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過了疫情高峰期?專訪何大一:答案:No!千萬別樂觀!//財經雜誌》
我的Summary :麻煩大家認真看:
1)以全球疫情而言,我們還在初期。
2)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鬆口氣,稱自己成功抗病毒,那正是危險的開始。
3)印度、非洲、南半球、伊朗⋯⋯如果陷入疫情,死亡人數及病毒🦠會再反撲全球,因為防不勝防,太多無症狀感染者,還有隱瞞者。無症狀感染者攜帶的病毒和感染者一樣,日本剛剛通過的法律修正為隔離21天,愈來愈多人16-17天才有呼吸、血氧下降、體溫升高的現象。無症狀感染者可能佔25%-50%。
4)義大利和西班牙死亡率這麼高,説不定不只是篩檢率,啟動慢,也可能和人種基因有關。
5)為什麼有人會死?有人會自動痊癒?年輕患者也出現了零星死者?目前還是一個謎。一般科學界認為主要可能的原因是:免疫系統。如果單純感染病毒,會痊癒,如果誘發免疫系統攻擊,即造成肺功能及全身器官衰竭,病人極容易死亡:而老人的免疫系統往往比年輕人不健康:但年輕人也有免疫系統疾病患者。
6)完全殺死病毒的疫苗最快18個月才能生產成功。就算明年初FDA快速批准了嬌生公司的疫苗,其過程及功能可能不夠嚴謹,這種不得不,可能無法達成如肺結核、虐疾等疫苗注射後完全抗病毒功能。
7)中國應該再堅持一個月,現在太快復工了,輕易解封武漢,湖北,復工,那些無症狀感染者可能會給中國帶來第二波疫情。
美國更是。如果四月底即解除禁足令,狀況更糟。中國至少封城了二個半月。
8)如果全球在武漢封城後,一週內,整個二月全部封城,禁足,今天我們可能已經脫離險境。但這只是後見之明。
以下為何大一專訪內容:
*美國當地時間2020年4月5日,全球已有120萬例新冠病毒病例,其中約有25%在美國。紐約州是受新冠病毒襲擊最嚴重的州,病毒已經奪去這個經濟繁榮之州3500多人的生命。醫學專家們公認,要想控制住此次流行病,必須截斷大約三分之二的感染鏈。
由於迄今為止尚未出現有效的疫苗,人們無法完全保護自己不受感染,因此要有60%-70%的民眾感染新冠病毒有抗體後,病毒才會難以蔓延。公共衛生專家說,情況將變得更糟,不僅對紐約,對美國其他地區未來也是如此。
所以重點在:隔離,截斷2/3感染鏈。
何大一是亞倫·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的創始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教授,早在冠狀病毒從新世紀初開始出現,他和研究團隊就投入求索與抗衡的研發之中。
* 在2003年SARS疫情期間,何大一曾擔任北京、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專家顧問。17年之後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自2020年2月起,何大一負責一個關於新冠藥物及抗體的研發項目,用四種方法來開發藥物或抗體。馬雲基金會提供了210萬美元資金供何大一領導的4個團隊分享,另一家中國互聯網巨頭企業實際控制人的家族基金,承諾再提供100萬美元的研究資助。哥大的科學家將與中國學術研究人員合作,目前相關研究正在有序推進中。
*關於新冠病毒感染,為什麼近80%感染者沒有症狀?
何大一表示,儘管自2003年SARS疫情暴發以來,他的團隊已經非常詳細地研究冠狀病毒,但直到現在有關新冠狀病毒的許多基因COVID-19科學家們還是沒能完全瞭解。目前為止,仍然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冠狀病毒攻擊下,有些感染者沒什麼事,有些人卻病得很嚴重?對肺部的損害有多少是由病毒導致的?有多少是由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導致的?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如果病毒具有破壞性,那麼我們就應對病毒進行更加猛烈的攻擊;如果是免疫系統的內部炎症反應導致了肺部長期損傷,那可以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科學家需要理解這些基本的科學問題,然後才能制定出最好的對付新冠病毒的策略。
*關於中國大陸目前無症狀感染者,是否會帶來另一波疫情?
