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拜讀翁達瑞教授的文章,說句實話,高虹安立委的學歷並沒有什麼太值得爭議的地方。我瀏覽了一下高虹安的公開學術資料,頂多就是U Cincinnati的排名確實比較普通,而她的學術著作表現也不是頂尖而已。畢論有文法錯誤的地方,也不是什麼致命傷。至於她和指導教授處得好不好,這更是無跡可考的事情。
當然翁達瑞教授並沒有這個本意,但有些人用彭文正式的「假博士」指控來質疑高虹安,我個人覺得是太過火了。當然,博士學歷造假或論文抄襲,那是牽涉到學術倫理與誠信的問題,是一開始就不可以犯的錯誤,跟學術能力無關。但「博士學歷是真的,只是學術能力馬馬虎虎」,我不認為這構成什麼大問題,一直追打下去只是模糊焦點而已。
博士學歷對於政治,本來就不是什麼必需品。就拿美國來說,從總統到參眾兩院到五十州州長,落落長一大串民選政治人物裡面,有研究型博士學位(PhD、MD-PhD、PhD in Law,請注意JD和MD不是研究型博士學位)的人,大概十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這一點都不奇怪。研究型博士,本來就是培養皓首窮經,旨在把事物之道格式化、理論化的學術研究人才。而民選政治人物講求的是人與人的實際接觸,不講太多高深的政治理論,而是在實踐中不斷適應成長。這兩條職涯路線本就搭不在一起,甚至可以說是互相矛盾的。陳建仁、李遠哲、翁啟惠來當區域立委,表現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
但或許是儒家士大夫觀念使然,「博士學歷」這樣的人設,在台灣的選舉當中還是相當吃香。高虹安就很大程度受益於這個「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的人物設定。事實上民眾黨也很想把自己定位在這種「小清新知識藍」的路線上面。
這沒什麼不可以的。雖說民進黨已經取代國民黨、整個攻佔了「執政菁英」的生態位,但台灣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界還是偏藍底的;「知識藍/姿勢藍」光環雖已褪色,不足以執政但還有一定的市佔率。
正也因為如此,高虹安跟朱學恆的「塔綠班」事件,才更令人感到哭笑不得。「塔綠班」事件發生到現在好幾天了,我個人都沒辦法評論什麼,因為整件事情瞎到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塔綠班」事件是嚴重破壞高虹安與民眾黨的人設的。即便我那些滿滿黃白藍工程師粉的新竹同學圈,對高虹安此舉也很難吞下去。如果高虹安真的覺得自己的博士學歷,是重要的政治資產的話,她應該做的事情,是怎麼樣讓自己的見識配得上自己的學術頭銜。但一段時間看下來,高虹安常在立院質詢台上擺出知識份子的架子,深入看她的質詢卻往往失準而謬誤百出。
其實我是有點可憐高虹安的。她在立院的表現,配不上她「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的人設;而她糟糕的表現與議題掌握能力,也讓老東家郭董對她有點敬而遠之。情急之下,她會想要從鄉民的聲量裡面尋找出路,也是可以理解的。
短期來看,跟朱學恆合作可以給自己低迷的聲量打雞血。但是這種廉價聲量就像吸毒一樣,可以帶來一時的興奮度,但也宰制了你往後的人生。
人會說話,但人也會被自己說出來的話制約。「塔綠班」「聖蟑士」,我們姑且不談這些詞眼審不審美,這樣的語言其實反映出來的是一種陰暗的心態。
當你在講「塔綠班」的時候,其實是把自己毫無必要地框在了一個受害者哭哭的心態裡。當你在講「聖蟑士」的時候,就像上報主筆李濠仲先生所憂心的那樣,你已經不把對方當人看;而政治是人與人的溝通,當你把對方「非人化」的時候,等於是自己斬斷了溝通的可能性。
民進黨會拿著槍押著你不准提出異議嗎?顯然不是。民進黨還是一個民主制度框架下的政黨,甚至很多時候,是拘泥民主到一種優柔寡斷、軟弱退讓的程度,藻礁議題就是最好的例子。
如果你真的想要戰勝民進黨,大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出跟民進黨不同的見解,民進黨是封不了你的口的。但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熟度。
劉仲敬說得很好:「政治上成熟的人首先就是要講替代品。我要反對什麽,我一定要拿出一個比它更好的東西,這就叫做政治上的成熟,否則你一定會越鬧越糟。你鬧掉了原來的東西,多半就會得到一個比原來更糟的東西。」
巨嬰的哭鬧是最大聲的,但它除了能把所有人鬧到心浮氣躁以外,無法給台灣這個大家庭帶來任何的建設性。當你用「塔綠班」的語言來把自己框限在受害者心態,再用「聖蟑士」的語言來把對方非人化、非溝通化的時候,你所呈現出來的形象,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巨嬰。而無法長大的巨嬰,是扛不起執政的重責大任的,甚至連一個合格的在野黨都當不起。
我也很明白,我講了這麼多只是徒勞。現在檯面上看起來,也只有民進黨、台灣基進的心態比較成熟可期待而已。藍白黃等黨已經自己把自己陷入了「巨嬰化」的路線,救不回來了。這條死路走到最後,就會像劉仲敬講的:「傳統的忠誠維持不了一代人的時間…很快就要變成影響力跟現在的新黨差不多,活動方式跟清末的同盟會差不多,要依靠類似天安社這樣的黑社會組織到處刷存在感」。
