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錨點意思的八卦，YOUTUBE、MOBILE01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Just Do it］（六之二）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在首宗國安法審訊中佔了重要席位。八個字的意思是甚麼，誰人可以作解讀？控方早前傳召了專家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日到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作供。專家證人報告乃是她和中大新傳學院院長李立峯一起撰寫，然而今天只是由李詠怡作供。

李詠怡這一整天的作供，涉及了社會科學不同範疇，有量化統計方法、符號學、文化身份的建構、語言學。但早上，竟然來了一節關於中國歷史的討論，還要是以英語進行。

「李教授，你懂得中國歷史嗎？」辯方大狀劉偉聰，輕輕問到。

和早前劉智鵬作供不同，今天整天審訊，以英語為主，翻譯員只需照顧在犯人欄裡的被告唐英傑。雖然唐戴了耳機，但翻譯先生坐在唐旁邊，兩人只隔了一度欄。

身型瘦削，長髮及肩，穿黑色軟質西裝外套和上衣，下身穿灰色西褲，腳踏圓頭皮鞋，臉容沒化粧，說話嚴肅的李詠怡教授，用英語說着：「我在香港出生及教育，本科也在香港修讀。我在讀書時有修中國歷史。」

劉大狀穿衣講究，條子西褲配了顏色圖案袜子尖頭皮鞋。上庭時，脫下條子西裝外套，套上白色大狀領子，外披黑色大律師袍。銀白色假髮下，他那長及頸項的頭髮向外翹，說英語時，口部張開得特大。

他的手部動作很多，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一支原子筆，當他請李教授慢下來時，會把右手掌竪起，開始新提問時，會用食指指着專家證人李教授方向，靜下來時雙手疊在腰間，緊張起來時上身向前傾，瞪起眼。

劉大狀的身體語言多樣，像個樂團的指揮家。

這天，劉大狀用廣東話朗讀古籍，又有一番古代文人雅士風韻。他從英式紳士風，轉變成古代書生腔口，在高院一庭朗讀着：「《元史：陳祖仁傳》裡，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快慢起伏有致，像朗誦表演。

劉大狀解釋，陳祖仁乃是元順帝之advisor，因為元順帝要修建皇宮而花費了金錢，陳勸諫皇上。

劉大狀追問，這句中，「光復」二字有沒有推翻政權之意思？李教授回應：「沒有，因為他是皇帝，他不會想推翻自己的皇朝。」此時，坐在律師後的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一度仰頭思考。

劉智鵬早前作供，以歷史脈絡分析八字意思，認為「光時」口號有推翻政權意思；今日辯方專家證人作供，三位法官發問的次數，顯然比早前劉教授作供時更頻密。

劉大狀問，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光復香港之英文翻譯)句子之中， “liberate”意思為何。李詠怡教授指，和中文「光復」意思有差異，「只能抽象地解釋有些事物被控制了，被限制了，希望從控制和限制中重獲自由。」此時，控方證人劉智鵬低頭與旁人細語。

至於「革命」意思又如何？李詠怡教授指，有三個意思，第一，改變國家管治和政治體制，有可能使用暴力；第二，人們做事方式出現重大改變，例如「科技革命」，「科學革命」；第三，天體運轉。顯然，第三個意思被排除。

而李教授認為，考慮到「光復香港」的使用，和2012-2018年頻繁出現的「光復行動」有關，「光復」這詞應放在這些活動脈絡裡理解。

而李詠怡指出，「光復行動」並非旨在推翻政府或政權；而是人們因為社區及日常生活不開心，被內地遊客或水貨客滋擾，想處理關於社區問題，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的恢復。

劉大狀追問，「內地遊客和香港人是不是不同的族群 (ethnic group)？」

李詠怡教授解釋，在社會學有謂「社會建構的身份」(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她指出，有人或許會以血緣來理解族群，但社會學亦會看人們主觀如何把自己定義。

劉大狀進一步問：「一個人可不可以屬於多於一個族群？」

李教授說：「可以」。

劉拖慢了節奏，咬字清晰問到：「當一個族群厭惡另一個族群，是否等於要推翻政權？」

李詠怡教授乾脆地答：「不是。」

午飯後，眾人飯氣攻心，昏昏欲睡，幾名押送被告唐英傑的懲教職員坐得有點歪，反而還押一年的唐英傑，穿起藍色西裝，深色襯衣，始終翻閱着律師給他的厚厚文件。

李詠怡教授指出，她理解「時代革命」，要回到梁天琦於2016年的立法會造勢晚會錄影片段，梁天琦曾解說，他先是想「世代革命」，但後來改為「時代革命」，因為認為不應以「世代」差異作為政治主張。

李教授認為，當時梁天琦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以她的理解為：「恢復一個已失去的舊秩序，團結喜愛自由的人，為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帶來改變。」

李詠怡教授和其研究伙伴以數據分析過連登討論區的帖子，發現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每天有高達4400帖子提及過「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而這個口號在反修例運動中，於2019年7月21日開始被示威者使用，其後使用次數上升。

她分析到，口號自7.21被廣泛使用，原因有兩個：第一，在2019年7月有出現過「光復屯門」「光復上水」等示威活動，「光復」字眼在示威者間再次出現。第二，元朗發生7.21襲擊事件，「此事令公眾感到憤怒，人們需要一些新的東西去表達他們的憤懣。」李詠怡教授解說道。

李教授再指出，反修例運動有一些特色，就是「高度去中心化」，而且「沒有清晰領袖人物」。在此背景下，她和團隊曾訪問40個示威參與者，作焦點小組討論，結果發現，對於口號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意思。」

較特別的是，在數據分析下，「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均與「香港獨立」在數據上沒有重要關聯。對比之下，「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關聯，和「光時」與「港獨」口號一樣，兩者關聯不強：「而我們知道，五大訴求與香港獨立，並沒有關係。」

此時，李詠怡教授把討論帶往符號學的層次。「人們會主動為符號添加意義，影像或符號像錨，人們會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在上面。而口號本質上是含糊不清，懷有多種意義，因為口號的設定就是要曖昧、模稜兩可，具開放性，好讓你能添加意義進去。」

此時，法官杜麗冰舉了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就好像運動品牌Nike，它那句口號『Just Do it!』的意思，在不同情況使用，也會有不同的意思。」

而李詠怡教授不認同控方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的演釋，「劉教授把古典中國文本，近乎機械式地用作解讀口號，是從脈絡中抽空了。」

李詠怡教授再進一步指出，早前在法庭播放了梁天琦造勢晚會片段，她發現，控方呈上的文件中，連梁天琦說的話都抄寫出錯了，而這個錯，正好顯示抄寫者對文字意義的不理解。

梁天琦曾在晚會上說過：「選票就係子彈，這句是Malcolm X講，我地冇槍冇炮，手上選票就是政治版圖變革改革的一仗。」而當時控方專家劉智鵬指，梁意思是以把選票等同「武器」，欲以暴力推翻政權。

但李詠怡教授說，當她翻閱法庭文件時，發現抄寫者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誤寫為「Comix」，中文版亦「亂寫一通」（李形容為gibberish）。

李教授指，這裡的典故來自Malcolm X於1964年發表過的演說， “The Ballot or the Bullet”,目的是要號召非洲裔美國人登記做選民及參與投票。李教授指：「這裡是一個比喻，就像我們說『時間就是金錢』。」

