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黨 會見財政司司長
提交《2020-2021年財政預算案》建議
新民黨主席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女士,與新民黨副主席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女士,今天(18日)會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就《2020-2021年財政預算案》提交多項建議,包括一項經常性措施;四項一次性措施,期望加以紓緩三大最受影響行業——旅遊、零售及飲食;及一項措施增加財政收入。
促政府止暴制亂 減本地經濟動盪
持續超過半年的反修例風波,嚴重影響本港社會穩定,經濟民生受到重創,影響本地消費、旅遊及投資。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自2009年以來首次錄得按年跌幅,在今年第三季按年收縮2.9%,連續兩季出現負增長。新民黨今天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會面時,建議政府解決目前經濟困境,首要止暴制亂,否則香港長遠經濟難以復甦。
因應政府預測明年本港經濟前景不明朗,今個財政年度將錄得財政赤字,因此新民黨並不建議加大經常性開支,只促請政府考慮向產後母親派發二萬元現金津貼以鼓勵生育,將此定為經常性措施,長遠以鼓勵生育及減輕相關家庭壓力。
建議產後母親獲發二萬元現金津貼 為經常性措施
過去三十多年,本港的生育率持續低於更替水平,加劇本港人口老化。父母為生兒育女需面對種種短期支出,例如產後護理、坐月食療以及購置嬰兒尿片和配方奶粉等,所費不菲。為了紓緩母親產後的短期開支需要並鼓勵生育,新民黨建議政府每年向每名產後母親派發二萬元現金津貼。本港每年新生嬰兒的數目大約維持在五萬多名的水平,預計上述建議涉及的金額為一年約十億元。容海恩議員指出有關建議並非新民黨首次提出,期望政府為孕婦及初生嬰兒提供現金支援,減輕家庭壓力。
推出一次性措施 支援旅遊、飲食及零售業
雖然特區政府由8月起已推出四輪合共約250億元的紓困措施,如補貼電費、豁免政府牌照費用、運輸業燃料補貼等措施,但仍被批評為力度不足。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推出的措施零散,相信政府主要是考慮行政方便,有關措施都是根據過往的軌道進行,缺乏新思維及針對性,對於最受打擊的行業支援不足。
而今次反修例風波,屬獨特情況,三大行業——零售、餐飲及旅遊最受打擊。今年10月訪港旅客人次較去年同期下跌43.7%,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在10月大幅下跌24.3%,是有記錄以來最大的單月按年跌幅。另外,根據統計處的數字,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在今年第三季大幅上升至6.2%,為八年來的高位。因此建議用超常規方法應對目前的經濟狀況,針對零售、餐飲及旅遊業,提出以下一次性的支援措施,合共涉及約932億元。
措施一﹒推出一萬元本地消費券
新民黨建議政府推出個人消費券,向全港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派發。本港有約600萬名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計及約17萬新來港人士,預計發放消費券涉及公帑約為617億元。建議政府於財政儲備中撥出,以刺激本地經濟。
消費券建議總值為一萬元,須在六個月或一年限期內使用,在可行的情況下,建議研究將消費券分為飲食、零售及旅遊三部分,金額可分別釐訂於四千元、四千元及二千元。