我們以為從一個「博士級大數據專家」立委身上,可以看到更多政治上的成熟度。但現在看起來,我們恐怕再一次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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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在2月6日以百歲高齡逝世。他是二戰後任期最長的美國國務卿,在雷根政府時期揭示對台六項保證,奠定了美國至今的對台方針。其實,舒茲在雷根政府發表出任美國務卿之前(不到三個禮拜的時間)有一趟訪問台灣的行程,此行的促成還要感謝我的恩師,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1981/02/04--1985/04/01)寇克派翠克(Jeane Duane Kirkpatrick)大力協助……。
寇克派翠克教授不僅是我在喬治城大學的外國學生顧問,我還選修她執教的好幾門課,讓我從原來主修的「國際關係」領域轉投身「比較政府」領域,且成為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爾後,寇克派翠克教授在雷根政府任內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同時可應邀參加例行由美國總統主持的閣員會議。
正因為這段師徒緣分,我以行政院新聞局長身分在1982年1月間赴美訪視我國新聞局駐美單位時,寇克派翠克大使還特地從紐約搭機返抵華府,邀我和內人陳萬水共進晚餐。
同年3月,我與萬水應艾森豪獎金邀請再次赴美進行三個月的訪問,其間4月23日我在華府再次與寇克派翠克大使夫婦單獨餐敘。當時,寇克派翠克女士即隱晦地告訴我說:「我不能跟你說得很詳細,也不能相告美國可能有什麼行動,但最近美國將採取的政策,情況對臺灣實在不好,你們要想辦法因應。」寇氏不能明說、隱而不言的事即是後來美國政府與中共共同發表所謂《八一七公報》。
為進一步了解寇氏不能明說的訊息,我一方面向我國駐美代表處瞭解狀況,惟駐美代表蔡維屏、副代表胡旭光等人在與其幕僚查證之後均回報無異狀。另方面,我和萬水於5月14日飛到威斯康辛州,找到另一位熟識狀況的美國友人,也就是曾擔任美國大使館駐台經濟參事的莫偉禮(William Morell)。莫氏明確告訴我,「狀況對台灣不太好」,同時他也建議我儘快直接找當時正在美國明尼蘇達州訪問的李國鼎政務委員,請李政委邀請其好友,也就是正在日本訪問的舒茲(George Shultz),順道來台訪問。因為舒茲與雷根十分親近,可以向他進言。
經過李國鼎政委的大力協助,終說服舒茲更改行程轉來台灣一趟。獲此訊息後,我隨即緊急與經國總統和孫運璿院長報告,建請總統及院長務必接見。1982年5月29日,孫院長便選在行政院以早餐會高規格接待舒茲,在場有總統府馬紀壯祕書長、外交部朱撫松部長、錢復政次、國防部宋長志部長、經濟部趙耀東部長、政務委員李國鼎和臺電陳蘭皋董事長。隨後舒茲又晉見經國先生,不僅在對美台關係與兩岸問題上獲得第一手資訊,同時讓他對我方的看法有更深入的瞭解,而舒茲在離台赴美後不到三週,就被雷根政府發表出任國務卿。後來雷根政府在正式簽署《八一七公報》公報時,同時做了《對台六項保證》,並由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William Clark)傳達給中華民國政府,作為對台軍售的嚴肅承諾。
2000年5月,我也曾到美國加州史坦福大學,與退休後在該校任教的舒茲長談。舒茲的續弦夫人是舊金山市政府的禮賓司司長,我拜會舊金山市長威利布朗(Willie Brown)時,就是由她接待。布朗市長親自將該市榮譽狀致贈於我,並訂該日(2000年5月19日)為「宋楚瑜日」(James Soong Day)。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外交更不是「吃飯聊天」,不但要瞭解國際政治的複雜性和牽連性,不該宣張的事要管得住嘴巴,上述的往事過去從未公開。「不表功」,「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方是正確的態度。台灣外交處境一向非常艱難,但一路上因為有許多好朋友的幫忙,我們才可以穩定地走到現在。舒茲是美國的政治家,他對中華民國的情誼,也讓我們永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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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問題其實我已經看到了,簡單來說,很多人沒看到人性必然的趨勢,就是一個和尚有水喝,兩個和尚挑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現在兩個和尚在挑水,問題是其中一個死禿驢,只會躺著宿醉等別人挑水來喝,於是搞得認真挑水那一個,總是被人抱怨挑的慢,水缸不怎麼沒滿?