作供進行到下午，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李詠怡承認，從連登找數據，只能找到「連帶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要找因果的話，則要用另一些工具。法官們亦好奇一些細緻的調查方法，例如為何「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兩句要分開去作大數據分析，而不是一併去分析。

法官們翻閱一張又一張圖表，有時候，三位法官有人只有黑白圖表，沒有彩色圖表，律師們又要趕去找彩色圖表。大家翻查完一個又一個bundle，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

那邊廂，坐在犯人欄的唐英傑，很仔細地研讀數據，他像個勤力好學的學生，一直跟進庭上的討論。直至下午，唐英傑每看畢一頁文件，會小心地用右手手指夾着紙張，擱在犯人欄寬闊的木欄上。

從早到晚，法庭忽然成為了跨學科的討論場域。元順帝，Malcolm X先後登場。從東方西方，從遠古到近代，人物夠多樣。怎知差不到多到休庭，還有多一個名人登場。

劉大狀提到Edward Leung (梁天琦)說了些甚麼，他卻說了Professor Lau (劉教授)說了甚麼。乾坐了一天的主控官站起來指正劉大狀說錯了。

劉大狀風趣地道：「哎，我說漏了嘴。」然而英語劉大狀說的是，「My Freudian slip」.

全法庭有人爆笑，連奧地利心理分析始祖弗洛伊德的理論也搬了出來，曾說過人皆有「戀母殺父情意結」的奧地利大師，指出我們說錯話，是潛意識想法浮出水面的表現。

然而這位還可以說笑，在庭上風趣幽默的劉大狀，昨午才以被告人身份，出席了西九龍裁判法院的47人國安法審訊過堂，獲得繼續保釋，才能今天披上大狀袍，站在庭上替另一位國安法被告辯護。被告身份與辯護律師身份交替切換，在現今香港，時代寫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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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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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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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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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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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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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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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法庭時攝，星期一她繼續作供）

我的前東家又資遣一票員工，昔日戰友N也在這次光榮失業了。

沒有其他人中年失業的恐慌不安，她老神在在地和我吃飯、聊天。

當崴爺還在職場走跳的年代，電視、報媒當道，大媒體的業務每個月業績隨便都是百萬起跳，月入六位數也是常態。

很多業務開著百萬名車、手掛香奈兒山茶花手錶、拎著Dior包包跑客戶，就只有這位大姊拿個環保袋，開著中古TOYOTA。

我記得，有次搭著她的車，我開玩笑問她：阿姐賺那麼多錢，怎麼不換一台車啊？

她說：我都把錢拿去投資啦。

她還和我說：年輕人要懂得理財，誰知道未來會怎麼樣呢。

結果，「未來」真的很快來了。

我才離開傳統媒體圈十年，這個產業就大崩盤。

眼前的大姊邊喝咖啡邊和我說：

“現在很感謝當時的自己，沒把錢亂花；工作這麼多年存下的股票，現在一年可以拿到五、六十萬的股息；雖然和以前不能比，但往後生活也不至於有太大的危機。”

崴爺看到一段話，真的很有感。

「人年紀大時，最大的壓力是沒有得到該有的尊重；但不好意思，在資本主義裡這是很殘酷的現實。大部分的尊重，都來自於你的財富和收入。」

想在現實社會當個「被尊重」的大人，口袋可不能空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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崴爺有兩件事，想要分享給比我年輕的你。

■【5%機會成本】

略懂投資理財的人應該能理解，年投報率5%其實並不難。

如果你省下100元好好投資，來年，它可以幫你賺回5%的報酬，放得更久還會有複利的效應。

這也就表示，當你亂花荷包裡的一百元，其實你真正的花出去成本是「一百零五元」！

有這種「機會成本」的認知，你就會稍微收手一點。

所謂的小確幸，其實它的成本比你想像多更多。

■【花錢要合理】

心理學有個名詞叫「錨定效應」，是指當人們需要對某個事件做定量估測時，會將某些特定數值作為起始值，起始值像錨一樣制約著估測值。

消費行為也是這樣的，如果你把自己消費標準拉得太高、太不合理，非名牌不穿、非大餐廳不吃，你會把這種消費方式錨定成「常態」，那會讓自己變得「很難養」。

有句話說：不要太常犒賞現在的自己，要存錢給未來的自己。

如果你希望未來的自己感謝現在的自己，記得「花錢要合理」，別把自己慣成「偽公主」、「偽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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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輕的時候，曾經很羨慕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口袋有錢，立馬花的人。

