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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茜的世界周報》新加坡相信國家領導人及官員必須長期栽培，第四代領導人不再是李光耀家族

【李顯龍內閣小幅改組為第四代接班人鋪路，新加坡財政部長王瑞杰升任副總理，可望接班，王瑞杰寒門苦讀，曾任李光耀私人秘書，歷經經濟部長，金融管理局長，財政部長，副總理。過去新加坡在李光耀領導下，創造驚人經濟奇蹟。新加坡政治中形成的李光耀光環與技術官僚領導政治揮成為新加坡特色。新加坡最遲將在2021年舉行大選，王瑞杰2022年可望接棒，新加坡將開啟政治新頁。】

{內文}
(陳建彬/廣播主持人)
請問您是不是我們當今的太子，換言之，有沒有指定您就是下一任的總理

(王瑞杰/新加坡財政部長)
建彬你這個比喻已經錯了，因為我們不在皇帝的時代了，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他是新加坡財政部長，也是星國總理李顯龍最新欽點的副總理王瑞杰，2018年11月，57歲的他，出任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第一助理秘書長的重任，就被視為是新加坡第四代接班人的"領跑人"，這次內閣小幅改組他成功"出線"，在2022年出任新加坡總理幾乎毫無懸念。

(王瑞杰/新加坡財政部長)
我以前當教育部長，所以我說要從教育開始，就是如果我們能夠讓我們的小孩，更認識世界的趨勢，然後給他們一些更好的機會，到外國走走看看，然後再學習，他們可能會更了解國際的情況，和新加坡的情況

王瑞杰是新加坡典型的<靠教育改變命運>的勵志典範，從小在新加坡舊城區長大，靠著苦讀考上培育星國菁英的萊佛士書院，之後申請到獎學金，前往英國劍橋大學主修經濟，隨後又拿到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他學成歸國之後在1997年，被選為李光耀的私人秘書，更被李光耀讚譽為"最佳秘書"，他也從此平步青雲，2005年至2011年間，王瑞杰擔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長，帶領新加坡渡過金融海嘯的經濟黑暗期，2011年更獲頒英國<金融時報>集團下的雜誌<銀行家><亞太區最佳中央銀行行長>，之後他投入選舉順利當選議員，歷任教育部長，並自2015年出任財政部長至今。

(王瑞杰/新加坡新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總理的人選是要第一，就是內閣成員對這位(總理)有信心 信任他，第二，在我們的制度裡國人也要支持，因為我們是一個競選的一個制度，除非我們得到國人的信任，我們不能夠執政，如果我們團結的話，小國有小國的優勢，我們可以做大事

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以來，除了第二任總理吳作棟不姓李，李光耀家族一直主導著星國的政局發展，李光耀的長子李顯龍，從2004年接任總理以來已超過15年。

(李光耀/已故新加坡總理)
新加坡經濟體小，是個小島，獨立生存會很困難，你需要一個腹地支撐，所以我們要如何，在沒有馬來西亞的情況下生存下去

李光耀當年含淚宣布獨立建國，但這裡語言和種族的不同，幾乎不具備構成國家的要素，華人 馬來人和印度人的人口組成，缺乏命運共同的意識和情感，一直困擾著李光耀，他讓英語變成新加坡的第一語言，各族群的母語成為第二語言，這個政策讓部分華人對他恨之入骨，最後因為英文教育具有很高的"市場價值"，解決新加坡人語言的議題。

(李光耀/已故新加坡總理)
我們從不追求鐵飯碗，每個人有的是一個瓷飯碗，如果你打破了，得怪你自己運氣差，當它是瓷碗的時候，你就會好好呵護它

許多人原本預測新加坡獨立會失敗，但奮力求生的新加坡人，在李光耀帶領下，不到30年就完成，"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飛躍，人均收入在獨立時不過511美元，現在已經超過5萬美元，李光耀以專制的領導風格，和幾乎是世界最高的薪水，培養出英國專家稱譽為，幾乎無可匹敵的公務員素質，打擊貪汙腐敗 確保政治穩定，新加坡成為主要的財富管理中心，金融中心 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也是世界上最整潔 最環保的城市之一。

(李光耀//已故新加坡總理)
不管由誰治理新加坡都必須拿出鐵腕，這不是在玩紙牌遊戲，這是你和我的生命所在，我付出我一生建立起這個國家，只要我在位的一天，沒有人可以把它摧毀

