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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 MarketFocus 看更多詳盡財經及投資分析】【#BF投資焦點】【王維基打不死】HKTV半年賺近億元恢復派息8仙 股價曾升一成 市值為TVB三倍 王維基指夢想公司變千億企業

2013年，「魔童」王維基旗下香港電視（1137）申請免費電視牌照失敗後，外界原以為王維基玩完，但他翌年再「燒銀紙」創立網購平台HKTVmall，七年後已易名「香港科技探索（HKTV）」的公司公布業績，指半年盈利達一億元，決定恢復派息，每股派息8仙，見證了王維基再憑「打不死」精神取得成功。香港科技探索（1137）今晨開市曾大升11.6%，高位見10.22元，之後曾回吐。香港科技探索日後能否有機會重新挑戰今年1月的17.02元股價歷史高位，暫仍是未知之數，但它現時市值約為90億，比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的30億高2倍，總算是報了王維基當年申請免費電視台牌照失敗的一箭之仇。

HKTVmall母公司香港科技探索（HKTV，1137）昨發表截至2021年6月底的中期業績，營業額15.18億元，按年上升13.3%。公司錄得純利9,580萬元，按年跌12.3%；若不包括Shoalter科技業務所產生的開支，上半年香港電子商貿業務純利為1.04億元，按年升12.6%。

公司每股獲盈利0.1元，公司遂決定更改近年不派息的政策，恢復派中期息8仙。董事會並同時建議更新今後派息比率指引，派息比率將為經調整後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之30%至60%。據公司年報，王維基持有3.55億股，以此推算他可以收取2,840萬元股息。

香港科技探索經調整EBITDA為1.44億元，按年跌9.41%。整體毛利率及混合佣金率達24.5%，按年減少3點子。今年上半年訂單總商品交易額為30.4億元，按年增10.7%，不過每張訂單價值僅為465元，減少了8.46%。

香港科技探索昨公布業績時，記者問到集團副主席兼創辦人王維基對TVB最近收購網購平台「士多」嘅看法。王表示對TVB頻頻收購感到困惑，亦不認為TVB或市面上任何平台可以挑戰到HKTV，因為網購「唔係搞一隻App咁簡單」，王自稱香港除了他，「無人認真投資於倉存同物流」。

王維基在業績通告中，再提到他的夢想，便是帶領公司成為一個千億科技企業：「於我們而言，HKTVmall在業務表現上算是成功，HKTVmall是全球網購營運商當中，在短短數年間就能夠賺取利潤的少數營運商之一；在科技創新的範疇上，HKTVmall成功向外界引證了香港的電子商貿營運模式，如何以科技改變業務及支持營運。更重要的是，HKTVmall除了是一個商業的運作，亦是一個讓我們和同事證明自己能力和實現夢想的地方。我們希望五年後，有約50%的盈利來自Shoalter的科技業務；而我們的夢想，是希望帶領這個集團，成為一家國際性的千億科技企業。」

公司主席張子建則指Shoalter以自行發展的技術方案，支持HKTVmall以外的第一個大型網上購物商場， 將於數個月後面世。公司又指出，Shoalter的首個香港方案業務客—IT計劃於今年第四季推出網上購物平台EESE。Shoalter於今年8月4日提交首個香港標準專利申請，涉及自行發明的自動化零售店及系統，已處於最後開發階段，預期2022年上半年試行推出，並於同年正式推出10間店舖，有關的目標市場將為已發展國家。

Text by BusinessFocus Ed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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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報對李嘉誠的專訪 李嘉誠直接回答了許多關鍵問題

南方都市報:李嘉誠接受南方週末專訪 詳談撤資傳聞、香港環境、政商關係 “我不會去賺最後一個銅板”

談“撤資”：我一定不會“遷冊”，長和系永遠不會離開香港。不過規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我有百分之百的責任保護股東的利益。