台灣人若想要過得輕鬆一點,應該是集中火力把讓那個還會挑水的人繼續挑,把混吃等死的禿驢淘汰出去,換一個會正常輪值挑水的和尚就好,這樣政局才能穩定,國家也能繼續前行,而政局穩定下,經濟才能發展,這是不變的道理。
國家的穩定,禁得起全面騰籠換鳥,禁得起破罐子破摔嗎?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傾聽
#妥協
#折衷
昨晚的直播講到中國現在在香港進行的,就是要分化香港社會。挑播香港民眾的分裂,用仇恨讓香港人無法團結。
反過來說,台灣現在最大的危機,也是出在我們還不需要中國的挑播就彼此裂解自己,互相區分敵我結仇。
昨晚有朋友問直播有沒有逐字稿?雖然沒有,不過我今日在關鍵評論網刊出的一篇文章,便是在談台灣內部裂解問題的嚴重性。大家如果想的話可以分享這篇,正文如下:
《各方堅持「做對的事」,正是撕裂台灣社會最強大的力量》
這幾天社運圈最熱門的爭議,便是地球公民基金會選在蔡英文競選總部造勢活動的當天,從自家辦公室的窗戶垂下了一幅抗議的旗幟。好巧不巧,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辦公室就正好在蔡英文造勢大會舞台的上方。造勢會場上情緒高昂的蔡英文支持者,氣到打電話叫警察破門進入基金會收起抗議旗幟。
地球公民基金會抗議的,是民進黨不肯在這個會期通過礦業法。環保團體認為這個會期明明還有一個月的時間,足以趁大選前通過這些保護環境的重大法案,民進黨卻因為害怕激起保守陣營反彈的選舉考量而讓法案擱置。
民進黨的支持者則認為韓國瑜來勢洶洶,香港的情況也顯示中國威權統治的可怕。地球公民基金會的抗議行動,足以在這個關鍵時刻影響蔡英文的選情,危及民進黨支持者在意的國家安全。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雙方的支持者在網路上互相攻訐。社運圈的人士認為,地球公民基金會打從馬英九政府的時代就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在318學運中也有出力,這樣為台灣長期付出的社運團體有權利爭取自己重視的議題。民進黨支持者則認為地球公民基金會不識大體,大敵當前還製造會影響選情的爭議。
這場爭議突顯了台灣這一屆(2020)的大選中,除了蔡英文與韓國瑜的對決之外,另外還有一個無處不在的重大特徵,那就是台灣社會越來越嚴重的撕裂。
過去台灣社會因為國家認同上的差異,大致分成偏向「統一」跟偏向「獨立」的兩大陣營。但在今年的選舉中,兩大陣營彼此之間都出現了進一步的分裂。像是國民黨支持者中,就出現了「韓粉」跟「知識藍」的對立。
「進步勢力」的裂解
不過這篇文章想聚焦的,是所謂的「進步勢力」在這屆選舉中裂解成一個個或大或小的派系,彼此之間相互攻擊。這些相互攻擊激烈的程度,甚至更勝於他們對彼此間共通敵人的攻擊。隨著時序的推進,這些派系還在進一步裂解成更小的群體互轟。
這裡講的「進步勢力」如果以台灣這十年的脈絡來看,大概是從2012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集結,到2014年的318學運趨於成熟,2016年的總統與國會大選算是進步勢力團結的高峰。
這股力量促使2014年柯文哲靠素人參政的身份選上首都市長,2016年民進黨第一次在國會過半,也促使了以時代力量為首的「第三勢力」成型。
但是隨著民進黨的全面執政,這股「進步勢力」也開始隨著各種政策上的衝突開始裂解。第一次比較大型的分裂是柯文哲提出「兩岸一家親」的中國政策,開始跟民進黨政府分道揚鑣。
