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頭專制解決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5/27《聽經濟學人》
來賓：早安財經出版社社長－沈雲驄

這期的封面故事帶著簡潔有力的標題

India’s strongman
印度強人：納蘭德拉‧莫迪

全球最重要新興市場之一的印度並沒有如中國一般，帶領10億人口攀上經濟發展的階梯，但莫迪擁有最好的機會。不若改革力有未逮的前總理辛格，莫迪的背後有國會的絕對多數、個人的強大魅力，以及來自青年、都會和宗教族群的支持，他有義務對抗腐敗、行政失能和地方分化，讓印度經濟一飛沖天。

莫迪首要的任務是清算銀行壞帳、彌平財政赤字、減少補貼、擴大稅基，並讓央行祭出更強硬的抗通膨政策；其次，他必須創造就業，改善勞動市場彈性、降低工業用土地取得門檻及使電力供應穩定，僅改善交通建設是不夠的，他還必須推動土改、鬆綁法規、並建立全國統一營業稅制，如此才有機會使印度成長從目前的4%至5%再提升2%至3%。

不過，莫迪也有3項危機待解決。首先，標榜印度教國族主義的他依舊口惠而實不至，忽略佔15%人口的穆斯林；再者，他仍有可能無法戰勝在國大黨統治下根深柢固的複雜政治、僵化官僚和貪腐；最後，莫迪必須戒慎恐懼地行使統治，否則他將成為寡頭而非民主元首，目前的他甚至有強烈的專制傾向。

資料來源：台灣醒報
詳細雜誌內容請見經濟學人官網
http://www.economist.com/…/21602683-narendra-modis-amazing-…

【盧斯達：台灣不會是中國的終點 -- 上報 / 評論】

「中國人」多數認為中國人或中國文明是愛好和平的，這種「我巍巍中華」式的自我美化，大概是很多文明都有的，但中華文明的早熟之處，在於在極早的時候就發明了帝國主義。他們用「統一」來文飾侵略、用「統一」做開戰藉口，並結合天下（帝國）無邊界、王者「一」天下即「最高政治」的神聖敘事，製造了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早的大帝國。

歐洲人還要在一神教落地生根之後，才有Christendom或哈里發國的想像，再之後才有打著傳福音的名義殖民其他人種。在這方面，中國文明確有其超前之處。

所以結論是「中國人」很好戰？事實又有另一面，「中國人」其實又很愛好和平。即使是中台之間的爾愚我詐，談的還是「和平」。

台灣政客用「簽不簽和平協議」這個話題愚人愚己，中國方面則用「和平」來恫嚇人。習近平在自己版本的《告台灣同胞書》說：「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台灣同胞的生活福祉會更好，在國際上腰桿會更硬」；很多中國的支持者也搖旗吶喊，說和平很好，難道你不要和平嗎？要和平就要統一，這是中國的Agenda Setting，就像香港電影的黑社會來亂之前，總是自稱「我是良好市民，大家斯文人……」，新年時在店家門口放一盤吉，貌似祝福你「平安大吉」，但其實是收保護費。付了保護費之後的平安是否真平安呢？被脅迫下成為家畜的和平是不是真和平呢？

事實上中國文明千頭萬緒，終走向了大一統狂迷，與大家普遍「渴求和平」的心態，也脫不了關係。今日台灣和其他中國周邊地區政體遇到的問題，也許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演過。他們認為「分裂」帶來戰爭，民不聊生，所以當時出現了一些世界主義者，認為君王用某一套思想「一天下」，就能平息天下紛爭。不管是儒者的禮智仁政、重返封建，或脫胎自儒家並吸取了道家某些部份的法家。

國際主義行動者

當然也有其他路線。墨家是國際主義行動者，他們想抵消國際衝突，但也有「尚同」這一條；道家大體上反對儒家，認為它提倡的東西令世道尚智趨壞，中間的楊朱則是鑽研為我之道，類似當代的「愛自己就是一切」的New Age人。楊子也尚公，但類似無政府主義，與儒法不一樣。

以上是兩種人，一種是積極參與和希望影響高層政治的依循同一條「得君行道」的路徑；其餘可歸類為古典的自由主義者，或在民間及國際間作工，或一心追求心性修養。老莊派大體認為解決問題之道，在於人們應該絕聖棄義，返本歸根，回到不能以智力相競的太初世界。或許多少有點理想主義，但「君主派」即儒法派，則提議由一個強而有力的獨裁者吞噬天下，就可以將爭議減到最少。即使是同情地理解，他們的方案也是期望仁慈的獨裁者。