何大一認為中國要想讓無症狀感染者徹底消失,至少應該要堅持一個月。目前武漢解封,太快了。
*關於歐洲、美國太晚封城
如果借鑒中國的抗疫模式,全球皆可做到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就會壓平美國紐約、加州和西歐很多國家的疫情增長曲線。
何大一指出,如果放任疫情一波一波地蔓延,然後才啓動實施「禁足令」(shelter-in-place)、保持社交距離,這樣已經毫無意義。坐等疫情一波波地蔓延,只能不斷拖長防控疫情的時間線。現在需要的是全球同步行動,仿效實行抗疫的中國模式,尤其是「武漢式隔離」,那樣疫情才會更早被控制住,它能輓救更多生命,也有助於我們恢復正常的經濟生活。
*全球疫情是在早期階段?還是已經到了高原期?
何大一認為現在疫情還在早期階段。一切發生的太快了。一個月前紐約州宣佈第一例確診病例,現在紐約市的累計確診病例已經超過武漢市。他從未見過(疫情)發展如此之快。艾滋病這種全球性的傳染病規模巨大,(自1981年發現首例艾滋病以來)全世界已有2000萬人死於艾滋病,但這是一個緩慢積累的過程。它是一種慢性病,不像新冠肺炎病毒來勢迅猛。
中國之後,疫情已經帶來了好幾波衝擊。伊朗和韓國大約在同一時間疫情暴發,然後是意大利,其它西歐國家緊隨其後,沒過多久就輪到了美國。
美國國土如此遼闊,疫情不會多地同步發生——最先疫情在西海岸暴發,然後進軍東海岸,現在紐約成為重災區。美國另一些城市,包括底特律、紐奧良、芝加哥等則正在邁向更大的危機,而也有很多地區尚未發生疫情的嚴重暴發。所以疫情波動的狀態是:快速交替,持續行進。
現在最讓人擔心就是疫情蔓延到那些資源貧乏的地區—— 例如非洲、南美洲的一些國家、還有印度—— 最近印度已宣佈封國的應對,這很好,但考慮到其資源匱乏的程度和人口的可怕密度,新冠肺炎疫情在這些國家會帶來怎樣的災難,讓人憂慮。
就整體而言我想說的是,在全球範圍內,現在疫情仍處於早期階段,很多國家甚至還未開始經歷新冠病毒的社區擴散和指數增長。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國家會陸續觸發警報。
雖然中國、韓國等一些國家疫情已開始得到控制,但新冠病毒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很難完全實現完全的正常化。這是我們所陷入的境地,它隨時可能反撲失控。
*經濟活動及復工、旅遊如果恢復正常,會不會功虧一簣?
幾周前,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很好的效果,包括武漢和整個湖北都只有零星的社區病例。這一成就值得稱道。
問題是,中國經濟如此依賴全球貿易和全球互動,當中國的周邊鄰國都還在生病、身陷疫情時,中國如何復工?經濟如何回歸正常?更何況中國境內確診案例仍未禁絕,如果過於放鬆,中國絕大多數人仍容易染上新冠肺炎,因為只有小部分曾經感染的人可能已經產生了免疫力。因此,在與中國互動的世界大部分地區疫情得以控制之前,中國似乎無法放鬆。
對無症狀感染者的傳播,如果中國能繼續採取嚴厲措施,那些殘存的無症狀感染者的數量將會逐漸減少。但問題是,還要等多長時間?中國人已然熬過了兩個月非常嚴苛的時光,人們渴望恢復常態。
每個人都想重返正常的經濟之中。
但要徹底讓無症狀感染者消失,中國必須再繼續堅持一個月,至少一個月。為了這一小部分無症狀感染者,如此大動干戈非常困難。中國經濟非常依賴全球互動,總會有人入境,也會有人逃脫篩查,非常棘手。
