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節前兩天，尼歐和幾個好友相約，一人準備一套菜，一起度過 "Friendsgiving"。（他們擔心彼此和家人聚會過節之後會增加染疫風險，所以特別選在感恩節前。而學校已停課兩週，他們這段時間也都沒出門。）
他請我去超市幫忙買了食材，就自己看食譜，在廚房一邊聽歌，一邊製作他的小紅莓沾醬。
我看到了他的自在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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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帶著孩子搬回紐約時，跟我比較親近的朋友和家人，都勸我再想想。
「他們在這裡並不快樂。」
「一年要適應一個地方也太短暫了，要不要再住一陣子試試看？」
「我早就答應他們，一年過完，可以決定要不要留下來。」
「可是去年又沒有疫情。」
「已經討論過了，我們都知道嚴重性，孩子還是堅持要回紐約上學。」
「其實他們回去讀那種菁英學校，將來申請大學很難脫穎而出。待在阿布達比的美國學校比較輕鬆，那個誰誰誰的女兒就是這樣啊，成績不怎樣也進了紐約大學。現在在紐約的高中畢業生要進紐約大學反而還沒這麼容易吧？」
比較直接的朋友，會說這種家庭的重大決定，父母不應該被孩子牽著鼻子走。
我知道，都是好意。他們的說法，我也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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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燒參加了龍與地下城的課後社團，帶團的老師准許他們說髒話。
「那你們的社團不就充斥著髒話？」
「才沒有。小學生才會覺得一直講髒話很酷，我們中學生根本不會滿嘴髒話。」
高中開學前的線上返校日，校長與學生對談時間，大家有備而來。尼歐一臉驕傲叫我來看，螢幕上，好多人做了海報，指出校內學生種族嚴重失衡，希望學校能改善。
（不論在大人的眼裡，他們是太年輕或是太過理想化，我都覺得他們很了不起。在這個年紀，願意為他人爭取與自己無關的權益，甚至有可能壓縮到自己族群。這點我自認做不到。）
學校裡每個老師的郵件簽名檔都寫著自己的「代名詞」，他、她、或是無性別(they），無需猜測或預設。而學生可以決定自己的性別，入學檔案裡記載著孩子的生理性別，但老師沒有權利知道。
所有的孩子，在這裡都找得到自己的歸屬和位置。我看見尼歐和叉燒的自在與自信，我看見他們與價值觀相近的朋友在一起，討論各種議題（或講垃圾話）的時候，臉上發出的光。
其實從來就沒有「最好的學校」，只有最適合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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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個好朋友，是社會上客觀認定的「成功人士」。當年他博士班讀到一半想放棄，被媽媽阻止。儘管他那時已經是二十幾歲的成年人，母親仍然不准許他休學，要他堅持下去。
「有時候，孩子並不確定他們自己想要什麼，或什麼才是對他們最好的，而我們家長的工作就是引導他們。」他告訴我。
我這個朋友，很會寫育兒文，對親子教養也很有想法。他的話，我反覆思忖，幾乎讓我動搖。
後來，仍決定維持原訂計劃帶著孩子回紐約。（對，我就是剛愎自用。）
養兒育女路上遇到的那些難題，從來就沒有「正確」解答。所有的答案或是選擇，都來自於一個母親（或者父親）對孩子的了解。而每個孩子都不一樣。
當年他的媽媽不讓他放棄博士學位，我相信，是出於對自己兒子的理解。而我願意陪孩子搬回紐約，也是來自於我對自己孩子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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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在很多人眼中，「讓孩子做決定」是便宜行事，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但我始終認為，身為母親，我並沒有權利用一種「我是為你好」的姿態，去幫他決定他的人生。
我不是孩子人生的掌舵者。
雖然，只要我一聲令下，船就會朝著我要開往的方向前進。雖然，我可以堅持留在阿布達比，未成年的孩子無能為力反抗，而傻強高興都來不及。
但我不能假裝沒看到孩子臉上黯淡無光的表情。
我知道，一旦決定留下，我會永遠失去他們的信任。我並不是害怕失去那個最親密的位置，那位置總有一天要讓出。
只是不希望，對父母不再信任的孩子，需要靠山的時候，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圖為尼歐和朋友準備的Friendsgiving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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