他們很快樂、很帥氣、很光鮮。

但隨著歲月增長，我也只見過他們當下的美好。

二十年後，他們的人生已經無法像以前那樣；反而是那些自律的人，才能擁有真正的自由。

看起來有錢的，都花在身上那些光鮮亮麗；
而真正有錢的，他們的錢正忙著幫忙賺錢。

共勉之。

【時代力量的問題】
　
我知道，和時代力量的諸多委員、黨公職比起來，我對於社會以及這個黨的貢獻是遠遠所不及，但，黨裡一直有些問題，也一直都存在，很久了，既然沒有人要撕破臉攤開來講，那就我來吧。
　
這些話，是我從2015年加入時代力量參與選戰，歡欣鼓舞進入國會到現在，一路以來目睹的黨內矛盾，寫出來，一來是我對黨還有最後的感情，二來是希望黨內所有人必須正視這些問題。
　
要處理，現在吃力不討好，或許還會掉票，但我認為如果這個黨還自詡理念型政黨的話，這是必須承擔的重量、必須跨越的關卡。
　　
本文總共9632個字，總共分五個段落，覺得太長我下面會附上連結，可以直接選子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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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https://reurl.cc/7go91
【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https://reurl.cc/AQ818
【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https://reurl.cc/bLR6l
【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https://reurl.cc/Mad7W
【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https://reurl.cc/kR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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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文
　
　
前言：
　
許多朋友曾在私下聊天時，半調侃半認真的問，「時代力量」是什麼意思？它代表什麼？一般政黨都會以所要表彰的價值融入黨名，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社會民主黨、綠黨、建國黨，都可以很清晰地在自我取名中看見該黨的意識形態，那麼時代力量呢？時代力量四個字本身沒有與任何價值連結，你們的自我定錨究竟是？
　
殊不知，「時代力量」恰恰精準反映了這個黨的內涵，名實相副。
　
時代力量，就是在這個「時代（當下）」，有「力量（聲量）」的人，合起來組了一個黨，就叫做時代力量，這正是時代力量的生辰八字，也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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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近來時代力量的路線問題再次受到外界激烈的質疑與批判，過去同樣的情形已發生數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日前我就已對黨公開呼籲過，時代力量過去四年動輒面臨是不是「小綠」、「與柯文哲合作」等質疑，就是因為時代力量沒有路線，即便有，本身也從未被明確定義與說明過，不要說外界，包含時代力量內部都常有人對路線提出疑問，但從未被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與組織問題。
　
過去時代力量屢次流出內部分歧的消息，媒體常以「分裂」、「派系鬥爭」下標解讀，事實上並不正確，因為時力內部從未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頂多「不和」，這代表黨本身沒有堅硬的外部框架，主要成員間缺乏明確的共同利益約束，致使各方都不願花費撕破臉翻桌的成本在內部收攏意見。黨內部無法透過衝突解決問題，導致當核心政治判斷出現分歧時，往往流於議而不決，甚至不議讓問題擱置，或索性各幹各的，多頭馬車。
　
外人或許覺得殊難想像，但這確實是時代力量一直以來的問題，或至少在勞基法二修，時代力量至凱道前抗議後，路線問題就成為黨內房間中的大象，無人觸碰，或是被認定無法解決，不知從何解決起，只能讓問題靜靜地躺在空氣中擱置，等待時間自然淘洗出結果。
　
這並不是黨中央同仁或黨主席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時代力量要面對的結構困境，時代力量黨中央從未有過凌駕幾位立法委員，特別是三位區域立委的權力，因此無法以中央決策強力主導黨的方向，就算真的想這樣做，恐怕也要面臨如何執行的問題。
　
檯面上主流政黨的權力結構，國民黨是早年接受俄羅斯共產國際扶植的政黨，黨組織完全繼承共產黨，也就是所謂權力集中的「列寧式政黨」，民進黨在成立時高度參考國民黨的組織架構，而時代力量的黨組織架構再同樣高度參考民進黨黨組織架構，三者殊途同歸。列寧式政黨或許聽來陌生，其實台灣人非常熟悉，因為幾乎每個人所認知的政黨樣貌，就是列寧式政黨，它的特色是類似政府或軍隊的科層化組織，由上而下，中央到地方一條鞭領導 ( Chain of command )，我們以為政黨就是長這樣，其實列寧式政黨是一種特殊模式，在世界上並非常態。
　
時代力量雖然引進若干網路參與的機制，但本質上仍然是傳統的封閉式政黨，在黨內部產生決策後由上而下，一層一層傳達，這在包括提名程序等各項黨務運作方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來。對缺乏經驗的後進者而言，模仿既有制度是最快速也最低成本的方法，國民黨的全代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黨的全代會、中執會、中常會；時代力量的黨代表大會、決策委員會，基本上是同一套運作邏輯，當指揮中心無法有效決策時，黨就會陷入癱瘓。
　
要能夠揮動軍旗、號令部隊，背後當然要有權力支撐，國民黨過去有槍桿子和黨產，無須多說。民進黨則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給予即是支配」，這分兩個層面，一是民進黨自黨外至今的多年發展中累積了穩固的群眾基礎，在地方公職選舉中，被黨提名即有相當高機率能夠當選，「民主進步黨」這個招牌就是黨紀約束力的來源；另一部分是能夠匯集社會公信與資源的頭人，透過自己的分配管道建立系統，頭人在系統內部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後來也發展出民進黨獨特的派系文化。
　
回到時代力量，時力黨中央的權力基礎呢？時力財務本身相當吃緊，候選人基本上都要自己想辦法募款打仗，而在社會支持方面，時代力量的政黨認同度大約都在10%上下，對於當選門檻和這個數字差不多的縣市議員來說，黨的招牌的確有相當的價值，因此必須尊重黨的決策，但對於當選門檻是過半的單一選區立法委員來說，狀況就不盡然相同，更何況是對2016年時力首戰告捷的三巨頭來說，更是如此。
　
當年號稱理念型的政黨，除了時代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小黨，例如社民黨與綠黨合作的綠社盟。時力與綠社盟在意識形態、政策方向上均差別不大，為何最後時代力量贏下三席區域立委，外加政黨票74萬票，斬獲兩席不分區立委，突破政黨補助款門檻，而綠社盟鎩羽而歸？除了社會的期待，當然也和洪林黃三人當年的社會光環與背景資源脫不了關係。
　
權力只向它的來源負責，對時代力量這樣原本沒有基礎的政黨來說，是因為有了黨，才有這三名立委；還是有了這三個人，才有後來的時代力量？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問題，但也因此注定了黨組織無法凌駕開國功臣的命運。試想，如果今天黨強制要求區域立委某事而得不到配合，那麼黨有什麼後續手段嗎？黨能夠承擔得起損失這三位立法委員其中一位嗎？有任何一位黨主席擔得起這個政治責任嗎？
　
這舉例雖然極端，但只要一想就能明白黨的癥結何在，決策參與機制可以擴大，但至今仍未突破這個權力結構的硬傷。與其說黨中央向外下達命令，不如說從進入國會開始，諸侯共治才是它的真實樣貌，顯智主席雖貴為黨主席，但在幾位委員之間權力不會超過民間的調解委員會。
　
時力雖有剛性政黨的制度設計，但從未備齊運作這套機制所需的權力集中，也不曾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內部鬥爭，來凝聚黨的路線以及釐清政治責任歸屬。沒有共同利益、也沒有更高的權力作為桶箍，一旦這三人無法互相退讓合作，也不試圖以強制手段逼迫對方妥協，那就注定黨陷入失能的分歧狀態，大家各走各的路，美其名為柔性政黨，其實黨不像黨，這幾年時力各種狀似精神分裂的內部邏輯矛盾，其根本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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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本文目的不在聚焦個人，而是釐清時力作為一個新生政黨，過去四年運作有哪些弊病，然而黃國昌這個名字之於時代力量，連結實在太強，談時代力量如果完全繞過國昌，也就失缺了一部分，因此這個段落必須談黃國昌和時代力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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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昌最近因私菸案，引爆台灣社會對時力定位的強烈質疑，我不認為這是他的刻意操作，今天換作藍營執政他依然會是戰神，廉能和行政墮落間的二元抗戰，本就是他一直來的主軸，但私菸案不是本文重點，這裡就不多談，國昌的路線後面會再提到。
　
