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補充一下關於1989年《悲情城市》這個故事。文長慎入。
當年侯導演拍完，可是冒著可能會被關的風險。因為當時剛解嚴沒多久，大家都不知道政府會對這樣討論到禁忌題目的電影會發生啥事情。當年如何前往威尼斯參加威尼斯影展，都是可以媲美《亞果出任務》。（註）
所幸，這片當年在威尼斯影展拿了大獎，團隊士氣大振，這不但是台灣電影史上頭一回在國際三大影展拿最大獎，這部片背後象徵的討論國民政府當年如何懲罰異己，以及本省人又如何迫害外省人都有描述。
這片來得太巧妙，當年票房很轟動，雖然很多人還是會說，看不懂，看到睡著，但大家都買了一張票，進去看我們不願面對的歷史。
過了30年，我們才等到另一部電影《返校》。這或許是一種巧合，居然剛好隔了30年。但人事物都變化太大。黨國中心準則轉了180度，當年信奉乖乖不出聲，人家政府就不會來找你碴的人，目前多半處於社會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會說那句：「過去就忘了不是很好嗎？」如今聽起來格外刺耳反諷。
青年世代則看清了世代間的不正義與剝奪，他們才是真正看清此刻政局的雪亮明眼者。全世界各國都一樣，從太陽花、茉莉花、雨傘運動等。傾左者與右派民粹路線是這10年來交戰最激烈的一回，明年還會有驗收業障的議題。
文中提到，「2016年之後，出現像轉型正義委員會和人權博物館，他們投入了許多力氣不只做基礎調查，也以藝術和文化來與公眾溝通，上述的劇場《明白歌》就是由「促轉會」推動的計劃。轉型正義絕對不是清算或是迫害政治異己者。
不去徹底面對歷史的錯誤，發掘真相，保存記憶，不僅是沒有還給那些暗夜中受難者該有的正義，也代表我們沒有真正面對隱藏在島嶼深處的創傷，以及這個新興的民主社群對於什麼是人權與自由缺乏共識，因此難以真正社會和解與一起前行。」
如果你有遇到當年被黨國迫害的人，你就會知道促轉會對他們來說，根本是人生過去四五十年來的仇恨可以被放下，甚至可能錯怪家族一輩子的恨，都會被得到和解的可能性。那些被迫害被殺掉的人，在人生大好光陰底下都在蹲冤獄苦牢，不是當事者的家屬親友絕對很難想像。
我想要說一下，拼經濟絕對很重要沒有錯，但當這個小島上對過去建構的史觀沒有一致時，執政黨有義務要讓道歉不只是流於平面化的公關工具，更要修補過去因為對立撕裂的傷痛。
這就是為何很多人看《返校》看到最後都會哭的關係，因為，有些人，等待一個「被原諒」的機會，有些人，等待一個「被放下」的可能。
「我不會忘記的，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這是一句當年活下來的人，心中永遠不會消失的中心信仰。
很抱歉你看到這裡花了大家很多時間，希望能夠鼓勵身邊親友去看看這部片，理解一下，這片不是鬼片也不是恐怖片。這部片是某個時代的斷片，我們只是接起來了而已。
註記：當年出資拍攝的影視圈大佬邱復生在受訪的時候有提到當年拷貝運送出國的事情。他表示，《悲情》成為第一部入圍威尼斯影展的電影時，就有人檢舉說我們「偷運」拷貝出國，就算台灣禁演《悲情》，也依舊可以在威尼斯公映，太猖狂了，要法辦我。
沒想到，我依法申請海外沖印，依法出境，拿我沒轍，否則只要有一點杷柄被人捉住，一定就被放大，一定就被關了。
電檢委員第一次看片時，也都說電影很好，只要求我剪掉象徵行刑槍斃的那幾聲槍響？我立刻就拒絕了。
這時候，正在威尼斯採訪的記者傳回訊息，說《悲情》有機會得大獎，於是新聞局開始緊張了，副局長廖正豪為此召見了我，還是要說服我剪掉槍聲，因為侯孝賢已經動身前往威尼斯，於是我就拉了侯孝賢的「經紀人」詹宏志前往。
我從年輕時候個性有點像現在的「憤青」，其實也就是「野人」，我強調自己沒有立場要求導演剪掉那幾聲槍響，台灣都已經解嚴了，這應該是創作自由。當時，我想你要禁就禁啦，但總要留下紀錄，至少海外還有「完整版」，以後總有一天可以上映的。
問：就為了要不要禁演《悲情城市》，差點讓新聞局長邵玉銘丟官？
答：那時候，新聞局遇到敏感議題時，都會尋找社會人士參與審片，用共識來背書，當時新聞局長邵玉銘還慎重其事地找了卅個人來審查，結果一致通過。但他後來告訴我，差點為了這件事丟官。
因為，當時李煥內閣的行政院秘書長王昭明就責難邵玉銘，認為他也可以另外找到其他卅名民間人士，得到一致「禁演」的結果，意思就是指責邵玉銘「放水」。後來，一直到威尼斯得獎了，准演執照才正式批了下來，唯一的條件是要我趕快上映，不能拖。
問：為什麼？
答：因為那一年十二月有增額立委補選，怕《悲情》選前上映會影響國民黨選情，我還記得有參選人就在競選總部不停地放著《悲情》的原聲帶，用力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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