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財訊年度影響力論壇」致詞參考稿
從日本經驗看台灣的未來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主辦單位財訊謝金河社長、濱田宏一教授、各位財經界領袖，各位女士、先生，各位貴賓，大家晚安！
很高興財訊邀請登○參加今晚的「財訊年度競爭力論壇」，讓我有機會跟濱田教授以及在座各位貴賓交流，一同關心台灣的經濟發展。今晚主辦單位請我以「從日本經驗看台灣的未來」為題演說，在此，登○提供一些意見讓大家參考。
我今晚的演講主要分成三大部分，第壹是探討安倍經濟學對台灣的啟示，第貳是談強化台日經貿關係的必要性，第參要談政治的改革，因為政治及政策不安定，甚至領導人的無能，都會造成經濟不振的重要原因。
壹、日本的政策經驗啟示
日本安倍首相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任後，採取大膽的貨幣寬鬆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以及促進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尋求日本經濟從失落的二十年脫困的歷史定位，即一般所稱的「安倍經濟學」或「安倍三支箭」。
首先，我們來看日本貨幣寬鬆的政策，QE式寬鬆的貨幣政策在美國和日本都可能提高國內需求並促使貨幣貶值，因而不只立即提振景氣，同時也可使企業更有能力投資和發展新產品。但這在台灣是否可行？台灣有沒有必要檢討目前的貨幣政策？值得大家探討。經濟理論雖然是共通的，但各國的經濟體質條件並不相同，經濟政策的擬定更應該講求臨床性，配合各國的實際情形來設計。
台灣國家規模比日本小，而且目前資金呈現過剩狀態，銀行有鉅額的濫頭寸無法放款出去，政府若勉強擴張貨幣和信用，大批資金將流向不動產等投機市場而造成泡沫經濟，或者流向國外投資，甚至購買外國不恰當的資產，如某些不值那麼高價的TDR。所以比起寬鬆的貨幣政策，更該做的是設法把過剩的儲蓄資金媒介給有潛力的新產業和新企業家，以創造新的國際競爭力和新的就業機會。但政府、證券市場、以及很多金融業這幾年主要的努力，卻是以國際化為名，錯誤地努力把本國資金媒介給外國而非本國產業。
其次，我們來看匯率問題。以往日圓升值過多很可能是日本近二十年經濟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八年金融海嘯時韓圜相對於新台幣的大幅貶值，也是近年台灣產業和經濟相對不振的原因之一。
由於台灣經濟高度依賴進出口，適度的貶值有利於台灣的出口，但應該注意的是貶值勢必造成物價上漲。台灣很多產業大量使用進口原料零組件，而其附加價值率偏低，因此需要大幅貶值才能有效提高其競爭力，而這將造成難以接受的大幅物價上漲。而且台灣有些產業為外國企業代工而受其控制，以致沒有自己決定價格的能力，如果新台幣貶值這些產品也可能被買方殺價而難以顯著提高其獲利能力。所以台幣要在什麼價位對台灣比較有利，才能增加台灣的競爭力，這是我們可以去求取機會但也要謹慎的地方。
新台幣的匯率應該要讓那些已努力在台灣產業升級的既有產業，維持合理的競爭力為目標，避免任意升值而使它們被外國競爭者打垮，但也無需藉由大幅貶值來全面提升產業的競爭力。
第三是關於財政政策。目前國際上有些學者專家及國際機構鼓吹各先進國家擴大財政支出以提振經濟。但由日本的經驗來看，財政政策只能用做短期提振景氣，並不易有效提升長期的經濟潛力和競爭力。台灣的政府負債也已經很高，如果鉅額的赤字預算不能用於改善產業發展環境，對於改善經濟的長期發展能力幫助就不大。長期而言國家的競爭力和發展動力還是決定於其產業的競爭力和發展。所以台灣和日本都應該更致力於產業發展這個實質面的發展，才能得到長期真正的經濟成長。
以上是從安倍經濟學的日本經驗中，台灣可以得到啟示及檢討的地方。而我們更關心的是台日經貿如何求取更密切的夥伴關係，達到對雙方有利的合作模式。
貳、強化台日經貿關係的思維
從台日友好以及有著長年經濟合作的經驗，我們應該更強化台日經貿的合作關係。由於結構改變需要時間來推動，而按照「比較利益」法則來拓展雙邊經貿關係應是最基本的原則，因此在提升台日經貿關係上，下列幾點應該加以思考：
一、瞭解日本企業的立場
首先，根據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二○一二年的海外直接投資調查，近二十年來，中國一直是日本企業可望前去投資的首選國家，其市場廣大、產品供應鏈完備和產業群聚等為主要理由，但在二○一三年則掉落到第四位，其主要原因為中國的勞動成本上升和經濟成長減緩，至於台灣自二○一二年以來，則由第十位退居到第十四位，甚至被緬甸所超越。此外兩岸ECFA雖是一個很好的誘因，但並非「日資」投資台灣的主要考慮。
