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二二八事件74週年,同日也是林宅血案發生第41年,副總統 賴清德早上出席了台北義光教會舉辦的228事件暨林家祖孫受難追思禮拜,而我則與宜蘭市市長 江聰淵 一同前往林家祖孫墓園獻花進行追思禮拜。
1980年2月28日,林義雄先生的母親游阿妹及7歲雙胞胎女兒林亮均、林亭均,在台北市住家遭刺身亡,9歲長女林奐均重傷——經救治後生還,「林宅血案」迄今仍未破案,案發地點之後成為義光教會。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去年五月公布林宅血案的的調查報告,表示當年威權統治政府涉入本案的可能性不容排除,建議各機關應持續清查檔案,以利真相還原。
目前已知:
一、情治機關對林宅進行監控
儘管情治機關一直否認進行曾進行相關措施,但促轉會還是根據留存的檔案發現,其監控程度包括「裝設竊聽器」、「電話監聽」及「住所周邊監視」,甚至有「線人」可監控林義雄在自宅內的活動。
二、林宅血案兇嫌電話錄音帶遭到銷毀
事件發生後刑事局曾表示兇手曾在現場「打電話」至金琴西餐廳找一名王姓男子,要求根據此線索加緊偵查。但國安局在案發後卻以——「不知道當天有發生案件所以把錄音給洗掉了」當作理由。但國安局確實有對林宅進行各種程度的監控,什麼樣的情況下人可以在被嚴密監控的情況下被殺?而案發後還銷毀了錄音?如何說服人民整起案件不是情治機關主導的?
三、排除國家犯案可能性的案件調查「撥雲專案」
刑事警察局在案發後成立了「撥雲專案」主導案件調查,但調查方向卻一再改變,數十年來從黨外人士涉嫌、疑似精神障礙者行兇....繼又轉變為「國際陰謀份子」主導。即便一開始撥雲專案就把此案定調為「政治謀殺」,但調查中卻完全不考慮「國家犯案」的可能性,使得辦案進度九彎十八拐且原地踏步,調查局甚至約談審問時任林義雄競選總幹事的水牛伯游錫堃不下20次,要不是有倖存者洗刷游錫堃冤屈,這莫需有的罪名想必會嚴重打擊當時的黨外運動。
國安局及調查局等情治單位雖然宣稱已將相關檔案解密公開並移交,實際上卻是以《國家機密保護法》為盾牌動手腳,比方拒絕全面公開並延長部分機密檔案的年限或將時任主責官員與線人(俗稱抓耙仔)的資料塗黑遮蔽。
沒有真相,就沒有真正的和平。
四十年過去了,而在林宅血案周年前夕,總統府宣布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為新任國安局長。我也由衷期盼陳明通局長與調查局呂文忠局長,能儘速以具體行動回應人民對於歷史真相的期盼,還給受難者與受難者家屬——這遲了很久的正義。
--資料來源:
1.記者陳鈺馥(2020/1/22 12:03)。《延長保密30年不給看!調查局拒公開「林宅血案」機密檔案》。自由時報電子報。2021/2/28,取自: https://reurl.cc/0D9QA9
2.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2020/02/28)。《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林義雄宅血案調查報告》。2021/2/28,取自:https://admin.tjc.gov.tw/public/cipas-uploads/sales/2020/03/abdf813f5eac885bb338d505a5f5bbb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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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讀昆德拉50年前的經歷,你就會發現歷史正在香港重演。共產黨各種對人的輾壓,沒有一樣是新的,可笑的是,很多人同時聞所未聞,覺得是天方夜譚:
//一九六八年,俄國人佔領我的國家不久,他們剝奪了我的工作(和成千上萬的其他捷克人一樣),沒有人有權利給我另外一份工作。這時,一些年輕的朋友就來找我,他們建議我以他們的名字寫一些廣播劇、電視劇、話劇劇本、文章、報導、電影劇本,以使我不為生計發愁。但是我經常是拒絕他們,因為我做不出他們建議我做的一些東西,另外也因為這樣很危險。不是對我,而是對他們。秘密警察為了讓我們飢寒交迫,迫使我們投降並當眾認錯,他們便會嚴密地監視著那些會讓我們突圍的可憐出口,並嚴厲地懲罰那些把名字作禮物送給我們的人。
在這些慷慨的捐贈者中,有一個叫做R(我沒必要掩飾什麼,因為一切都被發現了)的年輕女子。這個羞怯、文靜且聰明的女孩是發行量驚人的一份青年雜誌的編輯。由於這份雜誌當時不得不發表大量生硬的政治文章來歌頌兄弟般的俄國人民,編輯部在想辦法如何吸引廣大讀者。於是,它決定例外地背離一下純粹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開辦一個星相專欄。
在我受排斥的那些年月裡,我做了成千上萬份星相算命。既然偉大的哈謝克能做狗販子(他賣了很多偷來的狗並且把許多雜種狗當純種賣掉),為什麼我不能搞星相算命呢?