隨著2018年台北市長選舉民進黨提名姚文智與柯文哲競爭,更讓兩邊的支持者出現嚴重對立。柯文哲也在這次大選中組建「台灣民眾黨」,直言在這次大選中的目標就是要促成「藍綠不過半」。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也從「一例一休」的爭議開始出現裂痕,這個裂痕到了今年(2019)年中,黃國昌爆料蔡英文總統專機上有國安人員夾帶私菸後檯面化,最後導致以林昶佐為首,主張親民進黨路線的時代力量黨員紛紛退黨。
除此之外,過去被歸類在「泛綠陣營」鐵票的「台派」(舊稱獨派)也出現裂解。隨著今年初民進黨初選賴清德的失利,一部分賴清德的支持者在選後開始緊咬所謂的「論文問題」不斷質疑蔡英文的學歷與道德操守,進一步組織了「喜樂島聯盟」嘗試推出呂秀蓮角逐總統,最後因為連署人數不足門檻提名失敗。
上面所舉的幾個例子是檯面上比較大的裂解,除此之外在過去進步力量的「同溫層」中,還發生更多小規模的裂解。像是針對「中國對台灣發動資訊戰是不是假議題?」在今年年中就有兩派立場上都擁護台灣主權的人馬在一陣廝殺後化友為敵。
特別有趣的是作者近日觀察到,針對近日香港「反送中」抗爭中出現的衝突,就連立場同為「右派自由主義者」的同溫層都出現分歧。一部分的自由主義者站在反對威權的立場譴責香港警方,但另一部分則基於右派反對社會動亂的保守性格譴責抗爭群眾。
同樣的裂解也在「左派」發生,支持台灣獨立的左獨派認為香港的抗爭是對中共極權政治的反撲,但支持兩岸統一的左統則認為香港抗爭是歐美帝國主義煽動的陰謀。近日甚至有過去長期耕耘性別議題的左統派大學教授,出言譏刺香港遭受警方強暴的年輕受害者,引發性別議題同溫層的一陣論戰。
雖然左統派在國家認同的立場上與大部分的「進步勢力」並不相同,但過去在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上雙方都會合作,甚至就連318學運的場子裡,都可以看到左統派主辦的街頭論壇。但左統派過去和其他進步勢力點滴累積的合作基礎,在今年也迅速地流失。
隨著各種分裂,「英粉」、「柯粉」、「昌粉」等等亂七八糟的分類名詞也應運而生,隨之而起的「英癡」、「柯屁」、「加蔥力量」種種五花八門的罵人名詞也紛紛出籠。從這些現象,都可以看到今年幾乎可以稱為進步勢力的「裂解年」。
這種神秘的現象如果我們從神秘主義的角度,或許可以用土星與冥王星合相帶來裂解的力量加以解釋。但如果我們站在世俗的角度,又要怎麼解釋過去站在同一陣線的戰友,今年卻紛紛反目成仇,互相撕破臉的奇妙現象呢?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過去曾有一篇分析英國在脫歐之後政治陷入迷走狀態的文章。認為英國脫歐的困境主要是因為各個脫歐勢力對英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各有各的遠景規劃,各派之間只有在「脫歐」這件事情上有共識。
所以在脫歐公投過關後,各派互相牽制,導致英國無法凝聚出一個有共識的脫歐方案,讓英國政治空轉至今。
台灣進步勢力近年來面對的困境,其實也近似於英國的脫歐派。在2016年進步勢力之所以能夠上演大團結的高潮,原因是出在當時各派面對馬英九推動的政策都有所不滿。這也讓國民黨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成為了進步勢力跨派系的共通敵人。
當時一句流行的「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正好可以作為那個時空背景的最佳註解。
