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1

奇 連 伊 士 活 回 到 未來譚蕙芸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Just Do it］（六之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八個字，在首宗國安法審訊中佔了重要席位。八個字的意思是甚麼，誰人可以作解讀？控方早前傳召了專家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日到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作供。專家證人報告乃是她和中大新傳學院院長李立峯一起撰寫，然而今天只是由李詠怡作供。李詠怡這一整天的作供，涉及了社會科學不同範疇，有量化統計方法、符號學、文化身份的建構、語言學。但早上，竟然來了一節關於中國歷史的討論，還要是以英語進行。「李教授，你懂得中國歷史嗎？」辯方大狀劉偉聰，輕輕問到。和早前劉智鵬作供不同，今天整天審訊，以英語為主，翻譯員只需照顧在犯人欄裡的被告唐英傑。雖然唐戴了耳機，但翻譯先生坐在唐旁邊，兩人只隔了一度欄。身型瘦削，長髮及肩，穿黑色軟質西裝外套和上衣，下身穿灰色西褲，腳踏圓頭皮鞋，臉容沒化粧，說話嚴肅的李詠怡教授，用英語說着：「我在香港出生及教育，本科也在香港修讀。我在讀書時有修中國歷史。」劉大狀穿衣講究，條子西褲配了顏色圖案袜子尖頭皮鞋。上庭時，脫下條子西裝外套，套上白色大狀領子，外披黑色大律師袍。銀白色假髮下，他那長及頸項的頭髮向外翹，說英語時，口部張開得特大。他的手部動作很多，食指和中指之間夾着一支原子筆，當他請李教授慢下來時，會把右手掌竪起，開始新提問時，會用食指指着專家證人李教授方向，靜下來時雙手疊在腰間，緊張起來時上身向前傾，瞪起眼。劉大狀的身體語言多樣，像個樂團的指揮家。這天，劉大狀用廣東話朗讀古籍，又有一番古代文人雅士風韻。他從英式紳士風，轉變成古代書生腔口，在高院一庭朗讀着：「《元史：陳祖仁傳》裡，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快慢起伏有致，像朗誦表演。劉大狀解釋，陳祖仁乃是元順帝之advisor，因為元順帝要修建皇宮而花費了金錢，陳勸諫皇上。劉大狀追問，這句中，「光復」二字有沒有推翻政權之意思？李教授回應：「沒有，因為他是皇帝，他不會想推翻自己的皇朝。」此時，坐在律師後的控方專家劉智鵬教授，一度仰頭思考。劉智鵬早前作供，以歷史脈絡分析八字意思，認為「光時」口號有推翻政權意思；今日辯方專家證人作供，三位法官發問的次數，顯然比早前劉教授作供時更頻密。劉大狀問，英文Liberate Hong Kong (光復香港之英文翻譯)句子之中， “liberate”意思為何。李詠怡教授指，和中文「光復」意思有差異，「只能抽象地解釋有些事物被控制了，被限制了，希望從控制和限制中重獲自由。」此時，控方證人劉智鵬低頭與旁人細語。至於「革命」意思又如何？李詠怡教授指，有三個意思，第一，改變國家管治和政治體制，有可能使用暴力；第二，人們做事方式出現重大改變，例如「科技革命」，「科學革命」；第三，天體運轉。顯然，第三個意思被排除。而李教授認為，考慮到「光復香港」的使用，和2012-2018年頻繁出現的「光復行動」有關，「光復」這詞應放在這些活動脈絡裡理解。而李詠怡指出，「光復行動」並非旨在推翻政府或政權；而是人們因為社區及日常生活不開心，被內地遊客或水貨客滋擾，想處理關於社區問題，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的恢復。劉大狀追問，「內地遊客和香港人是不是不同的族群 (ethnic group)？」李詠怡教授解釋，在社會學有謂「社會建構的身份」(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她指出，有人或許會以血緣來理解族群，但社會學亦會看人們主觀如何把自己定義。劉大狀進一步問：「一個人可不可以屬於多於一個族群？」李教授說：「可以」。劉拖慢了節奏，咬字清晰問到：「當一個族群厭惡另一個族群，是否等於要推翻政權？」李詠怡教授乾脆地答：「不是。」午飯後，眾人飯氣攻心，昏昏欲睡，幾名押送被告唐英傑的懲教職員坐得有點歪，反而還押一年的唐英傑，穿起藍色西裝，深色襯衣，始終翻閱着律師給他的厚厚文件。李詠怡教授指出，她理解「時代革命」，要回到梁天琦於2016年的立法會造勢晚會錄影片段，梁天琦曾解說，他先是想「世代革命」，但後來改為「時代革命」，因為認為不應以「世代」差異作為政治主張。李教授認為，當時梁天琦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以她的理解為：「恢復一個已失去的舊秩序，團結喜愛自由的人，為這個重要歷史時刻帶來改變。」李詠怡教授和其研究伙伴以數據分析過連登討論區的帖子，發現在反修例運動期間，每天有高達4400帖子提及過「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而這個口號在反修例運動中，於2019年7月21日開始被示威者使用，其後使用次數上升。她分析到，口號自7.21被廣泛使用，原因有兩個：第一，在2019年7月有出現過「光復屯門」「光復上水」等示威活動，「光復」字眼在示威者間再次出現。第二，元朗發生7.21襲擊事件，「此事令公眾感到憤怒，人們需要一些新的東西去表達他們的憤懣。」李詠怡教授解說道。李教授再指出，反修例運動有一些特色，就是「高度去中心化」，而且「沒有清晰領袖人物」。在此背景下，她和團隊曾訪問40個示威參與者，作焦點小組討論，結果發現，對於口號的理解，「不同人有不同意思。」較特別的是，在數據分析下，「光復香港」或「時代革命」均與「香港獨立」在數據上沒有重要關聯。對比之下，「五大訴求」和「香港獨立」的關聯，和「光時」與「港獨」口號一樣，兩者關聯不強：「而我們知道，五大訴求與香港獨立，並沒有關係。」此時，李詠怡教授把討論帶往符號學的層次。「人們會主動為符號添加意義，影像或符號像錨，人們會把自己的感受及假設投射在上面。而口號本質上是含糊不清，懷有多種意義，因為口號的設定就是要曖昧、模稜兩可，具開放性，好讓你能添加意義進去。」此時，法官杜麗冰舉了一個生活化的例子：「就好像運動品牌Nike，它那句口號『Just Do it!』的意思，在不同情況使用，也會有不同的意思。」而李詠怡教授不認同控方證人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的演釋，「劉教授把古典中國文本，近乎機械式地用作解讀口號，是從脈絡中抽空了。」李詠怡教授再進一步指出，早前在法庭播放了梁天琦造勢晚會片段，她發現，控方呈上的文件中，連梁天琦說的話都抄寫出錯了，而這個錯，正好顯示抄寫者對文字意義的不理解。梁天琦曾在晚會上說過：「選票就係子彈，這句是Malcolm X講，我地冇槍冇炮，手上選票就是政治版圖變革改革的一仗。」而當時控方專家劉智鵬指，梁意思是以把選票等同「武器」，欲以暴力推翻政權。但李詠怡教授說，當她翻閱法庭文件時，發現抄寫者把美國黑人民權領袖Malcolm X誤寫為「Comix」，中文版亦「亂寫一通」（李形容為gibberish）。李教授指，這裡的典故來自Malcolm X於1964年發表過的演說， “The Ballot or the Bullet”,目的是要號召非洲裔美國人登記做選民及參與投票。李教授指：「這裡是一個比喻，就像我們說『時間就是金錢』。」作供進行到下午，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李詠怡承認，從連登找數據，只能找到「連帶關係」，不是「因果關係」，要找因果的話，則要用另一些工具。法官們亦好奇一些細緻的調查方法，例如為何「光復香港」和「時代革命」兩句要分開去作大數據分析，而不是一併去分析。法官們翻閱一張又一張圖表，有時候，三位法官有人只有黑白圖表，沒有彩色圖表，律師們又要趕去找彩色圖表。大家翻查完一個又一個bundle，三位法官不斷發問問題。那邊廂，坐在犯人欄的唐英傑，很仔細地研讀數據，他像個勤力好學的學生，一直跟進庭上的討論。直至下午，唐英傑每看畢一頁文件，會小心地用右手手指夾着紙張，擱在犯人欄寬闊的木欄上。從早到晚，法庭忽然成為了跨學科的討論場域。元順帝，Malcolm X先後登場。從東方西方，從遠古到近代，人物夠多樣。怎知差不到多到休庭，還有多一個名人登場。劉大狀提到Edward Leung (梁天琦)說了些甚麼，他卻說了Professor Lau (劉教授)說了甚麼。乾坐了一天的主控官站起來指正劉大狀說錯了。劉大狀風趣地道：「哎，我說漏了嘴。」然而英語劉大狀說的是，「My Freudian slip」. 全法庭有人爆笑，連奧地利心理分析始祖弗洛伊德的理論也搬了出來，曾說過人皆有「戀母殺父情意結」的奧地利大師，指出我們說錯話，是潛意識想法浮出水面的表現。然而這位還可以說笑，在庭上風趣幽默的劉大狀，昨午才以被告人身份，出席了西九龍裁判法院的47人國安法審訊過堂，獲得繼續保釋，才能今天披上大狀袍，站在庭上替另一位國安法被告辯護。被告身份與辯護律師身份交替切換，在現今香港，時代寫照也。＊＊＊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10137115741348/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2932182048954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37523026336090/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0215429400183/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3328702422189/ 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https://www.facebook.com/wwviviantam/photos/a.1435553239866430/4245860505502342/（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法庭時攝，星期一她繼續作供）