當R來請我秘密地為她的周刊主持一個星相專欄時,我滿口應承下來,並建議她對編輯部說,這些文章的作者是一個原子專家,之所以不願意透露姓名,是擔心成為同事們的話柄。在我看來,我們的事情受到了雙重的保護:一個並不存在的專家,還有他的筆名。
我於是動手用假名寫了一篇又長又漂亮的論占星術的文章。然後,每個月就不同的星相寫一篇比較荒唐的短文,並由我自己來為金牛座、白羊座、處女座、雙魚座等畫出小畫片。收入是可笑的,事情本身也沒什麼有趣和出彩的地方。這一切中惟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的存在:一個從歷史和文學書還有電話簿裡抹掉的人,一個通過奇怪方式轉生過來的已死之人,向成千上萬的社會主義國家青年灌輸著占星術的偉大真理。
有一天,R告訴我她的主編被這位星相學家征服,想讓他為自己算一命。我非常高興。主編是被俄國人安插在雜誌社的黨委。他半輩子都在布拉格和莫斯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
R笑著對我解釋說:「他有點不好意思提這事兒。他希望不要鬧得滿城風雨,讓別人說他相信中世紀的迷信。但是他非常想試試。」
「好哇,」我說,並且我很高興。我了解這個主編,他除了是R的老闆以外,還是黨的高級幹部,經他的手毀掉了我不少朋友的性命。
「他想保持完全匿名。我要給你他的出生日期,但你不該知道是他的。」
這更讓我覺得好玩了:「好哇!」
「他要給你一百克朗作為算命費用。」
「一百克朗?他怎麼想得出來,這個吝嗇鬼。」
他託人轉送來一千克朗。我塗了滿滿十頁紙,描述他的性格,勾勒出他的過去(我是足夠了解的)和將來。我花了整整一個星期來完成我的作品,並且和R進行了詳細的諮詢。通過星相算命,實際上可以巧妙地影響甚至引導人們的行為。我們可以建議他們做一些事,提醒他們注意另一些事,並且通過讓他們了解他們未來的厄運,使他們變得更為謙卑。
不久以後,我再見到R的時候,我們就笑個不停。她說,主編自從看了自己的星相運勢後,變得更好了。他開始對自己的嚴厲略有收斂,因為星相學讓他注意這一點。他十分重視自己能夠做到的那一丁點善良。在他那經常處於失神狀態的目光裡,可以看出一種憂傷,那是因為知道自己的星相是屬於命苦一類而產生的憂傷。
十二個月後,我的最後一篇關於人馬座的星相文章發表,然後又過了一年(那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事情),我接待了一個我不認識的青年男子的來訪。他什麼也不說,給了我一個信封。我撕開它,讀裡面的信,可是費了半天勁我才明白那是R的一封信。筆跡辨識不清,寫這封信的時候,她可能正心煩意亂。她盡力說得拐彎抹角,好讓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看不懂,可這麼一來我本人也只看懂了一半。我弄清楚的惟一一件事:我的作者身份被發現了。
那個時候,我在布拉格的巴爾托洛梅街上有一套單間公寓。這是一條小街,但很有名。所有的樓房,除了其中的兩座(包括我住的這座),都屬於警察局。當我從我在五層的大窗戶往外面看的時候,我看到上面、在樓頂的上方,是赫拉德欽塔樓,而下面是警察局的院子。
小伙子(一切都表明,他是R的未婚夫)極其謹慎地看了看自己的周圍。他顯然認為,警察安了竊聽器監視我的房子。我們悄悄地用頭部示意,之後走了出去。我們先是一言不發地走路,一直到走到喧嚷的民族大街,他才對我說R想見我一面,他的一個我不認識的朋友把他在郊區的公寓房借給我們秘密約會。
第二天,我坐了很長一段有軌電車,一直來到布拉格城邊。那是十二月份,我的手凍僵了。早晨這個時間,宿舍樓裡空無一人。根據小伙子給我做的描述,我找到了那座樓房,我坐電梯上了四層,看看門上的主人姓名卡,按了門鈴。房間寂靜無聲。我又按了一次,但沒有人開門。我又回到街上。我在寒冷的街上又溜達了半個小時,心想R可能遲到了,她要是從電車站出來一路從人行道走過來時,我就會碰見她。可是,連個人影都沒有。我又坐電梯上了樓。我又按門鈴。幾秒鐘以後,我聽見房間裡響起抽水馬桶的聲音。這時候,我覺得就好像有人在我身體裡放置了一個能映照出恐慌不安的玻璃體。我從自己的體內能感受到不能為我開門的年輕姑娘的恐懼,她五臟六腑都充滿著恐慌。
她開了門,臉色蒼白,但還是微笑著,盡可能像往常一樣可愛。她開了幾句笨拙的玩笑,說我們終於在一個無人的房間裡兩個人單獨相處了。我們坐下來,她跟我說最近被叫到警察局去了。他們盤問了她一整天。頭兩個小時,他們問了些無關緊要的問題,她當時覺得自己把握著局勢,和他們開著玩笑,不客氣地問他們是不是就因為這些愚蠢的問題而不讓她去吃午飯。正在這時,他們問她:親愛的R小姐,是誰在你們的畫報上為您寫了那些星相文章?
