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撤退來台日期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早上一起來看到日期，3月22日，就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今天，是我們從廣場撤退的日子。

其實不是每年的今天都會想起，應該是因為今年一直被提醒野百合運動三十年了。

時間越久，越容易遇到年輕記者問我，怎麼看待野百合運動的「成功」？

對我來說，這不是個容易的問題，特別是因為我後來變成社會運動研究者，回答時，總要提醒自己，要回到當初的運動者心情。

當時，我們在22號開始撤退離開廣場時，完全沒有勝利或成功的感覺。還記得當時有前輩與藝文界朋友來說要幫我們辦一個「勝利晚會」，但，沒有人接球，因為大家毫無一絲勝利感。

當時的我們，至少我知道的許多人，包括我自己，是帶著不得不撤退的心情，以及，對廣大支持民眾的虧欠感，離開廣場的，覺得對不起希望我們繼續堅持的數萬民眾們。

不得不撤退，是因為我們尊重廣場六千多個學生民主投票的結果。對於李登輝總統的承諾，我們無法全然相信，但，投票的結果是，相對多數的學生選擇給李登輝一個機會，那麼，希望堅持到底的學生也只能接受民主的結果。只是，沒有人知道，當我們離開廣場後，李登輝會怎麼做，以及，如果他未能實踐承諾，我們是否有問責的實力？

後來，歷史自己有了答案。只是，野百合的學生們已經散落各地，也難再有集體的「成功」或「勝利感」。從研究者的角度，這個運動不只有客觀的影響力，其訴求也百分之八、九成有成果（說八九成，是因為最後一個訴求「政經改革時間表」仍有許多未論述與未完成）。但，從參與者的角度，是從更長的時間刻度，來感受這個運動的影響。

那，到底這個運動，對你個人，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問題，也不容易回答。我，以及許多朋友，是毫無保留地投入這場運動，以及其他當時的許多學生運動。但，學生運動總是青春苦短，很像是談了一場淋漓盡致，卻終究曲終人散的初戀。

後來回想，這場運動讓包括我在內的參與者感受到公共參與的巔峰---同歡與同悲的集體感，以及團結推動歷史之輪的有力感；還有，願意對超越個人的民主價值的妥協，這些都已經成為一部分的我。

我想，經歷這場運動的民主洗禮，我成為了一個更好的自己，經歷了一種難得的體驗----人活著可以追求比自己更大更重要的價值。

＊＊＊

只是，人到中年，越來越覺得，「人還活著」，而且，還能「追求比個人更大更重要的價值」，根本是一種生命的奢侈。如果我可以，真得必須特別努力，為那些無法的人，幫他們的份一起努力著！

後面，這張照片，有點圖文不符。因為，它不是發生在俗稱的3/16從自由廣場開始的野百合運動，它發生在當年的3/14號。我們一群台大改革派學生組成的聯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抗議國會沒有全面改選。

照片中應是我們幾位帶頭的人與當天的鎮暴警察領導人協商。我右手邊是已經離開的汪平雲（另一位是台大政治系葉綺玲）。放這張照片，是紀念那些已經不在人間的朋友們。特別是他和辜國塘。

兩位都才華洋溢，但，他們最相同的特質，不是他們的才華，而是那種毫無保留地，好似把生命都丟擲到運動的那種烈火一般地熱情。從1990年的春天，他們把全部的自己投入到狂飆歷史的暴風漩渦中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想念他們。特別是國塘，相識如此長久，我甚至沒能留下一張與他的合照。

Photo Credit: 感謝攝影師 蔡明德 找出不曾刊登的老照片檔案

【美麗島-高雄人難忘的日子】
40年過去了
如今孩子口中的美麗島
是高雄的地標
一個很美的捷運站

被稱為「美麗島事件」的反政府運動
在1979年12月10日爆發
這場警民對峙暴力事件
讓熟悉的圓環和馬路成了戰場
對高雄人而言
是一個記憶深刻的日子
紛擾過去，父母叔伯熱議描繪
這一年你幾歲呢？
對這鮮明的畫面有印象嗎？

圖說：「美麗島」雜誌高雄服務處門前昨天仍然聚集了一兩百人，議論紛紛。
報別：聯合報
日期：1979/12/11

#歷史的傷口 #美麗島雜誌社
#大港埔圓環 #新興分局
#還有高雄人記得的臺灣時報也在這裡
#報時光UDNtime

歷史新聞

【1979-12-12/聯合報/03版/】

目擊高雄事件‧騷亂八個小時
激烈分子逞兇‧一八三人受傷

【本報綜合報導】本月十日晚間，高雄市發生了一次一百八十三人受傷的騷亂事件。在這次事件中，美麗島雜誌社從頭到尾，一直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