財政司司長表示對我們有關建議的概念不抗拒,但認為執行有困難。本黨建議,消費券由金管局統一發行,如發行鈔票一樣,提供安全防偽特徵的印本或電子消費券,市民可憑身分證,於郵政局或民政處地方事務處,用最簡單快捷方法去領取。而消費券比派現金,更有助刺激本港經濟,確保流動性及對三大行業支援的針對性。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拔·蒙道(Robert A. Mundell)曾公開建議中國以發行100元的消費券刺激內需。而成都及杭州市曾經於2009年發行消費券,效果正面。日本及台灣推出的消費券,對刺激生產總值增長的效益不足1%,而且行政成本過高、替代效應抵銷經濟刺激效果及出現高估乘數效應等。新民黨認為,政府應汲取海外經驗,充分考慮措施對保障基層就業及協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的實質作用。
措施二﹒設立三億元「旅遊業應急計劃」
過去半年,由於暴力示威衝突持續,全球超過35個國家和地區相繼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而國內旅客亦避免來港,使旅客人數急跌。本港目前有1,700多間旅行社,約九成為中小企,業內共6,000多名導遊及超過17,000名領隊正面臨生計不保。
雖然政府已推出豁免旅行代理商牌照費用、發放予每間旅行社上限六萬元的入境或出境旅客現金鼓勵等,但作用有限。業界一直要求政府動用「旅遊業賠償基金」,協助旅遊業解決燃眉之急。截至2019年9月,基金結餘已達6.78億元。政府於2009年宣布,當基金結餘少於四億元時,才會恢復收取徵費。基金一直由業界供款,面對旅遊業寒冬,政府在基金條款限制以外的方式,向業界發還部分款項,做法合情合理。
新民黨建議,推出2.78億元的「旅遊業應急計劃」,供僱用少於50人、於2019年5月1日前開業,持有效商業登記證並於申請日仍有效的旅行社申請,預計每間旅行社可獲15萬元資助。當局應盡量簡化申請手續,加快批核程序,確保資金達應急之效。
措施三﹒寬免薪俸稅上限四萬元
稅務寬減是刺激消費最直接的政策措施。特區政府過往一直以退稅方式,還富於民。在經濟前景不明朗的前提下,稅務寬減長遠對稅基的影響較少,而且寬免金額可按每年情況調節,較調整稅率或免稅額可取。
新民黨建議,於2019/2020課稅年度內,將薪俸稅的稅務寬免設為100%,上限提高至四萬元,預料建議可令更多夾心階層納稅人受惠。有關扣減應在2019/2020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反映。上述寬免薪俸稅的建議,預計政府收入將減少約312億元。
措施四﹒為商舖業主減租提供財政誘因
葉劉淑儀女士表示,因應目前的經濟環境,商舖面臨最大問題是租金昂貴,很多業主及大財團不願減租。
新民黨建議政府以稅務優惠,向各大小業主調低租金提供財政誘因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只要商舖業主能提供證明,在2019/2020課稅年度中,其轄下商舖整體租金水平至少下調15%,則可獲減免1%利得稅。具體執行方法交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研究。我們認為,鼓勵業主調整租金,對減輕租戶壓力的效果最為直接,亦希望藉此促使整體商業及零售租金回落,相信措施較現金津貼更有效紓緩中小企的財政壓力。此建議最終會令政府收入減少多少,需交由有相關詳細數字的部門作估算。
上調博彩稅 增加經常收入
過往兩年,政府在經常開支方面的升幅顯著(見表一),由2015/2016年度至2017/2018年度三年平均約6%的增長,急升至過去兩個年度平均約10%的增長。當中2018年《施政報告》投放於教育及福利的新增經常性開支達45億及5億元。
政府太過依賴賣地收益及印花稅等,極受經濟周期及外圍波動影響,收入容易「大上大落」。財政司司長早前預計,政府在本財政年度將錄得財政赤字,是15年來首次。政府應設法增加經常收入,以提高政府稅收的穩定性。