她臉紅了,試圖跟他們談某個她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物理學家。他們問:您認識昆德拉先生嗎?她說她認識我。有什麼不妥嗎?他們回答說:沒什麼不妥,可是您知道昆德拉先生對星相學感興趣嗎?這事兒我不知道,她說。這事兒您不知道?他們笑著對她說。布拉格滿城皆知,而這事兒您不知道?她又說了一會兒原子專家的事兒,其中的一個警察就開始對她大叫起來:別胡扯了!
她跟他們說了實情。報社編輯部想開一個星相專欄但不知道該找誰寫。R認識我,請我來幫助她。她肯定沒有觸犯任何法律。他們同意她的說法。不,她沒有觸犯任何法律。她違背的是內部條例,條例規定禁止與那些曾背信於黨、背信於國家的人進行合作。她提醒他們說,沒有發生任何嚴重的問題:昆德拉先生的名字一直是隱匿的,使用筆名也沒有冒犯任何人。至於昆德拉先生領取的報酬,甚至都不值得一提。他們又對她說不錯,是沒有發生什麼嚴重問題,確實,他們只是要做一個關於事情經過的筆錄,她簽字就可以了,她沒什麼可擔心的。
她簽了那份筆錄,兩天後主編找她談話,告訴她她被解雇了,立即生效。當天她就去了一家電台,那家電台裡的朋友一直建議她來他們那兒工作。他們高興地接待了她,可是第二天來填表的時候,很喜歡她的人事主管神情黯然地說:「孩子,瞧瞧你做的傻事!你毀了自己的一生。我絕對一點兒也幫不上忙。」
她首先猶豫是否要跟我說,因為她向警察保證不把受審問的情況告訴任何人。但是,她又接到警方的傳訊通知(第二天她要去警察局),她決定還是和我秘密見上一面,以便統一口徑,一旦我也被傳訊時,兩個人的說法不致互相矛盾。
這不難理解,R不是膽怯,她只是年輕,不諳世事。她剛遭受到第一下打擊,不可理喻的、意想不到的打擊,這將讓她終生難忘。我明白,我是被選來當作黑手的,通過我來達到警告並懲罰人們的目的,我開始對自己感到害怕了。
她嗓音發緊地問我:「您認為,他們會知道您算命拿了一千克朗的事兒嗎?」
「不用害怕。一個在莫斯科學習了三年的傢伙,永遠也不敢承認他搞過星相算命。」
她笑了,這笑聲儘管持續了不到半秒鐘,卻宛若靈魂拯救的輕聲承諾,迴響在我耳邊。
當我就雙魚座、金牛座和白羊座寫那些愚蠢的短文時,我想聽到的就是這一笑聲,我想像的報償也就是這一笑聲。可是在此之前,它從哪個方向都沒有響起過,因為天使們在這個世界的各個地方,在所有的指揮部,都佔據了決定性的地位,他們征服了左派和右派,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俄國的將軍和俄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用他們冰冷的目光從四面八方看著我們,這一目光把我們詼諧地愚弄人的外衣剝掉,揭露出我們是一些可憐的騙子,為社會主義青年的刊物做事卻既不相信青年也不相信社會主義;為主編大人占星算命,卻既不在乎主編也不在乎星相學;故弄玄虛地擺弄著一些可笑的玩意兒,而與此同時,我們周圍的所有人(左派和右派、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將軍和持不同政見者)都在為人類的未來而戰鬥。我們感覺得到他們的目光落在我們身上的份量,它足以把我們變成隨便用鞋跟踩死的蟲子。
我控制住自己的不安。我試圖為R設想出一個最合理的計劃,以應付第二天警察的審問。談話期間,她幾次站起身去廁所。她每次回來都伴著抽水馬桶聲和恐慌不安的表情。這個勇敢的姑娘為她的恐懼感到羞愧。這個有品位的女人為她的內部器官在一個陌生男人眼前失控而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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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電的衰亡與華為的興起