沒有天然資源的新加坡卻打得一手好牌，以中立姿態斡旋在大國之間，經濟表現更是亮眼，無論是全球經商環境 經濟自由度指數，還是全球創新國家，新加坡都名列前10，並且積極拓展對外貿易，包括東協和非東協體系，新加坡已經與24國與區域體系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還有9個正在談判當中。

(王瑞杰/新加坡財政部長)
接下來在新加坡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做到全球和亞洲科技創新和創業的一個樞紐，我們在經濟的發展方面一定有很好的成就

長久以來，新加坡政治中形成的李光耀光環與強人政治色彩揮之不去，隨著後李光耀時代到來，外界勢必會將焦點放在第四代領導班子，能否實現徹底轉型 扭轉歷史形象等，而李光耀的政治遺產還能發揮多少作用，能持續多久也是個問號，新加坡最遲將在2021年舉行大選，屆時將是李顯龍時代的結束，也是新加坡政治新頁的開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ObVBaAkhY

【#沈旭暉隨緣家書📖】平行管治論：那些年，香港有七個「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的抗疫舉措當中，最奇怪的其中一點，就是在諸如口罩一類物質的供應上無能為力，甚至呼籲有能力的市民捐贈，令各門各派掀起目的各異的口罩採購潮。但與此同時，不少本來應該流向政府的口罩，被直接送到各大建制組織派發，他們自行訂立派發章程、充實名冊，甚至繞過特區政府直接與中國對口，以圖在林鄭政權民望破產之時，另建權威。昔日承擔這類民生功能、事無大小都被諮詢的區議會，卻因為已變天，被特區政府直接繞過；新任區議員受政府冷待，自然更努力突破框架，雖然權力很有限，但姿態很進取，同樣希望另起爐灶。至於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早已從「聯絡」變成「第二支管治團隊」，這是十年前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的公開表述；所謂「建制派」對「中環」習慣無視，只在乎「西環」臉色，人所共知。日前剛過了7.21八個月紀念，元朗當晚為何自成一國，港人無不心裏有數……

說了這麼多，只是說明香港從來存在多於一個權力核心的「平行管治」，今天也不例外。只是港英治下的「平行管治體」之間亂中有序，貌似利益對立，卻能和平共存、互為表裏，都是持份者，共同催生了香港奇蹟，和今天完全相反。談及「管治體」、「平行政府」這類名詞，很容易被上綱上線，說的是曹二寶自然「政治正確」，來自其他人就是大逆不道；但從政治學概念，「管治體」定義可以很寬鬆，「有效管治」也可以很bottom-up。舉一個最極端例子：19世紀後期，三藩市出現了一位「美國皇帝」諾頓一世（Emperor Norton I），成為市民心目中的cult icon、平民社交名人，他自行印製的「鈔票」被店舖接受，戲院、交通工具會因為他是「皇帝」豁免收費，報章會刊登他的「憲報」，警察街上相遇會向他敬禮。一切當然是cult（今天術語就是「玩膠」），但當時有評論員認為他不應受遊蕩罪管轄，因為已成為「local institution」，確實也很難徹底否定。

從這角度看，二戰後英國人回到香港，到主權移交過渡期前，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並存多個自成體系的「管治體」，起碼達七個：

1. 港英政府：這自然是英屬香港的合法政府，由倫敦直接任命港督作為首長，以往通常來自外交官體系。但英國殖民採取小政府、間接管治原則，靠的主要是文官系統，和本地精英階層配合，而不是單靠嚴刑峻法。這是香港管治的宏觀框架，一般人都生活在體制之內，但由於上述特性，同時也有其他身份認同、社會資本和國際網絡出現。