Question 2

奇 連 伊 士 活 回 到 未來陳建仁 Chen Chien-Jen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昨(26)天上午，我在總統府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針對近期臺灣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經驗、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及對於國際防疫措施等表達我的看法，以下是完整的問答內容： 問：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臺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副總統：2003年的時候，臺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uncertain)、未知(unknown)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在那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的時候，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臺灣在第一波散播的時候，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得到感染回到臺灣，臺灣才有感染病例。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臺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臺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裡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有些計程車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個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爸、媽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裡面關了很多跟SARS沒有關係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而且，當時跟民眾的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布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裡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我們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我們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的把我們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我們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臺灣的時候，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個時候，我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臺灣，跟我們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以後，APEC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的時候，我還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我們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到臺灣，看我們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怎樣做好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那一段時間，我們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get final approval)，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它們的病毒株。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我們忙，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所以我們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臺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裡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臺灣就是一個破洞，臺灣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臺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我們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臺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臺灣是比較低的，WHO宣布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臺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臺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臺灣當作孤兒，把臺灣放棄掉。這個造成臺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我們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我們在跟美國CDC合作的時候，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臺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 (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我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裡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我們拿到病毒株，讓我們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臺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問：請問當時跟日本交流的過程中，有得到什麼樣的收穫?副總統：我覺得日本在醫院的院內感染管控上確實做得很好，雖然當時沒有SARS的案例，但是對於醫院環境的清潔消毒，譬如說病房裡的桌椅，還有醫院環境的清潔都是很認真，消毒得很好。我們互相交換經驗的時候，他們也說我們日本都有這樣做。所以，日本在醫院內的感染管控是做得相當不錯。日本的醫師在病人的照顧上，專業性也很高，對基本感染病的防治知識相當充足，他們看了我們怎麼做，他們立刻學得很快，他們很棒。問：臺灣在SARS的疫情當中，學到甚麼經驗?例如《傳染病防治法》的修改？與其他的國家有沒有不同的情況?副總統：在SARS剛剛開始的時候，臺灣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是很舊的法律，所以對於防治這些新興傳染病沒有很好的規範。比如說，要讓病人在家裡做居家隔離，他會說法律上沒有規定，你怎麼能強迫我居家隔離；我們要求入境旅客要填表格、要量體溫、體溫高的就要去檢查等等，他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沒法可管；中央政府規定不要戴口罩，地方政府卻要戴口罩，中央和地方防疫工作就不協調，也無法處理。在SARS流行的時候，我們為了要讓感染症醫院獨立出來，會徵收某些醫院，可是醫院不願意，也無法規範。我們發現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確實規定的不夠嚴謹。我們就把《傳染病防治法》中，防疫上應該要有的法規都訂得很完整，裡面還包括了假消息的罰則。當時SARS流行的時候，許多媒體不經查證，隨便報導某社區有一個病人，立刻引起民眾恐慌，他根本只是有發燒而已，並沒有SARS，這種假新聞讓整個情況就變得很令人憂慮。疫情的訊息不可以隨便散播，為了不准這樣做，我們就有設有罰則。《傳染病防治法》全部修完了以後，根據《傳染病防治法》，我們就開始了所有全國傳染病防治體系的重新再建立。除了《傳染病防治法》以外，也需要修改《疾病管制局組織法》，以前疾病管制局沒有感染症醫生，只有一個兼任的。後來就有20幾個感染症專科的防疫醫師，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疾病管制局的同仁，不是只有高普考及格的公務員可以進來工作，還可以用醫事人員、教育人員、還有技術人員，讓同仁的專業多樣性更好、更周全。疾病管制局可以充實實驗室，加強實驗室的研發內容，而且也可以跟全國各個醫院的實驗室合作，連結在一起，這就是很重要的組織再造。衛生署也要再造，那時候發現很多老人院容易得到群聚的感染，而國際衛生的交流也要加強，所以當時也重新修了《衛生署組織法》，設置長期照護處來照顧染病風險比較高的老人，把老人院或者養護院管理得很好。我們也有國際合作處，讓我們可以加強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歐盟、澳洲、其他國家有更多的國際交流。透過這樣的合作平台，我們也跟「美國在台協會」(AIT)開始有「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在這個架構下合辦了很多跟全球公共衛生和全球防疫有關的訓練，像是登革熱(Dengue Fever)、茲卡病毒（Zika virus）、病媒蚊、還有急性傳染病防治，我們都開了工作坊。每一次的工作坊大概有25個到30個亞太國家的官員來，除了上課，還可以到實驗室去操作。因為我們有國際合作的努力，跟國際上的連結就會比較好，雖然我們不是WHO的成員國，但是我們比一些WHO成員國，還更努力去推動全球衛生。所以我們把衛生署組織改造，把疾管局組織改造，修了《傳染病防治法》，設立了傳染病醫療體系，從2003年以後到現在都還有派上用場，它們叫做應變醫院，就是這些醫院到有必要的時候，通通變成感染症醫院，只有看感染病的病人，所有其他病人就不進來，我們把傳染病醫療體系也建立起來。建立傳染病醫療體系還不夠，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也要加強防疫的知識和才能，CDC也開始訓練地方衛生局的同仁，人才的訓練也是強化防疫很重要的部分。再來就是防疫物資，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儲備口罩，也曉得流感很重要，而有儲備克流感和快篩的工具，儲備這些防疫物資也是在《傳染病防治法》中就有很好的規範。所以包括了人員、物資、機構、醫療體系，還有傳遞疫情消息，我們都有很好的規範。因為有了這個基礎，到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還有這一次武漢肺炎流行，我們就準備得比較好。SARS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公共衛生上很大的教訓，但是我們從教訓中學到了怎樣來好好的準備，好好來因應新的挑戰。這次臺灣也是在一月初，一聽到有傳言說，在武漢出現了很奇怪的不明肺炎病，就已經召開了傳染病防治諮詢委員會，對整個疫情就已經開始有警覺。臺灣算是很早就注意到這件疫情，我們也注意到武漢明明有醫護人員感染，如果一個醫師或者護士得到感染，絕對不太可能會是去野味市場得到感染的。但是，他們說沒有人對人的傳染(person to person transmission)，我心裡想不太可能，除非這些醫生護士常常都跑去野味市場，要不怎麼會從野味市場被感染，後來的報告，發現最早期的病人，根本都沒到過市場，是後來有些病人到了市場，把病毒帶到市場裡去。「可以人對人傳染」，對傳染病防疫是很重要的，可是中國一直到一月下旬才承認，WHO也是跟著中國後面才承認這個事實，這對於全世界的防疫就造成很大的困難。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我們強調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疫情一定要透明(transparency)、不可隱匿，而且疫情一定要跟全世界各國來公開分享(sharing)。別的國家要派人來來臺灣看，我們也都歡迎他們來；疫情要透明，疫情要分享，更重要的，我們也強調防疫的工作要大家一起合作(cooperation)，防治法也規定臺灣的病毒檢體，可以送到日本或送到其他國家。這次我們臺灣算是有比較好的防疫準備，但是還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們在中國的國人及臺商很多。問：現在臺灣(武漢肺炎)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副總統的看法為何？副總統：臺灣目前控制的情況是相當不錯，我們這31個確診個案裡面，實際上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來臺灣觀光的大陸客；另一部分就是在中國感染的臺商，回來以後傳給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先生、或傳給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家庭傳染的零星家族聚集病例；第三部分就是去中、港、澳旅遊的人。有一個例子是爸爸、媽媽兩個人跟兩個兒子到義大利米蘭去，搭飛機的時候得到感染，因為飛機機艙空間很狹窄，飛行時間很長，很容易彼此感染。他們在香港轉機，而在香港機場裡面，一定也有很多大陸旅客，可能有廣州來的、浙江來的、或武漢來的，他們一起坐飛機，坐了12、13個小時，就感染了。現在臺灣的這些個案，絕大部分都能夠追溯到感染來源，目前的狀況看起來，都還是家族內的感染。我們沒有像韓國的新天地教會，或是新加坡的神召會，因為宗教聚會而得到傳染，就是沒有所謂的聚集感染。