隔幾天麵攤老伯伯告訴我,自己十六歲就在田裡被抓伕來當兵,一路打仗逃難,就靠許多不認識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濟,才能活到今天。「你這女娃兒聰明,好好讀書,孝順外婆。」
十一歲的我沒有太多同理心,受到一個來自中國大陸戰亂孤窮老兵的照顧。我沒明白,當他說「好好讀書」時,是因為他沒有讀書的機會;當他囑咐「好好孝順外婆」時,是因為他被迫和父母離散,已無孝順的機會。
那「孝順」、那「叮嚀」是遺憾,是另一種想家的表達,是深沈的嘆息。
四川外省麵攤老闆在我們這個本省家庭口中,一直以來綽號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哪裡就長在哪裡。長相不好,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削皮時手摸著,有點發麻。滿山遍野,只要挖個洞,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
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
過去光顧他的麵攤無數次,我們沒人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份來,怎麼和爸爸媽媽失散的,好似他是個石頭裡蹦出來的怪物。他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只有陽春麵特別便宜好吃、一個夜市裡搭個違章建築從早賣麵到晚、白天也蜷曲攤子內睡覺的孤伶攤販。
外婆後來果然安然回家,牽著我向「老芋仔」麵攤老闆致謝。
一年後,有天麵攤門口特別熱鬧,原來娶親了;姑娘從梨山山上「娶買來」,清瘦嬌小的女子,沒隔多久也生了小孩,小姑娘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麵;麵攤老闆難得經常帶著笑意對人說話,這遲來的幸福,滋味應該特別甜。
我之後常常特別光顧麵攤,標準菜色「陽春麵加滷蛋」,像一種感念儀式。
幾次聽到他在旁邊教太太,麵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時候,得立刻撈起來,再擱回去;千萬不能一次燙太久,否則湯糊了,麵也爛了。
有天麵攤老闆不做生意了,關了門,哭嚎的聲音,穿透薄薄的夾板,凡路經夜市的人都聽到。
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外婆,「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兒子也帶走了,還把他長年積蓄、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個精光。
我望著緊閉的門,有幾次衝動想敲大門,但又覺得突兀……就這樣過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殺了。
上吊時,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梁上,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
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課,我的「同理心」導師。
我不知道他識不識字,上了多少學,我甚至寫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導我的「同理心」之課,我終生難忘,恩情似海。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慘的驚嘆號結束,更令我難以忘卻他曾在我寂寞困難時給我的溫暖。
他是個小人物,而他的一生,在哭嚎中、在一切絕念中、在一切棄絕後也就結束了。
最後,經過警察局收屍者認証,沒有送行隊伍,沒有人為他至少煮一碗麵,丟個滷蛋送行……
一個卑微「老芋仔」,一朵比雲還輕的生命,走了。
他的身影,那些溫暖的囑咐,帶著鄉音的安慰,打破了我們家中許多長輩灌輸在我腦海因「二二八」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見,也使我後來絕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語言。
當然也自然形成我後來與島嶼上曾經熟識的朋友們,重大的政治隔閡。