　　談香港：香港擁有不少有競爭力的核心價值：自由開放的市場，重視法治的原則。但如果管治失當，也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談政治：政府永遠不能選擇性行使權力，勿令人對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
　　談樓市：我一生的原則是不會去賺最後一個銅板。若地產業務繼續艱難經營，高價投地而虧本，就是對不起股東。
　　這是一次沒有第一個問題的採訪——剛剛落座，沒等南方週末記者發問，李嘉誠就直奔主題：“說長和系‘撤資’是一個大笑話。”
　　2013年11月22日下午兩點半，香港黃金地段之巔，長江集團中心頂層70樓，雄踞華人首富寶座15年的李嘉誠在會議室接受專訪，一開口就對南方週末2013年11月7日有關其“撤資”風波的專題報導作出了回應。
　　一牆之隔就是李嘉誠的辦公室，橫跨52個國家的李氏商業帝國的指揮中心，俯瞰著整個維多利亞港。已經85歲的李嘉誠只要在香港，至今每週一至周 五均在此辦公，週六也上半天班。辦公桌上，乾淨得沒有一張紙，他說這是因為多年來習慣了“今日事今日畢”。桌頭的水晶相框中，是一幅他自己寫的小箋：求萬 事之榮，不如免一事之辱；邀千人之歡，不如釋一人之怒。
　　兩個多小時的採訪中，李嘉誠的平靜讓人印象深刻。除了開場和另一個瞬間，其餘時間裡他都語速平緩，聲調平和，即使被直接問到對於死亡的看法。這 個從二戰的戰亂中走過來的85歲老人，多次反復表達他對國家與民族的感情。他說他不是一個完人，但“從過去到現在，問心無愧”。
　　南方週末記者記錄整理了本次面談和隨後補充的書面採訪。
　　現在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經濟更開放
　　李嘉誠：說長和系“撤資”是一個大笑話。
　　我告訴大家，以2013年為例，長和系總毛收入約為4300億港元，投資海外（新西蘭和荷蘭）基建項目則是130億港元（17億美元），實際動 用的資金只有80億港元（10億美元），僅占長和系總毛收入不足2%；同時，我們2013年在香港的貨櫃碼頭項目也投資了40億港元，這樣怎能說是“撤 資”？真是天方夜譚的笑話。
　　“撤資”這個問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不成立的。
　　我們在世界52個國家都有投資和營運，包括地產在內，集團曾經在不同國家出售業務，有的賺了超過1000億港元，賺數百億元的也有不少，別人一句批評都沒有。
　　以在新加坡投資為例：這二三十年來，我們與當地政府關係非常融洽，而出售物業總值以百億元計。過去兩年多因地價上漲，在當地買不到合適的土地，現時只餘不足1%的住宅單位尚未出售，也沒持有任何收租物業，卻從未被新加坡方面批評我們“撤資”。
　　有時在某國家出售業務後，有新機會時又再重新加大投資，當地亦視為平常事，絕無引起任何傳言。企業按照法律經營，賺得盈利後再投資其他任何地區。或因經營不善虧損、業務回報低或前景欠佳而退出，均屬純商業決定。
　　在香港，如價錢合理，會繼續買。也可能會賣掉外國一些資產，或將資產上市，並不稀奇。高賣低買本來就是正常的商業行為。但我經營國際性業務超過30年，今次是第一次聽到來自香港所謂的“撤資”評論，在全球其他地方前所未有，然後又傳到內地去了。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中，“撤資”這兩個字是用來打擊商界、扣人帽子的一種說法，不合時宜，對政府和營商者都是不健康的。
　　南方週末：但是最近你的確在連續出售內地和香港的一些物業和資產，這是作何考慮？
　　李嘉誠：用出售物業和資產作為“撤資”的例子，是可笑的。
　　地產是我們核心業務之一，但集團收租物業所占比例不高，在香港的最佳地段如中區，用作長期收租的寫字樓物業總面積約有380萬平方英尺（約為四 十余萬平方米——編者注），總市值不少於1300億港元，包括自用或曾用作總部的華人行、長江集團中心、和記大廈、中環中心和其他重要地段的商場等；內地 方面，位於最佳地段的收租物業包括上海、北京如東方廣場等亦約有500萬平方英尺（約55萬平方米——編者注），總市值至少400億港元，內地香港兩地收 租物業市值共1700億港元，此外集團和我私人持有的全部海外收租物業市值只是內地香港兩地的千分之五。
