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共通語言與國際溝通]
推動我國達成聯合國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座談引言稿
今年五月，台灣再次被摒棄在WHA大門之外，這是我們以知長期以來的國際政治現實。然而我們是該重新思考，除了在日內瓦湖畔向不清楚台灣中國政治爭議的瑞士人發送傳單、在聯合國大樓之前舉抗議布條之外，我們還能用甚麼，與國際社會溝通?
2014年正逢全球檢討MDGs (千禧年計劃)執行成果，婦權基金會邀集數個領域的專家，整理台灣在MDGs中約六項目標的成績；卻發現，婦女與環境永續(MDG7 ensur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幾乎難以找到可比對資料，全球發展夥伴(MDG8 development a global partnership for development) 也缺乏可呈現資料；連性別統計執行的相對較好的母體健康(MDG5 improve maternal health)、新生兒死亡率(MDG4 reduce child mortality)，也因為從來未將MDGs放入國家發展計畫與目標中，數十年的統計資料是有，整理起來卻呈現十多年來「毫無改善」；這是我國在國家發展上很明顯的一個問題: 缺乏目標，沒有計畫。這也是國際社會持續從MDGs到SDGs(永續發展目標)，以全球計畫，帶入國家發展目標中，協助國家訂定國家未來在各領域對內與對外的目標作為。
當然，很根本的問題在於，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國，我們無法參與國際組織、也無法在平等地位的立場與他國合作。
可是，我們真的無計可施嗎?或者，我們對於國際社會除了大喊不公平之外，我們是也未盡全球夥伴之責? 台灣因為長期的國際參與孤立，以及國家定位混亂所導致的自我信心不足，我們很難擺脫「證明我其實並不比別人差」的心理；所以我們宣傳「我們有世界第一的健保」、「我們有極佳的經濟發展」「我們有很好的性別平等表現」，但是我們沒有進入下一步:「我們可以如何分享我們的經驗，成為其他國家的夥伴；我們需要其他國家給我們甚麼合作，讓我們達成下一個目標」。
今年以國際女醫師協會會員身分，得以進入WHA會場旁聽；我發現，幾乎每一個在大會上發表的國家，都不忘表達一件事情:「我的國家政府為2030 agenda準備了甚麼」。為甚麼?每個國家制度不同、面臨的問題不同、政治經濟與公共衛生情況不同，在國際場合上，要如何「評比」? 不論是推動性別平等的gender mainstream 性別主流化，或是千禧年計劃MDGs，及現在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雖然褒貶不一，但相較之下，是國際上在共通議題的共同語言；尤其在民間組織與政府對話、要求政策規劃與資源分配之時，這些計畫與目標，都是足以檢視與對應的共識。
台灣在2005年開始啟動gender mainstreaming性別主流化政策；這個在1995年聯合國全球婦女大會中通過實施的全球婦女權益政策，是當時全世界性別平等的共通語言，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必須在國家與國際重要政策上，納入性別觀點，讓男性與女性都能參與需求認定、政策產出和資源分配，以此作為實質達成性別平等。雖然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國，但在2005年由總統府成立性別主流化諮詢小組，並由行政院開始進行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預算、性別影響評估、性別意識培力與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等具系統性的性別政策，並由行政院主責的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將國際上在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 的各種工具、指標，帶入檢視與推動政府的性別平等業務。即使台灣在性別主流化國家政策的推動，比國際上開啟性別主流化政策的時間晚了10年，卻能夠在10年後，全球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運動的檢視過程，清楚看見台灣在性別平等的各項指標，譬如女性參政、婦女勞動參與、婦女人權等各項目評比中，相較其他國家顯得亮眼的推動成效。而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台灣能夠有跟國際社會共通的語言和指標，一起討論如何在國家體制內與外，一一堆動全球一致關注的性別平等議題。
MDGs我們沒跟上，SDGs呢?
政府提出前瞻基礎建設的八年計畫，最粗略地去比對，前瞻基礎建設的水環境建設回應了SDGs第6項乾淨水源與衛生；綠能建設回應了SDGs第7項可負擔能源和第13項氣候行動；軌道建設、數位建設和城鄉建設裡回應了SDGs第8項就業與經濟成長、第9項工業與創新基礎建設、第10項減少不平等和第11項永續城市。城鄉建設中的文化和學校空間整新回應了SDGs第4項教育品質；軌道交通建設對於相對男性較常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女性，回應了SDGs第5項的性別平等；而食品安全、城鄉建設中的公托與非營利幼兒園建置和長照建構回應了SDGs目標3健康與福址。這些都還只是粗略比對，其中更細節的計畫項目還可能有更多的契合。甚至，在蔡英文總統所提出的司法改革，就回應了SDGs目標13和平與司法正義；推動之中的年金改革，也回應了SDGs目標10減少不平等；持續宣示的2025非核家園，是目標7的可負擔能源與目標12消費與生產責任，非常實際的做法。也就是說，仔細思考台灣未來的發展和因應氣候變遷、科技發展和國際競爭，提出的未來發展計畫，其實也正扣合著國際上積極討論面對的挑戰和永續發展目標；我們做的就是跟國際並肩的事，但是我們沒有整理這些面向、沒有從國家高度去設定我們2030年想達到的目標、沒有考慮在這個過程如何成為國際上其他國家或區域的夥伴。
歐盟各國在面對2030 agenda時，已經由國家位階和區域合作的角度，設定了2020、2025的合作和永續發展計畫；不論在國家內部發展的必須，或是用夥伴的身分成為國際合作的一員，用更務實、更實際的方向扮演國際社會應有的責任，台灣都不能缺席SDGs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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