但是在國民黨真的被打垮之後,進步勢力的每一個成員,都夢想可以在嶄新的政治環境中大施拳腳。這股對「新政治」的期望,便是後來造成進步勢力裂解的動力。
以支持喜樂島的台派為例,他們認為民進黨既然全面執政,理應透過行政跟立法對國民黨在威權時期的作為進行全面清算。同時還給在他們眼中是由於「司法迫害」而入獄的前總統陳水扁清白。甚至是更進一步推動正名制憲,直接把國號改為台灣,廢除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啟動建國程序。
因為蔡英文都沒有做到上述提到的任何一點,因此在這些台派的社群中,不乏認定蔡英文已經被中共收買的陰謀論在私下流傳。至於後面引爆的論文案,便是這股不滿在找尋一個借題發揮的突破口。
至於立場偏向左翼的進步勢力,則是不滿民進黨政府在社會議題上不夠「進步」
。像是勞權支持者抨擊蔡英文無法堅持「一例一休」保障勞工權益;環團認為政府在空汙等環境議題上做得不夠多;又或是黃國昌的支持者認為,蔡英文上台後沒有大刀闊斧的剷除國安單位裡的黨國官僚,所以概括承受私菸案帶來的政治損傷也只是剛好而已。
而偏向右翼自由主義的人則認為政府在掃除市場障礙、開放創新上做得不夠。不滿政府壓抑房市,管制共乘平台、外送平台。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認為政府在「改革」上做得不夠,所以都口徑一致地批評民進黨政府。
原本這在民主國家也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妙就妙在政府也不是真的沒有在改革。年金改革、轉型正義、推動同婚還有功敗垂成的一例一修,都激起了不同的保守勢力相互團結。
保守勢力的團結跟進步勢力的裂解,在去年年底形成了所謂「反民進黨」成為全民最大黨,不只讓民進黨輸掉了縣市長大選,也讓進步勢力提出的公投全軍覆沒。
一朝權在手,就能令來行?
民進黨作為執政黨,被民意監督批評是正常的現象。有趣的是這些「批評」的基準,是各個派系將自己理想中的政策「願望」投射到現實的政策上,再去批評願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又由於每個派系的願望都不相同,甚至彼此矛盾,於是在罵完民進黨後,各派系間就開始互罵。隨著互罵逐步累積彼此間的仇恨值,最後開始刪臉友老死不相往來。
如果我們認真思考,其實這些爭吵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
完全執政,就能「徹底執行」某個立場的政策。
但是我們仔細想想,就可以明白這樣的觀念太過於一廂情願。我們前面說過民進黨在2016年全面執政,是因為進步勢力的整合,但組成進步勢力各派眼中的「進步」完全不同。像是左翼跟右翼主張的「進步」政策,其實都是對方眼中的「反動」政策。
又像是關注性別議題的人,不忍心看到有同志等不到修法就過世;然而關注台灣獨立運動的人,同樣也不忍心看到台獨運動的前輩看不到台灣獨立就過世。就算我們不看改革訴求彼此矛盾的情況,在改革能量有限的狀況下,推動某個領域的改革,也一定會排擠到可以用在另一項改革的政治資源,影響另一項改革實行的速度。
有人或許會覺得,改革不就是一聲令下,其他人照做就完成了?既然蔡英文選上總統,民進黨也是國會多數黨,改革理應不會遭遇任何阻力,怎麼需要耗費政治資源?但真的是這樣嗎?
不要忘記,就算民進黨在2016年勝選,台灣還是有接近一半的民眾,是支持跟進步勢力相對立的主張。難道我們能夠直接無視這些人的政治立場?或是換個角度想,如果為了「做對的事情」忽視反對改革的聲音硬幹,改革就能成功嗎?
改革靠「做對的事」就能成功?