臺灣到目前為止，從在國外得到感染的人數，比在國內感染的人數要來得多，而且沒有「感染以後又一直傳下去的傳染鏈」，沒有從這個家庭傳到那個家庭，我們沒有持續性感染鏈。相對來講，我們的感染情況算是有限的，但是卻讓我們的醫護和防疫人員投入很大的心力去做。我們這次會做得比較好，其實是從SARS的時候就有經驗。例如旅客在海關的時候，就需要填報是去哪裡旅遊；如果是從大陸來的，就要在家裡14天不可以出去；如果有症狀，或者有發燒，就馬上送去做檢查，如果檢查出來有病毒，那就要在醫院的負壓病房接受照顧，直到病毒消失為止。我們整個照顧體系是參考SARS來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CDC實際上有經驗，更好的是，它也有學者專家團隊，這些學者專家就是負責北、中、南、東不同地區的感染症醫療體系的負責指揮官，所以我們是把臺灣整個指揮體系建立起來。我們體會到臺灣永遠會面臨來自一個比較大的國家的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像是SARS及這次的武漢肺炎，因為我們的臺商很多，所以入境的感染者就很多，還有遊客也很多，所以我們永遠是繃緊神經，準備在防疫，我們的防疫單位其實沒有一分鐘是放輕鬆的。我很多朋友每次來臺灣都說：臺灣怎麼那麼緊張?怎麼每次經過機場入境時，還是要接受紅外線體溫感測等。我回答說，我們有登革熱，這對臺灣來說是很大的影響，而且從東南亞來的旅客也很多，我們一定要照顧他們。他們健康，我們大家都健康。大家來這裡經商或旅遊也都會很愉快。所以我們CDC一直是很緊張、很努力在維持。問：想請問副總統看到現在日本對於(武漢肺炎)疫情的作法，有什麼建議可以提供?副總統：基本上，日本在感染症的防疫上，以往都做得很棒，這不是我自己說的，因為我本身主攻流行病學，所以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等，他們的感染症基礎研究，或是病人的照顧，或是公共衛生防疫，日本也有一套很好的防禦設備。這一次的情形，對日本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中國疫情爆發得太快，而日本又是大家都很喜歡去觀光的國家，所以大陸客就很多。我看了日本所有傳染的人，開始的就是巴士司機，載了一大堆陸客而得到感染，計程車司機也受感染，所以他們大部分都是因為接觸到陸客而得到感染的情形很多，一旦感染以後，從這個司機傳給他的家人的時候，日本的掌控其實是滿好的，包括在醫院裡面的照顧，還有院內感染的掌控，我覺得是蠻得體的。但是日本面臨一個最大的挑戰，不是日本的問題，主要是因為鑽石公主號郵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3,700人在一條船上，有人有感染該怎麼去處理。如果要講源頭的話，鑽石公主號其實當時要讓旅客上船的時候，就應該要宣布，如果你來自疫區，拜託請不要上來；或是你有咳嗽、發燒的症狀，也請你不要上來；特別是來自疫區的人，一旦把病人邀請到郵輪上，那就很危險了。鑽石公主號一開始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的時候，船公司應該就要有警覺，不應該讓這些來自疫區的人，或者是有症狀的人上船，一旦上了船，到處旅遊，那就很不容易(掌控)了。我沒有坐過遊輪，我是聽朋友講的，坐遊輪很好玩、都是自助餐、大家都好開心；一面拿自助餐時，就一面聊天，真的很危險，在那樣的遊輪環境，很容易有人對人的接觸，而且在走道都距離很近，雖然沒有住在同一個房間，可是進進出出，都很容易感染到。飛機跟輪船內的傳染，是這一次的武漢肺炎最獨特的感染場所。鑽石公主號載了3,700人在裡面，所以日本就把它放在港口，用特別的檢疫方式，有病的人帶下來治療。這樣的處理情形，當然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再檢討，像最後有幾個人沒有檢驗第二次就下船，就是疏忽。但是我也可以體會，3,700人很多，帶給日本整個防疫一個挑戰，雖然有些日本國民覺得做得不夠好，有一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可是我覺得整體來說，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3,700個人的檢疫照護，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這些人下來以後，得到很好的治療。我現在講到武漢肺炎的臨床特性等，都參考日本的資料，因為中國的資料有些時候有選擇性，剛開始的時候說致死率15%，因為住院的人都是肺炎(pneumonia)，嚴重的人才住院，當中又有很多老人、有慢性病的人或雙重感染的人才會得到肺炎，當然這些人就死亡率高。所以一開始說，死亡率15%，我們就說沒有那麼高，我個人就認為沒有那麼高。現在是2%至3%，但是我相信，如果醫療照顧再好一點，搞不好會低於1%，就像日本一樣。日本過世或是往生的個案，都是年紀大的，有病的人，您問到日本的情形，我覺得SARS跟武漢肺炎很不同的地方，在於SARS是不發燒就不感染，而且SARS一旦得到了症狀就很嚴重，所以病名叫做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而武漢肺炎實際上感染的人就好像是一座冰山，發病的人只是冰山上的一角，底下是輕症的人跟沒有症狀的人，但是他們也會傳染給別人，這是最困難的地方。我們很遺憾，早期的論文裡從來沒有人跟我們說輕症的人是怎麼樣，中國大陸在12月的時候，醫院都看重症的人，把輕症的人通通放回家，也沒有教他們居家隔離，也沒有教他們避免感染，所以這些人就散布病毒(spread up)。同樣的，在鑽石公主號上面，開始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比較重視有肺炎的人，因為很危急，要好好照顧他，要不然可能會對生命有危險。可是輕症的人往往被忽略掉，所以我從鑽石公主號上面的資料看，有三成的人是無症狀的，我看了以後，真的是很害怕。所以我當時就在想說，冠狀病毒已經從SARS，慢慢變成流感化(influenza like)。我現在還在追蹤鑽石公主號上面的人的健康狀況，看起來大部分的人都是輕症。所以我們也從鑽石公主號學了很多很好的有關於武漢肺炎的知識。我要謝謝你們(日本)讓我們能夠用橫濱模式，把我們臺灣的旅客都能夠好好的帶回來。所有隔離、照顧的方法，都是按照最高規格來做，這真的是只有日本這樣的好朋友，才能夠跟臺灣配合的這麼好，讓我們派專機去，我們的醫護人員去做很好的照顧，送他們回來。所以我們常常講”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這就是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當中，當我需要的時候，就見到了真正的朋友。我們後來也發現，實際上，臺灣因為沒有參加WHO，有很多像緊急應變會議，邀請了日本，還有一些國家去參加，臺灣居然沒有參加。臺灣是受到威脅最厲害的地方，我們竟然沒有被邀請參加。所以在WHO諮詢委員會議的時候，他們就替臺灣發聲，一定要讓臺灣參加，我們實在很謝謝日本政府幫我們發聲，特別是安倍首相。讓我們在最艱難的疫情挑戰的環境之下，就能夠感受到，一個真正的好朋友，在最艱難的時候可以跟你一起去防治疫情，能夠有機會幫你得到更好的資訊、更好的參與，也對全世界會有貢獻，所以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安倍首相還有日本政府在這方面給我們的支持，我們覺得受益良多。問：假設臺灣一開始就加入WHO，臺灣是否對國際會更有貢獻?副總統：那當然。