國昌作為政治明星，一言一行最終仍會回到社會如何看待，但對時力來說，目前受到的強烈批判並不是國昌的問題，而是這個黨的問題。
　
國昌在非常早的時候，幾乎是甫進入國會不久就跟民進黨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關係很早就已經決裂，他也持續在言談中釋放對與「綠」合作的高度排斥，以一個政治工作者的角度，在執行層面我非常尊敬黃國昌，他是工作狂，對公共事務懷抱高昂鬥志，他的專業知識與揭弊能力不要說在時代力量，在整個立法院都是數一數二。
　
從黨的角度來說，國昌這幾年的工作成果更是時代力量聲量得以維持不墜的關鍵，他雖然一直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既然黨未曾明確定義黨的方向，那麼自然也沒有衝突問題，在工作上，他將他的工作發揮到淋漓盡致，何錯之有？
　
對黨內來說國昌最大的問題大概是他鮮少談及他對政治的遠程想像，使人無從捕捉他的藍圖，也無從跟隨或討論利弊，這或許是他的謹慎性格使然，然而綜觀他這幾年的路徑，國昌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實證主義者，他不常直接談論純政治的觀點，特別是卸下黨主席的職務毋需代表黨後更是如此，他只在持續的行動中實踐自己的路線，但我們仍可從他累積的行為中，包括他偶而使用的隻字片語，例如「藍綠不過半」等，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這個路線我在第五段會另外專門討論。
　
國昌的實證主義性格，也反映在他與黨內的溝通上，國昌不太和黨內同仁爭辯政治路線與對錯層次的問題，除了第一段提及的時代黨內衝突沒有檯面化之外，背後隱含的態度是「說那麼多沒有用，打出個成績再說」。時代力量的民選公職們，面對自己的工作無不戰戰競競、戮力奉公，但對「新政治」「素人參政」「各行各業來從政」來說，本就鮮有人能與中研院研究員出身、早在社會運動征戰多年的國昌的戰力旗鼓相當。
　
所以，時代力量的問題不在於國昌路線凌駕黨，而是黨在這幾年間並沒有在國昌路線之外另立出黨自己的路線，也沒有透過路線之爭來處理黨內蘊含的兩種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想像，致使國昌個人完全代表也詮釋了這個黨。
　
年輕的面孔、良好的形象可以得到選民一時的喜愛，但一個黨若要長期發展，一定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明確的路線來爭取選民長期的信任。試問，如果今天國昌離開了時代力量，那麼這個黨的招牌是什麼？還剩什麼？時力還能夠吸引、抓住諸多對新政治高度期待的中間選民嗎？
　
請各位同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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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時代力量的內部分歧，最大程度體現在對民進黨的態度上，我在第一段中已經說明過這是因為時力內部從未統合的緣故，政治上同陣營不同勢力各執己見時，就都去打，看結果誰的群眾多，這是簡單又實際的方法。但僅限於大家都處在同一個政治框架內時，如果連基本的大方向都各搞各的，那麼黨就會呈現高度精神分裂的詭異狀態，當前的2020大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時代力量在選舉中與民進黨的競合關係，不論是以時間軸橫切或縱切，都呈現高度的不一致，以橫切來說，目前時代力量在區域立委的提名，有選區明顯需要和民進黨合作，卻又有選區直接挑戰民進黨現任立委，和民進黨究竟是要合作還是不合作？
　
以縱向時間來看，更是無比矛盾，各位還記得2015年時代力量中和立委候選人胡博硯老師為何退黨退選嗎？不就是因為在專訪中說了「如果民進黨不協調，不排除不支持蔡英文」，引起輿論譁然後迅速被黨部切割，翌日自己退黨退選為時代力量切割止血？
　
當時是2015年5月底，如今已是2019年8月，時代力量至今仍對是否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曖昧不明，在當年蔡英文對國民黨有壓倒性優勢時，時力早早就內部定調支持蔡英文，2019面對韓國瑜與蔡英文，時力這樣高舉理念的政黨，竟遲遲無法在兩人間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無非是怕被扣上小綠的帽子，但不論如何對外說明，恐怕都很難不給人2016害怕得罪泛綠選民，2020害怕被執政包袱拖累的觀感。
　
再以新北市第一選區為例，同樣的選區、同樣的呂孫綾、同樣的時代力量，兩次卻有截然不同的策略，上次面對國民黨的資深立委吳育昇，代表時代力量出戰的馮光遠最後和呂孫綾整合，退出選舉。當時黨內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去勸馮老師，甚至因此被他怨懟，埋下日後退黨種子？難道不是因為怕選到底馮呂分票讓國民黨撿了便宜嗎？現在卻又主動再次走回這條路，既然如此，何必當初？
　
「小綠」這兩個字的陰影是如此壟罩在眾多時力黨人心頭，但究竟什麼是小綠？怎樣才算是小綠？這樣的定義卻從沒有被談清楚過，似乎小綠是一個外界與媒體貼上的標籤，只要一但貼上就要使勁把它甩掉，這個黨是不是小綠竟處於被動狀態，小綠成了故事中的惡龍，人人都知道山谷的背後有條惡龍，卻從沒有人真正看過。
　　
這樣的焦慮，來自於時代力量本身和民進黨的關係一直渾沌不明。時代力量成立之初的政黨定位非常單純，就是時代力量吸引中間、理念派選民，整合傳統綠營群眾的支持，來扳倒國民黨連霸選區。在國會裡民進黨加上時代力量區域與不分區的少數關鍵席次突破半數，促成立法院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這是2016的主軸。
　　
但這樣的想像迅速在時力成功進入國會後破滅了，因為民進黨單獨取得了過半席次，時力戰略想定中的關鍵少數高地不存在，自此後黨內再無成功凝聚共識去定義時代力量的政黨定位，將詮釋權拱手交出，也就注定了在第九屆國會剩下的時間不斷面臨大綠小綠的困擾。
　
時代力量在這四年與民進黨關係惡化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台灣的選制本身就對小黨極為不利，在時代力量成長為第二大黨之前，永遠在單一選區：總統、縣市首長、立委都必須面對是否支持民進黨和合作與否的問題，也就產生小綠陰影；而堅硬的執政邊界也使時力無法參與治理過程，無從分享執政紅利，白話講就是雖然時力本身也喊要和民進黨一起打倒國民黨，但民進黨做得好那選民自然集中支持民進黨，時力反而必須在民進黨的缺陷中證成自己的價值，制度本身的框架註定了時力與民進黨的衝突。
　
在國會內，當黨的戰略定位消失，就變成必須單純在戰術層次取勝來鞏固黨存在的意義，也就是沒有定位上的不同，只有誰比較優秀，「更左更獨」是為代表。因此除了國昌個人強力的揭弊表現之外，時力黨團自然走向激進化的道路，在各個重大議題上必須踩得比民進黨更前緣，使民進黨人抨擊時力不務實、加蔥等指控。兩黨難以合作，因為給民進黨比讚就是在掏空自己地基，這都是黨沒有處理路線問題的後遺症。
　
坦白說，在我的觀點，所謂大綠小綠事實上是史觀的問題，一個黨要建立長期穩固基礎，必須要在歷史中刻劃國家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中鑲嵌自己的價值，這樣黨才有核心，才有穩定的方向；對外而言，黨的核心論述必須要能夠回答選民三個問題：
　
1. 我們從哪裡來
2. 我們該往哪去
3.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這樣的論述給予了人在共同體中、以及台灣在世界地景中的定錨，才有渲染力跟說服力。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史觀和民進黨的台灣史觀便是兩黨的群眾來源，即便是黨內最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也無法違背這個框架。對時力來說，如果順著國民黨228屠殺台灣人、白色恐怖、黨外運動、民主制度成熟這條歷史軸線走，那最終必然導向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終點；也就必然面對應該跟民進黨合作共抗國民黨的道德結論。
　
這是大綠小綠之爭真正的源頭，也是我認為時代力量目前應該和民進黨採取的戰略位置，但倘若時力真正想走出一條長久、穩固、與台灣土地相連的第三條路，那麼應該回頭在既有史料中重新爬梳，尋找並建立一條全新的歷史切入面，在這個軌跡之上闡釋台灣的發展。
　
我認為長遠來看，這是時力真正應該去發掘的路線，最近也跟一些黨內朋友討論了想來著手進行這個論述工作，可惜不論時間與我的能力皆太不足，未能在時力遭逢當前危機前將這個工作產出一點初步成果，力有未逮，非常、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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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時代力量作為一個高舉價值和理念的政黨，且批判性如此之強，還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理論上理當對柯文哲市長的種種親中言行作出反應，但很奇怪，時代力量遇到柯文哲似乎就變了一個人，要馬避而不談，要馬雙重標準輕聲細語，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舉例：今年三月韓國瑜市長訪香港中聯辦，時力在官方粉專以「主權零分」嚴詞批判，到了七月柯文哲訪問上海與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會面，時力粉專的措辭就變成了「我們支持柯市長所謂的對等公開透明，更希望一旦對等公開透明不被中國接受時，柯市長能夠堅守立場，拿出態度。」一來一往之間，為何轉變如此之大？
　
事實上也不用答案，路人皆知當然是因為柯市長的支持者，所謂柯粉，與時代力量支持者高度重疊的關係，一旦抨擊柯文哲，便會引來柯粉憤怒的回擊，流失選票。
　
