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暴力防治法告訴乃論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民國80年代是婦幼人身安全議題倡議的年代，但85年底發生令人遺憾的彭婉如受害事件後，催生出隔年的「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法令頒布的同年，高雄也率全國之先，結合社政、醫療、警政跨領域成立「性侵害防治中心」，設立24小時免付費婦女保護專線，開啟以專責機關防治性侵害業務，並成立義務律師團、志工團；88年合併家庭暴力成立現在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刑法「妨害風化」也於88年增訂「妨害性自主」罪章，性侵害事件從此為公訴罪非告訴乃論，讓被害人保護及尊嚴維護上有很大的進步。

而我們也不斷努力，持續結合司法、警政、衛政及社政網絡，跨專業合作防治性侵害案件，成功建立全國首創「性侵害案件早期鑑定制度」，提高起訴率及定罪率，保障幼童及心智障礙者司法權益，並於105年與法醫合作率全國之先創辦「整合性驗傷採證模式」，加強採證技術，維護被害人司法權益。

也因為我們的努力，所以連續15年榮獲中央評鑑特優，受到各界的肯定。所以，我們藉由立法20週年的日子，將高雄市性侵害防治團隊的歷史軌跡、縝密的網絡合作關係及實務運用的工具展現給市民朋友知道，展現杜絕犯罪的決心及宣導正確的防治觀念。20年走來，在性侵害防治的路上並不輕鬆，要感謝所有防治網絡團隊的努力及貢獻，全年無休在第一線守護著。

期望市民朋友能跟我們一起共同防止性侵害犯罪，尊重自主，打造性別平權的社會，一起守護每個人的人身安全，讓民眾都能安心、安全、安寧的生活，讓高雄成為更宜居的城市。

律師娘，你一定不相信，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也會用上家暴保護令吧！
我沒有什麼自抬身價的意思，只是我想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結婚前都以為打老婆這種事情，只會發生在酗酒或是失業的男人身上。
是他讓我知道，並非如此，原來即使位居一家公司的高階主管，也會有情緒控管的問題。

我到底做了什麼嚴重的事，他竟然會動手打我？
當然，動手就是不對，沒有任何理由！可是他動手的那一晚，我居然想了一整夜，是不是其實我不對在先，所以他「不小心」不對在後？

他是個單親家庭的孩子，或許，他的孩子氣還在，所以一時無法克制自己，就做錯了。他都抱著我跟我道歉了，應該是值得原諒的。我那時也不應該說：「你跟你爸一樣不負責任！」即使他公事繁雜，常忙得無法接手機又從來不回電話，甚至應酬時看到我的連環叩也直接掛掉關機。
難道在婚前，我不知道這點嗎？
真的是不知道！
談戀愛時，他要是漏接了我的電話，一定急急忙忙打來道歉，怎曉得結婚後就變了調，所以我才難以適應。
那天，他語帶抱怨地對我說：「我的工作壓力很大，你沒事不要打電話給我，增加我的困擾。」
「我打給你就不會是沒事。沒空你先不要接就好，但晚點有空時，你不能回個電話嗎？說不定我找你是急事，搞不好我發生車禍了，又或者你媽出了什麼事，你不會擔心嗎？」
我不是要詛咒他母親，可能是當下說不出什麼像樣的理由，加上我對他母親在他心中的重量一清二楚，所以一時情急，口不擇言。
「不要把我媽扯進來，她很明理，不會像你這樣無理取鬧。」
「我哪有無理取鬧？請你接電話就叫無理取鬧，那你這樣一出門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是不是太過分？你跟你爸一樣不負責任！」
這就是他第一次動手之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我一開始只是想讓他知道，像他這樣大半夜不回來、又聯絡不上，有多讓人心急。他卻想起了在他五歲時，就跟別的女人在外同居的父親。

他最後一次看到父親是爸媽簽離婚協議書的時候，在那之後，父親就以他母親是單獨監護為藉口，不來看他，也不付扶養費用，就像爸爸的責任用一紙離婚協議書就可以無條件斬斷似的。
他幾乎沒提起過父親，唯一一次是我提到想生小孩時。或許他對於「父親」這個角色的定位很質疑，所以忿忿不平地說出了對他父親的評價。
「我問過律師，即使我母親單獨監護，我父親也有給付扶養費的義務，他過去的不負責任，我隨時可以去提確認扶養義務不存在之訴，以免以後他流落街頭，依老人福利法被送進安養中心安置，我還得幫他付安養費用。」
我知道他心中始終放不下，為了想讓他知道我有多在乎他三不五時的失聯，而同時點名了他的摯愛和至恨。
是我的錯，我一開始這麼想。

然而後來我才發現，我是錯了，但錯在應該讓他知道動手是多麼嚴重的事情！而不是在他說完抱歉以後，就以為他認真地自我檢討了，還抱著他說，是我講了不該講的話。
當然，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反省跟改過的，但起碼關於動手，第二次就不可原諒了。

我不想重複那一次的對話。不管我說了什麼，都不應該是他第二次動手的理由。
他不了解沒關係，我想法官會告訴他，所以我離開了。去派出所提出聲請保護令的要求後，員警幫我製作家庭暴力事件調查紀錄表，之後，分局的家庭暴力防治官打電話通知我去撰寫保護令聲請狀。

我拿到了暫時保護令，不久，法院也主動通知我開通常保護令的庭。我知道我可以要求隔離訊問，但我沒有，我要在法庭上親自看法官告訴他，他不可以再對我施加暴力，我也不想再收到他一天幾十則的道歉訊息。