我舉個例子，我們臺灣不是沒有加入過WHO，中華民國是主張要設立WHO的國家。聯合國要設立WHO，中華民國是一個倡議者，所以我們在很早以前，就是聯合國成立WHO的時候是倡議國之一，所以我們進入WHO以後，實際上跟WHO有很好的合作，臺灣也有WHO的分支機構，在臺大醫學院，也是我的母校，我的老師陳拱北教授，就是臺灣跟WHO聯絡的一個關鍵人。當時WHO幫臺灣，給臺灣經費，幫我們送人到日本、美國、澳洲去做很多的訓練，我們也提供很多的幫忙，像我的姐夫他是做瘧疾控制（malaria control），臺灣的瘧疾控制做完了以後，WHO就請他去斯里蘭卡、馬來西亞幫忙做瘧疾控制。當時我們還在WHO的時候，我們得到WHO很多的幫忙，在資源、人才訓練，知識傳播、與國際交流上，我們得到了很多的好處，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貢獻。當時WHO在臺灣開的國際會議相當的多，但是後來因為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就沒有了。臺灣一直願意扮演一個很好的世界衛生公民的角色，對全世界有所幫助，就像我們以前在聯合國的WHO裡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當時我們在臺灣還幫忙訓練很多東南亞來的醫師、護士，還有公共衛生防疫人員。我在臺大念碩士班的時候，有很多的朋友，他們都會想念當時我們在WHO的時候，他們獲益很多。後來，我們沒有在WHO裡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SARS來的時候，我們連中國的資料都沒有，雖然中國說，他們一直在照顧臺灣，都跟臺灣分享資料，說老實話，他跟我們分享資料就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資料，那是沒有用的。你沒有很細節的臨床知識的時候，你沒有辦法做很好的疫情控制。我們的人員到WHO去訓練的機會也減少很多。而且WHO也不是只有傳染病控制（infectious disease control），還有包括非傳染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像癌症、心臟血管疾病、環境疾病、甚至醫護人員的訓練，這些東西都是WHO可以做得好，臺灣也可以來幫忙做，以前我們很多的老師就是這樣去幫忙。其實我們不在WHO裡面，尤其是傳染病，我們沒有辦法拿到第一手的資料，SARS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得到的消息，都是很片面、不完整的，所以，讓我們在防疫工作的設計上，沒有那麼好。所以，我剛才才講，幸好當時有透過美國CDC來幫忙，病毒也是他們給我們，我們當時也沒有病毒。怎麼這麼殘忍，不給我們病毒，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確診診斷，這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問：面對此次武漢肺炎，假設臺灣有加入WHO，臺灣可能可以提供怎麼樣的幫助？副總統：假如臺灣有加入WHO，我相信一定會邀請我們的專家，像張上淳、林奏延、蘇益仁等人，去看看武漢的情況是什麼樣子；如果我們能夠得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很有可能在1月初的時候，就會給WHO一個很好的建議，提醒大家應該要更注意武漢的情形。因為臺灣跟中國很接近，有很多臺商在那邊，也有很多以前一起合作研究的醫師、護士在武漢，所以我們可能也可以提醒他們要更小心。又譬如說，如果還不知道是否有人傳人的情形，臺灣的醫師或流行病學家就會告訴他們，都有醫事人員感染了，怎麼會沒有人傳人？提醒他們應該要更認真一點去調查，以得到更完整的資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專家協助的角色，以做為一個會員國的身分，向WHO提供更多防疫的建議。我覺得，如果我們是會員國，一定責無旁貸，也一定會好好去做，但我們不是，所以會有困難。例如許多專業的知識，臺灣目前是透過「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IHR)的平台報告我們的資料。我們除了報告（疫情）資料外，還報告了我們如何做邊境管控、居家隔離與執行院內病人的治療等，我們把所做的防疫細節通通傳送給WHO，可是從未被登載。因為我們不是會員！所以我們防疫的知識、經驗，以及我們可能面臨的壓力，還有要跟大家討論的難題，通通都沒有機會跟WHO交換。所以我想說，「假如」我們是在WHO中，我們的專家學者一定可以給WHO很多的幫忙。我們的學者也一定會坐在緊急應變的會議中提供我們的意見。但是我們沒有、我們不能。問：中國目前有做「封城」這樣的行動，WHO給他們的評價是認為很好，有助於控制（疫情），您怎麼看這樣的（行動）?副總統：「封城」是全世界第一次有這樣做的防疫措施。臺灣沒有封城的經驗，我們只有封和平醫院的經驗。但是我剛才講過，和平醫院的封院，實際上，這個構想是不錯的，就是說把可能感染的人，或者是被感染的人，以及醫護人員在一個比較隔離的地方，不要感染到其他人。然後讓這些人能夠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讓外面的人也可以去支援，這是很好的。但是，不好的，就是我講過，因為關得太倉促了，讓民眾沒有準備好，所以（就變成）就很複雜。這次所謂的「封城」，老實說，我們得到的資料也相當少。不曉得封城前跟封城後的狀況是如何？也不曉得是不是封城本身帶來病例的減少？如果一個地區被感染後，它的感染病例通常都會一直上升，可是當達到很多人感染後，病例數就開始下降，這是否因為封城導致的效果，我沒有經驗，全世界也都沒有人有這樣經驗。對於WHO說這是封城才達到的效果，我自己站在科學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目前還需要蒐集更多的證據，才能證明封城是否確實有效果。但是封城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這些經濟上、人民生活平安、安全的代價等，都需要考慮，所以我覺得，與其要等到疫情很嚴重、要封城，還不如剛開始在醫院裡面知道有群聚感染 (clustered cases)的時候就去做防疫。所以我是覺得，以這個例子來看，任何一個好的流行病學家，或者是防疫的專家，他都要去看「first sign」--第一個跡象，也就是第一個可能爆發流行的跡象，就要掌控住。那就好像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當那個火種一出來，就要趕快把它熄滅掉。當然，封城是後面的事情，但是前面那一段，我覺得從整個事件來學習，WHO到現在為止，都一直沒有強調，未來碰到同樣的情形，如何去掌握「first sign」，怎麼樣在很有限傳染的情況下就去控制它，我覺得WHO應該更著眼在未來類似疫情的早期發現和適切預防上。這個全球警戒（global alert）本來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舉例來說，例如伊波拉疫情在剛出來的時候，全世界就有警覺，就開始執行防治的準備了。而不是像這次，一開始都說沒有，等到了後來爆發嚴重疫情時，才發現已經來不及了。這一次，我覺得，整個全球防疫動員的情況是有一點晚了!如果早一點給中國一些幫忙、早一點給他們一些專業上或者是物資上的援助，讓他們能夠控制武漢的疫情，那全世界應該就不會受到這麼大的影響。所以我覺得WHO的專家比較看後面來收拾殘局、沒看前面來遏阻蔓延，但是防疫一定要看前面，不能看後面。