一個政黨，面對有風險的政治後果不可能完全迴避，就算如此久了也會被人看破手腳，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真要決策時就有個問題跑出來：誰來負政治責任？
　
我在第一段說過，時力內部本質上更接近諸侯共治的狀態，因此在2018的選舉採取分區負責的做法，也就是台北主委操盤台北選舉，新北主委操盤新北選舉，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說是時力裡的西伐利亞原則。
　
在去年的選舉中，時代力量在台北市提名了包括我在內五位市議員候選人。當時在內部大家對於支持柯文哲與否各有判斷，林昶佐做為台北市主委因不欲強勢主導方向影響大家各自最後選舉結果，於是發表了兩篇文章談論柯文哲，希望從中拉開空間，後果並不成功，而候選人也於選舉末段各自表態，台北在柯文哲這一題於是沒有統一的立場。選舉過後，對黨來說，柯文哲問題就變成誰要來扛政治責任的問題。
　
許多人批評為何時代的標誌性人物，國昌鮮少談及台北市政或柯文哲？一來是基於對上述原則的尊重，二來，站在國昌的角度，為何他要來為黨扛這個擔子？比起時粉跟柯粉，昌粉與柯粉更是高度重疊，這在各個政治網路社群都能明顯觀察出來這個趨勢。以去年來說，如果說時代力量支持者中有七成支持柯文哲，那麼至少八成支持黃國昌，而在支持者外，兩人的政治路線除了主權方面以外，也有許多重疊之處，例如柯的「藍綠一樣爛」與國昌的「藍綠不過半」。既然台北沒有處理這一題，那麼他何須耗損自己的政治能量來接這個燙手山芋？這是人之常情。
　
既然時代力量檯面上的政治明星都沒有為黨承擔這個站在理念上理當批判柯文哲的責任，那麼這個問題就變成時代力量這個招牌的集體責任，所有人共同承擔。既然共同承擔，那麼似乎又好像沒有人需要承擔，且黨內凝聚共識成本如此之高，這個問題就被持續拖延到現在。
　　
許多時代力量的成員對民進黨抱持高度敵意，認為時力與民進黨有選票競爭壓力，泛民進黨支持者又常在網路上嘲諷、攻擊時代力量，因此民進黨是時力的最主要競爭者，這一部分來自於上屆政黨票被民進黨招喚流失的陰影，一部分也是前線戰士在戰壕中的視野。
　
但我認為，柯文哲才是在政治上，時代力量當前的最大競爭者。
　
道理很簡單，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才會互相搶業績，而舒跑與可口可樂則否。這是經濟學替代品的概念，時力與柯就是互為替代品，所以柯文哲一直以來也對時力相當客氣，甚至將時力黨主席與時力切割，就是這個原因，因為現階段雙方駁火對彼此的政治發展都不是最理性的選擇。
　
以台灣社會來看，藍綠各自有其政治軌跡與社會基礎，國民黨以黨國意識形態、侍從分配體系和軍公教打造自己的群眾板塊，民進黨則以台灣主體意識、台灣本土社群、和農、勞工階級為基礎出發，但隨著時間發展和大環境變化，雙方都面臨越來越多群眾傳統網路接不住，例如被經濟成長遺落的小生意、大公司裡的社畜，一但你照顧不到這些人，也無法為他們發聲，人民自然會尋找新的政治代言人，這是第三勢力的群眾來源，這個群體我認為還在持續擴大中。
　
廣義上來看、時代力量、柯文哲、黃國昌、館長等人都是這個社群中的聲量品牌，彼此間擁有重疊但不完全相同的支持者。第三勢力群眾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邊界，最大的共通點大概就是素樸的正義感與對傳統體制的不信任、被背棄感。
　
如同去年我在選舉中對柯的批判，我認為柯文哲市長利用他廉能、親民的形象，吸引了許多對新政治有期待的第三勢力支持者，卻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屢屢用民粹的手段發起鬥爭，破壞民眾對社會體制的信任，甚至弱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邊界，倘若有朝一日柯徹底掌握了第三勢力群眾，勢必會對台灣的民主造成巨大的危害。
　
因此，不只是時代力量自身的存續，這個黨能否成為第三勢力裡的中流砥柱，建構出理性、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第三勢力道路，這是我對時代力量現下最深的期待，也是我之所以還留在這個黨的原因，可惜目前為止看來，選舉太近、理想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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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是時代力量在2016標榜的口號，也是這個黨最原始的目標：打倒國民黨。然而，在洪慈庸、林昶佐、黃國昌三人分別拉下楊瓊瓔、林郁方、李慶華後，四年過去，這個目標是失敗的，因為顯然國民黨並沒有被打倒，反而絕地大反攻。而究竟在進入國會後，具體要怎麼實踐打倒國民黨這個目標，政治上的進程如何規劃，黨也沒有藍圖來執行。
　
這是所有時代力量成員要捫心自問的問題：「到底『打倒國民黨』還是不是我們政治上第一優先的目標？」
　　
是的話，怎麼做？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目前，黨內明顯蘊含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性格，根本的差別就是時代力量與藍綠兩黨間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時力應該與民進黨合作，共同對抗國民黨復辟；第二種，則是在藍綠兩黨間保持等距，就個案與政策監督批判。
　
這是時代力量真正的路線問題，長久以來被埋在檯面下、隱而不鬥的衝突。
　
不論是柯文哲的「藍綠一樣爛」，或是國昌在立法院拉出的「清廉 vs 弊端」都是一種在藍綠兩黨之間中立的形式。「藍綠一樣爛」，任何對台灣民主歷史以及政治現實稍有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句去脈絡帶風向，與事實違背的話。即便站在最嚴格檢視的立場，馬英九執政與蔡英文執政，何者實現比較多時代力量支持的價值與政策方向，難道我們分不出來？
　
而以監督對抗權貴結構，創造一個新的政治分野，這樣的路線，或許有機會能夠突破既有的藍綠板塊，讓時力繼續穩定成長，但這個路線本身是由不斷不斷的戰鬥串連起來的，無法預測事件，政治上也沒有明確的遠程方向。我認為，政黨的功能，終究還是要給支持者指引一個方向，告訴大家，我們究竟希望把這個國家開往什麼方向？更何況，以時代力量如此重視台灣獨立這四個字的政黨，主權議題、中國威脅，我們怎麼能夠不視為優先問題？
　
如果將視角拉出立法院、拉出台灣政府部門之外，拉出台北市、拉出台灣，我們會看到，中國正在殘忍的壓迫周邊民族的生存空間，上個禮拜，香港23個公部門發表聯合聲明，嚴詞批判港府，港人已經幾乎要走到了武裝抗暴的前線。我們能獨善其身嗎？台灣能置身事外嗎？
　
反紅媒，多少人在雨中走上街頭，不就是因為真切感受到這是正在發生的威脅？國民黨與共產黨勢力結合，加上韓國瑜捲起的民粹風暴，眼看就要對台灣民主構成最強烈的威脅，時代力量這時候難道還要猶豫嗎？還能不採取行動嗎？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lie Wiesel 曾說：「我們必須選邊，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而從非受害人。」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威權，在藍綠間中立，我認為同樣亦相去不遠。
　
赤裸地講，我至今仍打從心底相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以我所學習的台灣的歷史發展，以我這幾年在政治圈工作的所見所聞，我依然認為國民黨是阻礙台灣進步，邁向下一階段的最大障礙。
　
過去國民黨阻擋台灣民主化，民主化後阻擋轉型正義，阻擋各項社會改革，現在要阻擋台灣在美國幫助下真正脫離中國勢力影響，阻擋台灣建構成一個更成熟更穩固的自決共同體，國民黨永遠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危害台灣的那一端，這就是這個1949年來到台灣的殖民政權和台灣本土社會間永恆的衝突。
　
這樣的政黨，如果時代力量如果不能夠讓時力的支持者們明白：台灣必須先面對這些歷史的沉痾，花費更多時間解決檯面下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後，才有可能向真正公平、效率的社會更邁向一步，那麼這個黨，我認為有愧於諸多對時代力量推動台灣寄予厚望的人，也辜負了當年時代力量創黨的精神。
　
如果時代力量怯於小綠的心魔，怯於將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差異說出來，怯於指出台灣應該要走的方向，那麼即便時代力量本身成長了，但國民黨執政完換民進黨，民進黨執政完再換國民黨讓它復活，這樣台灣社會會變得更好嗎？容我提醒大家，台灣打從有總統和國會直選以來，歷史上只有一次真正政黨輪替就是2016年，這是一個多麼艱難不容易才走到的下一階段，難道我們要讓它倒退，所有努力都變成白費嗎？
　
這不是什麼用大局綁架、或是某些人口中嘲諷的芒果乾吃太多，真實處境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台灣在世界上其實是相對富裕、安全、穩定的地方，那麼也應該要了解，這樣的狀態有多麼不容易，它需要這個社會付出力氣、付出汗水維護，即便過程發生一些問題，也不該因此中斷。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生活在相對安定的環境裡，就是因為有國家的壁壘幫我們擋下中國的入侵，如果讓國民黨重新上台自毀長城，那麼不知道會有多少勢力因此滲透進台灣。用積木堆起城堡要很久，推倒它只要一瞬間，時代力量在這個關頭還有模糊的空間嗎？
　
這不是時代力量哪個人，或是黨主席要獨自處理的問題，而是時代力量所有人必須共同面對。
　
我在此向所有時代力量的夥伴沉重的提問：
　
時代力量到底有沒有勇氣說出：「對，我認為現階段民進黨繼續執政，時代力量作在野黨監督，這才是對台灣有幫助的。」？
　
時代力量能不能夠和民進黨合作，讓台灣歷史開向我們期待的方向？
　
自2015年入黨至今，儘管一路上諸多質疑，基於政黨倫理，此前從未公開批判，今天到了這一步，實非我所願。如果時代力量還是無法面對自身的矛盾，還在困於選票計算，迴避應該承擔起的社會責任，那麼我對這個黨的期待、在這個黨的路，或許也走到了盡頭。

