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
針對鄭弘儀日前在其臉書上質疑美國舊金山華埠的中國國民黨駐美總支部大樓是否應納入國民黨黨產與轉型正義條款清算之列。國民黨駐美總支部嚴正指出，這棟大樓是1921年舊金山老華僑黃洪湛夫婦「捐贈」給海外的國民黨總支部，同時也出示了該棟大樓的產權移轉證明文件，這棟駐美總支部的產權係於1923年2月5日在舊金山市政府完成產權移轉登記。該產權所有權狀登記為Kuo Min Tang所擁有。
這是由海外黨員以及國父革命時候的老華僑為追隨國父，把這個物業捐贈給海外的國民黨。這一黨產的產權、處理與管理，完全自立自主，根本與國內的黨中央沒有關係。
自革命時期遺留下來的黨產，是來自國內外華人的捐獻。那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奔走檀香山、美國本土、歐洲、日本等地，向所有海內外華人、認同革命的社會賢達及能仁志士募捐而來。徵募而來的有金錢、飛機、藥品、寒衣以及房產，是為了革命而籌措，保存至今的房產是歷史的證物，幾十年來也變成海外國民發展外交工作及留學生聯誼交流的據點。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627000740-260407
【黑金與地方派系？去殖民化過程中的陣痛】
文：就是要寫超長文的小編
李登輝前總統於前日逝世，正當國殤期間，不少中國人卻幸災樂禍，其中對李總統恨得牙癢癢的中國國民黨人，除了大嘆李總統破壞一黨專政、統一大業外，更以「黑金教父」、「引進地方派系」等言詞抨擊。長久以來，這樣的看法似乎成為定見，立場較中立者，也認為引進地方派系是李制衡中國黨非主流派的方式。
然而歷史是否如此簡化？其實，所謂「黑金」，乃對應中國黨壟斷的「白金」，所謂「地方派系」，乃對應中國黨的「無地方性」，中國黨老人們的憤恨，乃在於殖民體系中「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的崩壞。
而在這個過程中，李登輝與中國黨的鬥爭，雖最後以中國黨鬥走李告終，但中國黨本土化的失敗，也敲響了中國黨的喪鐘。本次中國黨高雄市長補選，派出荒腔走板的韓草包2.0「影印機」參選，其原因之一，就在於後李登輝時代中國黨地方經營的敗壞。
就讓我們把歷史拉長到戰後的半世紀，來看看李登輝如何透過高超的政治手腕，實現了台灣政經權力分配的乾坤大挪移。
1. 背景：#殖民者打造雙重治理體系
中國國民黨來台之後，建立的不僅是殖民政權，更是「極權主義殖民政權」。
為何要強調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所謂極權主義，指得是服膺獨裁權威，全面性控制公眾與私人生活，箝制思想，消弭一切反抗的體制，以蘇聯、中國等共產國家，和納粹德國、義大利等法西斯國家為代表。然而，這樣的極權國家，統治的對象通常是「自己國民」，而鮮少出現在殖民地。
原因很簡單，思想的改造與全面監視，需要耗費大量資源，在殖民地做這樣的投資不一定合算，而要思想控制外族人，甚至根本難以成功。
以1956年的人口統計資料統計，二戰後來台者約121萬人，其中約一半為軍人，而原本台灣籍人口增加至801萬，合計922萬。以13%人口統治87%原本住民，固然比起二戰結束時6%日本人統治94%台灣人來得多，但又和美、紐、澳之類殖民地殖民者人數多於原住民不同，其統治基礎仍然不穩。
在被殖民者占多數，且已有一套社會基礎的地方，人數不多的殖民者要不將原住民殺害殆盡，要不就得釋放部分權力，讓被殖民者在基層部分自治，例如大英帝國的印度一般。
因此，中國黨在地方政府、基層公務員，則必須廣納台人，以擴充其治理力量，並證明「我把你們當國民看」的「同化政策」與「有限民主」成功。因此，中國黨必須與原有之地方派系合作並將其納編，而保留其核心力量，用於軍警、特務組織和中央行政機關，在被殖民者的協助下，進行全面的極權控制。
然而，在中國黨的黨國體制下，地方派系出身者，就算忠黨愛國，最頂端只能爬到省轄縣市長，和「核心」無緣。這對於民主世代從地方到中央依序選起的體系有很大差異。以高雄為例，在高雄升格院轄市前，市長多由地方派系輪流出任，戰後有台南、澎湖、本地三大派系，後者就包含陳家等橫跨政商的政治家族。至於高雄縣則也有紅、白、黑三派。中國黨的策略就在於將大部分派系一一收編入黨或成為「黨友」，分配利益，任其有限度的競爭或輪替。
