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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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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彎腰》王偉忠：當年謝金燕一路跟在我背後，拼命賠不是...
闖江湖不必撒嬌
近年來臺灣流行熱血，舉凡節目、電影、藝人，拚出熱血都會大賣。像跨年節目中拿下收視冠軍的謝金燕，前陣子週刊們不約而同報導她的奮鬥故事。各界朋友屢屢問我為何她如此吸引觀眾？這倒有個故事可說。
我曾與謝金燕合作過。當年作《週末派》選美腿小姐，她腿特長又漂亮，脫穎而出。選完問她願不願演短劇，她答應了，便安排她在《連環泡》演出，我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漂亮女孩肯演女丑還肯吃苦，很特別。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在工作上對她有所誤會，大怒，她急著說明，但我少年得志愛耍酷，完全不理她，她就一路跟著我走，從華視走回公司，看她真有誠意，才進公司坐下談。
那場誤會讓我對她有了更深的認識，漂亮女孩卻不撒嬌，如此堅忍，確實少見。後來人生路上經歷風風雨雨，她一律不回應，一路靠自己，慢慢地以更好的表演爭取觀眾認同，終於揚眉吐氣。
現在說這故事有點錦上添花，但很想添上這朵花，因為在臺灣太多人靠關係、靠身材、靠家世撒嬌。在影劇圈，也只有謝金燕能像隱士一樣堅持做著入世的事，深深為她驕傲。
上週邀朱學恆聊天，看著他侃侃而談，想起自己年輕的模樣。朱學恆滿懷夢想到處演講，他告訴我六年級很悶，因為四、五年級生占著位子不給機會，於是一路悶到七、八年級生，大家都接不到棒。
本來想說四年級很肯給年輕人機會，像我一路帶新人……但看看「火大遊行」，第一排站的還是蘇謝呂游，而他們火大的是三年級的馬總統，罵人的是老面孔，挨罵的也是老面孔……世代交替真是慢！
撰文者王偉忠 非讀BOOK瀏覽數：50000+2013-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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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家裡掌控電視遙控器的總是老人家，弄得年輕人躲到房間看網路電視去， 在媒體圈是造成了革命，但長久下來，電視環境怎麼可能進步。
我們這些四年級生是該退一退，不一定要退休，可以學明朝楊慎「隱晦」一下。任何事情出頭搶第一排看似不錯，但成為名人也會讓自己身在明處，難免遭難，不受雷擊也會波及。因此別因擔心資源少而卡位不讓，能隱得深、隱得厚、隱得堅，學學謝金燕低下頭，才能好好做事。
業績與奇蹟
上週參加104人力銀行為社會新鮮人舉辦的座談會，有年輕人問到現在是該隨便找個工作好？還是等待真正喜歡的工作出現？
這是個好問題。建議任何工作都該先做，因為看似無聊的工作經歷，日後往往都能派上用場，值得多方嘗試。
多嘗試可不是隨意看看，像公司有新人早上來報到，中午出去吃頓午飯就消失，願意發個簡訊說聲謝謝再連絡已經算不錯的。加入一家公司就至少該積極努力地待上半年，才能有所體會，若真不合意，過半年再換。
我們永遠不知道哪扇門會開，更不知道門後面有什麼，透過多方嘗試更能了解自己的價值。像有些人保守，適合當上班族；有些人積極，適合創業。有些人想創造業績，有些人則致力追求奇蹟。
但親子間往往會因目標不同產生衝突。像訪問《超級模王大道》八強，大飛說如果得到冠軍，最不感謝的就是爸爸，爸爸為了反對他從事表演已經長達一年不跟他說話，苦了居中傳話的媽媽。
我可以理解大飛爸爸的心情，大家都年輕過，都受過苦，因此不願眼睜睜看孩子做不通的事，走太磨難的路，寧可他們安穩作業績就好。但有時候，孩子想追求的就是奇蹟。
