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良心的守護人治罪]
就在蔡玉玲查冊案裁判前夕,消息傳來,她這次的「罪證」,《鏗鏘集》偵查報導「7.21誰主真相」,獲得了「金堯如新聞自由獎大獎」,評判一致讚許這個報導不論是專業水平,還是按公眾利益考慮,獲獎都是實至名歸。
而新任廣播處長入主了的香港電台,竟然公開表示,有獎也不要拿。
而香港的法院,也把這個剛拿了獎的記者,送上了犯人欄,把她治罪。
更諷刺的是,7.21元朗襲擊案裡,白衣人被告暴動案仍在審訊,被襲擊的一方也有被告上法庭。但第一個因為7.21事件而被定罪的人,竟是為了查明真相的記者。
***
37歲的蔡玉玲,身型微胖,理了乾爽的短髮,這天戴了黑色口罩,穿了長袖柔軟料子的黑衣服,配搭了軍綠色布褲,腳踏綁帶平底便鞋,下午二時半到達西九龍裁判法院。這天陽光普照,微風輕送,初夏的一個好天氣。
過百名旁聽人士到場,不少是資深的新聞界同業,也有熱心市民。因為疫情稍緩,法庭取消了以往封掉部份座椅的旁聽措施,西九龍1號庭坐滿人,未計直播的旁聽席,內庭已坐了近100人。
綽號「阿包」的蔡玉玲,在港台同事擁簇下到場,先和律師團隊入房間商議,當她進入內庭時,她坐在律師團隊之後最後排一張辦公室椅子上。開庭前,氣氛嚴肅,大家都鴉雀無聲。
準時開庭,胖女保安員大喊:「Court!起立!」徐綺薇裁判官步出,請被告坐下。「以下是裁決理由」,她逐字細讀中文裁判書。判決書冗長,26頁共60多個重點。然而大部分時間都是爭拗技術性的法律觀點。
上網申請車主查冊資料,作為一種「陳述」,運輸署署長有沒有權限不批准發出查冊結果,逾半小時,裁判官的總結是,為免資料被濫用,或基於她認為的「立法原意」,運輸署署長是有權限審視申請查冊者用途,才決定是否發出查冊結果。
阿包最初坐在椅子上神情輕鬆,入座前略為伸展了一下自己的頸部。聆聽着裁判官的朗讀時,她不時轉換姿勢,有時雙手緊握把前臂放在枱上像祈禱,有時交疊雙手放在胸前,有時更把玩自己的手指,又或者用手托着腮部。
直到後半部,判詞進入「戲肉」。
辯方指出,《鏗鏘集》清楚顯示涉案車輛被用作運送襲擊者及懷疑用來犯罪的武器,而查明在道路上被用作犯罪工具車輛的負責人,必然是「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故此認為蔡玉玲並沒有作出虛假陳述。
然而裁判官卻指,所謂「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必須是和申請人「自身」有關,例如申請人的車子和對方車子發生意外而作出索償,並不是車子被用作甚麼用途。
裁判官有句話,可圈可點。
「本席認為,被告人是否本着良好的動機索取資料並非重要。」此時,旁聽席上嘩然。裁判官補充,被告應考慮用「其他途經獲得申請」「例如向運輸署提出書面申請」。在座記者面面相覷。
裁判官的一句話,打進在座近百記者心裡:「採訪及報的用途本身並非與交通及運輸有關事宜。」在元朗7.21事件後,即使記者發現一架車,曾被運用大量竹枝給懷疑兇徒 ,也不合乎查冊資格。
最後,裁判官再向記者們澆一盤冷水。
壓軸討論是,記者申請時是否「明知」故犯,亦即,記者是否無心誤墮法網。裁判官指,她可以用事實去推論。
裁判官引用《鏗鏘集》中,記者出示記者証上門採訪,打電話跟進訪問等作為原因,指出「採訪和報導用途,和涉案車輛本身事宜完全無關」;「被告人顯然為着採訪報導及製作節目」而查冊,根本與「其他交通及運輸事宜無關」。
聽到這裡,只差裁判官口中一句「罪名成立」,蔡玉玲開始不斷眨眼,原來淚水已盈滿眼眶,眼淚已經滴下來了。