近日因某一事件,人們又談起了榮民,談起了那些被時代徹底犧牲的人。
我想說的是:其實他們一直在我們身邊,每個人不管是本省、外省,富貴貧賤,都會遇見類似的人物。
他們開出租車,當大廈管理員,在河床搬石頭做苦力,為了橫貫公路的開通而做了冤魂……那些悲慘時代的卑微人物,一直在我們身邊。
而我們對待他們的方法,大半是擦身而過,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只沒有教導我們「同理心」,相反地,它教導每個人觀看的都是自己的、家族的、同一村落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
漢娜 · 阿倫特曾特別指出,那些信奉納粹主義的屠殺者,「只是沒有深度」,他們沒有我們想像的邪惡,單單只是「不願意設想他人的處境」。
「因為所謂的人性,如果完全不設想他人的處境,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同理心,知易而行難。甚至有時候教育體系的大道理,例如「民族」,恰巧是相反的「非同理心」,我們的「團結」來自於拒絕理解和我們處境不同的人;「我們」的認同,凝聚於排斥驅逐「他者」的行動。
同理心,不僅要「捨不得」別人,更要「捨得」自己。
不去苦苦追問自己曾經的痛,而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的苦。
同理心,不需要偉大的理論,它是一種學習,一種徹悟,一種跨越人性的障礙,理解和你不同的人。
這個世界、社會、哪怕一個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組合而成,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
我們在提出任何一項主張或結論時,至少要有一種警覺心,世界若由一個人、一群相同血統或語言的人作主,這個世界一定有邪惡的排它性。
同理心,不需大道理,就是暫時放下自己,換位在他人處境思考……有時候它只是一顆滷蛋、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
同理心,不需要語言,它就是一個使自己變得更有人性的過程。
如是而已。
——摘錄自《給逆境中的你》
托爾斯泰人為什麼而活 在 李怡 Facebook 八卦
(失敗者回憶錄0730)
那些年我讀的書
數年前,作家蔡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愛情小說家亦舒少女時代常愛流連在我主編的《伴侶》雜誌社,我引導她看《紅樓夢》和《魯迅全集》,《紅樓夢》「她一看數十次,背得滾瓜爛熟,看得寫了三百本愛情小說」,「但魯迅文章一看,就看壞了,別的不學,學到魯迅的罵人。」
1964、65年吧,亦舒十七八歲,剛在《明報》發表《女記者手記》不久,有人介紹她給《伴侶》寫稿,她跟男朋友常來雜誌社閒聊。我沒有「引導」她,是她問我看什麼書,我就說看《魯迅全集》和《紅樓夢》。她最先找魯迅的小說看,跟我談起來,許多我沒有留意的細節她都注意到。她有沒有看魯迅雜文,我不知道,但魯迅雜文大多只針砭時弊,極少罵個人,他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因此,被他看得起而「有言」批評的人極少。
《魯迅全集》所含文化養份多,國學,西學,融會貫通於對人生、社會、時政的思考、評析與發現中。文化界前輩、寫一手好雜文的羅孚說,他是吃魯迅奶水成長的。我想我也是,當然讀書不能照單全收,不能替代思考。
我當時的工作之一,是要根據中國出版的各種中國古代詩詞的註釋本,編選三冊《中國歷代詩選》,因此廣泛地閱讀了自《詩經》以來的中國詩歌,極為沉迷中國古代詩詞的語言、意象、情操和境界。《大公報》的前輩陳凡那時對我說,做編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起標題,而標題要起得好,讀《唐詩三百首》最有用。回看那個時代的報紙標題、電影名字,包括西片譯名,大都能瞬間吸引眼球,有好多還留下忘不了的印象,比如《亂世佳人》《魂斷藍橋》《劍膽琴心》等等。近二三十年,起標題就越來越不講究甚而有點怪怪了。
閱讀中,最觸動我思想感情的,是十九世紀俄國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其中,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人道主義、深刻反映現實,和對感情世界、對人性的解剖挖掘,都使我深感震撼。長篇小說中我讀得最仔細和寫過長篇讀後感的是托爾斯泰的《復活》。中短篇小說讀得最多的是契訶夫。1958年,我買了共27本汝龍翻譯的《契訶夫小說選集》,這套書我收藏至今。他的故事,也常被我引用到時評文章中。