不過由於要避免有爭議，所以不主張分權，權力集中是消除戰爭的政治原理。至於獨裁者不仁慈的話該當如何，古典學者是沒有解的，或訴諸於君王自我修養的道德勸說、或提出失德者將失去天命的政治神學，或者去到孟子的「未聞弒君」的平民革命論。然而易姓革命一旦出現，得君行道派就失去了君，失去了所有論述的基礎，所以其無解則多數語焉不詳。

「大戰爭」在後來的書寫中，用以佐證一種扭曲的和平觀：大獨裁者是和平的根源，反對大獨裁者即是反對和平。「和平」作為抽象概念，被綑綁在一個君主手中。而這君主的人選，又是絕對實力主義的。純粹誰人武力最強，事後就得到文飾的「天命」，被視為「大和平」的希望，打到所有諸侯都投降了，終極和平就會降臨。

這種扭曲的「大和平觀」，隨著「大戰爭」散播。中原的帝王將相乃至士農工商，某程度上都是極端沙漠宗教的聖戰士。這一刻的戰爭和慘無人道的屠殺，都是哈米吉多頓(Armageddon)大戰，是必要的，甚至要主動引發的。只有跨過去，就會有新天新地，爾國降臨。

台灣不開城便是戰爭源頭

一海之隔，看著中國和台灣的互動，看著中國及其台灣內應侃侃而談「和平統一」，大概就是這種歷史幽靈的延續。他們認為台灣不開城，就是大君主旁邊有一個諸侯，便是戰爭的源頭；反對中國擴張的人，會被說成挑釁情勢，令「兩岸」形勢緊張。這就是將十幾億（中國與台灣）人的福祉和安危，抽象化為一個文明進程。而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被定義為不斷的擴張和同化，以同質性保障「和平」。

然而秦始皇「一天下」以後，沒有帶來儒生想像的和平及大同世界，秦始皇的勝利滋長了更大的野心。之後他派兵攻打百越，那百越本來不是「中華」的一部份，那是一場種族層殺，類似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後的事。

所以台灣不會是中國的終點，之後他們會將「統一」的符咒扔向中亞、俄羅斯、南海，然後向他們推銷，「統一」在這個體制之下，才能保障區域的「和平」。大家被迫或自願將權力上繳給秦始皇之後，不只沒有和平，而且壓迫加大了、更無處可逃，導致下一輪爆發的內戰更加血腥，更加席捲一切。統一不只沒有帶來和平，還只是為下一輪更大規模的戰爭儲了氣。

明末大儒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談君主專制，斥責諸皇帝「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便是相約的原理。中原人將各種權利層層往上貢，由一個寡頭控制軍隊和權力，「天下」變成「國家」，就認為可以帶來和平，使整個文明發展變成一個劣質同化的過程。

事後孔明，最後逃離這個體系自成國家的，看來才有一線新機。日本、越南、支那半島、東南亞，都是各自土化；香港和台灣都有各自的意外，寫下不一樣的歷史，得以各自發展菱角，成為發達地區。

之後內陸發展起來，有了吸力，外面為了迎合裡面，文化、經濟、人口互相接通之後，就一定程度同化了，也劣化而失去自己的特色。

養出了納粹德國

「和平統一」及「和平協議」，背後隱藏著春秋戰國的大戰爭的歷史幽靈，因為害怕小戰爭，而上貢權力和委協，最終醞釀出更大的戰爭，在歷史上並不少見。歐洲綏靖納粹德國、歐美綏靖日本，大戰爭之後，殘破的歐洲想合成一個共同體，但防務卻要依賴美國。最終歐洲之中的強國，例如德國，內心反對美國的霸權，但軍事上要靠美國的保護傘，這一切是怎樣開始的呢？那就是始於很久以前歐洲各國厭戰，捨難取易太久，養出了納粹德國，終於把歐洲自己打爆了，美國順理成章成為全球霸權，世界的形勢變得更一面倒。個人、小團體更受宰割。

