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陳文茜
*如果你總覺得人生就很苦，而你又不是難民、不是乞丐、不是無家可歸者，甚至你仍擁有家人、擁有健全的四肢，我想大膽地說：你的痛苦，可能不是來自於痛苦本身。
你的痛苦與憤怒，可能一大部分來自你欠缺「同理心」。
你無法換位思考，你永遠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觀看他人與社會，並且因而放大了自己的「不幸」與「不平」。
托爾斯泰有句名言：「每個幸福的家庭，故事都是一樣的；每個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現代人的仇恨，或者輕微一點說，彼此之間的「誤解」與「隔閡」，許多正來自於欠缺同理心。
我們看到一個老榮民的背影，刻薄者稱其「中國難民」，勢利者認定他們是「底層窮人」。有多少人在一個榮民擦身而過時，想到他所屬的時代悲涼，感念他們的奉獻與卑屈，反省我們的殘酷與冷漠。
「同理心」的建立如此匱乏，小從家庭內部的親情，職場彼此的互動，擴及社會不同群體。
世間有這麼多的兄弟鬩牆、社會仇恨……
因為「同理心」不是我們的本性，也不是我們社會教育的主題。
我們的本性是觀照自己，不是理解他人；我們的本性在不知不覺中自私且無情。
除非透過反省、經由學習，承認且意識此種「人性的匱乏」，我們的本性才能盡量避免「平庸之惡」。是的，平庸之惡，當我們將人性停留於直覺的平庸時，我們的本性便會有惡罪隱藏其中。我們甚至不會自覺，理所當然。
這是著名的學者、也是我研究所第一任校長漢娜 · 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極權主義起源的精准描述。
人，不用太壞，只要沒有為他人設想之心，只要愚魯且自私，便可能成為邪惡之人。
而克服這種人性之惡的方法，正是「同理心」。
我人生第一個同理心的「大事件」，來自外婆的重病。
十一歲之前，外婆對我疼愛照顧，無微不至，直到她突然心臟腫大，住進了台中中山醫院加護病房。那是某一個傍晚，外婆突然喘不過氣來，四阿姨一看不對勁，趕緊帶著外婆住院。我看著救護車呼嘯，笛聲回鳴，好像準備穿透我的一切，永恆隔下一道分割線。
之後，我又跑又走了約莫三十分鐘的路程（在那之前，我出名也可笑地連過街都要大人牽手才敢），經過了十幾個紅綠燈，穿越了許多不熟悉的街道，不斷問路邊人：「請問中山醫院在哪裡？」
那是我的第一次「流浪」，我知道我往哪裡來，卻不知道自己的遠方有多沈重。我明白一個十一歲孩子在醫院裡不能做什麼，但是我必須抵達那裡，那是我在人間唯一的依靠，她躺在隔著一個高牆厚門的病房裡……她正被急救，醫生說她可能度過不了。
我不是一個節儉的孩子，外婆給多少零用錢我從來只有透支，沒有存餘。深夜，茫然地回家，口袋裡只有五塊錢台幣，飢腸轆轆，到了家門對面的麵攤子，下意識走進去，點了一碗陽春麵。
麵攤老闆是一個外省退伍老兵，煮得也擀得一手好面；外婆疼愛我，常常瞞著阿姨們帶我至麵攤子點滷蛋、海帶芽、滷豬耳朵，加一碗陽春麵。
那個深夜，老闆看我一個小孩走進來只點陽春麵，便慣常地問：「滷蛋？」我平靜回答：「不要。」
第二天，中午當然沒有人幫我準備便當，正在長大的孩子，到了下課放學，已飢餓難忍。又走進麵攤，問老闆：「我可以只要半碗陽春麵，付一半的錢嗎？」我的聲音平靜，表情更平靜；可能自小倔強，做任何事遇任何狀況都不輕易流露情緒吧！
老闆想了一下：「好。」
沒有多久，他給了我一整碗陽春麵，我愣了一下，因為我狐疑他耳朵是否聽不清，而且我口袋鐵定付不出一碗陽春麵的錢。沒敢動筷子，走到正熱騰騰煮面的攤子，我拉拉他的手，「老闆你搞錯了……」
他立即以濃重的四川鄉音回答我：「你先吃，我忙，待會兒再說。」
我坐下來，還沒吃完半碗，老闆突然扔了一個滷蛋到我碗裡，轉身又走了。
我靜靜坐在那裡，想等他忙得告一段落，再問怎麼回事。
約莫黃昏五點，客人少了些，他走過來問我：「小女孩，你的外婆呢？」我據實以告。他立即說：「你以後天天來，外婆會好起來，你不要怕，她回來了，我再和她算錢。」
那一夜我的三阿姨從台北趕回來探外婆，我趕緊告訴她我欠麵攤老闆錢的事，她當晚帶著我向麵攤老闆致謝，並還了錢。
隔幾天麵攤老伯伯告訴我，自己十六歲就在田裡被抓伕來當兵，一路打仗逃難，就靠許多不認識的人一次又一次接濟，才能活到今天。「你這女娃兒聰明，好好讀書，孝順外婆。」
十一歲的我沒有太多同理心，受到一個來自中國大陸戰亂孤窮老兵的照顧。我沒明白，當他說「好好讀書」時，是因為他沒有讀書的機會；當他囑咐「好好孝順外婆」時，是因為他被迫和父母離散，已無孝順的機會。
那「孝順」、那「叮嚀」是遺憾，是另一種想家的表達，是深沈的嘆息。