比如《第六病房》。小說講的第六病房,是當年俄國收容及治療精神病人的病房。與其說是病房,不如說是監獄。陰森的鐵窗、殘酷的毒打,那些不幸的「病者」,其實就是囚徒。小說的兩個主人公,一個是「病者」格拉莫夫,另一個是醫生拉京。格拉莫夫講話既像瘋子又像正常人。他重複講人的卑鄙,踐踏真理的暴力,說第六病房的鐵窗總讓他想到強權者的愚蠢和殘酷。他被送到第六病房是因為有一次他看到一隊被押解而過的犯人,他突感恐懼和明白過來:他原來就生活在沙皇俄國這個大監獄裏,而且永遠無可逃遁。他覺得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戴上手銬,被人押著送進監獄。他雖沒有甚麼過失,但難道不會有人誣陷嗎?難道法院公正嗎?越想越害怕,逃避,躲閃,語無倫次,以致被人懷疑患上了妄想迫害症,送進第六病房。
另一個主人公是去治療格拉莫夫的醫生拉京。拉京剛來醫院時,想建立一種合理健全的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現實裏自己是多麼軟弱無力。於是他乾脆逃避生活,躲在家裏喝酒,看書。但是作為一個有思想的知識份子,他需要為自己的生活態度找一種解釋。久而久之,他就產生了一套對現實妥協的自欺欺人的哲學。
在病房,格拉莫夫對醫生說,「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瘋子行動自由,因為你這蠢才分不清誰是瘋子,誰是健康人。為甚麼是我和這幾個不幸的人,被關在這裏?你們醫院裏所有的壞蛋,在道德方面,比我們這裏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為甚麼我們被關起來,而不是你們呢?」
他的話使拉京受震動,他禁不住與格拉莫夫談人生、社會等話題,格拉莫夫駁斥他的「美好的時代一定會到來」是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學,使他也逐漸認同社會上的虛偽人群才是「瘋子」,於是他在與其他人談話中也講一些憤世嫉俗的話,他的言談被人認為是「瘋話」,最終醫院同仁指他是「瘋子」,關進第六病房,而且折磨致死。
小說告訴我們,真正有病的是病房外的人。虛構的小說所反映的才是真實的世界。
末代港督彭定康回憶他離港前視察一間精神病院,一位病者問他:「英國作為古老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把香港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之前,沒有徵求一下香港人民的意見?」彭定康感到,精神病人問的才是「最有理性的問題」。(43)
圖1,魯迅詩「悼楊銓」手跡:「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圖2,1958年買下的「契訶夫小說選集」。
圖3,「1959年在香港出版界慶祝國慶集會上。
(《失敗者回憶錄》在網絡媒體「matters」從頭開始連載,網址:https://matters.news/@yeeleematter)
托爾斯泰人為什麼而活 在 胡晴舫 Facebook 八卦
記憶之所繫(刊於明報10/9世紀版)
撰文:胡晴舫
石黑一雄的日本名字並不叫石黑一雄,而是カズオ・イシグロ。在日本,唯有本國人才能用漢字寫名字,外國名字則一律用片假名拼寫,以利日本人捕捉原語文的發音。「石黑一雄」這個名字因此僅存在於中文世界,只有我們中文讀者如此記住他。從這方面來看,中文世界創造了「石黑一雄」。即便是作家的名字,已經出現不同版本,日本讀者、英國讀者、中文讀者各自憑藉自己的情感,去認識石黑一雄。就像他的小說,所謂的真實,也許只能在記憶與現實之間的縫隙去尋找,而唯一的羅盤是人類情感的本能。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五歲時隨父母由日本長崎移民英國,年輕想當音樂家,甚至自行灌錄了唱片,最終走上了寫作之路。1982年,28歲的他取得英國國籍,出版他第一本小說《群山淡景》。諾貝爾得獎之後,英國作家石黑一雄說,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一半是日本,來自他的父母,因為他第一個學習的語言是日文,在一個純粹日本家庭中長大,而一個人難免終生受自己父母的影響。