　　然而，與其他大型地產發展商相比，我們無論在國內或國外，所持的收租物業規模都屬較小，其他全屬於大型住宅發展專案，建成後90%以上會出售， 餘下商業部分如商場即使留作收租用途，也會在將來時機成熟時出售。酒店及服務式住宅則屬長期經營項目，但中間亦會出售。一切地產買賣都是正常商業行為。
　　沒有“撤資”的事，日後出售業務也都跟“撤資”沒有關係。如果我真要“撤資”，那麼最容易的就是“遷冊”（香港人將公司遷移註冊地稱為“遷冊” ——編者注）。我一定不會“遷冊”，長和系永遠不會離開香港。不過規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主要看情況而定，我有百分之百的責任保護股東的利益。
　　作為一家國際性綜合企業和負責任的上市公司，對經濟發展迴圈及業務回報條件常常要帶高度警覺思維，靈活調整是很正常和重要的運作。否則，如果你是投資者，也不會投資一家對股東不負責的公司吧。
　　南方週末：如果股東利益和國家的情況出現分歧呢？
　　李嘉誠：不會有什麼分歧。現在中國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經濟更開放，我這麼愛自己的國家，一定會留意經濟怎樣改革，農民生活因土地變成資產而改善，還有國企盈利上繳30%以改善人民生活，這些絕對是好事。國家鼓勵企業到外地投資，我在外國投資方面算是走前一點，可以說成功吧！
　　我一生的原則是不會去賺最後一個銅板
　　南方週末：你目前出售的資產多為地產，你怎麼看香港和內地樓市？
　　李嘉誠：內地房地產過去持續上漲，往往以高於市值的價格也無法投得土地。內地政府部門都說要對房地產進行打擊，價格太高。不聽他們的話，還可以聽誰的話？現在價格的確漲得太高，一般老百姓買不到，投資地產的公司也有危險。
　　過去兩三年我們買入的項目較少。香港地價高，已看到不健康的趨勢……內地的地價也飛漲，我們也無法成功投得土地。若地產業務繼續艱難地經營，高價投地而虧本，就是對不起股東。
　　我們是一家小心經營的公司，長實今天的負債比例是4%，和黃是21%，還有在加拿大的Husky，負債比例只有12%，以這麼大規模的公司而 言，屬於低的比例。這是我做生意的原則，對於債務和貸款問題，非常小心處理，如履薄冰。我從1950年開始做生意，到今天已經六十多年，經歷過不少風風雨 雨，也一路走過來。
　　我一生的原則是不會去賺最後一個銅板，就是最後那分錢，要很小心。
　　南方週末：關於包括李家在內的幾大富豪家族，香港有個流行的說法叫“地產霸權”，你認為是嗎？
　　李嘉誠：“地產霸權”實在是一個笑話。
　　我們是國際綜合企業，地產只是其中一類業務，別人借地產攻擊我們，但我們買（土地）少了，大家高興才對！
　　大家都知道香港地產市場一直由政府政策主導，不論從土地供應到投地條件的設計、房地產稅務政策等等，並非地產商決定，因此“地產霸權”並非屬於地產商。
　　希望跟別人一樣，生活在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
　　南方週末：以前你在香港一直備受尊敬，被譽為“超人”，但現在被抨擊為魔鬼、萬惡的資本家，說你壟斷了香港經濟。在你看來，香港人對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
　　李嘉誠：樹大招風是盛名的代價。
　　貧富懸殊是世界大趨勢，普羅大眾面對的環境越來越艱難。以現今很多已發展或發展中國家城市同樣面對的貧富懸殊情況來看，在一個地方投資所占比重越大，被抨擊的機會便越高。
　　我們因為在香港投資較大，引來抨擊。
　　二三十年前我已預見香港這個情況，不是我聰明，而是香港只有700萬人口，我做這麼多生意……有一次記者招待會，有記者問我會否“撤資”，問我 為什麼不多在香港投資經營零售事業，我說，以零售業來說，集團在香港零售店鋪有682間，全球共有12000間，就算在香港只增加10%店鋪，香港可以容 納嗎？
　　香港市場已無法容納更多，因此，集團多年來已儘量控制。30年前，集團的香港員工有三萬多，外國的則只有一半；現在全球二十六萬多名員工，香港仍維持三萬多，相差7倍。
　　1979年我收購和記黃埔之前，它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是零投資。因為知道這個情況（香港市場有限），我不斷到外國投資，今天證明我的做法是對的，如果集中在香港投資，根本是蠢事！