博彩及彩票稅近年為庫房帶來每年超過200億元的穩定收益,為了填補新增經常性開支帶來的財政壓力,我們建議提高博彩稅。在足球比賽投注方面,稅率由現時的淨投注金收入的50%,增至80%;在賽馬投注方面,本地賽事的本地投注,由現時的72.5%至75%的累進稅,升到75%至80%;境外賽事的本地投注,則劃一由72.5%升至75%;獎券活動(六合彩)的稅率則維持不變(見表二)。
根據統計數字,香港賽馬會在足球博彩的投注總額增長強勁,由2013年時只有賽馬博彩投注總額約一半,到2019年首次超越了賽馬博彩,分別是1,141億和1,061億[2]。以2019年的數字作估算,如果採用我們上述的建議,預計在博彩稅上能帶來52億的額外經常收入。
現時只有香港賽馬會根據《博彩稅條例》(第108章)獲發牌照,因此受新措施影響的範圍有限;而且提高博彩稅並不會對經濟民生帶來負面效果,較調整其他稅種的稅率或開徵新稅項可行。
對於有意見反映增加博彩稅可能會增加外圍賭博,我們認為需視乎執行情況。如加博彩稅,增加外圍賭博風險,政府及警方有責任打擊。
國家 或 地區 應對 人口 老化 問題 的措施 在 十方富裕人生(心靈 夢想 財富) Facebook 八卦
一位日本「下流老人」和我聊了聊他的悲慘晚年
「年過花甲,經濟拮據,父母抱病,妻離子散……」在日本社會底層,過著如此悲苦生活的長者,被稱為「下流老人」。「下流老人」怎麼來的?「下流老人」怎麼過生活?我們能怎麼借鑒與避免?這個故事,值得我們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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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61歲的內藤背著柴油馬達,手中握著割草機,在雜草叢生的公園草坪上除著草。雨勢漸漸變大,內藤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連續擦了幾次護目鏡上的雨水後,選擇暫時停工。他對旁邊拿著防護板的我(編者注:胡萬程,下同)揮揮手:「胡桑,雨太大了,我們休息一下。」
這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彼此除了對方的姓氏之外一無所知。內藤找了個樹蔭下的長椅坐下來後,掏出一支香煙點燃,慢悠悠地吸了一口,問我為什麼大夏天的來這裡清掃。
坦白說,我其實是在研究室待得有些生厭,就想找個室外的體力活做。可剛開始做我就發現自己低估了這份工作的強度——僅僅是長時間站在夏季烈日下,整個人便已焦了一半。再伴隨著強烈刺鼻的草汁與垃圾的混合氣味,用又沈重噪音又大的割草機連續除草幾個小時,中間還夾雜著清掃公廁這種S級任務……每次結束,整個人就像虛脫了一般。
但我沒這麼回答,只是簡單說為了生計。內藤也就接過話茬,「是啊,在外國生活不容易,不過我當時在上海工作的時候,生活還算滋潤的。」「什麼,您在上海工作過?」我挺吃驚。「對啊,當時我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大阪分社做社長,經常去上海出差,也有短時間住過。」
聽完內藤的話,我忍不住露出更加驚訝的表情,一時半會想不通為何世界四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百代唱片公司的大阪前社長,到了這個年紀會來這邊除草。內藤看出了我的疑問,打開話匣子,娓娓道來了他的過往。
1973年,內藤於東京都內的一所名門私立大學畢業。喜愛西洋音樂的他,就職活動圍繞著音樂相關的公司展開。最終,內藤憑借對音樂的熱愛以及深厚的歌曲閱歷打動了東芝百代的面試官,進入了東芝百代唱片公司。1973年百代資本剛剛注入東芝唱片,招聘只招了2個新人,最終面試還得去英國總部。內藤的優秀程度可見一斑。