帝國式的和平，總是糖衣毒藥。對之旗搖吶喊的是求一時利益的政客，能夠帶領人民明辯是非利害的，才是「中國世紀」需要的政治家。

《決戰二〇一六》 第三章 第二節 習近平和中共“太子黨”
——腐朽強權尚能迴光返照的人格原因

【按語：用民主大革命摧毀中共暴政的思想大潮已經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主流意志，中共為之驚慌失措。近期，中共的御用宣傳機器和混跡於中國海外民運中的垃圾、中共的思想走狗，如劉路之流，開始不斷發文，企圖論證中共暴政是不會死亡的萬年帝國。面對這種情況，徵得出版社同意，摘發袁紅冰所著《決戰二〇一六》一書中的第三章第二節，希望讀者能夠從中理解到中共暴政已經是屍居餘氣，處於滅亡前的迴光返照之中。 ——《自由聖火》編輯部】

極權政治以個人或者寡頭集團的意志為國家意志。所以，極權國家總是隨強人梟雄的崛起而崛起，並達到興盛的頂點，然後，在國家權力的腐爛中走向衰敗，終至由陰鬱猥瑣的鼠輩政客為其送葬——這個過程表述歷史的必然鐵律，也是上蒼為極權政治安排的宿命。

中共暴政本來也是上述必然鐵律中的囚徒，也是迸濺在宿命上的一片猩紅的獸血。只不過多了一次迴光返照。

毛澤東視萬物為芻狗，以鐵血梟雄之勢，將中共強權推向其命運的峰巔；毛澤東生命朽敗之後，鄧小平又用強悍的人格，挽狂瀾於即倒，繼續維持中共強權的巔峰狀態，雖然巔峰之上少了幾分毛澤東時代的狂霸之氣，多了一些黑手黨政治的冷血風格。然而，毛澤東、鄧小平之後，中共暴政再無巨擘強人，似乎毛和鄧已然耗盡中共的運數。

江澤民，一個十五億中國人中醜陋至極的上海小男人，一個比年老色衰而春心如花的妓女更喜扭捏作態、搔首弄姿的癟三，一個比更年期的悍婦更令人恐怖的喜怒無常的動物，一個性淫勝鴇、淺薄虛榮的三流政客，竟繼鐵血強人之後，主政中國二十年。江澤民人格之醜陋猥瑣，可謂千古一絕。如此不堪的人格主宰中共權力意志，仿佛上天有意以此在世界面前羞辱暴政；上天的羞辱中，也隱喻著歷史必然的鐵律對中共的詛咒。

國之將敗，必有妖孽當道。如果説毛、鄧是嗜血的狂魔厲鬼，江澤民則為淫慾焚心的妖孽。江澤民主政，演繹極權宿命的第二個階段，即由強人政治的峰巔向國家權力腐敗的深淵墮落。

用普遍腐敗的允諾收買官員的支持——這是無德無能的江澤民鞏固自己權力地位的首要的為政之道。此道儘管污穢不堪，卻十分有效。中共官僚集團之所以能容忍江澤民在中共權力之巔縱情恣意展示其人格的千般醜態，萬種妖姿，且長達二十餘年，全在於江澤民實行“權力腐敗利益，官員人人均可分贓”的國策。

江澤民打開國家權力腐敗的鐵閘，千萬狗官如尾巴上被點著的野豬，嘶吼狂嘯，揚鬃奮蹄，奔向極權國運的衰敗之路。遙想當年，古羅馬帝國一夕傾頹於腐敗之前，羅馬貴族徹夜狂歡，向上天高呼：“要更多美女，更多美酒！”今日中共千萬貪官污吏，體態如懷孕的野豬，左手高舉美酒流溢之盃，右擁艶色如紫霞之嬌娃，漫舞於腐敗權力之上，向歷史發出如此感概：“作共產黨的官，乃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職業。”

中共國家權力早已腐爛入骨，傾太平洋之水難以滌盡其污穢，舉天雷之烈焰無法使之凈化為灰燼。江澤民之後，胡錦濤主政，拉開前述極權宿命最後階段的黑色帷幕，即狐鼠政客為中共極權送葬的末日悲劇。

胡錦濤，雖邀上天之倖，得男兒之身，實卻心靈無種、精神自閹之鼠輩。宿命選定江澤民，以其人格出類拔萃之醜，向中共暴政臉上撒尿，以示羞侮辱刑之懲罰；宿命又選定胡錦濤，用其直追馬英九之令魔鬼都絕望的無能，作中共斂屍送葬之人。