　　和黃的香港業務占全球投資比例約15%，長實在香港的投資占全球的約三分之一，如果地產做得少一點，比例會更小。
　　其實集團在外國賺取的盈利亦會惠及香港股東，在時機適合之下將某些資產上市或出售，所得利潤將令股東受惠。
　　南方週末：你說普羅大眾的日子越來越難，以前你也曾經說過企業家最大的挑戰是幫助建立社會。企業家要如何幫助社會？
　　李嘉誠：全世界都有這個現象（貧富分化），並非香港獨有，內地也有。與10年前相比，歐美大眾今日的收入和購買能力，原則上也沒有太大的改善。
　　企業家的挑戰是説明建立社會，這需要國家和人民一起盡心盡力地去做。
　　我認為提供免費午餐難以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唯有為年青一代提供良好的教育，提高普羅大眾的就業條件和機會，脫離跨代貧窮。多年來我不止一次表示不介意政府合理地增加商業稅，以支持長遠的發展。
　　南方週末：我們在此前的採訪報導中曾說到，香港社會近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仇富情緒增加等等。你怎麼看待香港的未來？香港要如何面對這些變化？
　　李嘉誠：香港有其弱勢：缺乏天然資源，90%以上的工業北移內地，貧富懸殊情況更難改變。
　　如果政府沒有前瞻政策，以為解決現在就是解決未來，這是非常狹窄的想法。
　　政府需要考慮如何投資未來，如果不為年輕人提供更好的就業機會，貧富懸殊與社會情緒惡化只會持續下去。
　　福利化社會是否適用香港？關鍵是我們要有選擇，要大家扶貧，也要自願，只能引導。我相信，香港人一向熱心于慈善，樂意助人，對我來說，幫助低收 入人士是義不容辭的事，但如果政府政策錯誤，不能解決社會缺乏上進機會的問題，只向有能力的人開刀，這是錯誤的。香港人都想創富，政府的角色應該要令人人 有創富的機會，而不是等待“打救”。
　　這就要維持良好的法治制度，政府不能選擇性地行使權力。
　　香港擁有不少有競爭力的核心價值：自由開放的市場，重視法治和原則。這些“社會作業系統”來之不易，需要時間孕育，但如果管治失當，也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南方週末：你是否會離開香港？
　　李嘉誠：我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家在香港。對我來說，長和系的基地在香港，我絕不會遷冊。
　　作為負責任的國際企業主持人，經營業務不能鋌而走險，一切必須以股東利益為大前提。我每天都會檢討集團的投資和營運策略，生意規模大小會隨著業務所在地區或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狀況而作出決定。
　　香港很難再擴展，原本曾想出售百佳，後來因價格不理想及發現有更好的構思，所以叫停。
　　在香港堅持不遷冊，但希望跟別人一樣，生活在一個公平公正的環境。
　　有時候我慶倖自己並未當官
　　南方週末：坊間有傳言，你與現屆政府關係不佳，這對你做出商業決策是否有影響？
　　李嘉誠：健康社會中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息息相關。關鍵是政府的權力要在法治的基礎上公平公正地落實執行，永遠不能選擇性行使權力，勿令人對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
　　我與香港或各國政府的關係都是建基於此的，不會因個別領導人或官員的變動而受影響，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
　　不過，我觀察到一個不健康現況在擴散中：“為官難，為民亦不易”，這對政府和社會來說都是雙損局面。有時候我慶倖自己並未當官，因為為官者要面對如何平衡和解決不同權益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演變成更大的問題。
　　南方週末：在過往六十多年經營中，你如何處理與政治的關係？與政治打交道時你的原則是什麼？
　　李嘉誠：我不是聰明的人。
　　如果政治問題真的沖著自己而來，擔憂也沒用。
　　我沒有參與政治，但我關心政治，政治跟經濟根本是手和腳的關係，假如兩者背道而馳，是難以處理的。
　　我希望政治和經濟好，讓人民富國家強。我曾經說過，講真話，做實事，有貢獻。我的基金會不停地做公益事業。