內藤進了公司從唱片促銷業務開始做起。經過五六十年代的經濟高度成長期,日本人民的手頭開始寬裕起來。到了七十年代後,這些中產階級在文化娛樂上的消費陡然增多。同一時期,演藝圈大量歌星湧現,人們對於唱片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唱片市場一片欣欣向榮。
趕上好時機的內藤,工作起來十分賣力。憑借其敏銳的嗅覺,他幫助公司簽下了年輕女歌手松任谷由實。之後,松任谷由實的所有唱片都進入了公信榜的前10名,冠軍唱片更達21張,唱片總銷量達3900萬張,居日本史上第六。
這位歌手為東芝百代唱片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利潤與名聲,內藤也因此在公司意氣風發,接連被公司委以重任。1999年,他被調任大阪,成為了東芝百代大阪分社的社長,那時候的他過上了好幾年揮金如土的土豪生活。
但好景不常,時運消磨,東芝因經營狀況下行,2005年切割了音樂製造部門,2006年售出剩餘股份,至此東芝百代完全成為了百代的子公司,內藤的權限和薪金大大被壓縮。
幾乎同一時間,內藤的母親癱瘓,他父親在照顧母親一段時間後也因病臥床,內藤妻子一個人無法照顧周全。內藤只能向公司提出停職申請,回家照看父母。
可三年過去,父母病情雖穩定下來,卻仍然臥床無法下地,需要人照看,內藤無法長時間回歸工作,只能向公司徹底請辭。長期支付父母治療費用,內藤積蓄漸漸見底,無奈地和妻子一起去打零工維持生計。
由於日本大部分服務業普遍不願意招收大齡男性員工,內藤只能找到道路交通指揮、工地建設、清掃這樣的活。隨著年齡增長體力下降,內藤能幹下來的也只有清掃的活了。
沒過多久,小他十多歲的妻子也因支撐不住長期照顧老人的生活和他離婚。內藤講到後面的境遇,嘆了口氣說,幸福在疾病面前實在去得太快。現在自己每天工作6個小時,賺7000日元(約合人民幣429元)左右。
最苦的時候每天買兩個飯團就熬過去,剩下的錢還要留著買藥以及應對其他的突發狀況。談及未來,內藤無可奈何地說道:明天吹明天的風,走一步算一步了。
像內藤這種已過花甲之年還要在酷暑天當廉價勞工,因經濟拮據而妻離子散,上面還有父母需要照顧,過著悲苦生活的長者,在日本被稱為「下流老人」。注意,這裡的下流不是中文語意的卑劣,而是指社會底層的意思。
這個說法是2015年一位叫藤田孝典的日本作家在《下流老人,一億總老後崩壞的衝擊》中提出的。他經過觀察後,認為「下流老人」有以下幾個特徵:收入低下,存款不足,老無所依。
根據日本國民生活基礎調查,一人生活所得一年未達12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5萬元),兩人的家庭低於17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0萬元)就屬貧困階級。以此標準估計,目前日本的貧困老人估計有600-700萬人。
日本有3000萬高齡人群,事實上每5人就有1人的生活低於貧困線。這些貧困戶原則上每個月可申請1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347元)的基本生活保障,但有很大一部分人礙於羞恥心並沒有申請,而那些申請的人即使獲得這點補助,仍因為種種原因無法維持健康飲食,聘請醫療看護,修理故障電器,生活質量遠低於一般水平。
沒有足夠的養老金,老人必須提心弔膽地過活,一旦碰到突發事故,又或患上頑疾,原本就已捉襟見肘的生活瞬間崩潰。
由於日本社會「家族緣薄」的特殊性以及近年「熟年離婚」的盛行,不少老人因與子女關係寡淡或家庭破碎而長期獨居,屬於「社會性孤立」的一個群體。
這些獨居的老人即使發生意外,也沒有人可以及時照應。曾有一檔節目介紹日本屍體清理公司的工作,其中提到,不少孤獨死的老人都是屍體在家中腐爛數日後產生屍臭,甚至屍液腐蝕地板滲到樓下才被鄰居發現後報警處理,其淒慘程度令人無比唏噓。
號稱有1億中產階層,年金制度健全,保險系統完善的日本,在國際上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是可以安享晚年的社會。為何原本的中產階層邁入老年後成為了「下流老人」呢?