四川外省麵攤老闆在我們這個本省家庭口中，一直以來綽號就叫「老芋仔」。芋仔是一種不需要施肥的根莖植物，扔在哪裡就長在哪裡。長相不好，烤熟吃起來卻甜甜鬆鬆，削皮時手摸著，有點發麻。滿山遍野，只要挖個洞，就可找到幾顆鬆軟芋仔。
芋仔命賤，「老芋仔」型的外省人，命也薄得很。
過去光顧他的麵攤無數次，我們沒人關心他從中國大陸哪個省份來，怎麼和爸爸媽媽失散的，好似他是個石頭裡蹦出來的怪物。他在我們生命中的意義，只有陽春麵特別便宜好吃、一個夜市裡搭個違章建築從早賣麵到晚、白天也蜷曲攤子內睡覺的孤伶攤販。
外婆後來果然安然回家，牽著我向「老芋仔」麵攤老闆致謝。
一年後，有天麵攤門口特別熱鬧，原來娶親了；姑娘從梨山山上「娶買來」，清瘦嬌小的女子，沒隔多久也生了小孩，小姑娘常背著小孩在攤前燙麵；麵攤老闆難得經常帶著笑意對人說話，這遲來的幸福，滋味應該特別甜。
我之後常常特別光顧麵攤，標準菜色「陽春麵加滷蛋」，像一種感念儀式。
幾次聽到他在旁邊教太太，麵要煮得好，放下去的時候，得立刻撈起來，再擱回去；千萬不能一次燙太久，否則湯糊了，麵也爛了。
有天麵攤老闆不做生意了，關了門，哭嚎的聲音，穿透薄薄的夾板，凡路經夜市的人都聽到。
隔壁雜貨店老闆娘轉告外婆，「老芋仔」梨山小老婆跟人跑了，兒子也帶走了，還把他長年積蓄、擺在床底下的現金全偷個精光。
我望著緊閉的門，有幾次衝動想敲大門，但又覺得突兀……就這樣過了三天，老芋仔上吊自殺了。
上吊時，繩子掛在違章建築梁上，臉就對著後牆的蔣介石遺照。
這是我的第一堂「同理心」之課，我的「同理心」導師。
我不知道他識不識字，上了多少學，我甚至寫不出他的全名。但他教導我的「同理心」之課，我終生難忘，恩情似海。他的故事以如此悲慘的驚嘆號結束，更令我難以忘卻他曾在我寂寞困難時給我的溫暖。
他是個小人物，而他的一生，在哭嚎中、在一切絕念中、在一切棄絕後也就結束了。
最後，經過警察局收屍者認証，沒有送行隊伍，沒有人為他至少煮一碗麵，丟個滷蛋送行……
一個卑微「老芋仔」，一朵比雲還輕的生命，走了。
他的身影，那些溫暖的囑咐，帶著鄉音的安慰，打破了我們家中許多長輩灌輸在我腦海因「二二八」事件而深植的族群偏見，也使我後來絕不同意任何族群的政治語言。
當然也自然形成我後來與島嶼上曾經熟識的朋友們，重大的政治隔閡。
近日因某一事件，人們又談起了榮民，談起了那些被時代徹底犧牲的人。
我想說的是：其實他們一直在我們身邊，每個人不管是本省、外省，富貴貧賤，都會遇見類似的人物。
他們開出租車，當大廈管理員，在河床搬石頭做苦力，為了橫貫公路的開通而做了冤魂……那些悲慘時代的卑微人物，一直在我們身邊。
而我們對待他們的方法，大半是擦身而過，因為我們的社會不只沒有教導我們「同理心」，相反地，它教導每個人觀看的都是自己的、家族的、同一村落或者同一族群的痛苦。
漢娜 · 阿倫特曾特別指出，那些信奉納粹主義的屠殺者，「只是沒有深度」，他們沒有我們想像的邪惡，單單只是「不願意設想他人的處境」。
「因為所謂的人性，如果完全不設想他人的處境，會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同理心，知易而行難。甚至有時候教育體系的大道理，例如「民族」，恰巧是相反的「非同理心」，我們的「團結」來自於拒絕理解和我們處境不同的人；「我們」的認同，凝聚於排斥驅逐「他者」的行動。
同理心，不僅要「捨不得」別人，更要「捨得」自己。
不去苦苦追問自己曾經的痛，而設身處地理解別人的苦。
同理心，不需要偉大的理論，它是一種學習，一種徹悟，一種跨越人性的障礙，理解和你不同的人。
這個世界、社會、哪怕一個小家庭，都是由不同的人組合而成，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難處。
我們在提出任何一項主張或結論時，至少要有一種警覺心，世界若由一個人、一群相同血統或語言的人作主，這個世界一定有邪惡的排它性。
同理心，不需大道理，就是暫時放下自己，換位在他人處境思考……有時候它只是一顆滷蛋、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
同理心，不需要語言，它就是一個使自己變得更有人性的過程。
如是而已。
——摘錄自《給逆境中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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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想知道大家學一門新語言大概要多久時間. 語言. 2017年9月26日08:57. 如題我自己有在學的只有英文和日文而已有時候想想其實投報率很差從小父母讓我去雙語安親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