　　我並非萬能，無法預測政治變化，也絕對沒法影響政治，我只能以我的智慧做出對股東有利的事。
　　南方週末：你近年的投資，為什麼多選擇在歐美那些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
　　李嘉誠：一定選擇有公平法律的國家，我們在一些國家經營三十多年，政府並沒有因為我是外國投資者而出現不公平的對待。
　　世界上的投資機會和選擇，實在令我們應接不暇；集團可以挑選有法治、政策公平的環境投資。
　　南方週末：你曾經說過，財富的增加到了一個程度，便不會帶來更多安全感。但如果財富繼續增加，是否帶來不安全感？
　　李嘉誠：不會。
　　南方週末：這是你最艱難的時候嗎？
　　李嘉誠：不是。
　　我的最艱難時候是十三四歲。12歲時，日本侵華，我和家人從潮州來到香港，後來日本入侵香港，母親帶著弟妹回到潮州，我與父親留在香港。日本統 治香港期間，沒有什麼好日子可以過，13歲父親因肺病住進醫院，不夠一年，他去世。照顧父親這段時間我因為喜歡看書，發現自己也有肺病，病情接近危險階 段，但我告訴自己不能死。身為大兒子，為了母親和弟妹，為了前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時也不停搶學問，到舊書攤買舊書看，其中包括老師使用的教科 書，跟謀生有關的書。三年零八個月的歲月，知識比得上一個中學畢業生，這段日子也沒有因為自己的病看過一次醫生。
　　即使是最艱難的日子，我也是充滿信心。
　　我在外國賺到錢，拿回中國，有什麼不好？
　　南方週末：財富對你意味著什麼？你曾經表達過對內心的高貴的嚮往。
　　李嘉誠：多年前的一個晚上，我輾轉反側，難以入寐，內心縈繞著很多問題。思潮起伏，結果直至淩晨，直到一個答案湧上心頭，令我豁然開朗：我頓悟了把基金會視作我第三個兒子的道理，這樣我會全心全意愛護他，給他分配財產，使他獲得所需資源落實一切公益專案，把我的心願永遠延續下去。
　　在財富要代代相傳的傳統觀念中，將基金會視為自己的孩子，可以鼓勵傳承，期望這種想法能在中國人社會擴大和延續。
　　基金會並不向外募捐，捐款人只有我一人，資金的大部分是基金會現有已投資專案的固定收入，另有部分是來自我個人從香港和外國投資所獲收入、繳完稅後再注入的。我訂明基金會所有收益，絕不惠及本人、家族或董事等等，也就是說他們都不能從中獲得收入。
　　基金會已擁有我三分之一的資產，至今我已捐出145億港元，如有良好的項目，將不斷地繼續支持，希望能對我們民族有貢獻。2013年，基金會在內地及香港已捐付及承諾之數目達40億港元，是歷來最高的一年。
　　雖然我在全球不少國家經營業務，大部分收入都從外國賺取而來，每一分毫都是稅後才注入（基金會）的。但我規定基金會80%以上的捐款用於大中華地區，不超過20%的用在海外。我在外國賺到錢，拿回中國，有什麼不好？
　　南方週末：對於基金會，你不僅出錢，還出力，這是為什麼？
　　李嘉誠：我對賺錢的重視程度不及捐錢。
　　身為中國人，回想起我生長於抗日戰爭期間，國家被侵略，面對貧病、失學，於是發誓要終我一生，讓基金會擁有旺盛的生命，有能力繼續為國家、民族作出貢獻，這就是對我最大的回報。
　　我視教育、醫療和公益慈善是終生不渝的事業。基金會主要做兩大範疇：教育、醫療。在內地，我們有很多個項目在不同地方做了十多年，現在仍繼續做，我們守信重諾，承諾的捐款均100%如期或提前捐付。
　　除了捐錢，也親力親為，投入不少時間心血，使得來之不易的金錢用得其所，令項目受助人受惠最大，能如此，是我最大的快樂。
　　我喜歡簡單生活，我追求的是付出個人力量，協助社會進步。有能力從事公益事業，是一種福分，從中能夠得到真正的快樂；有能力的人，要為人類謀幸福，這是“任務”。
　　如果是為對國家民族和人類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也在所不辭；但若是為個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絕對不會這樣做。也以捐建汕頭大學為例，成立至今三十多年來，我坦然面對任何困難甚至是忍受屈辱，對汕大也不離不棄。
　　南方週末：你是重視聲譽的人，做慈善是否求名聲？
　　李嘉誠：我不理別人怎麼說，我的決心就是繼續做下去。
　　投入公益慈善事業是我終生職志，絕不求名利。在汕大，即使基建、設備90%款項由我支付，任何一個角落也找不到“李嘉誠”三個字，我捐建汕大只想做出成績。