裁判官着蔡站起來作宣判,全場靜默無語,她雙手下垂,過百記者目睹一個優秀同業,承擔了為公眾利益而被入罪的苦楚。
此刻,被宣判有罪的,是全香港的記者。
求情的過程,亦異於平常。
平日的場景是這樣的,大狀會說,被告人或許成績不好,或許沒有甚麼成就,但決心改過云云。
但今次大狀的求情內容,被告人的成績亮麗得很,成就卓越。搞不好,還以為大家在出席一個新聞獎的頒獎禮,還以為是頒獎嘉賓發表對蔡的加許,沒想過是一個記者定罪後求法庭減刑的陳述。
「蔡玉玲今年37歲,畢業於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主修新聞與傳播學士,2007-2016年她曾經在港台由非公務員開始服務,後來成為公務員。同期更擔任港台工會主席,她是最年輕的工會主席。2016有份創立傳真社,之後於2018年成為獨立記者。
她曾經在國際上拿得多個新聞獎項,紐約和美國紀錄片獎項,她的偵查報導,包括一個穿山甲走私的採訪,機場空管系統的問題報導,可見,她為公眾利益作出了貢獻。」
辯護的陳政龍資深律師,呈上兩封求情信。
一封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撰寫的,內裡提到,「蔡玉玲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調查報導記者。在新聞學中,調查記者向來被為『良心的守護人』和『民主社會的偵探』。」聽到「良心的守護人」這裡,蔡玉玲脫下口罩,感慨地用紙巾拭淚。
李立峯後來向我提及,「良心的守護人」是來自兩位美國新聞學學者James S. Ettema 及 Theodore L. Glasser一本關於偵查報道及社會公義的書,書名為 "Custodians of Conscience"。
李立峯在信中寫道:「在是次案件中,蔡的『查冊』行動是調查報導工作的一部分,報道涉及一件極重要的新聞事件,讓公眾得知或至少為貼近事件真相,是新聞界的責任,報導服務的是公眾利益。本人希望法庭在判決時能充份考慮被告無私的動機、調查報道對公眾的重要性,以及蔡玉玲個人正直誠實的品格。」
前記協主席岑倚蘭,曾在她擔任主席時,與阿包共事,她說,昨夜撰寫求情信時心情痛苦,「我覺得,根本無罪,何罪之有?點解要求情呢。」
岑倚蘭的求情書寫道:「這位新聞界的精英、傑出的名記者,竟因為查冊這項新聞界普遍用的調查工具而遭逮捕起訴,實在痛心。」「法官閣下,眼前這位追求卓越,用心和專業紀錄時代,揭發真相,見證歷史的記者,是香港之寶,我城需要她。」
學院派,實戰派,都對蔡一致讚許,一位正直誠實的香港之寶,竟因為全港記者都做過的查冊程序,成為了代罪羔羊。
陳大狀向裁判官說了一句話:「正如審訊中我們提及,每年政府收到關於查冊的申請數字,千計來自傳媒,新聞學術界都會教學生用查冊。今次裁決前,無論業界翹楚,抑或學術業界,都說這是一向的做法,法官閣下,妳卻說,這是錯的做法。」
裁判官考慮了三分鐘,請蔡玉玲站起來,表示「睇過求情信,知悉妳得過的獎項,無可置疑,妳的目的是為採訪及報道,但也要用『正確』的途經。考慮了妳的背景,目的,車主沒實際影響,判罰款每宗罪3千,兩項罪名共6千。」
裁判官還問,阿包甚麼時候可以交罰款。因為一般被告,有時會拿不出罰款。但當然,罰款今天已經可以拿出來。
散庭時,有人大嗌:「採訪無罪!查冊無罪!」阿包已哭成淚人,倚在律師身上痛哭。有一名旁聽席的女士紅着眼圈,走上前向阿包說:「多謝哂妳蔡小姐,香港好在有妳這種人。」
逾百人陪伴着阿包坐扶手電梯離開西九龍法院大樓。一宗好像很細小,很技術性的案件,凝聚了全香港記者的心。被告上法庭,被定罪的,是每一個在香港曾經查過冊的記者。有資深記者苦笑說:「我是不是要自首呢?」