因此，中國黨與地方派系的合作，自然遠早於李登輝上台之前，而自然為了統治方便，中國黨也會容許這些地方派系在地方壟斷某些利益，所謂地方金權，早已開始！
至於所謂的「黑」，在戰後台灣黑道分為外省掛與本省掛，外省掛中的四海幫成立於1954年，竹聯幫成立於1957年，都是在那黨國藍腦印象中「治安安定的時代」，甚至情治機關還吸收幫派份子，成為政府的打手來對付、甚至謀殺異議份子（江南案），如同香港黑警與黑道兩面並用策略一樣。
「地方派系」、「黑金」在早期中國黨殖民政權中就已存在，但未成龐大勢力，原因在於，上層的嫡系殖民結構，仍將這些不入流的下層結構牢牢壓制。就算到了1980年，純以血統論，僅佔13%的外省族群，仍佔中國黨中常委70%，地方派系的頭人或許可以成為中常委，但絕無可能成為領導核心。
2. 鬥爭：#擊破極權政府的上層殖民架構
我們要了解中國國民黨，不能從今天一般民主政黨的脈絡去了解，而是要從同為極權主義國家的政黨來比較，正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還有中國共產黨這個歷久彌新的獨裁極權政黨，可以讓我們觀察。
在這兩個中國黨中，實施的是「三權合一」制度，也就是掌權者，需要控制「黨、軍、政」三個體系才代表順利掌權。
以黨而言，領導人為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或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
以政而言，領導人為中華民國總統，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軍權上，中華民國採納了普魯士與日本的法系，採統帥權理論，由國家元首行使統帥權，直接經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化體系，不須經行政權（行政院）。而以中共而言，就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但實際上，控制「黨政軍」有時不需正式職務，以中共而言，拿到「黨、軍」掌控權，就算沒有獲得頭銜（如鄧小平晚年），通常就是有效掌權，反而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不一定有實權。同樣的，以中國黨政權而言，在蔣介石晚年到過世之後，蔣經國雖未擔任總統，但實質控制「黨、軍」，也自然控制政府，而能有效掌權。這就是「以黨領政」、「槍桿子出政權」，因而「國家機器」的政府，反而排名在黨、軍之後。
問題就在於，在強人死後，當政權處於相對真空階段，這種「三權合一」制度，就會在領導小圈圈中，引發爭奪。當李登輝上台時，他必須和代表黨的李煥、蔣宋美齡一派，代表軍的郝伯村，以及血統純正，代表政的俞國華這些高級官僚拼個你死我活。
要注意的是，「政」是表面上地位最高，但實際上在極權國家中權力卻最弱的，因此李登輝先借勢拉下俞國華，把李煥調離黨職去當行政院長，後來又把郝伯村調離軍職也接任行政院長，顯見他對此體系的熟稔。然而，李煥與郝伯村並非坐以待斃，例如李煥肯接行政院長，因為他認為自己仍可主導「黨、政」，而郝伯村也嘗試在行政院長任內召開軍事會議，意圖跨足「軍、政」，但都一一被李擺平。
在二月政爭中，李登輝仍成功爭取到黨大老的支持，以穩定黨內為訴求壓制「非主流派」反撲，然而，這樣的權力結構有如走鋼索，仍然不安穩。所以李登輝才會感嘆：「我沒有槍，拳頭母也小粒」。
因而，在李登輝真正當選總統後，即屢次利用「學運」、反對黨運動所代表的台灣人民民意，衝擊上層結構，並透過「漸進式修憲」，成功處理掉萬年國會、引入直轄市與省長直選、再壓制非主流派聲音（包含馬英九），成功推動總統直選，完全變更國體，使台灣人有機會取得政權。
1990年至1996年，是李登輝展現現實主義政治家手腕的高峰，在他的全盛期，透過自己的偽裝控制黨機器，透過推動「軍隊國家化」消除政變風險，透過憲改與民主化創造兩黨政治。成功的化解了三股力量團結反撲的可能，將其一一擊破。