本報記者當晚曾到現場採訪，目擊騷亂的情況，看到維持秩序的憲警盡了最大的忍耐力處理這次事件，昨日又訪問了若干治安人員及群眾中看熱鬧的市民，了解其中許多細節。綜合全部過程，大體是這樣的：

美麗島雜誌社的工作人員黃信介、姚嘉文、施明德、周平德、呂秀蓮、陳菊、張春男等人，早在一個月前，即以舉辦人權大會為名，向高雄市政府有關單位申請於十二月十日在高雄市扶輪公園集會，有關單位鑑於美麗島雜誌社宣稱將有三萬人與會，會後還要遊行市區，規模太大，秩序不易控制，且雜誌社舉辦是項集會，理由欠充分，即未予核准。

但美麗島雜誌社仍然進行人權大會的籌備工作，治安單位經商討對策，決定派大批憲警維持秩序，防止混亂造成地方的不安。

十日下午五時，扶輪公園四週的民生二路、中山一路、五福三路、中華三路及小巷，已有憲警實施交通管制，禁止車輛進入，但並未限制徒步民眾進入扶輪公園。扶輪公園旁邊的體育館及高雄市警局，則有憲警集中待命。

至六時許，中山一路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前有五、六百人聚集，雜誌社的工作人員在宣傳車上高聲攻擊治安單位，並聲稱兩名美麗島工作人員九日晚，被警察「狠狠修理成重傷」，強調儘管集會未經核准，晚上七時的人權大會仍然照常舉行。

人權大會尚未正式舉行時，美麗島雜誌社的領導人物黃信介於六時五分，坐自強號電聯車到達高雄火車站，南區警備司令部司令常中將已在月台等候，兩人在高雄火車站貴賓室交談約廿分鐘。常司令以南部治安首長的身分，希望勢必舉行的人權大會要有理性，地點在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門前，但不得在會後持火把、木棍或化學藥品遊行，或有滋擾事件發生。常司令並說，只要參加大會的人不鬧事，治安人員除了維持交通秩序，將不予干涉。

黃信介也向常司令保證負責到底，只要人權大會能夠舉行，決不會遊行或滋事，黃信介與常司令即訂下「君子協定」。兩人握手後，常司令以座車將黃信介送到美麗島雜誌社服務處，並送黃信介下車，當時是六時卅分。但常司令在服務處前發現人群中有人阻擋，且舉火把高呼口號，認為情況不對，即趕回設在高市警局的指揮中心與軍憲警單位主管研商對策。

六時五十分，搭乘宣傳車的美麗島雜誌社工作人員，沿中山一路前往大港埔圓環，後面有千餘看熱鬧的民眾尾隨。宣傳車駛入圓環，人群越聚越多，大批憲警馳往封鎖中山一路，中正四路、南台路時，民眾已聚集有二、三千人，大批憲警及鎮暴車也趕到。

七時正：在宣傳車上的數名年輕人開始演說、唱歌，並呼喊口號，表示要「打倒特務統治」、「爭取人權」、「反對國民黨專政」，但群眾的反應冷淡。稍後，黃信介與姚嘉文等先後登上宣傳車講話，高喊要警政署長孔令晟、高市警局長李惟喬及鼓山分局長宋國璋下台，宣傳車四週的人群，亦有少數人附和

八時十分，姚嘉文、施明德及另兩名徐姓及何姓男子，身披寫有姓名的紅布條，走進在大圓環邊的新興分局中山路派出所，表示要與治安單位的首長談判，由南區警備司令部張副司令，市警局督察長黃其昆，新興分局長陳茂林出面洽談。

施明德表示人權大會正在舉行，要四週的治安部隊撤離；姚嘉文則不停的指責治安人員妨礙他們集會，堅持要集會到十一時卅分，「警告」治安單位如不撤退，可能會發生事故。張副司令等在請示上級後，表示將不阻止集會，希望地點改到美麗島雜誌社高雄服務處前，時間儘量縮短。

在談判時，張副司令認為黃信介曾答應不鬧事，且保證集會地點在美麗島雜誌社前，希望能遵守諾言，但姚嘉文說，黃信介說的話不能算數，表示在高雄舉行的人權大會由他與施明德主持，他兩說的話才算數。