據筆者觀察,有以下四種情況會導致高齡端的貧窮:一、自身或家人生病或發生事故,需花費高額醫療費(內藤便是這種);二、子女不工作,或者薪水微薄,需要啃老;三、遭受詐騙,被騙去大半生積蓄(日本針對老人的電話詐騙猖獗,造成了無數家庭悲劇);四、熟年離婚。既喪失了後半生的伴侶,財產上又被分了一半以上,尤其是那種出軌行為被妻子抓到把柄後提出離婚的男性,其下場真的是慘痛。
社會中存在如此之多貧困高齡者帶來的問題是巨大的。有的貧窮老人為了生計,鋌而走險走上犯罪道路,年老時候鋃鐺入獄,既影響了社會治安,又喪失了一直以來的尊嚴與體面。有的子女想幫貧困的父母一把,但由於自身薪水低薄,負擔房貸、子女教育、生計的同時再支援父母的話,實在是有點泥菩薩過江,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兩個世代一同崩潰。子女因長年照顧父母導致的精神壓力與心理問題,甚至會導致弒殺父母的人倫慘劇,這種新聞近幾年已不在少數。
同時,當下的年輕人為了防止以後成為「下流老人」,未雨綢繆地會減少消費,加大儲蓄。選擇不結婚、不生孩子減少生活成本的人也會增多,整個社會經濟活力降低,陷入惡性循環。
「下流老人」問題並不單單局限於日本,同時也適用於當下的中國。隨著中國社會慢慢步入老齡化,因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少子化,男女比例失調影響下的龐大的男性群體未婚現狀,以及青年時期買房背負的高額房貸,都是未來高齡貧窮社會的高危險因子。
而大陸對岸的台灣,更是早已成為了貧窮老人問題嚴重的地區。據報道稱,當下台灣人口老化速度全球最快,年約增加23萬位老人,加上台灣長年經濟不景氣,低薪水,年金難續,中高齡失業等問題,已然出現了很大一批掙扎在貧困線的老人。
未來的高齡貧窮問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個人與政府都無法置身事外。個人需要在青年時候更多地開源節流,做好個人理財,找到可以相伴的感情寄託,而政府則需要更加智慧的政策,以及惠及全民的福利厚生,加上強有力的刺激經濟的措施,才能保障老人的經濟安全,強化世代間關聯,給高齡者一個體面且幸福的晚年。
文 | 胡萬程
轉載自《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 WeChat ID : vistazhiku ),2017年8月,11期。
國家 或 地區 應對 人口 老化 問題 的措施 在 十方富裕人生(心靈 夢想 財富) Facebook 八卦
一位日本「下流老人」和我聊了聊他的悲慘晚年
「年過花甲,經濟拮據,父母抱病,妻離子散……」在日本社會底層,過著如此悲苦生活的長者,被稱為「下流老人」。「下流老人」怎麼來的?「下流老人」怎麼過生活?我們能怎麼借鑒與避免?這個故事,值得我們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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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61歲的內藤背著柴油馬達,手中握著割草機,在雜草叢生的公園草坪上除著草。雨勢漸漸變大,內藤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連續擦了幾次護目鏡上的雨水後,選擇暫時停工。他對旁邊拿著防護板的我(編者注:胡萬程,下同)揮揮手:「胡桑,雨太大了,我們休息一下。」
這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彼此除了對方的姓氏之外一無所知。內藤找了個樹蔭下的長椅坐下來後,掏出一支香煙點燃,慢悠悠地吸了一口,問我為什麼大夏天的來這裡清掃。