想當初,如果這個地球上的人更有智慧也更有緊迫感,就會在武漢封城時,把整個世界也都封上,這樣的話,現在這個大流行病可能就接近滅絕了。
當然,沒人能夠預測未來。
現在,眼看著疫情從第二波到第三波、第四波,送走一波又迎來一波。我認為,不僅美國應該好好地隔離一個月或六個星期的時間,整個世界都要隔離封鎖起來,這樣疫情不同步的現象就不再存在。
如果借鑒中國的抗疫模式,武漢「封城」,隨後湖北也實行嚴厲的封鎖和隔離措施,再擴大到全國。在六至八周後中國新冠肺炎確診數字有效降低,壓平了疫情的增長曲線,中國的確診病例與歐美相比,數量很少。武漢、湖北直至整個中國的其他地區,疫情都得到了控制。
如果現在全球鋪開這樣的措施,實行嚴厲的「武漢式隔離」,就會壓平美國紐約、加州和西歐的疫情增長曲線;那些疫情尚未開始暴發的國家和地區,其疫情增長曲線也將保持水平狀態,就像中國江蘇或山東等省份一樣。
*封城、隔離不是指現在疫情最嚴重的地區。而是「我們」,全世界。
「我們」現在要共同忍受、渡過難關,提早結束黑暗的日子。「我們」不僅指美國,同時指全世界。任疫情一波一波地蔓延,然後啓動實施「禁足令」(shelter-in-place)、保持社交距離,這樣毫無意義。尚未被疫情嚴重打擊的地區也一定不能讓疫情增長曲線上升。如果患病者的數量不大,疫情增長曲線變平就更快捷容易。雖然是事後諸葛亮,但現在有所作為還為時不晚。
我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一個州接著一個州,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我們坐等疫情一波波地發生,只能不斷拖長疫情的時間線。假設現在全球同步行動,那麼疫情會更早被控制住,它能輓救更多生命,也有助於我們恢復正常經濟生活。
*川普對此事該怎麼做才對?
兩個月前,人們大約要借助「神力」才能預測未來。但現在我們一遍遍地看到疫情蔓延的同一劇情在世界各地反復上演。因此,全球應該如何應對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我來說,問題在於,過去美國似乎一直是全球的領導者,而現在這已不復存在了。我們的總統甚至不能領導他所在的國家。因此,必須由其他人填補這個空白,或者由一群世界級領導人一起扮演這個角色。但這一點現在也沒有體現,每個國家都忙於應對自己境內的疫情,擔心自己的經濟。若從全球角度來看,很明顯世界應該共同努力,但這個聲音是缺失的。
何大一說美國總統的麥克聲最大。他現在呼籲本國公民戴口罩,又說他本人決定不戴口罩,他傳遞的信息是混亂的。在疫情已然在美國全面暴發之際,他告訴美國人民這個病毒會奇跡般地消失,這顯然沒有可信度。但是他的麥克聲最大,還有他的追隨者。因此,整個美國採用了各種實際上行不通的策略。
在危機時刻,人們需要條理清晰,需要領導力,需要有專業人士做指示。這不是美國,也不是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的現實情形。比如巴西和其他一些國家目前仍然不認真對待,所有人都會為之所累。幾個月後,巴西重蹈美國覆轍,那時隨著北半球天氣變化對消滅毒更為有利,情況因之好轉,在南半球的巴西疫情則會變得更糟。
新冠病毒也有可能性季節性流感一樣,在南北半球之間流竄。那麼我們就要面對這樣的現實:冠狀病毒永不消失、一直與我們共存。明年秋天,北半球再面臨另一次病毒的威脅……因此,全球同步行動至關重要。
*這次病毒會不會比1918年大流感死了近2000-5000萬人還嚴重?