像林俊逸12歲就在五燈獎五度五關還發片，只是唱片市場不景氣，沒成功。這20年來他從來沒放棄，在街上唱、當合音，偶然開始模仿費玉清讓他爆紅，但方向沒變，還是想唱歌、想創造更多奇蹟。
在臺灣這樣小小的市場裡要創造奇蹟不容易，尤其電視圈長期讓收視率調查以及媒體購買牽著鼻子走，光追求業績。業績告訴他們男人看政論、女人看八卦，於是這兩種節目愈來愈多，甚至出現長達4小時的政論時段，結果就是媒體萎縮，政治愈來愈八卦，社會跟著扭曲變形。
愈小市場就更該靈活多元找出活路，偏偏NCC不准節目冠名，企業無法贊助理念相近的節目，另類節目沒有生存空間。當大家都追求業績，那誰來創造奇蹟？
最近表演空間「地下社會」不堪政府屢次臨檢決定停業，歌手們現身力挺，因他們都在這裡從另類變主流。就像音樂人說的「沒有地下文化、就沒有地上文化」，如果現在不鼓勵年輕人創作，未來華語音樂就會失去奇蹟。
問大飛爸爸到底大飛模仿的DNA來自何方，看來嚴肅又擔任教職的飛爸說，其實他也會模仿，還現場來了段林洋港。看完忍不住拍了他爸爸一肩膀，父子幹嘛不講話，根本就一個樣！
光齊家不治國
最近有個調查顯示臺灣個人幸福指數有64.2分，整體社會幸福指數只有48.9分，不及格，看起來我們「齊家」做得不錯，但沒人想「治國」，這現象與近日感受不謀而合。
這年頭網友成了「自媒體」，想罵誰就罵誰，媒體不假思索引用，消息正確還好，萬一錯誤，不更正不平反，播過就算。
這些年，要做事的人就得有心理準備，可能不會有好名聲。像關懷病童做善事的黑人遭到攻擊，點頭接下預算不多、籌備時間短、壓力很高的金鐘獎主持人陶子遭到攻擊，接下「夢想家」的賴聲川遭到攻擊，外界不知賴導帶著案子遍訪國內重量級歌手，但大牌都以各種理由不願參與，說穿了，因為這是國慶，太敏感。
我們社會長期自律神經失調，結果是誰做事誰倒楣。因此當前行政院長陳冲在立法院備詢臺上因為肚子疼而必須暫時休息，相信他不只罹患了腸胃型感冒。可是另一方面，關入牢裡的貪汙高官卻照樣有人力挺。將來誰願當做事卻討罵的傻瓜？誰還想成為英雄英雌？
但社會需要英雄也需要傻瓜，有熱情才能讓社會進步。只是太多人假正義、假左派，光批評而不願做事，以為站在民眾身邊就能代表庶民，建議各位揚名立萬的意見領袖們多學學鄭村祺，他從社運投入公共事務，真正做官做事，退出後依舊秉持理想，真左派、左得令人欽佩。
上週專訪政務委員楊秋興，他曾是雜誌評選最佳縣長，對藍對綠都有接觸。楊秋興覺得臺灣最大問題是內耗，朝野對立讓國家無路可走。美國國會議員壁壘分明，卻願意為國家利益相互妥協，政治是門妥協的藝術，而不是不妥協的妖術。如果萬事不妥協，臺灣未來怎麼辦？
當澳門這個小漁村的國民年收入已經達到臺灣的兩倍多，身為亞洲四小龍之末的我們，還要內耗下去？每天看著八卦新聞嘲笑旁人的失敗、真的會令我們更快樂嗎？
這時看到新竹4歲女童被六隻野狗咬食攻擊的新聞，捕狗人與愛狗人對立，政府抓走野狗，挨罵；不趕野狗，也挨罵，為社區安全放個狗籠圈養狗，愛狗人士破壞，讓狗又滿街跑，居民氣得要命。結果就是怎麼喬都沒共識……唉！臺灣就是個抓野狗也不對，不抓野狗也不對的地方，汪汪！
林志玲的處世哲學
上週文化界邀請三位總統候選人開會，候選人都到場各抒己見。這場總統選舉看來火熱，實際各項主張差不多，比來比去，最大歧異就是大陸政策，到底是把大陸當朋友、當敵人、還是？難怪有人說，如果沒有中國大陸，那臺灣的政黨早就解散了。不禁想起《臺灣是誰的》此書作者提出的角度，如果臺灣是個人，國際上是怎麼看待這個人？未來又該怎麼生存下去？
現實上臺灣在國際上不算是個國家，因為沒有太多正式外交關係，沒有豐富的天然資源、沒有吸引觀光客的景致、沒有能力自給自足。外在條件不好，個性也不太好，內部不分藍綠都說愛臺灣，卻不斷鬥爭，鬧個不停。
但我們最特殊的條件是隔壁住了個全世界都想要討好、都想從他身上挖點什麼的崛起中的中國大陸，而這鄰居目前想討好我們。很明顯，在這種情況下聽話是沒用的，臺灣註定要學會政治手段。看是要面子，或是要裡子，或是看起來要面子、實際上拿到裡子，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處世哲學。臺灣必須想清楚該如何在微妙局勢中找方法拉抬自己的地位。