胡錦濤怯懦陰晦如鼠，其情商只堪作一庸碌卑鄙小吏。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胡氏鼠輩，亦有激盪於荒墳古墓間的狡狐之黠。憑狐黠之智，胡錦濤循循奔走於中共元老之門，顯唾面自乾之忍；殷殷如奴，侍奉中共權貴於左右，且數十年不輟，終有大成，獲主政中共之權威。

怯懦陰晦的鼠輩人格，復之以黠狐之智，胡錦濤雖榮膺大寶，也畢竟只是狐鼠之屬，無法用猛獸之爪，在鐵鑄的歷史上刻出痕跡。主政十載，胡錦濤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進不能鼎革佈新，退不能抱殘守缺；智無法阻遏勢如荒火燎原之權力腐敗，勇難以壓抑千萬貪官污吏傲慢燭天之氣焰，鎮日裡只能蜷縮於權力之巔，面如土偶，神似朽木，混吃等死。

巨樹頂部的葉片最先感知秋季的凜冽寒意。中共官員和附屬於腐敗權力的奸商惡賈，就是中共政權這株巨樹頂端的葉片；這個群體最瞭解，中共權力之腐敗，已如腐屍潰爛，無藥可醫，無方可救。胡錦濤主政期間，中共貪官污吏和奸商惡賈開始將移居國外視為最重要而緊迫的“家族事業”之一。

這個在中國的土地上獲得豪華的權力和暴富機會的群體，即擁有最大權勢和最富有的一群，卻急不可待地試圖離開中國，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比其他所有中國人都深刻而真切地感覺到，中共國體在潰爛的國家權力侵蝕下，已如千年朽棺，即將灰飛煙滅，而他們想在大危機大崩潰到來之前，逃往異國他鄉，去尋找安全——擁有權力和最富有的人都試圖逃離，足證中共之國已魂飛魄散，只待骨銷形亡。

二〇一二年，胡錦濤主政最後一年，中共內部權力之爭奪，或者明目張膽，勢若瘋虎，如薄熙來竟干犯中共天條，私自動用數十輛裝甲車，越省界，包圍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是為震驚世界的王立軍事件（注：見《台灣生死書》第一章第三節）；或者暗潮洶湧，鬼影幢幢，如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薄熙來等蓄謀已久的宮廷政變式的權力交接計劃；如果不是由於變生不測，突發王立軍事件，致使此次宮廷政變“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現在中共政權早已內亂蜂起，分崩離析，東亞大陸上的共產帝國的巴士底獄很可能因此化為歷史廢墟。

然而，王立軍事件如一陣凜冽寒風，突襲而來，吹落萬枚紅葉，中共強權又偶然躲過一劫。真令人欲仰首悲問蒼天：莫非上天有意，再次用偶然性延長中國人作中共政治奴隸的卑賤與屈辱，以示對這個過分長久地容忍了暴政的民族的天譴之意。

不過，哲人説偶然中有必然；詩人說：“偶然性是必然性之鏡中映出的花枝。”儘管偶然性以王立軍事件的名義又一次拯救了中共極權的血光之災，但是，中共依然具有迴光返照的生命能量則取決於一種必然性，即強悍的權力人格是衰敗的極權政治的最後一支強心劑。更明確地講，中共政權此次迴光返照所表述的，是強悍的權力人格的迴光返照；承載這種強悍權力人格的群體，就是被稱作“紅二代”的中共“太子黨”。

胡錦濤可以說是現代“閹竪”政治的經典代表，“太子黨”卻是殘存在中共腐爛政治生命中的強人政治的基因。中共十八大之後，“太子黨”全面主導中共權力意志。這意味著毛澤東和鄧小平式的強人政治鬼魂的復活。當然，“還魂的鬼是醜陋的”，“太子黨”雖然能夠以其強悍的權力人格形成屬於中共極權的迴光返照式的“輝煌”，只不過，“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沉落於黑暗的虛無，才是中共極權不可改變的宿命。

我曾在《台灣生死書》中作出界定，中共“太子黨”原則上是指中共建國少將和建國地區級以上黨政官員的子女。這個群體，一般出生於中共建政之年，即一九四九年前後五年，現在的年齡在六十至七十之間。按照中共極權的政治運作邏輯，這個年齡正是壟斷權力意志的時期。

究竟是“命運決定性格”，還是“性格決定命運”？這兩個相悖的生命哲理的爭論恐怕萬年之後也難有定論。不過，正是這兩種生命哲理的疊加效應鑄造出中共“太子黨”的權力人格。