歡迎再度來到諾蘭全解析系列! 這次要來談的是《星際效應》。這部諾蘭評價最兩極的作品，到底是它的大師級之作，還是只是在炫技呢? 快來看看《星際效應》的真正意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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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輯: Bruce Lu
監製/編輯: 黃豪瑞 (Jasper)

歡迎來到超粒方，一個主要探討影視作品的頻道，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各種電影和影集的觀點解析，從熱門大片道經典老片到必看的冷門電影! 有時也會探究時事。還有迷因，非常，非常多的謎因

這部電影對於眾多諾蘭的觀眾來說，可說是代表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在這之前，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諾蘭的堅持以及他融合無可比擬的娛樂和深層議題的能力，
足以讓他成為電影業的救星。
但是《星際效應》這部電影，卻讓某些人開始對這個想法抱持懷疑。

如今，在《星際效應》之後，
你要不是認為他只會拿看似龐大的概念以及曲折離奇的劇情炫技，
加入Bravo Nolan的黑粉行列，
要不然就是更深沉地陷入它所營造的世界之中，成為忠實諾蘭腦粉。
究竟，這部電影到底是個前所未見的史詩級作品，闡述某種宇宙性的道理，
又能描述一個令人發自內心潸然淚下的父女故事，
又或者，這部電影，只是一部用力、刻意地擠出觀眾眼淚，充斥著炫技操弄之作?
就連另一名我很欣賞的導演，
因《水底情深》而得到奧斯卡的吉勒摩戴托羅都說諾蘭是個「情感數學家」。
我相信他這樣說是沒有貶意的，
但是用數學如此「公式化」的冰冷手法去營造「情感」如此不理性的概念，不是有些矛盾嗎?
確實，諾蘭電影之中的情緒往往都彷彿是經由精密計算，
已經都抓準什麼時候能夠產生最大效益，配合漢斯季默令人無從抵抗的配樂
一次次重擊觀眾的各種感官，雖然非常有效，卻也顯得不夠人性化。
又或者是他闡述的一些主旨，讓人感覺像是在講大道理。
像是這部的罪魁禍首，當然就是安海瑟薇的這句話:
"Love is the one thing capable of transcending time and space etc etc”
對...這句確實許多令人詬病之處
我先不暴雷我到底是屬於剛剛所提的兩種諾蘭極端派別的哪一邊，
但是這一整段獨白，用在這裡不僅有些突兀，甚至可說是無厘頭
尤其在這段出現之前，這部都非常細心的建立在紮實的科學根據來建構劇情，
怎麼突然跳到這種虛無縹緲的概念?
更何況，「愛情是一切的解答」，無論在音樂、文學、電影之中，都早已是陳腔濫調了。
那麼，總是求新求變的諾蘭，
究竟為什麼會拿一個如此老套肉麻的概念來做為這部星際電影的中心主旨?

在諾蘭的電影之中，主角們在絕大多數時候都被困在某種無形的「監獄」之中，
而這些監獄，多半是他們自己施加。
一個保險業務員在老婆死後給自己灑下的各種虛假線索，讓自己維持些許的人生目標，
一名魔術師，為了自己對於藝術的追求，而不惜犧牲自己的身分以及人性，
相信我不用繼續舉例了，你大概知道意思。
而他們，就像諾蘭本人，都執著於「做好自己的工作」，
這些Good Job，往往卻也都帶著無法彌補的個人犧牲。
而這種為完成任務而犧牲自己的最佳例子，莫過於《星際效應》的庫柏。
困住他的監獄，並不完全是來自於他自身，而是全人類的共同體驗，
這個監獄，也就是「時間」。
他不僅被時間所困住，還被如玩物一般折磨、操弄，
轉瞬之間，他對於女兒的承諾就這麼破滅，莫菲的年紀，已經來到當年離開時的庫柏。
他曾經的家，已然成為了陌生的領土，而當年哭喊著要他留下的小女兒，
已經成為了漠然，甚至失望的成年人。
庫柏看著已然是陌生人的兒女，不禁啜泣，卻也無力挽回。