2. 英資洋行：香港殖民初年，直接參與鴉片戰爭的怡和、太古等老牌英資洋行才是香港的真正管治者，後來逐步被港英吸納到管治頂層，在行政局代表真正的英國利益；他們的本地買辦，則主導了華人精英潛規則。對尋求上向流動的香港人而言，order不是來自港督，而是來自大班。由於他們比外交官出身的港督更紮根，往往能制衡文官體系，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怡和遷冊百慕達，影響力才退減。但就是那樣，很近期的港督衛弈信被撤換，依然是源自這個管治體的小報告，可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3. 共產黨地下政府：以「新華社香港分社」之名運作，而中共得以在香港建立半公開官方體系，則源自戰後與英國的密約，時任社長喬冠華是外交元老，認為這個「紅色小政府」是對英首次外交突破；至於在港地下黨，則由廣東省的港澳工委負責。結果香港出現了「紅色經濟圈」，國貨公司、愛國報紙、親共機構等紛紛成立，附屬家庭、群眾自成體系，只聽單位號令，構成「港中國」，這卻是港英默許的，也符合英國在中美之間遊走的國策。直到六七暴動，雙方忽然攤牌，體系元氣大傷，但道統存續，中聯辦正是源於此。

4. 國民黨地下政府：曾幾何時，從大陸敗走的國民黨人和家屬聚居調景嶺，港英政府給予的援助有限，台灣當局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承擔了實質上自治政府的角色，建立治安隊，安排各種支援，聯絡香港各界，調景嶺居民視之為台灣代言人，日常高舉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一些來到香港的退伍軍人，則和地下勢力結合，形成另一種秩序。這體系在1956年的雙十暴動後逐步萎縮，但並沒有消失，只是化整為零存續下去。

5. 九龍城寨「大清」政府：大清帝國把新界租借給英國時，依然擁有九龍城寨主權，並對之駐軍，令城寨成為大清飛地。不久港英驅逐城寨清軍，但又被當地居民趕走，加上李鴻章重申主權，令城寨變成無政府狀態、地下秩序大本營。後來城寨居民成立「福利委員會」，作為名義上的自治政府，聲稱繼續根據大清律例「依法執政」。所以當全港禁食狗肉後，在城寨依然合法；各種各樣的黑市、黑工，都在城寨生根；直到九十年代，城寨才在中英兩國同意下被清拆。值得一提的是，「港版諾頓一世」「九龍皇帝」曾灶財，也是源自相關「法統」。

6. 鄉議局：1926年成立，但其實自從英國與新界原住民打了一場「六日戰爭」，就有意識把城鄉分流，看待新界大族、鄉紳，就像對待印度土王、阿拉伯酋長，容許他們保持自身權威、給予種種特權，換取他們協助穩定局面，與一河之隔的中國政權保持距離。新界原住民權益，都是作為這個管治體的一環予以准許，而且在鄉議局成立初年，甚至連民事案件也可辦理。七十年代的丁屋政策、「丁權」，自然是這管治體的產品；元朗7.21觸及複雜的鄉事關係，也是一脈相承。

7. 灣仔「小華盛頓」：正如今天有美國駐軍的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地，美軍都改變了駐軍地的社會經濟面貌；美國沒有駐軍、但軍艦經常往返的英治香港，特別是芬域碼頭附近的灣仔一帶，也充滿美國色彩。這裏說的「色彩」，不只是《蘇施黃的世界》的酒吧配套般簡單；芬域碼頭海軍商場由港英以象徵式價錢交由「香港軍人輔導會」管理，儼然美軍勢力範圍；而當美軍消費壟斷區域經濟，美元自然成了灣仔非正式貨幣。美國在香港建立基地，也因利乘便：美國駐港領事館規模很大，各部門對口單位一應俱全，被稱為「小華盛頓」，實質上是觀察中國的前哨站。英國引入美國勢力、卻又偶爾壓抑，正是作為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之一。

回到2020年，香港理應依然是不同勢力持份的地方，但林鄭月娥連美國也說「no stakes」，反映昔日兼容並包的真香港，已經被西環獨大的「全面管治」支配改造。但一天香港依然對北京有價值、依然是單獨關稅區，平行管治體們，就不可能不存在。然而現在某些人試圖以文革方式，讓一切推到重來，除了把各方默契一併打破，也無視本土派等新生代的切身利益和理念追求，結果不同板塊之間天天進行無差別零和遊戲，造就管治全面失衡。民間在這段期間，爭取自身訴求制度化、體系化，催生挑戰建制和舊制度的劇烈意願，自屬理所當然。物極必反，本來誰也知道，但似乎唯有越俎代庖的「第二支管治團隊」不知道。