Question 3

奇 連 伊 士 活 回 到 未來聶永真 Aaron Nieh 在Facebook 的評價

Accepted Answer

「第三十屆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Leo王的得獎致詞說：

「我覺得能夠生在台灣，是非常幸運、幸福的事情。身為一個創作者，一直以來，我都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
　
他沒說的是，你如果生在中國。你可能會像宋東野那樣被當局逮捕羞辱、你可能會像范冰冰一樣被殺雞儆猴、你可能會像涂們一樣在別人說出真心話之後你要立刻說出那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話以求自保。或甚至，你出生在香港，你可能沒時間寫歌，因為現在正忙著研究怎麼做簡易汽油彈與防毒面具。
　
就因為你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只是想要把心裡想的話說出來、唱出來，就足以是一件危及性命的事。
　
天賦人權，才沒這回事呢！
　
權利與自主，都是你必須辛辛苦苦兢兢業業才能掙來的；而且你一鬆懈，就會被奪回去。正因為如此辛苦，所以很多人只想當被豢養的豬。每天只要顧發財與吃飽當然很幸福，只是你要知道，你吃越飽，離屠刀就越近，因為你的價值唯有在你解體的那天彰顯。」

【擾動1989－－寫在金曲30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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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曲獎三十屆的算法是從1989年起算的，但其實有點有趣的是，第一屆金曲獎的頒獎時間是1990年1月。而報名參加第一屆的參賽作品則是1989年該年度發表的作品。所以我們看見的算法，還是寫著1989-2019，而計為三十年。

早期的金曲獎，是行政院新聞局為了獎勵優良的有聲出版品與唱片而設立的獎項，跟金鼎獎差不多。當然所謂的優良，自然是符合中華兒女愛國之心、發思古之幽情、撫琴瑟而和鳴，最好還能憶故國山河的那種健康寫實兼忠孝節義之作品。對當時早已邁向百花齊放的台灣流行音樂市場來說，真正的商業性作品，自然是不太會有興趣來報名的。

金曲獎在1997年後，開始轉型打造為華語流行音樂界的最高指標；然而，要真正地走向迎接市場脈動、推崇新穎創意、廣納多元價值，其實是經過了十多年來的轉變－－評審一代一代的換血，以更多的流行音樂產業專業人士，取代了官派的所謂文化界賢達（很明顯都是沒在消費流行音樂產品的老先生老太太），認真地說已經是千禧年後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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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把時間稍微撥回到行政院新聞局首度向音樂產業徵稿舉辦第一屆金曲獎的1989年吧。

1989年是解嚴後兩年，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沒有經歷過解嚴的年輕世代，可能會有一個錯覺，覺得1987年的7月15日，政府一聲令下戒嚴令正式廢除，家家戶戶出門走到大街上，發現大家都還活著非常高興於是張燈結彩互道恭喜。

不！這又不是什麼年獸的故事。把你的鞭炮收起來。

解嚴之後，人民的生活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改變。政府要對付人民，方法多得是。

1988年520農民運動，便衣軍警混入抗議民眾中開始滋事、與警察抗爭，街頭處處濺血，而只能收看官方政令傳聲筒的三台新聞的民眾，只是義憤填膺地認為民進黨與南部暴民帶頭襲警、使用暴力、破壞秩序。