恐怕事情沒那麼簡單,我們來舉個唐朝改革的例子就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歷史課本都有教,唐朝在安史之亂後最大的問題在於「藩鎮割據」。所以對唐朝來說「對的事情」指的當然就是政府要想辦法從藩鎮手中收回權力。在安史之亂後,唯一達成過這個目標的改革只有唐憲宗時期的「元和中興」。
唐憲宗是依靠政府權力強行硬幹達成這個目標的嗎?恐怕沒有那麼簡單。
唐憲宗的爺爺唐德宗在繼位初期,也曾經想用強硬的政策要求藩鎮交出權力,最後激發了「涇原兵變」叛軍攻入長安,唐德宗險些被殺,從此之後對藩鎮只能採取消極姑息的態度。
唐憲宗的爸爸唐順宗也曾經重用王叔文,還有國文課本上常出現的柳宗元、劉禹錫等人以「揭弊」的方式推動「永貞革新」,但只推行了146天就在藩鎮跟宦官裡應外合的政變下被推翻。
唐憲宗一開始的改革也是採取強硬政策派軍隊硬幹,順利解決掉西川跟鎮海兩個比較弱的節度使。但硬幹政策用在真正有實力的「河朔三鎮」時就吃土了。西元809年成德節度使王承宗造反,唐憲宗動員全天下各地的兵馬剿了兩年,卻怎麼都剿不平。
這個謎團後來被白居易揭開,白居易在西元810年上呈唐憲宗的奏章裡,揭露其他藩鎮其實都不想看到造反的藩鎮被消滅,因為大家都是利害關係一致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最後效忠中央的藩鎮都叫自己派去的將軍只要打幾場勝戰意思意思應付就好。
而且大家發現戰爭拖長可以騙到中央分發的軍餉之後,更讓打假戰爭成了一門「生意」大家一起造假發大財。
這時唐憲宗也發現如果繼續硬幹,最後反而會把更多節度使都逼去王承宗的陣營,最後重演爺爺唐德宗被叛軍趕出長安的慘劇。於是唐憲宗決定暫時裝孫子,替王承宗「昭雪」冤屈,說是政府誤會他了。
但唐憲宗並非放棄改革,而是暗中累積資源,並且跟心腹智囊李絳研究藩鎮間的利害關係。終於在西元812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時,成功利用藩鎮內部權力結構的矛盾,策反魏博大將田弘正(田興)轉而效忠中央。
2015年的《刺客聶隱娘》,故事就是以唐憲宗時期魏博鎮田季安、田弘正等人的恩怨為背景。
這次策反破壞了河朔三鎮間的利益共生,魏博的位置正好位於當時野心最大的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平盧節度使「李師道」還有淮西節度使「吳元濟」三者的中間。
田弘正在日後的戰爭中,派軍支援中央政府力攻這三個節度使。最後吳元濟被捕後送長安斬首,李師道戰敗後被叛變的部下殺死,王承宗嚇得自動跟中央請降。
唐憲宗終於真正平定各地節度使,成就唐朝最後一次大一統。但這次改革前後花了超過10年的時間,還經歷數次向既得利益者屈辱性的退讓(皇帝承認討伐造反的叛軍是「冤枉」他們)。
其中最重要的策反田弘正這步棋,源自於唐憲宗的智囊李絳發現每個節度使死後,麾下部將都會為了「權力」跟「保命」這兩個核心價值而互相爭奪節度使的寶座。而中央改革的核心價值則是希望節度使能夠擁護中央的「權威」。李絳認為只要能用中央的權威,保障某個部將既得到權力又能保命,他就會轉而擁護中央。
李絳的謀略便是用計調和雙方的核心價值,促使田弘正擁護中央,讓改革成功。
可能有人會說:
唐朝的節度使有軍權啊,現在台灣反對改革的人又不會舉兵造反,改革硬幹就硬幹有什麼好怕的?