一九六六年，為把權力競爭者踐踏在腳下，毛澤東拉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歷史總在騙局中蹣跚，毛澤東試圖掩飾個人權力意志鬥爭的本質，賦與政治陰謀以政治道德之美，編造出“文化大革命”同“壯麗的共產主義理想”之間虛假的理論聯係。

當其時也，中共“太子黨”的主體正值少年。少年，那是渴慕璀燦的人類理想勝過迷戀美人雪白肉體的純情的生命。毛澤東以共產主義的上帝的名義，通過“文化大革命”的宣示，賜給中共“太子黨”壯麗理想的代言人的特權。這個少年群體的血燃燒起來了，他們比太陽更熾烈的眼睛裡熔鑄出瘋狂的神聖感。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天性之一，就是用仇恨培育神聖的信仰。歐洲中世紀千年黑暗，對異教徒的仇恨構成信仰神聖性的情感之源；當代共產主義則把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奉為對共產主義理想的情感獻祭。

以仇恨為情感動力的理想，必定演進成現實社會中的瘋狂獸性，而且理想的表述越壯麗，越神聖，獸性便越瘋狂，越凶殘。一九六六年盛夏，少年“太子黨”成為毛澤東的政治刀鋒，劈斬在中國歷史上。他們組成“老紅衛兵”——類似希特勒的黨衛軍、衝鋒隊的反人類罪犯罪組織，用野蠻時代的極其原始的酷刑，摧殘了數百萬知識分子和“階級敵人”，無數人的生命在酷刑下破碎，其中包括不諳世事的嬰兒和歷盡滄桑的垂暮之人。

命運使少年“太子黨”變成在理想主義的金焰中狂舞的嗜血之魔。然而，命運對少年“太子黨”人格的詛咒並沒有就此結束。由於政治局勢的急劇動盪變化，絕大部分少年“太子黨”的父輩被毛澤東視為權力鬥爭死敵劉少奇的政治基礎，“太子黨”，這個奉毛澤東為共產主義之神，並為證明對其的忠誠而犯下反人類罪的群體，竟一夕之間被“神”拋棄了。

“太子黨”的地位，從昂視闊步於理想主義雲端的天子驕子，瞬間就落入社會最底層，淪為他們不久前剛剛踐踏過的“政治賤民”。過去從雲端俯視時，他們看不清這個社會；現在從最底層向上仰視時，他們理解了中國人的卑賤。

直到毛澤東死去，重新隨父輩回到權力的聖殿，“太子黨”經歷了十年地獄之苦，十年焚心之痛。為在充滿艱難困苦和歧視敵意的環境中活下來，他們必須讓自己變得像蛇一樣陰險，像荒野之狼一樣凶狠狡猾。命運又一次在他們的人格上刻下深深的痕跡。

二〇一二年，中共十八大之後，中共“太子黨”，這個由浴血的命運創造出的權力人格走上權力之巔，開始“性格創造命運”的歷史過程。為準確預言這個歷史進程的結果——是中共極權的中興，還是中共極權末日的“政治狂歡”，有必要對命運所創造的中共“太子黨”的權力人格的各種特質進行討論。

在政治情感上對毛澤東熾烈的懷念——這是中共“太子黨”權力人格的第一特徵。

如前所述，“太子黨”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曾以“老紅衛兵”的形式成為毛澤東的黨衛軍；這個群體把少年的真情和生命的初衷獻給了毛澤東——那是純情少年獻給共產主義之神的初戀。戀情之中，毛澤東極權政治的恐怖主義和征服世界的野心，以壯麗理想的名義，在他們少年的白骨上灼出如花的傷痕。這少年白骨上的傷痕是他們心靈的宿命，是他們不可改變的生命誓言。

當年毛澤東對這個“太子黨”群體的垂愛並不長久，共產主義之神很快就拋棄了他們。即便如此，“太子黨”雖然對毛澤東懷有幾分棄婦的幽怨之意，但卻無法改變獻祭的深情。在此，共產主義之神更接近魔鬼——一旦把靈魂出賣給魔鬼，就只能終生作魔鬼的情感奴隸。