何大一:那就真是太糟糕了。1918年的大流感最終造成了四、五千萬甚至更多的人死亡,更多的人被感染。
現在的希望在於,醫學技術已如此先進,讓我們能有辦法讓一些重病患者延續生命,維持下去,這樣死亡率並不高。最為重要的是,科學團體和科研機構都在致力於找到解決方案。幾乎每個生物制藥技術公司、每個醫學學術中心都在努力開發解決方案。我們能做的就是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減緩病毒的傳播,以時間換空間,最終找到科學的解決方案,兌現人類這一史詩級的榮譽。
我們需要在疫情的攻擊中找到至少18個月到24個月的喘息時間。鑒於科學界對解決方案的執著追求,我想他們會有所發現,有所應用。但不要寄希望於接下來的一年左右時間會有特效療法。他們會找到一些能提供幫助的東西,但特效解決方案要等上更長的時間。
*疫苗研發需要18個月以上的時間
在疫苗開發之前,檢測非常有幫助。我一直說,沒有全面檢測就是盲目操作,看不清其傳播的真實路徑就無法應對疫情的蔓延。美國過去一段時間檢測能力嚴重不足,現在仍然需要大幅提升檢測能力。除了用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檢測方法來查找病毒之外,還需要新冠肺炎抗體的檢測技術來瞭解哪些人被感染,哪些人康復了。所有這些有助於更具體地分析梳理各國在疫情中的不同走勢。通過全面的檢測能力可以掌握疫情的全景從而制定策略、實施隔離和接觸者追蹤,這些都至關重要。
*英國提出的群體免疫60%,是什麼意思?
我認為我們應該採用所有的策略和方法,但是如果靠「群體免疫法」的策略,那就意味著在特定的人口中已有足夠多的人被感染。
實際上我們要努力避免的正是出現大範圍的確診案例。如果在10個人中只有一個人有免疫力,而你是另外那些沒有免疫力的一員,你就不會受到保護;但當10個人中9個人有免疫力,你就受到那9個人的保護。就是這個辦法的概率是約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會被感染,它意味著在接下來的一兩年內,會有很多人染病、病例數量攀升,急診室告急、醫院的重症監護室告急,醫療資源不堪重負。
哪怕人口中只有15%的住院比例、只用約5%的ICU病床需求,那也太多了。
所謂「群體免疫」,可以花20年的時間慢慢地、一點一點地發展群體免疫力,其餘的人要麼被感染,要麼靠疫苗救治。但想要在一兩年內培養出足夠的群體免疫力是不可能的。死亡率會居高不下。疫情如此急迫,不會給你那麼長時間去培養群體免疫力。
但我認為我們對英國推出的這個策略可能有些誤解,也許他們是發出的信號,號召大家努力降低峰值或延緩峰值,以使更多人對這種疾病有免疫力。
*無症狀感染者,美國是25%,冰島是50%,為什麼差距這麼大?
何大一:非常好的問題。目前已經有一些解釋,但還不夠全面。毫無疑問,在各國蔓延的基本上是同一種病毒,有很少的變異造成的差異,但不足以解釋新冠病毒任何性質的變化。無症狀感染的比率和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反映了每個國家如何應對和管理疫情。
韓國的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很低,因為韓國開展了大規模檢測,收集了許多無症狀或者症狀輕微的病例。很多檢測是在年輕人中間進行的,死亡率肯定要低。再看意大利,他們的新冠病毒檢測主要是在醫院進行。檢測也主要集中針對那些疾病纏身的患者和重病患者。這樣意大利就有非常低的無症狀感染的比率,非常高的新冠肺炎死亡率。
美國也是一樣。在紐約,如果有人出現了咳嗽和發燒的症狀,懷疑自己得了新冠肺炎,但是卻不能去檢測;或者有人接觸了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懷疑自己也被感染了,但沒有什麼症狀,但也不能去做檢測。這樣紐約的無症狀感染的比率非常低。同樣,紐約傾向於對住院病人進行檢測。這樣的話,當地的新冠肺炎死亡率現在雖然不高,但會逐漸上升。
所以,它不是對病毒本身的反映,而是對每個國家對檢測的態度和方法的反映。
它解釋了其中的一些因素,但是也有一些其他因素,我們至今還無法理解。
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肺炎死亡率都非常高。是因為這兩個國家人的基因有我們不太瞭解的地方嗎?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答案。這些都是科學家們會考慮的方面,是他們可能會去尋找的線索,或者已經在尋找線索了。