若按照非主流派中國人的民主化劇本，則雖解嚴但仍保留特務組織與刑法100條，軍警特務為中國黨服務，雖民主但採委任直選，再加上一個保守持中國統一立場的領導人（林郝=>馬）與大老團體，則台灣就算不被併吞，中國黨也至少可執政至2016年、甚至至今（以國會2016年才第一次輪替來看）。也難怪中國黨會這麼恨李登輝，因為讓他們少撈了十幾二十年呀！
3. 扎根：#失根政權地方化
我們前面說中國黨雖廣納「地方派系」，也與「黑金」合作，但本質上仍是權貴血統取向政黨。
基本上，中國黨是個毫不「地方」（local）的政黨，因為他們的家在中國，根本看不起這塊土地，也不會認同這塊土地而深耕。雖然早期中國黨與地方仕紳、土豪、角頭等各方勢力合作，但地方與中央並不流通。要進入領導階層，主要來源包含黨系（藍血貴族）、軍系（黃埔軍官團）、政系（技術官僚），後者機會已經算相對開放。
蔣經國時代，雖實行「吹台青」政策，拔擢台籍菁英進入內閣，但這些菁英多是未經地方民主洗禮的行政官僚。相對來說，在禁絕台語等「文化滅絕」政策上，蔣經國時代比蔣介石變本加厲，也就是「我們給你機會，好好讀中國書就有機會出頭，但也要讓你忘了你是台灣人」的「中國版皇民化策略」。
而雖然與中國黨合作，但不論是台籍地方勢力，或由角頭衍伸而出的本省掛黑幫，頂多能分配地方利益，但在「上層」流動性極低，國會萬年不改選，政務官不是藍血（黨軍後代）也至少要藍腦（忠誠考核），因此存在著「殖民者的隱形天花板」，而李登輝的堅韌之處，即在於他「騙過了」殖民者的重重審核機制，打入了核心階層，但從未忘記自己與殖民統治者不同的身份。
在「金權」方面，地方的派系，不論是黑是白，都和「黨庫通國庫」的中國黨中央金庫無法相比。例如，在1993年，中國黨中投公司對黨產的說法，是戰後至今營運累積「9639億元」，而在兩蔣期間，中國黨的投資橫跨金融、石化、水泥、能源、交通、電子、文化、營建......等產業，「富可敵國」根本不是形容，而是現實！ 替中國黨操盤海外黨產的張嘉元則表示，中國黨海外轉投資超過5000億，更在中國也投資百億以上。就算到了2015年左右，財政部、《今周刊》、《財訊》等來源，推估中國黨黨產（含不動產）都還有千億以上。
試問，一個黨國不分，資產近兆的「政黨」，哪還需要什麼黑金，各位國民每天出門上班，努力工作，乃至煮飯洗澡，都等於在幫中國黨賺合法的「白金」！而又有哪些地方黑金能打的過？
因此就可看出，李登輝引進「地方派系」、「黑金」的講法，根本是要「故意掩蓋」中國黨本質比這些勢力更可怕十倍百倍的事實！
事實上，在李登輝上台後，實施民主改革、國會（國民大會與立法院）提供大量名額，如同瞬間開啟權力真空的大門，吸引眾家勢力入場爭奪，而在選區從「萬年不改選的中國淪陷區」，變成「三、四年改選的台灣在地選區」的狀況下，所謂地方派系，當然會在這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不乏「黑道」背景者也是事實。有趣的是，外省幫黑道當時也紛紛嘗試參選洗白，但效果不如預期，就算是黑道，接地氣的程度果然也有落差。
李登輝是一位有高超手段的現實主義者，就在這樣「地方包圍中央」、「在野黨逼迫執政黨」的手段下，李登輝成功的收攏權力，把中國黨非主流派系收編或驅逐，而往政權本土化邁進。在他當政時期，各級選舉開放、傳媒解禁、建立政黨補助款的制度，都讓反對黨能穩定成長，所謂「寧靜革命」，就在於李總統約束了中國黨的反撲勢力，促成政權不流血轉移。
而這個過程，只花了不到半代人的時間。
4. 遺產：#公民政治意識的建立和中國國民黨的困境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他擊破了「雙重殖民體系」，讓「外省權貴階級共治系統」崩解，讓「去地方的政權」本土化，但在這個過程中，原本被中國黨上層殖民結構壓制的「地方下層結構」被釋放，加上經濟自由化，建立起影響政治的政商共同體，讓地方派系宰制了各層選舉（基層更嚴重）。
當然，李登輝在任期內，推動了教育與文化等多重層面的本土化，然而這樣的養成需要一代人的時間，而李登輝種下的種子，就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年輕世代大量投入參政後開花結果，這一批年輕人，如3Q 陳柏惟所言，就是有記憶以來，就處在李登輝主政時代（約1982-85年以後）的年輕人。