我想夠正式了，有效期間一年的通常保護令，禁止他對我實施家庭暴力，也不能對我有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的聯絡行為，他還得去上認知教育輔導課程。警察還會依保護令，保護我去取回我的車子，及我個人生活、職業或教育上的其他必需品。

我本來希望在我找到律師辦妥離婚的事情之前，他能夠反省自己是怎麼失去我的。如果有下一個女人，他應該學習去擺脫他幼時的夢魘，而不是加諸在無辜的人身上。
結果他根本沒學乖！他以為求愛簡訊就不受那紙保護令所限制嗎？我關機了，這是我第一次這樣回敬他。
以往，我從不認為公平與報復是一種好的溝通方式，但是律師，我不曉得還能怎麼做，連法院的保護令也可以不遵守嗎？如果他不去上課學學怎麼尊重別人的身體，那我到底還能拿他怎麼辦？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六十一條的規定：『違反法院依保護令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稱違反保護令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三、遷出住居所。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也就是說，如果你去報警，他是有可能會被判刑的，而且違反保護令是非告訴乃論之罪，之後如果撤回告訴不影響檢察官起訴。不過，以他的情節，應該是罰金的可能性比較高。」
那律師娘，你覺得呢？我應該去警局對他提出告訴嗎？這樣一來，他就會有前科了……

「這不是我們可以幫你決定的，但或許你可以請他『摯愛』的母親幫忙，嘗試打開他的心結。
「倒是你呢？在曾經的暴力陰影下，你走出來了嗎？
「永遠不要忽視暴力的嚴重性，從第一次開始，就要懂得保護自己，不是面對每一次的暴力，你都有機會像這次一樣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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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有絕對的權力，掌握自己的身體與心

前兩天為了「人工流產需於妊娠8週內施行」的公投提案，發表關於女性身體自主權的文章。文章裡，我提到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是在1993年「鄧如雯殺夫案」，對於台灣社會帶來的軒然大波之後，由婦女團體聯袂發聲，最後才終於在1999年全面實行民事保護令制度。

也就是說，不過20年前，大多數的女人仍然被視為家庭的附屬品，婚後相夫教子是義務，自身的需求往往被繁重的家務吞沒。而「婚內暴力」，無論是肉體或是精神上的虐待，當時在多數國家，甚至沒有被納入法律管束的範圍。

身為丈夫，有權力主宰妻子的身體；身為丈夫，有權力限制妻子的活動自由；身為丈夫，有權力決定妻子的工作、為妻子安排人生道路......

大部分女性即使在婚姻中，經歷各種幻滅、痛苦乃至暴力，礙於社會風俗與親族輿論，往往會選擇隱忍，甚至，在妻子不堪丈夫控制或虐待的狀態下，如若提請離婚，監護權判給父方也是常態之事。

在鄧如雯殺夫之後，社會輿論甚囂塵上。有的說她殺人是為了蓄意爭奪家產，有的惡意攻擊她必定行為不檢、不守婦道，甚至有的抹黑說她早已與小叔有染......酸言酸語如同一桶髒水，全數潑在鄧如雯身上。

想想，一個在國中遭受性侵生子，嫁給性侵犯，忍受十年暴力婚姻，最終在22歲絕望殺夫的女孩。即使已經如此絕望，即使早已證實她的丈夫是她生命中最大的施暴者，社會上還是有這麼多譴責與攻擊。

20年後的今天，生活在2019年的我們，或許一方慶幸自己並不是身處在一個女權低落的年代；但另一方面，20年事實上並不遠，還有非常多女性仍活在男性宰制的家庭氛圍當中。

我曾經遇過一個與我同齡的女性，每天除了在工作、育兒中兩頭燒，更要天天忍受丈夫的貶低與斥責。看電視時隨口問一句時事，丈夫便要酸她學歷低沒見識；在家中有客人時多說兩句話，可能散會後就會被丈夫冷嘲熱諷，嫌她說話無趣、表達遲鈍。還會不時對女兒說：「妳媽就是一個沒用的女人」、「妳以後長大不要像你媽一樣沒用又白目。」

我相信，這樣的例子並不在少數。鄧如雯事件後家庭內的肢體暴力也許慢慢減少，但來自丈夫言語與情緒的施暴，很可能依然是許多女性的夢魘。

婚姻的本質，應該是彼此珍惜、彼此尊重。但從這次「人工流產應於妊娠8週內施行」的公投提案，就可以明顯看見這個社會上仍然有男性理直氣壯地認為，自己「有權力控制女性身體自主權」。

親愛的女人們，我們的聲音不應該被忽視、被否定；我們的身體更不應該在任何情況下，成為他人的禁臠。

告訴自己，告訴妳的女兒——

妳的身體是妳最重要的寶貝，妳有絕對的權力，不讓任何人損害它、侵犯它。

妳的意願是關係裡最重要的參考標準，妳必須信任妳的身體、妳的感覺，去選擇妳想要的關係。妳可以停留在一段讓妳舒適的關係裡，同時，妳也有絕對的權力，告別一段不適合的關係。

時代已經轉變，我們可以不再是那時在婚姻中求助無門的鄧如雯。當妳遇到一個錯誤的人，當妳遇到一個控制妳身體、侵犯妳意願的伴侶，請瀟灑的轉頭、勇敢的離開。

親愛的女人們，愛自己，就是不讓自己一再地受委屈。妳有絕對的自由，做自己的主人；妳有絕對的權力，掌握自己的身體與自己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