由於雙方的意見距離太大，八時四十分談判破裂，施明德與姚嘉文等四人離開派出所。姚等在中山派出所談判時，中山路派出所門外聚集不少民眾，中正四路方面群眾更多，群眾們的情緒，在不斷言語刺激下，已不若先前的穩定。施明德等回到宣傳車不到五分鐘，四、五十名男子點燃火把，另有數十人手持鐵條及四尺多長的方形木棍，開始往中正四路前進，三輛宣傳車尾隨，要民眾跟著遊行。

在中正四路與南台路口執勤的一隊憲兵，一字排開，以警棍抵擋，沒想到，前導的百餘人，以火把攻擊憲兵，持木棍及鐵條的暴徒則見到憲兵就打，而憲兵人員在執勤前奉令「被打不還手、被罵不還口」，忍住創痛全力抵擋，但被出手兇狠的暴徒攻擊及人潮衝散，有數十人受傷，高雄憲兵指揮官薄玉山及連長吳欽裕也被打傷。

遊行隊伍沿中正四路前進轉入瑞源路，再左轉到大同二路，沿途高喊反對政府的口號，跟著看熱鬧的民眾增加，遊行隊伍經過之處，商店住戶均關上大門，不准小孩外出，有些好奇市民從樓上打開窗戶觀看遊行。

九時許，當遊行隊伍到達美麗島雜誌社服務處斜對面的大益飯店時，廿多名保一總隊的鎮暴警察並未阻擋，但在宣傳車附近的一批大漢，高喊打死警察，在宣傳車上的美麗島雜誌社工作人員，有的高叫：「大家冷靜」，但擴音器內也傳出喊打之聲，數十名暴徒猛力擲出石頭及磚塊，然後舉棍看到保警就打，保警以盾牌抵擋，節節後退，退到大益飯店旁邊停車場圍牆，許多盾牌被打得凹凸不平，而都份暴徒卻從停車場後面繞過，自背後襲擊保警，未還手的廿多名保警被打倒的倒，傷的傷。

此時，宣傳車上發出聲音，用挑撥省籍的手段，企圖分化保警離開現場，由於保警堅守崗位，無人離開，後來有幾名年紀較大的保警，被打得滾在地上，臉部也被火把灼傷，暴徒攻擊大約五分鐘才罷手。

接近九時人群中又有人要用滿裝汽油的瓶子以火把點燃進攻保警，幸好汽油瓶被雜在人群的治安人員奪下，暴徒又企圖翻倒鎮暴車，但未得逞。治安人員與鎮暴車從中山一路與大同二路口退守五十公尺，防止暴徒襲擊新興分局，增援的治安部隊在美麗島雜誌社服務處前的中山一路另一端部署，大同二路的治安部隊則撤退，這時前往美麗島雜誌社的交通已告恢復。

九時五分，集在美麗島雜誌社服務處前的人越來越多，有五六千人，絕大多數站在遠處看熱鬧，美麗島工作人員稍後開始演說，並高唱「咱耍出頭天」歌曲，又說又唱到十時廿分，並有人鼓動攻擊治安部隊，並動手推倒一輛小型鎮暴車，這次，治安部隊沒有退讓，以盾牌抵擋前進，約卅名治安人員將鎮暴車扶正，指揮中心下令鎮暴車在中山一路施放催淚瓦斯，亙斯隨風飄向人群，群眾爭相走避，美麗島雜誌社工作人員退到辦事處內，但亙斯停止施放時，又有數十名暴徒投擲酒瓶，石頭、火把。

十一時卅分，鎮暴車出動衝到中山一路美麗島雜誌社前，再駛入大同二路，沿途施放大量催淚瓦斯，不少人流淚，群眾被衝散。

至深夜十二時，美麗島雜誌社前只有三、四百人，在新興分局附近則有一、二千人，但美麗島雜誌社的工作人員都已不知去向，群眾都是看熱鬧的，直到十一日清晨二時卅分，人群才全部離去，治安人員陸續撤回，留在地上的卻是無數磚塊、玻璃瓶，及斑斑血跡。