但是，既然我們都被時間所掌控，無能為力地被拖著走，那這一切究竟有什麼意義?
此時，因為過了23年，太空艘原料消耗不少，現在他們一行人必須面臨一個難題，
要選擇安海瑟威飾演的艾蜜莉亞前愛人愛德蒙斯，
還是「人類的模範」，整個計畫的核心人物曼恩博士?
這也讓我們再次回到她那句被許多人認為是謬論的說法，
也就是愛，愛是穿越時間與空間，維繫一切的最大力量。
想當然耳，這時後的庫柏，直接否定她所提出的理論，
只有能被客觀驗證、觀察與證明的科學，才是最終能夠拯救我們的答案。
一行人因此前往曼恩博士的星球。
不過...回到地球上，臨死前的布蘭教授揭露了A計畫只是個漫天大謊，
沒有黑洞之中的新資料，他其實無法真正解決重力的問題。
不僅如此，我們也發現了曼恩博士也在撒謊，他的星球根本不宜人居。
如果你看這個系列看到現在，你也會注意到在諾蘭過去的作品裡，
「謊言」以及「欺騙」也是其中的一大主題。
角色們時常告訴自己各種謊言來維持住自身的假想道德觀以及些微的理智，
他們的這些謊言是為了「保護他人的安全」、「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而《星際效應》直接顯現了，一切謊言都只是一時的，
在時間這無窮的監獄之中，這些謊言的表皮終究會逐漸脫落，顯露其空洞的真面目。
不過，謊言的本質也不總是惡毒的，布蘭博士對於所有人撒下的謊，
也促使世界各國再次團結一心，即使終究會滅亡，無庸置疑也是帶來短暫和平的關鍵。
諷刺的是，在人類的自私本質之下，
有時只能透過謊言來讓我們停止盯著眼前可見的膚淺目標。
就如電影中布蘭博士所說:
“I’m not afraid of death, I’m afraid of...time”
「時間」並不是克蘇魯般的宇宙恐懼，盯一眼就會讓人失去神智，
但是它在無形之中，在無意識之下，卻無時無刻不悄悄剝奪你的一小部分。
那麼，受困於這監獄之中，給予我們意義的，究竟是什麼?
你又猜對了，就是愛。
《星際效應》說明，愛正是在這廣袤無垠的囚牢之中，
牽引我們，引導我們的強大力量。
沒有時間，也不會有愛，這兩者就有如量子糾纏
(Will Smith: “Entanglement?”)
如果我們是那全知的五次元生物，同時能夠看到、存在於所有時間，
一切情感以及掙扎都會顯得毫無意義、微不足道。
就如天能解析影片提過，經典後現代小說《第五號屠宰場》之中能夠看到所有時間軸的外星人，
在被問到為什麼不阻止他們已經看到會發生的宇宙毀滅時，
只淡淡地回答:「事情就是這樣。」
反之亦然，如果沒有對於某樣人、事、物無法抹滅的熱愛，
時間的流逝就會失去意義，虛擲光陰也似乎是天經地義。
因此，時間雖然困住了我們，但是人不應該就這樣畫地自限，
正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我們正一步步地步向死亡，才讓這一切產生意義。
但是，時至今日，在人們的壽命愈來愈長之時，我們對於時間的認知反而愈來愈低，
不斷地讓每分每秒充斥無意義的雜訊，
讓自己愈來愈忙碌，實際上在乎的，卻愈來愈少。
雖然說現實世界之中的NASA還在運作，但是庫柏說得對，我們只會盯著腳下的塵土。
他說「我們是先鋒、探險家、不是看護者」
但是對我來說，這句話也不完全是對的。
正是因為我們是「看護者」，有著在乎的心態，有著愛的連結，
才能夠驅使自己成為披荊斬棘的探險家。
《星際效應》所訴說的，其實在第一場戲就講明白了:
“Science is about admitting what we don’t know”
而世間觸手可及，但肉眼卻完全不可見的最大奧義，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科學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科技終究是來自於人性，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情感，
唯有可見的科學以及不可見的人類體驗完全合而為一時，人類才能夠有真正的發現。

而回到動物最原始的情緒本能，不就是生存本能嗎?
活下去的原始動力就是人們創造力的最大來源，
面對死亡的恐懼，面對無法掌控時間的恐懼，正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大原因。
庫柏對於家人的牽掛原本是個累贅，
但他對於女兒的愛，對於女兒的承諾，對於時間將他與這個承諾拉得愈來愈遠的恐懼，
才使他成為這個故事之中的英雄。
「愛」這個難以用言語形容，卻又無可撼動的力量，
正是穿越時間與空間，將我們牢牢穩固的船錨。

但是，愛的「概念」，難道足以彌補時間所造成的損失嗎?
如庫柏，世上所有身為家長的人們，應該都能感受到時間的快速流逝，
轉瞬之間，你已然成為了孩子的鬼魂，當然不是字面上意義的鬼魂
(雖然說如果你已經不在這世上了，卻仍然認真看這部影片，我當然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晚上不要託夢給我我已經很常失眠了謝謝)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緣分穿越蟲洞然後降落到超靠近黑洞的星球上，
但是為了工作養家而錯過自己孩子的成長，卻是大有人在，
一不注意，他們已經離開家裡，出了社會。
即使庫柏拯救了全世界，
他眼睜睜看著自己女兒在沒有自己的情況下老去的這個代價，值得嗎?
也許他這樣的犧牲是必須的、甚至值得推崇的，
但對於困在超立方體內(oh yes) 的庫柏，絕對...不值得。不可能值得。


最後，這橫跨宇宙的史詩故事，也回到了諾蘭最原始，最平凡無奇的主題-
家。
諾蘭的每一部電影的主角，幾乎都急切著尋求自己曾經擁有，或是從未擁有的家。
這講述的並不一定是真正的一個地方，有可能是任何人事物，
甚至是你自己腦海中的一小角。
敦克爾克看著地平線的士兵、
《記憶拼圖》萊納為了尋求意義而給予自己的謊言、
蝙蝠俠不惜一切代價所保護的高譚市。
而《星際效應》所講述的悲哀，就是時間對於「家」所造成的改變，
有時候，你在隔了一段時間回到家，回到你曾經熟悉之處，
卻發現時過境遷，物是人非。
這並不見得是壞事，畢竟我們的骨子裡都有一個冒險者，「改變」就是人們的命運。
時間是個監獄，但是唯有認知到生命的短暫，一切轉瞬即逝的變化性，
我們才真正有可能得到自由。
這種先鋒的精神，是我們此刻最需要，但是也最匱乏的。
而這種精神最大的推動力，也就是無可預測、無從觀察，但是卻真切存在的愛。
在你看完這部影片之後，我們都老了20分鐘，更靠近死亡20分鐘，
但是《星際效應》訴說了，
我們不應該因為這樣的恐懼而停止仰望自己在星空之中的位置。
沒有人能夠逃離時間，但是我們能做的，是記錄下它、超越它，
就如電影最後太空站的還原房子之中大大小小的螢幕，播放著紀錄片。
我們也許現在不知道對於身邊的人的愛，以及這些紀錄能夠帶來什麼，
但是正如史帝夫賈伯斯所說:
「你無法預先把現在所發生的點點滴滴串聯起來，
只有在未來回顧今日時，你才會明白這些點滴是如何串在一起的。」
而諾蘭也一樣，堅定地透過他最懂的語言來傳達這點，
電影，在本質上就跟愛一樣，其中闡述的想法也是超越時間以及空間的
而諾蘭竭盡一生試圖保存，對於電影的愛，已經愈來愈不受重視，
現代商業大片幾乎只求效率以及一時的歡笑、緊張，觀眾們都說「開心就好」，
但是，曾經，電影也是啟發驚奇、探索未知的最佳先鋒之一，
現在卻成為了不斷地繞著原地旋轉的遊樂園，短短十分鐘就能「看完」，大家也滿足了。
而正如住在四次元空間，但是只能掌控三次元的我們，

電影不也是用一塊二次元的銀幕來塑造充滿無限可能的三次元世界嗎?