阿包在咪兜前發言,平伏了的心情又泛起了波濤。「當然這是難受、傷心的。今天我被定罪,其實是判了所有記者有罪。」
「我堅信查冊無罪,新聞自由無罪。你問我,過去十多年做記者,我也是持守着一套新聞價值,謙卑而嚴謹。我自問,這兩年做關於721的報導……(哽咽)是我最引以為榮的報導。」說到這裡,她悲從中來。
散庭前,控方都把所有證物充公,包括《鏗鏘集》光碟等,唯獨香港電台的記者證,發還給她。
被問到,將來還有沒有機會回到港台工作,尤其是現在連拿個獎都好像被禁止。
蔡玉玲說:「我想做記者,但不一定要做《鏗鏘集》的記者,也不一定要做香港電台的記者。」
(照片: 岑倚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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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宅不容再被投資客惡意炒作!」
【國家照顧軍眷美意反被投資套利】
去年爆出非軍眷戶以及投資客炒作軍宅套利的問題,引起社會大眾譁然,各地眷戶也多有陳情,抗議國防部的眷改過程是黑箱作業,讓投資客有機可乘。今天外交國防委員會,特地請相關部會來報告這個議題,結果國防部、財政部國產署、文化部文資局、內政部營建署,提出了多份針對眷改報告,卻對軍宅遭到不當炒作的議題,沒有隻字片語。
早在1999年「大法官485號解釋文」就已經明確指出軍宅「購屋款項既主要來自國家補助,與純以自費取得之不動產者有間,則立法機關自應考慮限制承購人之處分權,例如限制其轉售對象及轉售價格或採取其他適當措施,使有限資源得為有效之利用。」
2013年監察院也提出「102國正0006案」糾正,指出「國防部自眷改條例85年公布施行迄今,明知有承購人於取得配售資格後,採與他人預定買賣方式以規避5年不得處分之禁止規定情事,詎一再默認違規情事持續發生,未積極研定符合法制之防弊措施,悖離政府眷改美意,核有怠失。」
從大法官解釋至今已經超過15年,從監察院糾正至今也將近三年,到去年選舉時變成全國關注的焦點。今天好不容易外交國防委員會召集各相關部會,要來報告這個議題,結果各部會不管是書面或是口頭報告,沒有隻字片語提出任何檢討,根本是浪費大家的時間。這也顯示,國防部與相關部會,過去十幾年來不管面對大法官、監察院、立法委員或是全民的監督,總是我行我素,也難怪有民眾會認為,相關部會根本是刻意放水、甚至暗助投資客惡意炒作軍宅。
我要求國防部盡快提出報告,具體提出相關數據,實際擁有或住在軍宅的人有多少比例是非原眷戶,投資客透過漏洞賺取的不當得利有多少,不同意戶或買不起房子等受害眷戶,有什麼補償措施和申訴管道,以及未來政策與法律應該如何修訂,才能避免這樣的問題。
【眷改基金黑洞如何償債】
根據105年度中華民國總預算案:「餘絀撥補之預計:本年度預算短絀 9 億 3,637 萬 6,000 元,連同以前年度待填補之短絀 741 億 5,641 萬 5,000 元,共有短絀 750 億 9,279 萬 1,000 元,留待以後年度填補。」
現在眷改基金已累計虧損超過750億,國防部說要在108年靠處分土地清償,然而,是否真能如期完成,大家都有疑慮。就算真的可以靠處分土地來償還好了,三年內這麼短的時間,國有精華地區恐怕必須大量出售來還錢,而出售的對象,到頭來可能還是得靠優先賣給建商財團或投資客。
照顧軍眷戶原本是國家美意,結果中間過程,反而讓許多軍宅被特定投資客套利,未來基金回補,竟還是要靠賣地給投資客、建商、有錢人,這前前後後都如此荒謬,人民的居住權、公平正義到底在哪裡?