坦白說,我其實是在研究室待得有些生厭,就想找個室外的體力活做。可剛開始做我就發現自己低估了這份工作的強度——僅僅是長時間站在夏季烈日下,整個人便已焦了一半。再伴隨著強烈刺鼻的草汁與垃圾的混合氣味,用又沈重噪音又大的割草機連續除草幾個小時,中間還夾雜著清掃公廁這種S級任務……每次結束,整個人就像虛脫了一般。
但我沒這麼回答,只是簡單說為了生計。內藤也就接過話茬,「是啊,在外國生活不容易,不過我當時在上海工作的時候,生活還算滋潤的。」「什麼,您在上海工作過?」我挺吃驚。「對啊,當時我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大阪分社做社長,經常去上海出差,也有短時間住過。」
聽完內藤的話,我忍不住露出更加驚訝的表情,一時半會想不通為何世界四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百代唱片公司的大阪前社長,到了這個年紀會來這邊除草。內藤看出了我的疑問,打開話匣子,娓娓道來了他的過往。
1973年,內藤於東京都內的一所名門私立大學畢業。喜愛西洋音樂的他,就職活動圍繞著音樂相關的公司展開。最終,內藤憑借對音樂的熱愛以及深厚的歌曲閱歷打動了東芝百代的面試官,進入了東芝百代唱片公司。1973年百代資本剛剛注入東芝唱片,招聘只招了2個新人,最終面試還得去英國總部。內藤的優秀程度可見一斑。
內藤進了公司從唱片促銷業務開始做起。經過五六十年代的經濟高度成長期,日本人民的手頭開始寬裕起來。到了七十年代後,這些中產階級在文化娛樂上的消費陡然增多。同一時期,演藝圈大量歌星湧現,人們對於唱片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唱片市場一片欣欣向榮。
趕上好時機的內藤,工作起來十分賣力。憑借其敏銳的嗅覺,他幫助公司簽下了年輕女歌手松任谷由實。之後,松任谷由實的所有唱片都進入了公信榜的前10名,冠軍唱片更達21張,唱片總銷量達3900萬張,居日本史上第六。
這位歌手為東芝百代唱片公司帶來了巨大的利潤與名聲,內藤也因此在公司意氣風發,接連被公司委以重任。1999年,他被調任大阪,成為了東芝百代大阪分社的社長,那時候的他過上了好幾年揮金如土的土豪生活。
但好景不常,時運消磨,東芝因經營狀況下行,2005年切割了音樂製造部門,2006年售出剩餘股份,至此東芝百代完全成為了百代的子公司,內藤的權限和薪金大大被壓縮。
幾乎同一時間,內藤的母親癱瘓,他父親在照顧母親一段時間後也因病臥床,內藤妻子一個人無法照顧周全。內藤只能向公司提出停職申請,回家照看父母。
可三年過去,父母病情雖穩定下來,卻仍然臥床無法下地,需要人照看,內藤無法長時間回歸工作,只能向公司徹底請辭。長期支付父母治療費用,內藤積蓄漸漸見底,無奈地和妻子一起去打零工維持生計。
由於日本大部分服務業普遍不願意招收大齡男性員工,內藤只能找到道路交通指揮、工地建設、清掃這樣的活。隨著年齡增長體力下降,內藤能幹下來的也只有清掃的活了。
沒過多久,小他十多歲的妻子也因支撐不住長期照顧老人的生活和他離婚。內藤講到後面的境遇,嘆了口氣說,幸福在疾病面前實在去得太快。現在自己每天工作6個小時,賺7000日元(約合人民幣429元)左右。
最苦的時候每天買兩個飯團就熬過去,剩下的錢還要留著買藥以及應對其他的突發狀況。談及未來,內藤無可奈何地說道:明天吹明天的風,走一步算一步了。
像內藤這種已過花甲之年還要在酷暑天當廉價勞工,因經濟拮據而妻離子散,上面還有父母需要照顧,過著悲苦生活的長者,在日本被稱為「下流老人」。注意,這裡的下流不是中文語意的卑劣,而是指社會底層的意思。
這個說法是2015年一位叫藤田孝典的日本作家在《下流老人,一億總老後崩壞的衝擊》中提出的。他經過觀察後,認為「下流老人」有以下幾個特徵:收入低下,存款不足,老無所依。
根據日本國民生活基礎調查,一人生活所得一年未達12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5萬元),兩人的家庭低於17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0萬元)就屬貧困階級。以此標準估計,目前日本的貧困老人估計有600-700萬人。