《一百個影響他人的小貼士 - INFLUENCE》倒數 - 第97 - 在那裏拋錨?

錄影時間: 2019年11月27日(星期三) 中環

LAW OF ANCHORING 錨定法則

100個影響他人小貼士。倒數 - 第97: 假設你去中環間豐澤，想買部200元的計數機。 售貨員同你講 「旺角分店做promotion，有折扣」，幾多折扣你才會去旺角分店買間200元的計數機?

現在你不是要買計數機，而是買部二萬元的蘋果 MacBook Air. 售貨員一樣同你講 「旺角分店做promotion，有折扣」，幾多折扣你才會去旺角分店買部20000元的 MacBook Air?

同樣的問題，過去6年我問了過千人， 前者，買部計數機，平均答案是5折。後者，買部 Laptop MacBook Air，平均答案是9折。

停一停，諗一諗。 重要的不是你買部計數機或買部MacBook Air， 重要的是你係咪都要由中環仆過去旺角，再仆返返嚟， 浪費咗你兩粒鐘時間。 前者，買部計數機，200元的5折， 即係你慳番100蚊你就願意做呢個動作。 後者，買部蘋果電腦 ，二萬蚊嘅九折，即係等於你要慳返二千蚊，你先至願意做同樣嘅動作。 但如果個sales同你講，買部MacBook係旺角分店有995折， 你會話「吓，我都唔知你噏乜。 九折就九折，九五折就九五折，從來未聽過咩叫九九五折 ，唔好嘥我時間，喺中環買算啦!」

以上帶出咩理念?

根據哈佛教授 Deepak Malhotra， 呢個叫做 Law of Anchoring 錨定法則。 100蚊，比起部200蚊嘅計數機好大數字，但100蚊畀部二萬蚊嘅Macbook Air 就數字太細。

因此做生意盡量要做大deal，大套餐，大budget 嘅 project. 支出，反而要逐張逐張單簽，唔好炒埋一碟大數。咁你會省返好多。

做間茶餐廳，盡量推出多啲大碼嘅套餐，食淨啲人客都唔會同你計咁多。傾生意，盡量去中環六星級酒店， 人客會覺得咁嘅六星級環境，Anchoring Effect, 自然唔會計較同你講細數幾萬蚊。

找數嘅時候，則就要去大排檔， 「平多幾百蚊啦， 夠我踎喺度食十餐飯啦。」Anchoring Effect 追債嘅都唔好意思追得你太貼。

咁你而家明我點解買賣舖， 動不動都幾千萬上落啦。 從來唔會有客同我講「平多5000蚊」賣我間舖俾佢囉。

Law of Anchoring，識得搵拋錨嘅位置，對你嘅生意收入/支出可能會有好大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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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他人貼士，#錨定法則

本集主題：「民主式經濟的誕生：終結經濟榨取，解構勞資框架，創造繁榮永續的共好新生活」介紹
　　　　　　　
訪問行銷： 沈嘉悅
　　　
內容簡介：
　　除非能建立經濟上的民主，否則不會有真正政治上的民主。
　　—美國前總統 西奧多‧羅斯福
　　
　　▶ 人類消耗的自然資源是地球再生能力的1.5倍以上；
　　▶ 土壤持續衰竭，已經摧毀了地球上1/3的可耕地；
　　▶ 1970年以來，將近2/3的脊椎動物已經從地球上消失；
　　▶ 我們的社會早已經政治民主化，卻還沒有經濟民主化。
　　
　　我們現有的經濟制度設計來自1％的菁英，為1％的人服務。在追求「利潤最大化」並鼓勵「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結果——租金高漲、零工經濟當道、更多碳排放……不僅讓我們絕大多數人失望，而且還切實地在摧毀我們的星球。
　　
　　但是，我們並非「別無選擇」——
　　共享經濟，再生經濟，影響力投資者，合作社，B型企業，S型企業，公益公司
　　……這些「世界上最棒的公司」，正在美國三十四洲、全世界六十多個國家興起。
　　
★現有的體制源於我們「對於現實世界的社會共識」
　　
　　當今的經濟現實：投資者是老闆，員工是手下；公司是一個可以任意擁有和出售的東西；金融財富的增長是無限的；國內生產總值和資產負債表代表一切；勞動收入是一項需要削減的支出；人們貧窮是他們自己的錯。
　　
　　我們可以想像一種不同的典範、一種不是以「資本」為中心的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中：世界上只有一個系統，那就是地球。它的珍貴價值無法估量；成長是有極限的；公司是人類生活的系統，員工自然而然作為成員參與其中，擁有人性的尊嚴和基本權利，共同管理資產和追求共同的福祉；每個人都享有成功的機會，因此，長期被排除在外、被體制剝削的人，都應該獲得更多的幫助。
　　
★從「榨取式經濟」邁向「民主式經濟」的轉變已經開始
　　
　　榨取式經濟是一個由菁英階層打造，由1％的人擁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經濟體制，為的是讓他們的財務利潤最大化。而在「民主式經濟」架構下成立的企業，是讓所有權從「最大化利潤」演化成「永續管理」的觀念。
　　
　　「我們幫助在地社區創造財富，讓這些財富保存在當地並且分享給當地民眾。這樣的經濟發展主要是透過「錨定機構」（anchor institution）的力量來推動，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也建立了在地勞工的資產所有權。我們透過政策制訂，讓現存的經濟制度在環境保護、金融財務和資產所有權等方面，能有大規模的變化。」
　　
　　這些企業把「公共利益」和「分享所有權」兩個特點結合在一起，在尊重地球生態極限的同時，滿足所有地球公民的基本需要，並且在不分種族、性別、國籍的情況下，一同分享經濟的果實。
　　
★公共利益優先／員工所有權制度：創造多數人的繁榮，而非少數人的利益
　　
　　本書提出了一個對新世代全球經濟體制轉型相當獨到且大膽的提案，透過「民主式經濟的七個原則」：社群、包容、地方（保持當地財富）、好工作（將資本投入資本）、民主所有權、道德金融和可持續性，每個原則都以一個實際運作的成功案例來具體說明，提供了一條明確的道路給想要徹底改變體制的人。如今世界各地都在仿效本書所提到的新經濟模式，使我們更加確信，這樣的設計，將會是未來企業的預設架構，也是民主所有權原則的典範。
　　
　　這本希望之書，
　　寫給所有關心地球和人類文明的人，
　　面對未來的可能解答。
　　　　　　
作者介紹：瑪喬麗‧凱莉 Marjorie Kelly
　　瑪喬麗‧凱莉是民主合作組織（Democracy collaborative）的執行副會長，也是該組織的資深研究員。她是《商業道德》雜誌的共同創辦人，曾為《哈佛商業評論》《執行長》《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和《舊金山紀事報》等刊物撰稿。作品有《資本的神聖權利》（此書被評為2001年十本最佳商業書籍之一）以及《擁有未來：正在興起的所有權革命》。
　　
作者介紹：泰德‧霍華德 Ted Howard
　　泰德‧霍華德是民主合作組織（Democracy collaborative）的會長。該組織是新型經濟模式的研究發展實驗室，致力於建立一個新的經濟體系，也就是民主式經濟。在這個體系中，公共所有權和公共控制權將會創造更公平和包容的社會，也會強化生態永續性，最終促進繁榮的民主社會和社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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