【最底層的居民:居住權在哪裡?】
今天我問國防部法律事務司人權保障處處長:「憲法和兩公約所保障的居住權,究竟有沒有包括違占建戶?」我問了兩次,他遲疑很久才回答:「原則上人民的居住應該要有基本權」。
如果違占建戶有居住權,那又為何好幾年的陳情卻無人處理?眷服處說這些違占建戶是「既得利益者」,我以我選區南機場對面的「九號基地」為例,的確有些高階軍官擁有中華路段商家,然而更多人,是住在陋巷裡面,有的是當初不符合配售眷戶身份的未婚老兵,有的是不得不輾轉流落到那個陋巷去住的人民,在那些狹小破舊的眷舍裡,有各式各樣的人生故事,但有個共通點,就是他們已經被通知六月份要被斷水斷電、要被拆除。
居住權,是憲法及「兩公約」所保障的權利。我實在搞不懂,為了保障「居住權」的眷改條例,應該是良善的,結果竟然有人可以透過法律漏洞買好幾戶在那邊賺暴利,有人卻面臨被斷水斷電要被趕走。
國防部沒有確保他們的居住權而強制拆遷,其實是違反憲法及「兩公約」所保障的居住權。因此,我請國防部應立刻清查全國目前眷改土地裡面,不管是合法或是違占建戶,通盤了解在地居民訴求,尤其對低收入戶或是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更應該積極協助他們向在地主管機關申請補助、補貼或津貼,申請公共租賃住宅或社會住宅,確定大家都有安置地方,再開始搬遷,如果還沒做好做滿,就不要用訴訟來恐嚇他們,來逕行斷水斷電、來強拆迫遷。
【眷改政策錯誤的源頭】
眷改政策,我認為從一開始,第一顆扣子就已扣錯,一步錯,步步錯。
按照大法官釋字第457號解釋文的內容意旨,眷村、軍宅的存在,應該是定義為「使用借貸之法律關係。使用借貸為無償契約,屬貸與人與借用人間之特定關係。」也就是,這是國家將土地借給弱勢的軍眷來居住,給他們使用權來確保他們的「居住權」,而不是給所有權。進行眷改,可以檢視眷改條例第一條提到「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中低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其中「照顧」的概念,其實根本沒說是要把「使用權」轉為「所有權」。理論上應該要用最初的理念,進行「只租不賣」的眷改與分配。
不過,既然已經從頭錯誤到現在,我希望部長以及相關部門,能夠及時補救,把十幾年來不願意面對的問題,好好處理,在最後兩個月內誠心檢討,而未來我相信還是有些人會持續在新政府裡面任職,也希望所有處理眷改的相關部會人員,都能用新的心態來面對問題、一起解決。
質詢影片:https://youtu.be/sTtZcxji6k8
應考資格第一款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八卦
[#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訪日賀禮之「東洋戰線」:日本也會醞釀《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嗎?
上週應日本學者谷垣真理子教授邀請,到東京大學演講分享香港最新形勢和國際地位,連同同場的倉田徹教授、阿古智子教授,都是日本的香港通,當日出乎意料的座無虛席,足見近年日本學界、政界、社會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多。期間谷垣教授派了她一位來自香港的碩士生接待我們,交談下,深感後生可畏,他研究日治香港如何影響今天的香港身份認同,正正填補了當下理解的空白,顛覆可期。眾所週知的是我一直不鼓勵朋友讀博士,但總有個案例外,他是很適合讀博士的特例,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切合香港的需要,因為此時此刻的亂世,正是香港涉外關係研究開花結果之時。須知在眾議院已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最新版本有這樣一條:美國應鼓勵一眾盟國訂立類似保護香港的法案,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盟友,正是日本。談及日本會否走向這一步,不少認識的日本學者都覺得不太可能、也研究不多,唯獨來自香港的錢君早著先機,認為無事不可能。當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在他的同齡人大力游說下才成氣候,「日本戰線」如何開打,自然應該多了解屬於新時代的視角。