因此我們並未忽視這樣的事實,即可能存在一個重要的基因組成部分,它解釋了種群差異對生死機率的影響。比如年齡段在20歲到40歲之間的人群中,為什麼98%的人在此次疫情中不受影響,其餘2%的人卻病得一塌糊塗?這裡面可能有遺傳因素。你我都看過一些報導甚至非常年輕的人也有死於新冠肺炎的。但答案還沒有出現,估計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基因在疫情中起的作用會被重視,也許我們會找到答案。
還有很多東西我們不知道。儘管自2003年非典疫情暴發以來,我們就已經非常詳細地研究了冠狀病毒,但直到現在,冠狀病毒的許多基因我們還是沒能完全瞭解,這次疫情會讓這方面的工作得到加強。我們仍然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冠狀病毒攻擊下,為什麼有些感染者沒什麼事,有些人卻病得很嚴重?對肺部的損害有多少是由病毒導致的?有多少是由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導致的?這些都是非常關鍵的問題。
如果病毒具有破壞性,那麼我們就應對病毒進行更加猛烈的攻擊;如果是免疫系統的內部炎症反應導致了肺部長期的損傷,那可以採取不同的應對方法。我們需要理解這些基本的科學問題,然後才能制定出最好的對付新冠病毒的策略。
敢材自:https://mp.weixin.qq.com/s/BQ6Az0o04CufhVSVMXvfNQ
團體盲思案例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八卦
【#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說考慮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這明顯又是有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的A貨,千萬不要上當,因為提出這A貨的,又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早在8月,我們就警告湯家驊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魚目混珠,林鄭月娥的「獨立檢討委員會」,完全是湯家驊方案,只是換了名字和所謂國際案例。果然,湯家驊昨天評論區議會選舉結果時,重申希望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蒙蔽市民之心,死心不息。重溫文章如下。
//香港局勢持續緊張,本來能輕易成立、早已凝聚各界共識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始終不聞特區政府籌辦,與此同時,湯家驊先生的團體卻提出參考南非案例,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簡稱「真委會」)取而代之。坦白說,政府友人也曾對筆者推介類似建議,當時我的回應就是「唔好再呃人」,現在如此形勢,還有誰在兜售這一方案,已經說明一切。假如不理解「真委會」與獨立調查委員會在社會背景的差異,雖不至於謬之千里,但毫釐之辨,卻令事情變得於事無補,甚至只會激起新一輪的民情風暴。
針對性的獨立調查總有先例
《逃犯條例》修訂風波至今,最為香港社會大惑不解的是,為何特區政府對於成為「獨立調查委員會」會有如何的反彈,多次以「既定機制恆之有效」為由,拒絕成為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們嘗試從不同渠道了解情況,大抵可以歸納為3種政府內部的不同想法︰
第一種想法是擔心會延續「南丫島海難」的情況,有紀律部隊同僚會因執法上的作為或不作為而身陷囹圄,而對他們而言因政府的錯誤判斷,被要求「果斷執法」而入獄是「天方夜譚」,結果必然打擊士氣。
第二種想法是擔心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公信力及認受性,特別是現今社會風雨飄搖,難以找一個有公信力的人主持獨立調查委員會,所得的結果假如不為社會接受,只會引來更大的政治風暴。
第三種想法是「無先例可援」,直言只調查警察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與民間提出「六七暴動」後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難以相提並論。
因此,不同的不是no stake的持分者,均有動機否決有機會引起法律後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因此提出「真委會」的朋友直言,相對溫和、沒有法律後果的「真委會」更容易為政府接受。