1989年，主張台灣獨立的鄭南榕被控涉嫌叛亂、自囚在民權東路巷內的時代雜誌社（就在我的母校中山國中旁邊，就住在隔壁一個街廓的我還在唸小學，當時對此事一無所知），宣布：「他們只能找到我的屍體」，在警方強行攻堅，小隊長侯友宜破門而入後，鄭南榕以汽油自焚於上鎖的辦公室內，成為台灣獨立的殉道者。

不是已經解嚴了嗎？為什麼這些事情還會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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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是騷動不安、乾坤變色、否泰未明的一年。東歐國家以捷克東德為首展開民主抗爭，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慘案，台灣股市一路攀升直逼萬點、房價高漲促使無住屋者團結組織發動「無殼蝸牛運動」，萬人夜宿忠孝東路。這些即使在現在看來都值得寫入史冊的重要大事，全擠在這一年發生。

那個路上開滿賓士、人人手戴勞力士、講著大哥大，簽賭大家樂、綁票案頻傳的台灣社會，翻騰著彷彿要將鍋蓋掀開的巨大壓力。人人想著發財、社會汲汲賺錢；人們面對著各種壓力，都想伸手突破困境，卻又奇蹟似地以一種推擠式的平衡維持著微妙的社會秩序保鮮膜不致破裂。

各項訴求開始走上街頭，警察與拒馬常常盤據著博愛特區的路口；不同的聲量、伴隨著檳榔渣、大聲公、烤香腸、巨大陽傘、交通錐、直立旗、計程車、綁布條，構成了這個喧嘩時代的的尋常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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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早出門天清清

歸陣散步來到西門町

看到歸路的警察與憲兵

全身武裝又擱像頭前

害阮感覺一時心頭冰

阮感覺一時心頭冰

咱來借問矣警察先生

是不是要反攻大陸準備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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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民主阿草》歌詞的第一段，敘事的主角是個年輕人，對政治毫不關心也沒概念，為了去西門町卻在博愛特區被擋住了路，於是展開了這個多人敘事的故事。

故事中警察對年輕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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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來笑笑講肖年家

政治欸代誌你嘸通插太多

彼邊有人在冤家

你卡緊返去才是好子弟

哪無乎人抓去籠仔底

你就會叫天搆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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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察半威嚇性地勸退下，年輕人表示別人冤家跟他沒關係，他只是想借道走過去，然而此時多了一個台派阿北，是第一代黨外時期的民進黨員，也講出了這次遊行的宗旨：當時的老國代問題。老阿北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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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法統唉呀無天理

霸佔國會變把戲

歸陣閒閒在吃死米

有的嘛老搆強未喘氣

咱政府驚伊呀擋不著

咱的稅金乎伊拿去吊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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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插個嘴，也許有很多八年級生90後不知道什麼是老國代。簡單地說，以前總統不是直選，是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國民大會代表中華民國三十六省的國民（對你沒看錯，就算在歷史上從來沒被實現過的東北九省，安東省也好、嫩江省也好照樣有十幾二十票），任務就是選出蔣總統。

在大陸時代就選出的國大代表可以無限續任，每投一次票就可以獲得大湖山莊別墅一棟、新店中央新村別墅一棟。這麼好的工作當然要鞠躬盡瘁打死不退休，所以80年代末期常是一堆打點滴坐輪椅的老人在國會開會的景象。（國民大會廢止後，立法院才成為中華民國的最高民意機關）

回到敘事歌詞，除了台派阿北之外，還有一個外省老杯杯也亂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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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伊來台灣足足四十年

作牛作馬呀拖卡要死

愈拖愈無知是為著什麼

白紙黑字一張呀值無幾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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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白紙黑字指的是「戰士授田證」。這是什麼東西？

1949年有60萬軍人跟著國民黨軍隊敗逃來台。國民黨蔣幫一心想反攻大陸作皇帝，所以不准他們在台灣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以免有了家累以台灣為家就不想打回去了。於是就畫了大餅騙他們說，以後打回去之後，政府會將打下的江山土地分封給你，你就有自己的土地可以成家立業。

當然四十年過去了，這個嘴砲政府只剩下用三民主義反攻大陸，於是就發了一張「戰士授田證」，表示說，有了這張證，要是哪天（因為九星連珠日月崩毀天地混沌天降紅雨海枯石爛六月飄雪薛丁格的貓在靴子裡嘔吐導致）政府反攻大陸成功了，你就可以拿這張證書換政府授與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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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完全以台語進行的敘事歌曲，生動地捕捉了1989年台北博愛特區街頭抗議日常的歌曲，既像唸歌、也帶著電子琴編曲的那卡西質感，又帶著搖滾味。

這是黑名單工作室的作品《民主阿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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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阿草》開頭的前奏，用的是喪禮西搜米一般的管樂禮儀隊形式的編曲演奏國歌前四句，真像是為中華民國送終啊！（此神來一筆只應天上有）整串台語唸歌結束後，又出現了國歌的旋律，加上電子琴弦樂對位變奏，聽起來變得活潑有朝氣，然後接下來曲調越來越凝重緩慢，最後終止於警鐘一般規律卻又像是喪鐘般的絕響中嘎然而止。

坦白說，這是相當粗糙的作品。可是卻又生猛、恣意、囂張而且充滿了生命力。

用它來代表彼時1989年的台灣，好像無法再找到比它更適合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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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單工作室是一群人，除了核心人物王明輝與陳主惠外，其他是一群好像綜藝節目班底或全明星(all star)一般的人物，以排列組合C幾取幾的方式呈現在不同的歌曲中，大致有林暐哲、陳明瑜、陳明章、許景淳、司徒松(Keith Stuard)、葉樹茵、胡德夫等人，也有一些相識的樂手偶而客串。

那是一個太早的時代，台語新民謠運動的史前曙光。林暐哲才剛退伍不久還沒有組「Baboo」；陳明章雖曾憑著一把六百塊的吉他為《戀戀風塵》配樂拿下南特影展，但並未因此名利雙收；許景淳也還未受到任何肯定…他們都不知道未來會變成改變台灣音樂圈的大人物，只是一群因為喜歡音樂又喜歡譙政府而聚在一起的人而已。