明報筆陣，2020年3月23日

緩慢的烏龜和敏捷的兔子

在大學這種非營利機構做事，最常碰到的問題就是決策牛步化。一個很簡單的議案，比如說教學評鑑系統要不要外包，要通過的流程是驚人的緩慢，不是校長或院長一人決定就算數。

校長先指派幾個老師組成一個委員會，委員會花個一年半載，研究其它學校的外包系統，利弊分析加建議，洋洋灑灑數十頁報告呈給校長。以我在各大小委員會的經驗，如何產生這數十頁報告，那又是個痛苦的過程，因為每個教授都是受過太多教育的嘴砲王，尤其是拿到終身職的，完全不用擔心得罪人，不管意見多小、多零碎，一定要講出個人人點頭的大道理，同時又沒有人想把自己的手弄髒，光說不練是常事。

委員會可以有個一致同意的報告，本身就是一個奇蹟。

但校長或是院長接受了建議，故事還沒完。校長要先把報告公告，公告不是貼個佈告欄或是發個全校電郵就了事，而是要舉辦數場討論會，讓委員會以外的老師都有機會對報告發表意見。雖然這些討論會，通常都不會更改原先的建議，但作個聆聽的姿態，學校通常演的很好。然後是全校老師參加的校務會議，在投票表決以前，沒有機會放嘴砲的老師，又有一個更大的舞台發表演說。真是不把對手「談死」不罷休。

議案通過後，系統還要先小規模試辦，然後再檢討得失，改善後再全面實施。我常常看著這些決策過程，幹在心裡，因為這種事，找幾個願意負責的人，出來決策，不但快，很多時候還有更好的結果。我有時候忍不住發言，就會和這些沒有在社會上歷練過的蛋頭說，在私人公司，找專人負責，不但有效率，而且如果事情不辦好，人頭落地，事情辦好，大方獎勵，賞罰分明，權責相符，那才是管理。

但放這種砲，通常都沒有下文，因為這是個非營利的高等教育機構。我要隔了很久，才了解到「這是個非營利的高等教育機構」的意義。

我們學校是在1851年創校，那時中國還在大清帝國的咸豐年間，黑船還要再兩年才會開到日本，歐洲還沒有德國、義大利。我們學校很老，但比我們學校歷史悠久的大學，在美國比比皆是，要能維持這麼長久的機構歷史，除了外在大環境外，機構的組織文化，也要能配合漫長歲月才成。以動物來說，長壽的烏龜，行動的遲緩，正是為其長壽所設計出來的「文化」，敏捷的兔子，為了配合速度所建造的代謝系統，也注定了其短命。所以大學的緩慢決策文化，正是為了長治久安，而刻意犧牲效率所造成的。

在私人企業，因為有外在的競爭，讓很多決策都變成生死存亡關頭，所以效率和權責分明這些軍事般的管理概念是必要的，是非對錯，很快會在市場得到驗證。決策對了，獎品拿走，公司壯大，決策錯了，遭到市場懲罰，也得快速改弦易張，另闢途徑，不然就是破產一途。得失進退的衡量是按年、按季、按月、按週，甚至是按日，不快不好不行。但因為要快要好，決策獨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企業一開始獨裁領導，又會加大得失進退的波動幅度，也就是在獨裁領導下，對的時候，賺的更多，但錯的時候，死的更快。

百年企業難尋，正因為沒什麼組織可以長期在這種波動幅度下行事，短命是必然的。

但大學得失進退的衡量，不但不是按年，甚至不是按一代人，而是按百年、千年的長遠角度來行事。牛步化對長壽的機構是好事，如果決策錯了，不但可能在施行前得到更改，甚至在施行後還可以轉彎。而且因為慢，學校還可以不用理會短期的流行玩意兒，先讓大環境擇優汰劣後，再來取用即可。而決策過程中的廣徵意見，讓反對者可以發聲，就算無法得到說服，最後決策也得到相當程度的廣泛認可，把一個強加的外來主張，內化為自己認可的政策，反對的聲音會逐漸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過程，讓好的idea，可以不受限制的產出，因此可以說，在大學這種組織，創新的力量來自人民，而不是決策菁英。這些好處，正是組織可以歷數世紀而不衰的主要原因。

看到這裡，如果你還不知道我要說什麼，那就讓我講白一點，我講的是現在的中國和美國在制度上的差別，國家制度可以弄得像私人企業，也可以像非營利的大學。我從來不唱衰中國，我只是認為共產黨下的中國，體質和制度上的設計，就像是敏捷的兔子一樣，注定是短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