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醫30年， 從健保還沒開辦前做到現在， 轉眼間健保也已經23年了…
早期沒有健保的時代， 醫療對窮人是不公平的， 那時我們醫生遇到繳不起費用的病人或沒辦法把小孩帶回家照顧的家庭， 通常只能轉介給醫院的社福部門去處理。
全民健保後， 感覺醫療是公平了， 因窮困而無法就診的情況少了，就算真的付不起部分負擔，各級政府也都設有低收入戶的優惠專案。 我是新生兒科醫師， 早期極低體早產兒在加護病房的花費動輒百萬以上，很多家屬不得不放棄 治療，現在這些費用，也幾乎都可由全民健保支付了。
但是台灣的醫療真的公平了嗎？ 沒經過2011年的愛滋器捐事件， 我還不知道原來還有這麼不公平的事實存在…
我是從先生回覆給2012、2013年對他開罰的監察院和公懲會的答辯文中， 才知道什麼是「窮人的器官分配正義」…
『過去需要器官移植的重症病人， 通常要靠自己找門路或靠上媒體去訴求自己的病情， 但幾次之後， 先生覺得這非長久之計，長此下去， 對沒辦法的人永遠沒辦法，這太不公平了， 他要實現「窮人的器官分配正義」， 於是花了數年的時間寫了一套器官分配的SOP，接著他馬不停蹄地到各地演講 ，宣揚理念， 建立制度， 以後全台的器官分配均須經過這個制度， 需要器官的重症病人，也都得上網登記 ，制度內有一套病人的疾病嚴重度量表，所有個案均照嚴重度的分數排序， 不許有人再利用開記者會的方式尋找器官，也不許任何人插隊攔截器官，因為病人的排序順序， 每一家做移植的醫院都可上網知道。』
那段在跟公懲會對槓的日子， 我把它忠實的紀錄下來，將來要放在自己的書上， 在這裡先把書上的一段原封不動的節錄下來…
『先生若想要從他的醫學專業賺到正正當當的錢， 其實很簡單， 但是他願意投身做器官移植的術前評估和術後照顧工作，2007年又幫衛生署無償寫器捐白皮書。醫界前輩看到他寫的上下兩冊器捐白皮書， 總是驚訝不已， 說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能做得到！
他常說他要實現「窮人的器官分配正義」，社會應讓「窮人跟富人享有公平得到器官的機會」。 他從政以來， 常掛在嘴邊的是下面這一段話：「台灣社會一定要對窮人保有「教育」與「醫療」的平等權，否則窮人永無翻身的機會。」
『愛滋事件發生後， 先生接連受到來自各方的訊問與圍剿， 包括地檢署、 衛生局、 衛生署、 醫策會、 監察院、 公懲會等等， 我們為了應付這些，不得不請律師幫忙。律師通常對貪瀆案 (像醫院採購弊案、 公務員收賄案等)， 比較上手， 面對醫療爭議事件，因得去了解醫療常規， 對他們是比較辛苦。 當時我們的義務律師為了配合我們上班時間， 常常晚上加班跟我們見面討論案情， 有時知道我們還沒吃晚餐， 總會體貼的準備些糕餅、水果讓我們裹腹。 記得有一晚， 為了回覆公懲會降級改敘的處分， 我們跟律師討論到很晚， 最後大家都累壞了， 張律師伸伸懶腰， 跌坐在椅子內: 「啊！柯文哲， 最近被這事搞的很煩喔， 沒時間救人了吧， 其實真得是很煩耶！ 以後我們有人生了重病， 萬一需要移植時， 要找誰啦？ 以前我遇到的案件都是那種貪很大的， 但這個案件喔， 有需要把無償救人的醫生搞成這樣嗎？」』
雖然先生最後還是被公懲會降級改敘， 我們後來的申覆也沒成功， 但還是深深感謝當時的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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