李登輝的任內，僅推翻了上層殖民結構，而讓未經篩選的各路勢力入主政壇，這樣的亂象，就有待具有公民意識的「民主子女」們成熟，進行「二次改革」，但我們不能忘記，這是「第一次解殖」的延伸，連帶的也必須把李留下未完全解決的去殖民化完成（脫中入世、追回黨產、轉型正義....）。
另一方面，李登輝在2000年政黨輪替後，遭中國黨清算驅逐，其實斬斷了中國黨完成本土化轉型的過程。中國黨並未建立起如民進黨從地方到中央培訓人才的過程，反倒淪為「殖民權貴與地方派系」共治的混亂場面，地方仍舊由眾多諸侯把持，但大位仍由殖民者後代獨佔（如王金平被馬、韓排擠）。在高雄、台南這些區域，中國黨在後李登輝時代僅能由地方土豪維持，完全培養不出一個具全國視野的政治人物。
這就造成，在高雄中國黨從黃昭順（地方派系）、楊秋興（叛將）、韓國瑜（舊軍系聯合多重地方派系，空降）、李眉蓁（地方派系的二軍），每況愈下的悲慘場面。但因為中國黨過去實在吸納太多地方派系，加上仍有大量財源以及中國加持，中國黨便安於現狀，不思改革，於是離台灣年輕世代越來越遠。
反倒是李登輝任內培養的一批國安、政治人才（包含蔡英文），許多為民進黨政府所用，民進黨繼承了相對穩定的李登輝路線，加上能夠自己培養政治人才，逐漸搶占都會票源，在2016年完成了台灣第一次的完全政黨輪替。
1988（特別1990後）-1996，李登輝以高超的手腕，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了國體改變的「寧靜革命」；而在1996-2020年這段相對更長的時間內，經過七次總統選舉與三次政黨輪替，李登輝看著繼承他遺產的下一代台灣人，逐漸成長而改變這個國家。撐到最後的獲勝，老先生不論在哪個意義上，都做到了這一點。在他離開的時候，應該足以含笑九泉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點起一根蠟燭
——2021 年「六四」32 周年全球網絡視屏紀念大會
會議議程
一、時間：2021 年 6 月 1 日（星期二），全球各地的具體時間 是：紐約時間：10:00 點，美西時間：7:00 點，柏林時間：16:00 點，香 港與臺北時間：22:00 點，日本時間：23:00 點，澳洲時間：2 日 2:00 點，新西蘭時間：2 日 4:00 點。
二、會議地址：使用 Zoom 網絡會場，約舉行 2 個半小時的紀念大 會，會議期間同時安排實況轉播，不發言的與會朋友，屆時可通過會議 實況與會。
三、會議主持人：廖天琪(國際筆會和平委員會副主席、歐洲之 聲社長）、李恒青（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六四親歷者）
四、發言程序：
1、為六四死難者安魂彌撒：羅蘭德·庫訥牧師（Roland Kühne 萊茵馬斯職業高校教師）
2、主旨演講：王丹（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智庫“對話中國”創辦人兼所長，六四親歷者）；
3、王軍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六四親歷者）；
4、魏京生（魏京生基金會主席、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
席）；
5、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 美國漢學家，哥倫比亞大
學政治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
6、吾爾開希（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執行副秘書長、六四親歷
者）；
7、謝志偉（臺灣駐德國大使）；
8、萬潤南（民主中國陣線前秘書長、主席，上世紀八十年代中
國民營企業開創者，六四親歷者）；
9、Kolas Yotaka（臺灣總統府發言人）；
10、劉慧卿（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民主黨前主席）；