1984年，時任新聞局長的宋楚瑜，多次到訪東京體會日本歷史及文化。那年夏天當他決定再次到訪日本時，向當時的東京新聞處處長張超英提了個要求:「能不能見到日本的 Number One?」 指的，當然就是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後來，某次宋楚瑜和張超英在東京的高爾夫球場打球，竟然在第九洞的茶室旁遇見了中曾根康弘以及讀賣集團日本電視的副社長氏家齊一郎，四人相談甚歡，中曾根首相便提議雙方合影，遂留下此照片。

那日讀《宮前町九十番地》興起，便一口氣讀完，抬頭一看，已是深夜兩點，雖然這本張超英的回憶錄寫得雲淡風輕，但讀完數日仍是餘韻猶存。本書主要分作三大部分，分別是少年時期、戰後初期和駐日時期。

張超英的祖父張聰明，在日治台灣初期便經營煤礦開採，累積極大的財富。自小養尊處優的張超英，那生活待遇即便在如今看來，都遠勝如今的許多富二代的優渥生活。不管是讀超貴的幼稚園，讀日本人讀的小學校，喝可口可樂，擁有台灣第一台速克達，或是隨意搞丟祖父的百達翡麗等等，都證明了張超英擁有的優渥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想像，更何況那可是在日治時期，就已能擁有如此豐沛的物質資源。

戰後，張超英自日本完成學業後歸台，進入國民政府的新聞局工作，而後1967年至新聞局的紐約新聞處工作，駐美期間目睹了1970年黃文雄刺殺蔣經國事件，也經歷了與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重要歷史事件。這些經歷雖然精彩，卻遠遠比不上本書的末段，也就是駐日時期。

1980年，張超英轉駐日本東京新聞處處長，本書最精采的章節於焉展開。當時國民政府因為位處第一島鏈的重要關節，加上必須親美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以那時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的態勢非常明顯。在那時期，日本的媒體生態也和現在非常不同。那時候日本有四大中央報社，從大到小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產經新聞》。這四家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別不同，但只有《產經新聞》明顯偏向右派，而日本的左派聲勢向來不小，雖然在二戰後被嚴重打擊，但隨著蘇聯及中共聲勢壯大，《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兩大媒體在光譜上也偏向中共、忽視中華民國。當時政府的態度也顯而易見，不願與親共媒體交好，而只願意和右派勢力《產經新聞》交好，哪怕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是第四名也沒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在日本的媒體能見度極低。

日本於1972年親台首相佐藤榮作宣布退休後，兩方關係越來越差，隔年日本即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於同時與中華民國斷交，中華民國並於同日宣布與日本斷交。國民黨勢力向來就仇日，黨內中高層對日本的了解也不深，加上斷交之故，幾年下來，與日本的關係也就越來越疏遠，到最後當然只願意停留在右派同溫層《產經新聞》中。1980年的張超英初來乍到東京，對這樣的現況感到沮喪，並認為應該要全力開拓與《讀賣》、《朝日》和《每日》的關係，但他面臨的文化差異，卻使得這目標異常困難。

日本相對我們所熟知的社會來說，更要求彼此的信任關係，也更更在乎產業共識和團結。對於一個外人來說，想要打入任何一個圈子都無比困難，因為日本人並不和有錢的陌生人做生意，你得擁有信任關係，才能擁有彼此交流甚至交易的機會。

日本有個截然不同於其他社會的「稟議」文化，事情一定得在所有人都同意的情況下才敲定。以簽公文為例，若基層公務員簽公文簽至高層，一路上所有人的意見都相同，那高層就會批准。反之，若這過程中，有哪個環節層級表達了不同的意見，高層就會認為事情還有不夠圓滿且值得商議之處，會緩下整個決策過程，盡可能了解哪裡做得還不夠。在這種文化底下，下屬不會輕易表達不同意見，長官也鮮一意孤行，是種「團結」優先的文化氛圍，明治天皇甚至言:「萬事必由公論決定之。」深刻體現日本式民主的文化。但相對的，這樣的社會相對非常非常封閉，對外人的陌生關係極難建立。

體現在新聞界運作。舉例來說，若你想要單純邀請某一家媒體到台北訪問，怕是你大概吃了九次軟釘子，依然不明白為什麼無法成功。因為該家媒體會納悶為何只有自己，莫非其他家媒體都不參與，自己去了會不會被他家媒體側目? 所以一定不會成功。因此若要邀請，你得邀請所有相同份量的媒體共襄盛舉，只要幾個重要人物沒點頭，這樣的邀約就無法成功。落實在聚餐上，就是你得邀請所有媒體圈的朋友來共襄盛舉，然後所有人一起開心喝酒聊天，所有人一起喝到吐，所有人一起於午夜後結束當天的酒局。因此單純培養任一條關係鏈，到頭來是甚麼成果都不會有的，你得同時培養與所有日本媒體的關係，並且得忍受初期毫無成果的境況，經長期耕耘後方有成果。