但我必須說,以現在台灣面對的內外形勢,政府如果為了改革硬幹,情勢將會比當年的唐朝更加危險。首先,我們是民主社會,不可能像過去威權時代白色恐怖那樣,把抗拒改革的人通通綁去淡水河槍斃;也無法像唐朝那樣派軍鎮壓後,把帶頭的人拖到長安的獨柳斬首示眾。
再來,唐憲宗當時只要面對反改革人士的互利共生,台灣不只要面對同樣的情況,還要面對強大的外敵「中共」的見縫插針。
藉機見縫插針的「統戰」
這裡就要再稍微講解一下,什麼叫做「統戰」。
大家雖然很常聽到統戰這個詞,但不一定真的了解他的意思。如果望文生義亂解,「統戰」很容易被理解成「中國為了統一台灣所進行的作戰」。但這樣的解釋是錯的,統戰是源自蘇聯的一種革命策略,意思是:
把一切政府的敵人「統一」起來推翻政府。
這也是毛澤東常說的「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現在中國「政協」的前身「政治協商會議」就是在國共戰爭時期中共的統戰組織。中共利用這個組織拉攏所有反對南京政府的人士,包括被國民黨打垮的前軍閥、國民黨內鬥落敗的失意政客、甚至是追求民主的自由派人士。中共先利用他們一起打垮南京政府,之後再藉著「鎮壓反革命」、「反對右派」、「文化大革命」種種名目分批處理掉這些利用完的人士。
這一套具體應用在現在的台灣,就是中共會試圖拉攏所有對政府不滿的勢力。用虛幻的承諾跟一些資源,結合他們一起擊潰中央政府,讓台灣政局陷入混亂。這時在政府改革中吃虧的人,很自然會變成中共攏絡的對象。
像是因為親共而備受爭議的國民黨不分區立委被提名人吳斯懷,就是反對年金改革組織「八百壯士」的副指揮官,代表的就是不滿年金改革的勢力。其他像農會跟漁會這些政府改革的重點目標,同樣也成為中國統戰的重要對象。
2018年有週刊揭露,統促黨積極佈局宮廟作為統戰據點,在這件事被揭發的一年前,民進黨在2017年為了改善空污問題推動的「減香運動」幾乎得罪了全台灣所有宮廟。
雖然我們還無法證實某些宮廟接受中國統戰,是因為減香運動帶來的不滿。但從共產黨一貫的統戰戰略,卻完全可以解釋統促黨為何會選擇以宮廟作為統戰目標。
但你要把中共滲透的問題,完全怪到那些因為改革而利益受損的人身上嗎?這個想法恐怕也有問題。如果我們今天期望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難道不應該讓每個「國民」都覺得自己的願望跟理想有被實現的機會嗎?
如果一個國家內的某個族群,他認同的所有理想跟價值觀都被其他人否定。這時境外的敵國對他伸出援手,承諾會協助他實現他的價值跟理想,這時能不動搖的人又有多少?
不能硬幹要怎麼改革?
談到這邊,有人可能會覺得難道因為這樣,我們未來就都不推動改革了?
當然不是這樣。而是在推動改革前,我們要真正面對台灣社會「價值多元」的事實。所謂的價值多元,就是承認這個社會就是同時有進步跟保守、左翼跟右翼、甚至是不同的國家認同。
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往單一的價值方向硬幹,不留任何餘地給不同價值的人,不只是撕裂這個社會,也是在幫中共之類的境外勢力製造潛在的合作對象。
社會每個群裡都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與次要價值,雖核心價值無法放棄,但我們應該認清在核心價值之外,我們可以放棄次要的價值,讓社會不同群體彼此間有可以合作、交換的空間。
以之前為了空汙問題推動的「減香運動」為例,環保團體的核心價值是「降低空汙」,宮廟的核心價值是「維護信仰」。
更好的改革方式不是用行政命令硬要宮廟放棄拿香拜拜,而是尊重各宮廟的信仰,以傳統儀式請示神明。如果神明指示願意配合政策改採其他方式接受信徒膜拜自然很好,如果神明不允,那可以再研議用補助增設空污設備等其他方式處理。
上述的方式,可能會引發某些人的不滿。這些人會想「宗教」只是一種人文活動,空汙卻是有科學證明的全球問題,為什麼推動空汙政策要遷就「神明指示」。
問題在於,會這樣想的人本身就不相信傳統信仰,而這樣的想法等於是把不信傳統信仰者的價值觀,強硬要求相信傳統信仰的人全盤接受。
如果「改革」是像上面這麼一個改法,也難怪改革會遍地荊棘,人民會撕裂崩解。就連唐朝有無上權力的專制君主,都要想辦法摸透他想改革的對象,爭取他們的「擁護」才能讓改革成功。
就算你的價值觀是萬世不移的真理,你要怎麼寄望沒有無上權力的政府可以靠硬幹,強力的要不同的群體全面地接受你的價值觀。
不只是空汙跟信仰的衝突,包括左派右派、獨立統一、進步保守等各種衝突也都是如此。擺出「漢賊不兩立」、「除惡務盡」的強硬態度彼此攻擊無助於推動改革,只會讓不同價值觀的人因為仇恨而彼此牽制。更會削弱台灣社會面對外來勢力挑戰的抵抗能力。
以星座神秘學來說,今年的撕裂只是因為土星跟冥王星合相,到了明年就會過去。但真正要重新凝聚台灣社會不能寄託星座,必須要靠我們彼此願意放下「勝者全拿」的觀念,真正給不同價值觀的人合作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