以上第一及第二種想法是政治判斷,筆者不認同、但起碼明白其邏輯;第三種是事實判斷,但令人不認同也不理解。先不說社會要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不完全指向警方執法,也涉及政府、群眾在事件中的角色,如何汲取風波所帶來的經驗,甚至有言論直言可調查示威者及支持警察人士有沒有收受利益或有明顯的「外國勢力」參與等,這些都是非針對警方的調查方向。
其次,所謂的「無先例可援」也非事實。當然定義「何謂先例」是政府中人一廂情願的想法,畢竟政治學入門科目「比較政治學」早有明示,所謂社會事件皆是可比,也是不可比,關鍵是使用的天秤及準則。舉例來說,針對北愛爾蘭警察調查、拘捕及審問手法, 1979年的英國委任班納德法官(His Honour Judge H. G. Bennett, Q. C.)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針對警員在特定案件的調查工作及瀆職問題,2012年新南威爾斯總督委任資深大律師 Margaret Cunneen主持特別調查委員會(Hunter Spe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針對涉及當地神父兒童性侵案件調查時,新南威爾斯警方、當地教區神職人員有否合謀妨礙調查工作;針對警察處理西開普省近郊市鎮Khayelitsha治安問題失效、與社區關係破裂,西開普省總理在2012年委任Catherine O’Regan法官領導獨立調查委員會,希望可以改善警察執法效率及重建社區關係。
這些建議從不盡善盡美,例如北愛爾蘭的警民關係在80年代並沒有改善,Khayelitsha仍不時出現警民衝突,民眾對警察濫權仍未感滿意,但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總比沒有來得好。部分建議的落實也有助改善警方執法情況,保障社區民眾的基本權利,不會因成為「疑犯」後一筆勾銷。
獨立調查委員會Vs真委會,才是政權的承擔
處理社會犯罪及公義時,刑罰學將其粗分為3種理論︰應報式正義觀(retributive justice)、分配式正義觀(distributive justice)與修補式正義觀(restorative justice)。應報式正義可體現於一般日常的刑事判決,例如不同罪行有不同的量刑起點,重犯者罪刑加重等等;修補式正義常體現於不同涉及社區案件及權利侵害,例如新西蘭的《兒童、青年及家庭法案》,以及南非政府處理種族隔離政府後遺症所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修補式正義觀有別於應報式正義觀,重點從「受害人」的身份及角度出發,強調公義的目的是要「治療」受害人所受的痛苦,修補社會因事件所做成的永久傷害。修補式正義觀問的重要問題,是何人受傷、甚麼原因導致傷害出現、以何種方式能社會可解決導致傷害的成因,如何改善情況令社會重新出發。
但現時本港社會的核心問題,在於同為「受害者」,政府對自身及示威者以不同的正義觀處理。政府多次強調「嚴格執法」,並「迅速有效」地將拘捕的示威者檢控、提堂,是典型的「應報式正義」,希望以刑罰或是恐嚇刑責的方式「止暴制亂」。但同等的「應報式正義」,甚至退而求其次,以獨立調查委員會方式得出結論,從而改革警隊執法問題及政府施政盲點的廣義「分配式正義」也斷然拒絕,只願意承認政府「有所不足」,向社會賢達放風指政府願意接受「修補式正義」,希望社會給予信任特區政府,「大家一起重新出發」。政府與示威者面對如此的「不對等正義」,正正是今天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之一,也是《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核心問題。
如此的雙重標準,不是故意的偷換概念,試圖魚目混珠逃避現政府作為公權力持有人的應有之義;或是盲目的東施效顰,試圖以此代表化為政府伸出的欖枝,卻無視獨立調查委員會與真委會根本不是同一種正義觀。但不論是那一種「思路」,均無視政府及示威者雖看似同為事件的「受害者」,但根本面對不同的權力結構及情況。除了引為一笑外,也不知道如何自處。
此情此景,試想如湯先生建議,「參考南非案例」,成立一個「並非尋找對錯,分配罪責,而是就矛盾的因由找出和解方案」,會有甚麼迴響?首先,真正的南非案例,涉及整個政體的最根本改變,權力徹底扭轉之下,對基本對錯已有全國共識,才能「和解」,否則只會火上加油,因此邏輯上,湯先生此刻提出這建議只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其實他要促進南非式「時代革命」,第二是典型的偷換概念,屬何者,當可自行判斷。各方對話自然應該出現,但假如來自沒有法律效力的「真委會」,只會淪為像是2014年政府與學生代表的公關演出,無論有甚麼意見,結局很容易被一堆官僚語言推搪過去,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個時候,還要為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弄出魚目混珠的背書,何苦呢。