再者，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是日本企業全球化和事業在地化的海外產銷策略，日本海外淨直接投資自二○一三年迄二○一四年前半年，每季仍然淨流出約二至三兆日圓，並不受此波日幣貶值而縮小對外投資規模，因此，台灣仍須繼續爭取日本企業來台投資。另外，日幣貶值但台灣日系產品價格呈下降僵固性的現象之主要原因有：貶值初期不盲從調降、日本進口和出口物價雙漲、台灣日系產品來自日本企業的海外生產、以及相關產品之台日企業雙方的寡佔市場型態等。
二、建構台灣的經貿策略
首先，台灣對中國和日本的經貿關係應有「量質」平衡發展的策略，經濟發展有規模上「量」的擴大和技術上「質」的提升這二種動力，前者可增加對成長的新興國家，如對中國的出口和投資，後者則增加對先進國家，如對日本的技術財貨的進口和引進技術相關投資。日本工業基礎雄厚，即使經濟失落二十年，仍然在很多技術領域，居世界領先地位，國內相關政府單位和經貿拓展團體，宜密切注意這方面的對日招商成效。
三、促進企業與金融的結合
金融往來首重信用，其對企業支援的程度，某方面顯示該企業的價值。台日間的企業合作，若能有更多雙方金融業的共同參與，必能深化雙方合作的互信基礎，有助提高雙方貿易投資比重。惟台日銀行業與對方企業的往來程度，向來並不很熱絡。例如，在台灣的日系銀行的往來對象大多集中於台灣的日系企業和個人，而在日本的台資銀行的往來對象也大都侷限在日台僑或華僑企業和個人。因此，雙方市場的開放和彼此銀行的金融服務深耕在地，例如，積極參與對方市場的企業聯貨，應有助台日企業和金融的結合。
四、發展台灣主體性的優勢產業
由於台灣對中國經貿的依存度居高不下，不時看到對兩岸經貿政策的討論，台灣經濟的未來似乎只繫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外在因素。然而台灣自身的產業發展並非一無是處，只是要用心去發掘，才看得到自己的優勢。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策略應依據要素能力及比較優勢的原則，選擇具相對優勢且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來發展，目前台灣的高科技產業、金融服務業及觀光業即符合此原則。台灣在面臨中國強大的成本、市場和資金競爭壓力之際，除應穩健的推動兩岸經貿交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強建立較屬台灣主體性的上述三大潛力產業，積極落實「立足台灣、放眼全球」，以世界為視野的長遠發展規劃，將台灣打造成「東方瑞士」，成為世界矚目的一個亮點。
然而，我們必須持續「投資台灣」，經濟「立足台灣」方能落實。為發展台灣主體性優勢產業，台灣須在投資環境上繼續改善充實，除維持穩定的國內政經環境外，包括進一步提升投資誘因、強化金融競爭力、支援創投事業、檢討土地取得與租稅的優惠措施，以及提高人力、資金、和商品的跨國移動效率等。如此，則業者不論投資方向為何，投入的資金均能發揮增進產業成長與提升生活水準的效益，企業自然會落地生根、發榮滋長，為台灣經濟帶來永續性的推動力量。而如此的推動方向，也是目前日本安倍第三箭所擬射出的主要方向，台日經貿往來亦可藉此發展出更緊密的關係。
五、政策支持的必要性
台日間經貿關係的深化是跨國境的經貿合作，除了關稅議題外，政府在人員、貨品、技術和資金的往來等政策上，應開拓更廣泛的合作空間。上述台日間貿易投資比重的下降，有大部分原因是亞洲鄰國加速運用自己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優勢，使得台灣的對外經貿失去競爭力。因此，宜進一步藉雙方關係的加強作為加入正在洽談中的「泛太平洋經濟伙伴（TPP）」協定，以及洽簽台日雙方「類FTA」的助力。
參、台灣應啟動第二次民主改革
最後我想談一下政治。台灣和其他國家有不少人認為，政府或內閣變動頻繁所造成的政治及政策不安定，是日本近年經濟不振的重要原因。不過總統制四年一任的台灣，近年政策品質更讓人民不滿。事實上不管是內閣制或總統制，當政者若未能謙卑傾聽各界意見，不能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政策都會出問題。
現在的內閣制和總統制都是贏者通吃的制度。有些總統當選之後就自認為可以一意孤行到任滿，人民拿他無可奈何。即使是內閣制也是贏的那組政黨通吃，只要擺平內部的權利分贓，不見得會聽外界的意見。而為了繼續當通吃的贏者，執政者或執政黨在政策上也就可能有些不當或不符合國家全民長期利益的考量。所以我最近提倡要落實地方自治和人民決策權的台灣第二次民主改革，也擬議要召開全民憲政會議。希望台灣和日本的有志之士，也一起努力來研究改善我們的憲法和政治制度，並促使政治領袖更謙卑傾聽各界的意見。
最後，再次感謝主辦單位謝社長、濱田教授，以及在座各位貴賓共同來關心台灣的經濟發展，讓我們一起努力再創台灣經濟奇蹟！感謝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快樂！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