像我的長輩朋友王伯元是位低調天才，也是專業投資人，他常自稱是「出生在蘇州的臺灣人」，唱臺語歌的「口氣」非常道地，問他怎麼學的？他說愛唱臺語歌就自然學得好，七十歲還出版了一張臺語專輯。旁人有省籍情結，他卻靠著唱臺語歌交了不少朋友，愜意自在。
處世哲學也代表一個人的性格。像電影圈裡人緣最好的當數朱延平導演，週末他的《新天生一對》首映，老中青導演雲集。過去臺灣電影圈少見這樣的場面，尤其文人相輕，結合起來不容易，應該只有朱導能讓導演們都願為他抬轎。大家也許對朱導的電影有不同看法，但都知道他是個好人，從不說旁人壞話、不排斥任何人，拍了幾十年電影，終於等到電影回春。現在朱導忙著吆喝參與《10+10》電影的導演們一起參加柏林影展，更顯熱情。
在茫茫人海中，最懂處世哲學的應該是又美又受歡迎的林志玲。她聰明卻不外露，家庭是深綠色彩，但到大陸發展卻沒受刁難，與比她矮的男性藝人合作，對方也不會有泰山壓頂的窒息感，面對尷尬敏感的問題，她可以四兩「嗲」千斤，甚至連大陸當紅藝術家劉小東都跨界幫她畫了肖像，領著她從流行跨足藝術圈。我發現，林志玲的處世哲學高明在跟誰都處得好，而且施力不著痕跡。如果說臺灣將出個女總統，應該……就是林志玲，想像她握著拳頭說，「臺灣加油！」「凍蒜凍蒜！」連我最欣賞的陳菊的革命悲情嗓音，都擋不住呀！
活著的感覺
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是對中國文學遲來的肯定。莫言的人生像他筆下世界，少年貧讓他作品像在乾涸、遍粗礪礫石土地上開出鮮豔無比的花朵，正如張藝謀與他合作的電影《紅高粱》。
訪問張藝謀時曾問他何時感覺真正「活著」，他說是在拍《紅高粱》的時候。
那年頭女主角鞏俐第一次演電影，是個還有「農民晒」的小紅臉姑娘。大陸整體物資有限，張藝謀說，聽著底片嘩嘩嘩地跑，全身熱血沸騰，感覺「我們正在記錄一個時代」，拍得好有勁。他與姜文、莫言天天光著脊梁拍片，那種活力，終生難忘。
困苦真能激發很多事情，「困而學之」是有道理的。最近小女兒主持廣播節目，本想建議她多談談生活、多談談學校、多談談她們這個年紀的世界，但她與一同主持的小朋友聊完之後，決定還是談明星……難怪某些英國家長會在小孩8、9歲就送他們讀寄宿學校，因為家裡太安逸，狠下心讓他們住校受受苦，能讓孩子成長。
本週還有臺灣電玩高手拿下世界冠軍，相信許多家長規勸孩子少打電玩時，遭到許多「未來世界冠軍」回嗆，家長這時候可以講個故事。
有個美國小孩在密西西比河畔對著河踢石頭，邊走邊踢愉快無比，看到路邊有一廁所，大聲問裡面有沒有人，沒回應，一腳把廁所踹進河裡。回家看到爸爸正在洗澡，他得意地說今天暢快的行為，爸爸卻揍了他一頓。孩子說，國父華盛頓誠實告訴父親自己砍倒櫻桃樹受到稱讚，為什麼我誠實卻挨揍？
爸爸說，因為華盛頓他爸不在樹上，而你踢倒的那間廁所裡，你爸正在大便！
不是每個打電動的小孩都能成為世界冠軍，就像不是每個勵志故事都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上周看了吳念真的新戲《人間條件5》，講幾個男人的外遇。外遇沒有規則可循，不是每個已婚男人都嚮往自由，也不是每次外遇都會抓包，外遇一定不正確嗎？可能也有例外。戲劇精簡地說了故事，觀眾感動出場後還是要過自己的人生，要風平浪靜？還是刺激？享清福好？還是在紅塵翻滾好？矛矛盾盾都得自己走下去。
最近看書發現讀者可能習慣任何作品都該有個Ending，感覺人生比較輕鬆，但作者愈成熟，文章結尾往往愈朦朧，像胡晴舫的新書《第三人》跟她過去評論風格不同，讀完隱約抓住了一點概念。想到另一本書中的句子，「思想自由了，然而變的任何事情都不確定了！」到底作者意思是什麼？可以自由解讀……
為了顯示本書也是成熟之作，今天，就沒有Ending了……
姜河那理想型 在 [新聞] 姜河那山茶花奪韓國最年輕視帝表裡如一狠甩同期負評藝人 的八卦
他笑起來有股傻勁，連台灣天后蔡依林都迷他，沒想到他的理想型很特別，那就是「對計程車司機好的人」。 姜河那退伍後，憑著《山茶花開時》拿下去年百想視帝，他扮演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