小詞典:南非自由日
1994年4月27日,南非共和國正式廢除實行多年的種族隔離政策,進行歷史上第一次的不分種族普選,此後當日成為南非法定假期,稱「自由日」。由於此前南非的非白種人只有相當有限的政治權利,取消種族隔離政策,來自黑人團體數十年的各種抗爭,因此被普遍視為政權結構的根本顛覆。//
團體盲思案例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八卦
【#沈旭暉隨緣家書】林鄭月娥說考慮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這明顯又是有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的A貨,千萬不要上當,因為提出這A貨的,又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早在8月,我們就警告湯家驊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魚目混珠,林鄭月娥的「獨立檢討委員會」,完全是湯家驊方案,只是換了名字和所謂國際案例。果然,湯家驊昨天評論區議會選舉結果時,重申希望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蒙蔽市民之心,死心不息。重溫文章如下。
//香港局勢持續緊張,本來能輕易成立、早已凝聚各界共識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始終不聞特區政府籌辦,與此同時,湯家驊先生的團體卻提出參考南非案例,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簡稱「真委會」)取而代之。坦白說,政府友人也曾對筆者推介類似建議,當時我的回應就是「唔好再呃人」,現在如此形勢,還有誰在兜售這一方案,已經說明一切。假如不理解「真委會」與獨立調查委員會在社會背景的差異,雖不至於謬之千里,但毫釐之辨,卻令事情變得於事無補,甚至只會激起新一輪的民情風暴。
針對性的獨立調查總有先例
《逃犯條例》修訂風波至今,最為香港社會大惑不解的是,為何特區政府對於成為「獨立調查委員會」會有如何的反彈,多次以「既定機制恆之有效」為由,拒絕成為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們嘗試從不同渠道了解情況,大抵可以歸納為3種政府內部的不同想法︰
第一種想法是擔心會延續「南丫島海難」的情況,有紀律部隊同僚會因執法上的作為或不作為而身陷囹圄,而對他們而言因政府的錯誤判斷,被要求「果斷執法」而入獄是「天方夜譚」,結果必然打擊士氣。
第二種想法是擔心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公信力及認受性,特別是現今社會風雨飄搖,難以找一個有公信力的人主持獨立調查委員會,所得的結果假如不為社會接受,只會引來更大的政治風暴。
第三種想法是「無先例可援」,直言只調查警察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與民間提出「六七暴動」後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難以相提並論。
因此,不同的不是no stake的持分者,均有動機否決有機會引起法律後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因此提出「真委會」的朋友直言,相對溫和、沒有法律後果的「真委會」更容易為政府接受。
以上第一及第二種想法是政治判斷,筆者不認同、但起碼明白其邏輯;第三種是事實判斷,但令人不認同也不理解。先不說社會要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不完全指向警方執法,也涉及政府、群眾在事件中的角色,如何汲取風波所帶來的經驗,甚至有言論直言可調查示威者及支持警察人士有沒有收受利益或有明顯的「外國勢力」參與等,這些都是非針對警方的調查方向。