美國鼓勵各國盟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日本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美國最新版本的草案出現後才有人回應,而是早就有團體提出。該日版法案是由Youth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cy、Pnika、Code for Japan的代表理事共同提出的,三個組織的成員都相當年輕,當中以YDPA規模最大,以八、九十後的青年議員、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為骨幹,標榜跨黨派、政治中立,以網絡原住民身分,關注政治議題和人材培養;至於Pnika、Code for Japan,則較關心地方自治體議題。」
坦白說,這些團體,即使是日本人當中,除了關心政治的一群,大概也留意不多,但在政壇當中,他們對香港的關注,原來已掀起不少迴響:「6月13日,YDPA已發起聯署,要求日本外相表態反對香港的逃犯條例、及警察對群眾的暴力鎮壓;8月中,三個組織的代表理事共同發起聯署,要求國會議員就『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展開討論。直到9月2日,共有62名現職地方議員、7名前地方議員、10名知識份子及團體代表簽署,他們提到港日間也有《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或許能仿效美國,訂立日版的人權民主法案,雖然聲音還未正式到達國會,但『地方包圍城市』,正是日本政壇的常見操作。」
那具體而言,他們提議的日版法案是怎樣操作的?「這些團體其實未有詳細說明,因為在現階段,重點是令日本領袖更關注香港,比起具體執行,輿論效果和姿態似乎來得重要。但當然,他們為港人拋出議題,我們也應努力想想。首先,我想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框架性法案,配合現在的人權民主法案,令操作變得靈活,但仍是以取消政策法為殺手鐧;但日本沒有相關的對港框架性法案,只有航空、投資、刑事共助、租稅等協定,以及給予特區護照優待等零散的雙邊協議。透過日本政府的研判、該些協定和日常行政運作,香港才得到實然區別。假設制訂日版人權民主法案,而終極手段是取消各種協定,放棄對港實然區別,即使沒有框架性法案,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美國才是國際社會龍頭,她不承認香港,諸國跟隨,對方扣血;日本貿然行動,卻不見得各國會附和,對手無恙,反而自己扣血。」這觀察,正是上月我在這裏分析美國法案為何重要的佐證:一旦美國立法,其他盟友才有了仿效的框架,日本政府屆時無論是否願意、對自身利益有何影響,起碼也不得不回應。
「另一個日本立法的考慮是歷史包袱。假如日本國會高調討論、甚或通過法案,中國大陸恐重掀反日浪潮,按近期中日關係走向,和越來越對華低姿態的安倍晉三,日本是不會冒險的。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牌』在日本,可以成為繼釣魚台、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後,一張右翼政客有力製造嫌中情緒的功能卡,而且對日本及國際社會而言,『香港牌』本身沒沾上歷史的血腥和硝煙味,純是法治、民主、自由、現代合約精神的象徵。假設日本有謀士在選舉或想進一步修憲的情況下,以保障僑民、日資、自由、法治等名義打出『香港牌』,刺激中國反日情緒,製造國內一時嫌中的效果,政治家吃『人血饅頭』,那麼『香港牌』便確有其用處。」只是此法凶險,危及中國大陸的日僑和日資的安全,以此刻日本政客的老化和保守化,大概不會、也不應輕易鼓吹。背負歷史包袱的日本如要立法,還得先看美國,並須各國同時制定類似法案,以作掩護。
日本也是香港重要持份者
既然美國做才有效,日本跟隨又有風險,日本還有何動機考慮立法?「中共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香港是不是西柏林,中共在香港的行動跟日本在東亞、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利益有何關聯等,他們必須有了研判,才能決定是否在可行範圍內幫香港,還是坐視不理。另一點是金融及企業據點的存活:雖然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額僅佔其亞洲投資的4%,但日資銀行在香港的數量,差不多等於中韓台加起來的,在港日資企業數自2013年大概都排第一。這還未談檯底交易,像近年的《信用詐欺師JP:香港浪漫篇》、《馬賽克日本》等影視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借香港『週轉』的想像,某程度上仍反映現實。假如日本朝野覺醒,明白到香港的真正功能,還是大有可為。」