日本有3000萬高齡人群,事實上每5人就有1人的生活低於貧困線。這些貧困戶原則上每個月可申請1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347元)的基本生活保障,但有很大一部分人礙於羞恥心並沒有申請,而那些申請的人即使獲得這點補助,仍因為種種原因無法維持健康飲食,聘請醫療看護,修理故障電器,生活質量遠低於一般水平。
沒有足夠的養老金,老人必須提心弔膽地過活,一旦碰到突發事故,又或患上頑疾,原本就已捉襟見肘的生活瞬間崩潰。
由於日本社會「家族緣薄」的特殊性以及近年「熟年離婚」的盛行,不少老人因與子女關係寡淡或家庭破碎而長期獨居,屬於「社會性孤立」的一個群體。
這些獨居的老人即使發生意外,也沒有人可以及時照應。曾有一檔節目介紹日本屍體清理公司的工作,其中提到,不少孤獨死的老人都是屍體在家中腐爛數日後產生屍臭,甚至屍液腐蝕地板滲到樓下才被鄰居發現後報警處理,其淒慘程度令人無比唏噓。
號稱有1億中產階層,年金制度健全,保險系統完善的日本,在國際上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是可以安享晚年的社會。為何原本的中產階層邁入老年後成為了「下流老人」呢?
據筆者觀察,有以下四種情況會導致高齡端的貧窮:一、自身或家人生病或發生事故,需花費高額醫療費(內藤便是這種);二、子女不工作,或者薪水微薄,需要啃老;三、遭受詐騙,被騙去大半生積蓄(日本針對老人的電話詐騙猖獗,造成了無數家庭悲劇);四、熟年離婚。既喪失了後半生的伴侶,財產上又被分了一半以上,尤其是那種出軌行為被妻子抓到把柄後提出離婚的男性,其下場真的是慘痛。
社會中存在如此之多貧困高齡者帶來的問題是巨大的。有的貧窮老人為了生計,鋌而走險走上犯罪道路,年老時候鋃鐺入獄,既影響了社會治安,又喪失了一直以來的尊嚴與體面。有的子女想幫貧困的父母一把,但由於自身薪水低薄,負擔房貸、子女教育、生計的同時再支援父母的話,實在是有點泥菩薩過江,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兩個世代一同崩潰。子女因長年照顧父母導致的精神壓力與心理問題,甚至會導致弒殺父母的人倫慘劇,這種新聞近幾年已不在少數。
同時,當下的年輕人為了防止以後成為「下流老人」,未雨綢繆地會減少消費,加大儲蓄。選擇不結婚、不生孩子減少生活成本的人也會增多,整個社會經濟活力降低,陷入惡性循環。
「下流老人」問題並不單單局限於日本,同時也適用於當下的中國。隨著中國社會慢慢步入老齡化,因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少子化,男女比例失調影響下的龐大的男性群體未婚現狀,以及青年時期買房背負的高額房貸,都是未來高齡貧窮社會的高危險因子。
而大陸對岸的台灣,更是早已成為了貧窮老人問題嚴重的地區。據報道稱,當下台灣人口老化速度全球最快,年約增加23萬位老人,加上台灣長年經濟不景氣,低薪水,年金難續,中高齡失業等問題,已然出現了很大一批掙扎在貧困線的老人。
未來的高齡貧窮問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個人與政府都無法置身事外。個人需要在青年時候更多地開源節流,做好個人理財,找到可以相伴的感情寄託,而政府則需要更加智慧的政策,以及惠及全民的福利厚生,加上強有力的刺激經濟的措施,才能保障老人的經濟安全,強化世代間關聯,給高齡者一個體面且幸福的晚年。
文 | 胡萬程
轉載自《Vista看天下政商智庫》( WeChat ID : vistazhiku ),2017年8月,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