11、胡平（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雜誌社名譽總編）；
12、王定宇（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會長）；
13、王婉諭（臺灣立法院人權促進會副會長）；
14、牧野聖修（日本政治家、前日本經濟產業副大臣、日本支 持西藏聯合總會會長）；
15、范雲（立法院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野百合學運領袖）；
16、林為洲（國民黨籍臺灣立法委員）；
17、瑪麗‐ 侯芷明（Marie Holzman 法國著名漢學家）；
18、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 Jr.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河 濱分校校長特聘教授）；
19、蔡霞（前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
20、紀惠容（台灣人權委員會委員）；
21、林飛帆（民進黨副秘書長、太陽花學運領袖）；
22、鄭照新（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23、席海明（南蒙古大呼拉爾議會主席、內蒙古人民黨主席） 24、洛桑尼瑪（前西藏行政中央駐歐洲華人聯絡官）；
25、王安娜（光傳媒創辦人、主編）；
26、張伯笠（牧師、六四親歷者）；
27、裴毅然（作家、獨立中文筆會會長）；
28、蘇曉康（作家、六四親歷者）；
29、蔡詠梅（前香港《開放》雜誌主編）；
30、薛偉（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北京之春》經理）；
31、陳維健（北京之春主編）；
32、黃慈萍（魏京生基金會執行主任、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 秘書長）
因為會議時間有限，會盡可能爭取延長一些時間，以下舉手發言：
嚴家祺（中國民主改革著名理論家、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
高健（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澳洲負責人）；
张菁（中國婦權創辦人）；
趙欣（六四親歷者）；
張杰（資深媒體人）；
高光俊（美國華人律師、六四親歷者）；
李進進（美國華人律師、六四親歷者）；
呂京花（北京工自聯負責人、六四親歷者）；
錢耀君（前歐華導報主編）；
唐元雋（中國民主黨海外聯合總部副主席）；
陳立群（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王國興（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
梁友燦（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
張偉強（澳洲墨爾本民主聯盟秘書長）；
王進忠（民主中國陣線總部召集人）；
長平（德國之聲專欄記者）；
鐘錦江（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
劉偉民（中國民主黨海外黨部副主席）；
蔣罔正（澳洲墨爾本民主聯盟副秘書長）；
胡中南（自由民主青年）；
張高偉（全能神教會代表）；
李武（保護人權協會代表）；
金華良（民陣美西分部秘書長，兼法律諮詢）；
Terry Chen（民陣美西分部行政执行主任）；
翟江濤（民陣內華達州 / 拉斯維加斯支部召集人、兼通訊與網 管）；
傅宇东（民陣美國總部總幹事、美西地區總監、兼公關與組織）； 游亚鹏（民陣德克薩斯州達拉斯支部臨時招集人、兼後勤）；
胡睿（民陣美國總部政治智庫主任、兼文宣）；
顏荔（民主中國陣線美國總部總招集人、兼對外發言）；
周颖珺（民陣加州洛杉磯支部成員）；
潘永忠（民主中國陣線總部秘書長、歐洲之聲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