然而不少對日本官員有第一手了解的朋友,都發現他們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知華派近年也是親北京專才主導,期待他們改變,會否緣木求魚?「微觀而言,官員及國會議員在公式場合發言拘謹是可以理解的。安倍在G20的關心大家都知,之後如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在北京見到中共中宣部副部長黃坤明,都只能說香港議題希望盡快和平解決之類的說話。不過在非正式場合,用一下香港議題,卻會有利部份政治人物增加人氣。像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長尾敬,其實已在網台節目討論香港情勢,雖然看來他未有掌握足夠資訊,但他在節目中得知元朗白衫人的存在後,已即時說要把這類電視台不大敢播的資訊擴散開去,亦表示想支持香港抗爭。有趣的是,他本身支持參拜靖國神社,還會親自去釣魚台海域視察的。還有幸福實現黨,他們在國會沒有議席,是小政黨,但早於六月已遊行聲援香港。而他們的宗教背景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不只是右翼,連左翼的日共也很關注香港,他們亦有搞聲援運動。地方級別方面,像神戶市會議員,自民黨的上畠寛弘,曾在Twitter批評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香港暴力』影片,『香港』一詞都不用提,就足夠旺場了。若遇上日本選舉,而香港抗爭仍未止息,日版法案的討論,或概括的撐港言行,都有機會令少數候選人加分的。」
日本打「香港牌」的四點建議
假設日本真的有你所說的動機去推動法案,那麼法案具體應如何操作?「我認為即使有日版法案,操作都會跟美版差很遠。首先談雙邊協定,譬如那條《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香港的對日直接投資餘額是世界第八位,日資在香港又有大量業務,林鄭說美版法案損人損己,很易反駁;但如果說日版是損人損己,則不無道理。該《投資協定》是97年6月簽的,日本在1989年亦跟中國簽署同類協定,比較之下,日本跟香港的條約寫明雙方享有知識產權保障,還有仲裁方面,兩份協議都說如一方先授權本地司法機關處理,便不能交予國際仲裁。但明顯若遇爭端,香港司法比大陸的可靠得多。免簽待遇亦然,按2019年6月數據,香港訪日旅客數,除中韓台外,比任何國家都多。貿易懲罰方面,即使港日2018年簽訂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相互承認協議,方便部份出入口貨物通關。但取消這類協議,在對港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恐怕日本損己多於損人,而且港府夠膽的話也可以耍小手段。2004至17年間,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物的最大出口地,港府可用行政命令,重新禁止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的農產品進口,相反又可解禁福島農產品。還是那句,玩雙邊協定的話,龍頭美國損己可以大大損人,日本損己則不會有相同效果,很不划算。凍結資產方面,日本不是英美澳加,效果不大,但此項具針對性,仍有象徵意義。接著是取消對港輸出敏感技術。按日本政府分類,香港與中國同屬group C,並非『白名單』26國之一,故未見香港之特殊地位。假如執行上對香港的規管較寬鬆,有實然區別的話,那政府內部當然可以調整。」
如果分析正確,那日版法案即使能通過、又要無損自身利益,只能隔靴搔癢,那麼日本還能做什麼?「日本如果想保存香港,或在國內外打『香港牌』取利,現時應化整為零,不拘泥於一條法案:
第一, 民間團體及地方議員要持續討論法案。展示討論姿態也是行動一種。由民間智庫做研究報告,找出可行方案,再向國會議員游說。國會議員可按時機設立超黨派聯盟和研究會,甚至提上國會。除姿態外,亦須實際地預備當各國跟隨美國立法,日本不會落後於人,不跟隨是一回事,但想跟卻缺乏準備的話則未免狼狽。
第二, 禁止違反人權的香港公務人員入境,其親屬於留學、工作等長期在留,以及申請移民時,須跟一般人分開審核。此措施不牽涉整體經濟,針對性強,『香港少數公務人員不能去日本浸溫泉』這點,也難以刺激大陸民眾反日吧,而且「不去日本」本身就非常愛國了。即使日本不敢處罰,領事館及情報組應搜集和整理相關人物資料及其違反人權的證據,建立自己的情報庫。
第三, 向香港長期發出旅遊警示。日本人去不了香港,只會有點『殘念』,卻可刺激國內消費,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第四, 在留卡『國藉・地域』一欄,在『中國』(特區護照情況)或『英國』(BNO情況)後加括弧『(香港)』或直接改成『香港』,這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表現。外務省網頁在『港日關係的基本考量』中寫明,香港須要保持高度自治,貫徹法治精神,港日關係才有望繼續發展。故以『地域』去描述『香港』,政治正確,又彰顯日本對一國兩制的支持。而且據說97後初期,一直有寫『香港』的,卻不知何時被刪走了,你懂的。」