當時的駐日新聞處，多是1949年自大陸遷台的外省人，少有台籍人士。這些外省領導人成長於二戰，那時態勢分明，而後撤退、韓戰、美援以致重重的仇日氛圍中，怎會有甚麼與日本關係良好的官員存在? 但張超英不同，他是台籍菁英，且長輩們於數十年前便與日本關係良好，許多情誼甚至傳承至第二代第三代，便有了開拓彼此關係的契機。

正如前文所述，張超英之祖父張聰明，為日治時期著名台灣商賈，張超英之父親張秀哲，則為當時著名的社會運動家。那時日本於台灣推行鴉片政策，張家反對，永井柳太郎時任日本拓殖大臣，主掌殖民地事務，因此次意見矛盾而結下緣分，進而兩家往來數十年。甚至張超英之外祖父甘得中，更早在1914年便與永井柳太郎結識，張超英之母親甘寶釵更曾在赴日讀書期間，暫託永井家照顧。而永井柳太郎之次子永井道雄，於日本國內享有學術界、媒體界及政治界之聲譽，更是與張超英有超過數十年之情誼，在張超英赴日時，便曾邀請到《朝日新聞》拜訪他。而後，張超英靠著永井道雄在日本的人脈關係，順利打通與《朝日新聞》的關係，靠著這層關係，拿到一張張名片，打通一層層關竅，與《讀賣》和《每日》的情誼也才有機會養成。對於日本人來說，憑藉著如永井道雄這種長輩的「介紹」，不只情義份量重，於人情義理更沒有拒絕的空間。

我個人認為本書最精采之處，除了少年時優渥的物質生活令人感到新奇之外，便是屬於篇幅後段兩次駐日期間的回憶。這其間張超英促成的關係不少，除了透過氏家齊一郎巧妙安排宋楚瑜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不期而遇之外，安排《讀賣新聞》花了三年拍攝故宮博物院的紀錄片，協助台北市長陳水扁到日演講之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行銷李登輝在日本的能見度，並於日後牽線促成曾寫成松下幸之助自傳的知名作家江口克彥執筆，寫成暢銷日本的李登輝自傳《台灣的主張》。本書有許多描述日本媒體及政治圈氛圍的文章，讀者可從其中感受日本社會極度排外的風氣，也能從中體會當時退出聯合國之後，駐外使館或代表處之難為。

本書並引起了我對其他四本書的興趣。首先是張超英之父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再來是駐美時期兩位大使的回憶錄，分別為沈劍虹的《使美八年紀要》和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最後則是駐日期間大使馬樹禮的《使日十二年》。張秀哲是日治時期的風雲人物，但卻遭受二二八事件的迫害，在本書著墨極少，只說父親自牢裡歸來之後，將自己封於書房中，再也不問世事。而之所以對張超英的三位長官感興趣，則是因為書中對於這三位長官的描述太過片面，且感覺這些長官作事綁手綁腳，似乎甚麼都不願做也不願碰，也因此好奇是甚麼原因導致這些長官做事異常保守。

最後，本書另一個深刻之處，是張超英駐美期間的張家基業。由於父親遭受二二八事件迫害，終日閉鎖書房再也不問張家事。戰後礦業生意當然在國民政府底下沒法繼續做，加上母親甘寶釵早逝，祖父張聰明又已過八旬，，家中頓失倚靠，繼母掌握家中大權。繼母是日本人，有個中文名字張梨華，於1960年代做了不少生意，將中山北路家族宅邸改裝成「綠園飯店」，甚至在香港、日本等地都開起餐廳、飯店，不斷賣掉家中房產土地，家境因此逐漸稀薄。

張超英說祖母從小教他不要與人計較，也因此他從未與繼母及其子女計較過財產的分配，凡是拿到眼前需要簽名的，他都照單全收。最後，駐美期間因為薪水短缺，只將中山北路一間房產換作美金添作家用。張超英的一生風采卓然，但從簪纓家族的公子至駐外新聞處處長的過程，雖其姿態依舊瀟灑迷人，依舊止不住那股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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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論這篇阿姨會出現的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