其次,所謂的「無先例可援」也非事實。當然定義「何謂先例」是政府中人一廂情願的想法,畢竟政治學入門科目「比較政治學」早有明示,所謂社會事件皆是可比,也是不可比,關鍵是使用的天秤及準則。舉例來說,針對北愛爾蘭警察調查、拘捕及審問手法, 1979年的英國委任班納德法官(His Honour Judge H. G. Bennett, Q. C.)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針對警員在特定案件的調查工作及瀆職問題,2012年新南威爾斯總督委任資深大律師 Margaret Cunneen主持特別調查委員會(Hunter Spe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針對涉及當地神父兒童性侵案件調查時,新南威爾斯警方、當地教區神職人員有否合謀妨礙調查工作;針對警察處理西開普省近郊市鎮Khayelitsha治安問題失效、與社區關係破裂,西開普省總理在2012年委任Catherine O’Regan法官領導獨立調查委員會,希望可以改善警察執法效率及重建社區關係。
這些建議從不盡善盡美,例如北愛爾蘭的警民關係在80年代並沒有改善,Khayelitsha仍不時出現警民衝突,民眾對警察濫權仍未感滿意,但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總比沒有來得好。部分建議的落實也有助改善警方執法情況,保障社區民眾的基本權利,不會因成為「疑犯」後一筆勾銷。
獨立調查委員會Vs真委會,才是政權的承擔
處理社會犯罪及公義時,刑罰學將其粗分為3種理論︰應報式正義觀(retributive justice)、分配式正義觀(distributive justice)與修補式正義觀(restorative justice)。應報式正義可體現於一般日常的刑事判決,例如不同罪行有不同的量刑起點,重犯者罪刑加重等等;修補式正義常體現於不同涉及社區案件及權利侵害,例如新西蘭的《兒童、青年及家庭法案》,以及南非政府處理種族隔離政府後遺症所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修補式正義觀有別於應報式正義觀,重點從「受害人」的身份及角度出發,強調公義的目的是要「治療」受害人所受的痛苦,修補社會因事件所做成的永久傷害。修補式正義觀問的重要問題,是何人受傷、甚麼原因導致傷害出現、以何種方式能社會可解決導致傷害的成因,如何改善情況令社會重新出發。
但現時本港社會的核心問題,在於同為「受害者」,政府對自身及示威者以不同的正義觀處理。政府多次強調「嚴格執法」,並「迅速有效」地將拘捕的示威者檢控、提堂,是典型的「應報式正義」,希望以刑罰或是恐嚇刑責的方式「止暴制亂」。但同等的「應報式正義」,甚至退而求其次,以獨立調查委員會方式得出結論,從而改革警隊執法問題及政府施政盲點的廣義「分配式正義」也斷然拒絕,只願意承認政府「有所不足」,向社會賢達放風指政府願意接受「修補式正義」,希望社會給予信任特區政府,「大家一起重新出發」。政府與示威者面對如此的「不對等正義」,正正是今天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之一,也是《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核心問題。
如此的雙重標準,不是故意的偷換概念,試圖魚目混珠逃避現政府作為公權力持有人的應有之義;或是盲目的東施效顰,試圖以此代表化為政府伸出的欖枝,卻無視獨立調查委員會與真委會根本不是同一種正義觀。但不論是那一種「思路」,均無視政府及示威者雖看似同為事件的「受害者」,但根本面對不同的權力結構及情況。除了引為一笑外,也不知道如何自處。
此情此景,試想如湯先生建議,「參考南非案例」,成立一個「並非尋找對錯,分配罪責,而是就矛盾的因由找出和解方案」,會有甚麼迴響?首先,真正的南非案例,涉及整個政體的最根本改變,權力徹底扭轉之下,對基本對錯已有全國共識,才能「和解」,否則只會火上加油,因此邏輯上,湯先生此刻提出這建議只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其實他要促進南非式「時代革命」,第二是典型的偷換概念,屬何者,當可自行判斷。各方對話自然應該出現,但假如來自沒有法律效力的「真委會」,只會淪為像是2014年政府與學生代表的公關演出,無論有甚麼意見,結局很容易被一堆官僚語言推搪過去,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個時候,還要為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弄出魚目混珠的背書,何苦呢。
小詞典:南非自由日
1994年4月27日,南非共和國正式廢除實行多年的種族隔離政策,進行歷史上第一次的不分種族普選,此後當日成為南非法定假期,稱「自由日」。由於此前南非的非白種人只有相當有限的政治權利,取消種族隔離政策,來自黑人團體數十年的各種抗爭,因此被普遍視為政權結構的根本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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