那些年的日港關係
比起游散的平民組織及其偶發聲援,除了發起聯署要求討論日版法案外,他們的具體行動,則要更宏觀的視野。「假設一般團體、公益財團,或大型企業研判,完整履行一國兩制有利自身長遠利益,他們須跟港人同步甚至要有超前的視野。坦白一點,就是萬一本土抗爭失敗,香港失去原有功能後的考量。所謂視野,也包含對香港內涵的理解,則支撐著制度的文化和現代倫理,如果他們明白這些內涵的移植和傳續對日本有利,那也是香港求存的其中一條小出路。初步可以增加專為港人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吸引中層及基層人材來日。長遠應考慮設立港人國際學校。以朗誦背記教習中文的嶺南傳統、粵語跟漢文的言文分途、因粵語公用化、實然標準化而產生的,貼近書面語的雅正口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擁有深厚漢學傳統的日本所能珍惜的。香港傳統英文學校的現代性格,也能吸引一定的國際系或本地日本人。最後,那天我們在東大的講座,有學者建議以日本為中介平台,供各方對話。如果做到,當然樂觀其成。但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願意放下面子,接受日本這外國勢力的介入嗎?香港青年又是否會在明知跟對家講多無謂的情況下上大台呢?感覺在日本建立東亞的香港支援基地,反而貼合近代中日淵源。」
作為新生代學者,就整體的「日本戰線」,他百感交集。「我無疑是傾向同情及支持抗爭的,明白日本內閣官僚只能說些門面話,國會議員不敢多言,但地方議員可較自由表達,學術界盡可能把真實一面呈現和紀錄。日本民間有遊行、捐款、座談會,也有活動家上東京都廳展望層演奏《願榮光》,右翼的櫻花頻道也播出重編後的日語女聲版《願榮光》。無論如何,今次是重新令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機會。一般平民無意識中感覺中港是有點不同的,但可以說他們對香港毫無認知。牙醫姑娘可以天真地問我香港不是國家嗎,很多人則無故問我台灣的事,因為你講自己是香港人,下一秒會被記錯成台灣人。東大精英也可以覺得港日關係研究好有趣,因為他覺得城市怎麼會直接跟國家比較呢。最普遍的,是直接當你是中國大陸公民。駐港日本領事明知很多港人不喜歡『被說普通話』,但我們每次入境,都被普通話同簡體字招呼,一般商戶更不用說。日本政府各部門有溝通嗎?企業有做市場調查嗎?還是入境旅客排第四的香港仍不足以獲得注意?以待客之道見稱的日本而言實在奇怪,當然跟日本接洽的香港部門也難辭其咎。日本政府應培養更多香港問題專家,遇上像今年的大事,總不能期待單憑中國問題專家,就能提供什麼真知灼見,畢竟香港是另一次元的問題。我想其他國家其實也是相差無幾的,只是我對日本抱有期望,總覺得他們是有能力和優勢,成為東亞中最了解香港的國家。」
後記
曾幾何時,登陸日本是香港、台灣各界的夢想,陳美齡、鄧麗君、翁倩玉在紅白演出,彷如今日GEM走上春晚,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經濟崛起、韓劇也取代日劇,日本熱似乎早已淡卻。據說日本駐港領事館本來對林鄭政府頗有好感,乃至幾乎支持《逃犯條例》,幸好有一群新興日本「香港通」出現,才能令官員沒有那麼離地。「我們雙方都沒甚麼邪門的動機,日本需要高質素、具潛力,又擁抱文明價值的年輕人材,香港也需要能保存『香港人血脈』的地方。中國人材很多都能融入文明的日本,善良守法,但部份人有其心中的『國情』,政治人口學而言,畢竟仍拖著中共的長影。香港卻是台灣以外,最能符合日本知識型人材要求的地域:懂漢文善英語,學日文快,價值觀近,學歷及專業資格認受性高。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升學,要具12年正規教育學歷,香港轉三三四學制後,來日升學銜接更為方便。日本如能趁機開發人材供應源,現在對香港抗爭的各種善意表態,都能成為精神上的賣點。假如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日本是否能透過支持某些黨派或議員,使自己在中國掌握下的領土中唯一一個普選議會有話語權,現在便是關鍵時刻。牌面上,當然說是為了兩萬多個僑民和千幾間日資的利益,但實際上,也要考慮一下作為東亞民主大國的戰略定位吧。」說來,我也曾在日本的大學短暫交流工作,一直相信日本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同路人,漫漫長路,裝備自己,學好日文,也是其時,香港に栄光あれ。
答:錢俊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二年,正研究港日關係中的戰爭記憶問題及表象文化。
星期日明報 2019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