石黑一雄的小說時常有第一人稱的敘事者,而這位敘事者永遠不可靠。個人的記憶如此幽微曖昧,彷彿拿一盞微弱的燭火伸進時代的深處,試圖照亮一點細節,而這些被照亮了的時代細節卻依然模糊,往往經不起推敲,而那籠罩在搖晃燭光之中的人性氛圍卻已經呼之欲出。讓石黑一雄獲得全球盛名的小說《長日將盡》裡,管家史蒂芬即是不可靠敘事者的典型,拉拉雜雜漫談宅院的輝煌過去,裁切回憶的片段,避重就輕主子達林頓因為二戰時期支持納粹而遭到時代鄙棄,導致宅院的換手,也若無其事不斷提及另一名女管家如何能幹,她因為結婚而離職多麼可惜等等。他明明在說自己的事,卻從不直接說自己。現實中,人類的記憶本來唯心、也違心,揀選自己想要留住的,偽造對自己有利的,割捨自己亟欲遺棄的。說是選擇性的遺忘,更準確一點的說法是選擇性的記憶。而石黑一雄的角色們就這麼一直猶疑、徘徊,遲疑難行,掩飾、並抉擇何時記憶以及何時遺忘。
石黑一雄雖然時常以大時代為背景,但他對描寫時代卻缺乏興趣,他不像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會長篇累牘去描繪一場盛大的紐約盛宴,作為時代的見證,也不會像托爾斯泰去創造一場漫長的機智辯論,用以彰顯時代的困境,他也不是癡迷的時代戀物癖,在讀者面前鉅細靡遺地炫耀他四方搜集而來的歷史知識,他也不像雨果擅長描繪時代的驚濤駭浪,讀者一打開書頁便不由己身被捲進了書裡的時代風暴,因為寫作者石黑一雄以及他選擇的敘事者始終與自己的故事保持一定的距離,以至於讀者也不得不一路維持禮貌,安靜地聽他說故事,然而,他的小說偏偏沒什麼故事性,情節往往推進一半就停止了,或繞道其它旁枝,迷路在樹林之中,他也不似帕慕克般小說技巧高超,一個故事可以用一打以上的寫法、完全炫技地在讀者前搬演一人馬戲團,使讀者驚呼連連,石黑一雄無論寫什麼題材,都是相同的語氣,平淡而中性,乍聽之下,聽不出敘事者的背景以及性格,因為石黑一雄的角色說話不用片語,直接用動詞,而片語的使用方式是最容易一下子立即洩露角色的階級身份以及身處的時代。
就某方面來說,石黑一雄是一名無特定文化語境的作家,他的簡白風格與壓抑的情感,使得他輕易變成我們這個時代的代表,透過高科技,我們漫遊世界全境,任意穿梭時空,使用最簡單的語彙互相溝通,我們的記憶斷裂,卻又以神秘的方式串連成一圈只有我們自己明白其意義的閃亮珍珠,並變成我們的秘密護身符,陪伴我們在這個星球上寂寞地行走。生活中那些各式的淡淡遺憾,經過了時風年雨,累積成一座巍峨的高山,長滿了綠草高樹,不再有人記得底下埋藏了哀傷的白骨 ——偶而,非常偶然,我們自己不經意吐露。
我時常覺得閱讀石黑一雄的小說就像在美國奇幻小說家瑰恩筆下的機場,所有旅人來自不同次元,正在等待轉機,前方來了一名來歷不明的角色,先是簡短的日常問候,漫不經心的句子,慢慢,慢慢,隨著談話的無線性推演,跳接幾個話題之後,對方的輪廓才逐漸清晰浮現,喔,原來他五十四歲,喔,原來他活在那個時空,喔,原來他想去拜訪一位老朋友,噢,原來他一輩子都沒結婚,突然,你毫無心理準備之下,對方出其不意淚水潰堤了。於是你才明白,剛剛說出口的話只是用來隱藏一直不想說出口的話,所謂的記憶其實是一種遺忘的方式,之所以表現若無其事是為了深深埋藏失落的痛苦。當你終於自行拼湊出來對方的故事,其後,便是那股如海嘯捲浪而來的巨大無助感:關於生存,關於命運,關於自由意志,即使人竭盡一生做好本分,擦亮每扇窗子、洗淨每只杯子,以不打擾他人為最大目的,安靜過一份節制的生活,我們真的就會過上好一點的日子了嗎?我們就值得幸福了嗎?在次元轉換之際,也就是時代更迭之時,屬於我們個人的小小災難、小小哀愁、小小喜悅仍持續、劇烈地發生。
石黑一雄的作品中,我個人因此最喜歡科幻小說《別讓我走》。我以為那是小說家對社會本質所提出最直接的控訴。敘事者依然難以信賴,東說一點西說一點,平鋪直敘,直到最後一刻才顯露情感的本質。但這本小說裡,石黑一雄首度跳脫了國族寓言與個人記憶的時代漩渦,站在文化參照點的最高處,為讀者清楚指出人類社會體制的黑暗如何導致了生命本質的虛無,而記憶這件事就是愛,我們只愛我們的所憶,因為我們只憶我們的所愛,這仍不是什麼終極的救贖,甚至是無效的抵抗,卻是唯一維繫人類生命的能量。
#石黑一雄 #諾貝爾文學獎 #胡晴舫
托爾斯泰人為什麼而活 在 005 人為什麼而活,作者:托爾斯泰。2022.1.22 - YouTube 的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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