因為對體制不滿、所以想要創造一些什麼、去對體制嗆聲；一張主題包羅萬象、遍及台灣常民社會裡各種日常生活與光怪陸離加上諷刺針砭的全台語創作專輯《抓狂歌》就此誕生。

黑名單工作室的首張專輯《抓狂歌》像是台灣紛亂天空中射出的一枚震撼彈，發行時接近年底，正好遇上了縣市長、省市議員與增額立委選舉。國民黨認為時機敏感，也認為該張專輯內容挑釁政府、可能影響選情，於是便禁了這張專輯。結果它成了中華民國禁歌史上少數解嚴後照樣被禁的專輯，與隔年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同列殿堂等級的禁歌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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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枚被壓下的震撼彈，以奇特而幽微的方式，開啟了璀璨的母語創作與台灣新民謠運動的黃金時代。

林暐哲加入了真言社，與李欣芸、金木義則、李守信組了傳奇樂團Baboo，發行了堪稱市場異數的天才之作《新台幣》（但旋即解散）；陳明章發行《下午的一齣戲》與《現場作品》等專輯名聲大噪，成為專業的音樂創作人而不必再屈身於家中銀樓；許景淳則成為第三屆金曲歌后，還連奪三四五六屆金曲獎各項大獎。

另一方面，真言社推出了新人林強、伍佰、張震嶽，加上台客雙語團體「新寶島康樂隊」，吳念真為新人金城武寫了台語詞《夏天的代誌》；豬頭皮則繼承了台語唸歌的精神與針砭諷刺時事的辛辣嗅覺，推出《笑魁唸歌》……台灣新民謠運動的種子在90年代前半葉終於突破表土層開枝散葉，開出豐美的花朵。

說母語，終於不再像是過去必須被檢舉、掛狗牌那樣羞恥的事。新一代的創作人，可以驕傲地以母語創作，用與生俱來的語言抒發直覺與感受，而非使用殖民者或統治者的語言－－這是台灣人等候了四百年的盼望。

而這樣的文化豐碩果實自然不是憑空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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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狂歌》發行後的隔年1990年，台灣股市衝破萬點、野百合學運爆發，終結萬年國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例》廢除。而後在反對黨人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之下，1992年刑法一百條內亂外患罪唯一死刑廢除。

那些白色恐怖時代朝廷鷹犬掐著台灣人民脖子的惡法法源一一廢除，台灣人才首次見到沒有白色恐怖的天空，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氣。隨著黨禁報禁解除、媒體鬆綁天空開放、那些憲法所保障、真正屬於人民的第四權、意見表達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才在戒嚴四十多年後，真正地交付到人民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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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能會從課本或書上讀到，自由與人權是上天賦予每個人的，是人生來即擁有的權利。但是我一直都不這麼想。

我從戒嚴的時代長大。我清清楚楚地看著，民主、自由、人權，從來就不是天賦的。那些東西都是我們原本就沒有，靠著很多的前輩與先烈們的努力，好不容易犧牲生命換來的。

而且你稍不注意，馬上又會被那些掌權者奪走了。

我從小認識到的是，在沒有自由的環境裡，人們還是可以適應，他們會自我審查、他們小心謹慎地講話、絕對不講真話，每人冷靜地看著別人撒謊、然後小心地加入謊話。

在鬥爭的環境裡掌握優勢的人，愉快地利用體制告發、鬥倒別人，心安理得地拿取那份對國家組織盡忠的報酬，然後繼續剝削弱者。弱者再剝削更弱者。大家一起冷眼看待那些受不了說出真話而被體制徹底排除、清理掉的人，然後對子女說著：「你看好了，你千萬不要學他。」

這樣的時代不遠，而且也很快會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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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金曲獎最佳男演唱人Leo王的得獎致詞說：

「我覺得能夠生在台灣，是非常幸運、幸福的事情。身為一個創作者，一直以來，我都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這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

他沒說的是，你如果生在中國。你可能會像宋冬野那樣被當局逮捕羞辱、你可能會像范冰冰一樣被殺雞儆猴、你可能會像涂們一樣在別人說出真心話之後你要立刻說出那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鬼話以求自保。或甚至，你出生在香港，你可能沒時間寫歌，因為現在正忙著研究怎麼做簡易汽油彈與防毒面具。

就因為你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只是想要把心裡想的話說出來、唱出來，就足以是一件危及性命的事。

天賦人權，才沒這回事呢！

權利與自主，都是你必須辛辛苦苦兢兢業業才能掙來的；而且你一鬆懈，就會被奪回去。正因為如此辛苦，所以很多人只想當被豢養的豬。每天只要顧發財與吃飽當然很幸福，只是你要知道，你吃越飽，離屠刀就越近，因為你的價值唯有在你解體的那天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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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了，金曲獎。從一個歌詠中華的政府樣版獎勵，終於蛻變成今日華語流行音樂界最高的殿堂。是因為它的公正超然跨越政府干涉、完全訴諸專業、包容開放多元、鼓勵創新顛覆；又能夠以具體的獎勵選擇表明這個時代公民社會與創作職人最重要的價值－－一如最佳歌曲選擇了《玫瑰少年》。

這些了不起的成就都繫於一道既微弱卻又無比堅實的羈絆上。

那就是自由。

唯有自由，才能支撐最真實的創作。一如每一屆掏出真心投入一切的創作者、表演者，換來了第一線音樂專業人士的肯定。

唯有自由，永遠是創作環境裡唯一的土壤。孕育了林生祥、孕育了巴奈、孕育了胡德夫、孕育了雷光夏。

唯有自由，我們才能大聲歌唱。1989年黑名單工作室的前輩們在街頭現場唱著《民主阿草》時如是，1990年在野百合學運時如是，三十年後的現在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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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願我們明年還能大聲歌唱。

後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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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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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1990年3月，黑名單工作室成員林暐哲到中正紀念堂廣場唱歌聲援野百合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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