人既有情感，又有理性。不過，情感的價值取向凝成的意志，則構成人類歷史的根本動力；人的本質因而是情感的，而非理性的。所有的情感樣式中，最強烈的莫過於懷戀。現在，“太子黨”全面主導中國權力意志，在“太子黨”權力人格中燃燒的對毛澤東的政治懷戀將點燃歷史；“太子黨”也將以毛澤東遺囑嫡系繼承人的資格，再次試圖用毛澤東的極權恐怖主義政治和全球擴張的意志，主宰十五億中國政治奴隸的命運。

對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尊重——這是中共“太子黨”權力人格的第二特徵。

毛澤東和鄧小平代表著氣質迥異的政治風格。前者盡顯極權梟雄的狂橫不羈風格和濃烈的血腥氣，後者則展示出政治黑手黨的陰險狠毒和窒息良知的銅臭氣。但是，“太子黨”在迷戀毛澤東的同時，也把對鄧小平的尊崇奉為其政治原則之一。當然，“太子黨”對毛澤東的迷戀意味著政治情感的沉醉，對鄧小平的尊崇則是基於實用主義哲學的考慮。

鄧小平時代，全面重建中共“太子黨”的政治特權；鄧小平設計的權貴市場經濟，則使“太子黨”依仗其政治權勢成為財富利益的第一序位受益人。與此同時，權貴市場經濟短時間內湧現出魔幻般的經濟能量——當然，這種魔幻般的經濟能量是以踐踏理性與良知，摧毀中國的自然生態環境為代價——又給“太子黨”實施毛澤東式的全球極權擴張野心提供了物資基礎。

於是，歷史的懷戀和功利實用主義的利益，就這樣通過“太子黨”的權力人格扭結在一起，“太子黨”不僅意味著毛澤東政治之魂的當代復活，同時也是鄧小平政治遺產的繼承人。毛澤東和鄧小平這兩個獨裁者的政治之吻的魔鬼吻痕，就重疊在中共“太子黨”的權力人格之上。中國的命運將因此進入最黑暗的歷史時期。

強悍、冷酷、機警——這是中共“太子黨”權力人格的第三特徵。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太子黨”的這項權力人格特徵，正是青少年時代苦難命運對他們的祝福。如前所述，毛澤東運用少年“太子黨”為“文化大革命”殺開最初的血路之後，便將他們放逐到人間地獄之中。十年苦難艱辛，十年悲情血淚，生存的刀鋒雕刻出“太子黨”強悍、冷酷、機敏的人格特質。

少年淪為政治賤民的命運，使“太子黨”失去了接受正常教育，並得到知識救贖的機會；命運讓這個群體的知識水平定格在中學水平，而且，屬於他們的淺薄的知識系統中，覆蓋著毛澤東政治的血色晚霞。那種定格在“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知識系統猶如一座鐵牢；囚禁在鐵牢中的不可保釋的百年死囚，正是中共“太子黨”的靈魂。儘管重獲政治特權之後，通過權錢交易獲取各種學位成為“太子黨”群體的一種時尚，但是，那並不意味著對知識的渴慕，而只表述庸人俗物的虛榮。“太子黨”是被知識拋棄的一群。

不過，“太子黨”雖然被知識拋棄，但又獲得強悍如猛虎、機警如野狼、冷酷如滴血屠刀的人格特質。正是憑藉這種人格注入權力意志的生存能力，才使中共極權政治在權力徹底潰爛的凶險關頭，能夠再現崛起的假象。是的，當前中共的再崛起是一種假象。我之所以如此判斷，是基於上述對“太子黨”三項權力人格特徵的審視。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恐怖主義政治的道德基礎隨他的生命一起崩潰，中共極權專制面臨末日的危機。當前，東亞大陸民怨沸騰，民怒如山，表明鄧小平的權貴市場經濟和黑手黨政治也走入絕境死地。

中共“太子黨”前兩項權力人格特徵，恰好是以對毛澤東政治和鄧小平政治的雙重繼承作為宿命的結論。顯而易見，這意味著“太子黨”所能繼承的並非解決大危機之道，而是繼承了雙重的絕境死地。同時，受淺薄的知識結構所限，“太子黨”也沒有引領中共走出絕境死地的理性能力。

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共極權在潰爛中消亡已是昭昭天道的預示。“太子黨”只是借諸強悍的人格能量，為中共極權贏得一次迴光返照、“末日輝煌”的機會。迴光返照豈能長久，“末日輝煌”之後必然是敗亡的悲涼。中共“太子黨”的政治努力乃逆天道而行；逆天道者，必因天譴而敗亡。

（摘自《決戰二〇一六》 袁紅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