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專業的記者］
沙士十五週年，傳媒相繼推出報道，我一直不忍看．
那是我剛做記者的歲月，一出道，就遇上世紀疫症，初出茅廬，醫院也跑，淘大也跑，但是，殯儀館去得最多．
謝婉雯獲得最大的關注，她是第二個公院醫生殉職，還記得電視螢幕把她的照片播放，當時我在明報編輯室，大家都為驚嘆，她真美．然後我僥幸採訪到她教會好友，好友把她生前的婚體邀請卡給我看，打開看到《彩虹下的約定》歌詞，內心也感動到顫抖，翌日把整首聖詩印在報紙上．
我不住跑殯儀館，碰口碰面都是一位微胖的叔叔，在打點一切．遺照、花卉、靈堂佈置．他叫黃先生，因工殉職的醫護人員的最後旅程的禮儀師．
因為政府包底，靈堂的花是最漂亮的，飽滿的白玫瑰，清香的百合，矜貴的蕙蘭，每一支是從荷蘭還是那裡空運過來的，我都細緻查問．採訪喪禮，不宜打擾家屬，我把靈堂所有微小處觀察下來，寫進報道裡，有時向黃先生詢問．祭壇的佈置，也可以記下，醫生們的祭品較中產，基層勞工家人奉上的，是往生者喜歡的茶餐廳食物．
然後，一個又一個醫護人員相繼殉職．有一位中年婦人劉錦蓉，在十五年前的六月過身．
蓉姨得到社會關注較少，因為她不是醫生，她是健康服務助理，亦即我們普通人叫的「阿姐」，她們是基層勞工，病房最厭惡的工作她們都要做．
採訪蓉姨期間，得悉一個難以置信的訊息，原來蓉姨上山那天，正是她母親設靈的日子，我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到蓉母出殯的靈堂去．
當我去到，看到細小靈堂的布置，我被震撼．是一個基層家庭可負擔的簡單靈堂，花牌是最樸素那款，家人在圍着摺元寶．這裡，沒有達官貴人致敬，也沒昂貴空運鮮花致祭．
我鼓起人生最大的勇氣，走進靈堂，跟蓉姨家人談，道明來意，說明我一直有採訪沙士殉職醫護，也有去蓉姨的儀式，了解到她母親的情況，想了解一下．想不到家人大方跟我談，不但沒有指責我打擾，還告訴我她們一家故事．
原來八十歲的蓉母兩年前已中風，一直不清楚女兒染了沙士，家人也有心理準備母親會離開，想不到蓉姨由患沙士到離世不過一個月時間．最傷心的要數八十歲的蓉父，要同時接受妻女離世．他們解釋，中國人習俗裡，不方便參與兩個喪事，所以他們都沒有去蓉姨的儀式．
最後，我再鼓起勇氣，希望家人讓我們遠遠拍攝一張照片，有蓉父，因為，我們希望讓全香港人知道，蓉姨為香港人犧牲了，而家人也在默默承受．想不到，家人說可以．八十歲的蓉父，坐在一角安靜摺元寶．我跟他簡約說了幾句，老人家點頭說可以．
拍完照片後，我跟蓉姨家人道別，就在離開紅磡那條天橋上，我哭得崩潰，我跟攝影師說：「這一家人，需要的不是政府為女兒風光大葬，而是只希望有個女兒，坐在靈堂裡，安慰父親」．我哭紅了眼睛，回到報館寫好稿子，翌日刊登．這一次，哭乾了眼淚，算是我「最不專業」的一次採訪．
紅着眼睛，我在鍵盤上毃打：「昨晨黃色暴雨之下，大雨滂沱，但香港殯儀館依然人頭湧湧，400名親友高官出席抗SARS殉職的聯合醫院健康服務助理劉錦蓉的最高榮譽喪禮。更令人神傷的是，原來昨日下午，劉錦蓉的年邁母親亦於另一間殯儀館設靈，蓉母是在女兒殉職前3天不幸病逝。靜躺棺內的一對母女，縱然黃泉路上有伴，卻遺下白髮蒼蒼的蓉父默默承受喪妻喪女的悲痛。」
十五年就這樣過去了，我今日去一間甚少光顧的咖啡店，想不到對面就看到熟口熟面的一間花店，店名，就是那位禮儀師的名字，原來他的店搬到這裡來．
我糾結着要不要入去跟他打個招呼，我怕對方唔認得我，好樣衰．有個微小的聲音跟我說，試一下吧．
黃先生在辦公室裡，一轉身看到我，除了頭髮白了，肚腩大了，樣子和十五年前差不多．我跟他簡單介紹了自己，說起十五年前的一些人和事，他的記憶很快就回來了．我說，蓉姨的遺照，是你告訴我，她生前在天安門廣場看升旗時，日出的陽光照亮了她的臉．他記得了：「那時沙士，妳採訪了儀式最多的細節．」
早年我教新聞，總會說沙士的故事，隨着時光飛逝，學生的眼神越來越茫然，「當年我們年紀太小了，記不得了」，他們說，也因為這樣，我把沙士教材刪掉了．冷不防，老友美姿在浸會教寫作，早陣子還急忙跟我要這段蓉姨的報道做教材．
在微雨天，我們在花店告別，我跟黃先生說了這十年我回學校教書了，他欣喜地說，好呀：「教學生做新聞，一定要寫真話！」我點頭一笑．然後握手，說了一聲，希望他「身體健康」．我說，「拍照留念？」他建議在花中間，我看到旁邊有不少白色的花牌，然後領我到五顏六色的花卉之間拍下這張十五年之後的合照．
白事還是紅事，我們都愛用花點綴，人生有高有低，十五年，能夠和故人相見，也是一件讓人窩心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