昨天寫了華為遭到加拿大兩家電信公司拋棄之後,由於有人在留言中提及Notel的帳總是要清,因此有人來信問我華為與Nortel 有何關係,其實這在加拿大商業界並非秘密,調查記者Tom Blackwell曾經在《National Post》揭露其調查結果。
Nortel曾經是加拿大最著名的企業,超過百年的歷史,1949年起,該公司從生產導向轉型為創新導向的企業,創新的技術與產品不勝枚舉,例如1968年設計生產世界上第一支將撥號盤鑲嵌於聽筒的電話Contempra,1979年更是開發出地球上第一個數位電話交換器DMS-100,在通訊產業發展史上,Nortel具有絕對重要的地位,加拿大人無不為之驕傲,市值之大,更曾經佔有多倫多股市的40%。
但是Nortel最後卻在2009年以破產告終,之後便是華為的興起,而Nortel的殞落與華為的興起是息息相關的。世人多只知道華為抄襲Cisco的技術,卻不知道更重要的是,華為如何剽竊Nortel的技術成為科技強權的故事。
起初華為利用與Nortel類似的技術,生產相似的產品,以更低的價格競爭相同的客戶,甚至曾經派人與Nortel談合資成立公司一起分享市場,但是華為與Nortel過於相似的技術與產品,引起部分人士的懷疑。
儘管耳語充斥,但是缺乏警戒心的加拿大人一直對此漫不經心,直到Nortel破產後,在2012年的報告中,才明白揭露華為至少曾經連續十年內,使用駭客竊取了Nortel內部數以百計的技術與文件,並且被發現華為使用還原工程剽竊Nortel技術。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曾經對此提出警告,表示北京在華為背後竊取Nortel的技術,甚至在Nortel位於渥太華的研發總部安置竊聽器,Nortel破產後,這裡目前成為加拿大國防部。不僅如此,後來發現Nortel在美國的研發部門同樣受到華為的滲透,甚至連CEO的電子郵件都被駭客攻陷,可以說華為對於Nortel的滲透是全面性的。CSIS早在1990年代的內部報告就警告華為竊取Nortel技術,但沒有獲得任何相關單位的重視。
CSIS是五眼聯盟的重要成員,儘管目前執政的自由黨政府對中國青睞有加,不僅對於與中國相關的國安技術大開綠燈,甚至遲遲不願決定是否禁止華為5G,但是CSIS與執政黨持不同立場,經常發出警告反對華為。
華為嚴正否認竊取Nortel技術的駭客與其有任何關聯,對於技術與Nortel的相似,只表示是自主研發的成果。華為表示,過去十年在加拿大的研發投入達6.5億加元,雇用超過1200名員工。
而多數對Nortel的失敗的研究僅僅指向Nortel管理階層的失敗、.com泡沫破裂、自大心態等等因素,對華為剽竊技術隻字未提,而多數對於華為的個案探討,也忽略這一歷史。
台灣的臉書與Line等社群媒體則廣泛散佈華為管理如何優秀、任正非如何將全部股權分給員工等民營企業楷模的消息。事實上後來的調查發現,對於Nortel的滲透不能只視為華為單一企業所為,相關的證據顯示與北京以及人民解放軍有關,這似乎也坐實了華為並非民營企業並且與解放軍有關的猜測。
更令人哀傷的是,在Nortel搖搖欲墜時,華為甚至提出收購Nortel的建議,最後並未收購,但是雇用了大量Nortel的研發人員,包括五名世界上最頂尖的5G研究人員,這些研究資源為華為在5G等相關技術的研發,做出巨大的貢獻。
然後華為以低價成功獲取加拿大兩大電信公司Bell和Telus的生意,為其發展4G網路,並談好將繼續以低價提供5G設備,而Bell和Telus的契約,是華為早期能夠在國際興起的重要因素之一,直到昨日兩家公司不約而同宣布將放棄華為5G為止。
這就是華為與Nortel長期以來對於Nortel之死與華為之生之間關聯的爭議,值得台灣政府與半導體等相關產業嚴肅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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