　　很久以前捐款支持潮州兩所大型醫院，市政府領導曾遊說寫上我的名字，我不肯。他們於是建議寫上我父親名字，我也不肯，我回答說：先人如果有知，父親一定認同我的做法；如果並不知道，那麼寫也沒有意義。而且我更說笑，如果真的寫上父親的名字，將來拆掉更不好。
　　85歲，就不能愛科技嗎？
　　南方週末：你投資了包括Facebook在內的許多高科技企業。你已經85歲了，怎麼投資高科技？
　　李嘉誠：85歲，就不能愛科技嗎？我對新科技深感興趣，令我的心境年輕化。
　　18世紀工業革命由英國開始；21世紀則是科技革命，不少行業包括國防工業、農業、水利、能源、醫療、生命科技、電訊、互聯網等均有突破性的發展，投資機會數之不盡，應接不暇。
　　我喜歡新科技，私人參與投資的科技公司有60家，也越來越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有一項關於農業的專案，一樣的土壤、一樣的水源，不改農作物的基因，可以增加三分之一的產量，若這不是新科技，那是什麼？現在已證明這項新科技是成功的，並在國內進行試驗。
　　我非常喜歡看書，追求最新的科技知識。我非常留意與自己從事行業有關的新資訊和發展轉變，無論做什麼生意，你一定要喜歡它和愛它，這樣才有進步。
　　南方週末：但是高科技有時也會對現實經濟世界中的人帶來傷害。在你心裡，如何平衡新科技帶來的傷害？
　　李嘉誠：對，新科技機器或儀器可替代工人，速度快，生產力增加。和黃在鹿特丹港的自動化率是90%，在西班牙是60%，在香港是20﹪。
　　如果通過教育提升工人的知識，他便能操控這些儀器，科技加速，就是另一革命的開始。
　　早前我應廣東省粵東僑博會的邀請，以潮州話錄製了一段話，其中提到：科技主導未來，大家都知道，智慧機械化的速度將超乎我們的想像，濫竽充數不 再，“老牛擠奶”的時代不再，捍衛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投資教育和推動教育改革，讓我們的下一代永遠永遠告別落後、參與未來，是有能力者共同的任務。實在 是我真摯、充滿感情的話。
　　如果可以重新開始，我可能考慮參政
　　南方週末：你這一生經歷很多，到現在還在勤奮工作，是什麼支撐你的一生？
　　李嘉誠：我12歲因戰亂來到香港，一直好好地做自己應做的事。假如我沒有正確的人生觀，便無法活到現在。
　　南方週末：什麼是正確的人生觀？
　　李嘉誠：走正路，有理想，作為中國人，對自己民族作出貢獻。有理想地做生意，有理想地做自己
　　南方週末：你內心最重要的是什麼？
　　李嘉誠：建立自我，追求無我。
　　可以站得牢，挺得腰。
　　有人問我這麼忙碌，為什麼仍然那麼精神？除了運動，我內心安穩，精神沒有困擾，自己沒有特別的要求，做對人類和民族好的事，便感到開心。
　　南方週末：有沒有退休計畫？
　　李嘉誠：沒有。
　　世界波動很大……但我已做好退休準備，大兒子Victor隨時可以接棒，很多同事跟隨我工作很多年，我沒有擔心。
　　南方週末：你如何評判自己對香港的貢獻？
　　李嘉誠：不要問這些問題，我仍然很活躍，對未來充滿期盼。
　　南方週末：85歲回首過去，你覺得自己做得好與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如果從頭開始，會有哪些變化？
　　李嘉誠：我一生勤奮，不停地搶學問，面對不開心的事仍然保持愉快心境，因而此生無憾，生活簡單而有規律，擁有的資產一分一毫均從正途而來；即使有容易賺錢的機會，但對有些行業也堅決不參與。遺憾的事是不早點成立基金會。
　　我自問無論如何努力，仍發現沒有一個人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可以重新開始，我可能會考慮選擇參政（笑）。
　　我只是儘量用知識和感覺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南方週末：你在內地開展對癌症病人提供臨終關懷項目，你怎麼看待生命的終結？
　　李嘉誠：內地喜歡做這類服務的人並不多（因為病人會去世），反而其他如兒童項目較多人喜歡做，因為回報高。
　　一個非常冷的冬天，一個朋友患腫瘤，進了私家醫院，我探望他，他看見我非常高興，雙手拉著我的雙手，要我坐在床邊；朋友後來睡著，拉著我的雙手 也沒有放開。我心裡想，這個朋友很富有，得到很好的醫療照顧，但因腫瘤而痛楚不已。內地貧窮的癌症病人沒錢接受治療，生活怎樣過？於是立即想到開展寧養服 務，我不喜歡“臨終關懷”，改為“寧養服務”。
　　汕頭大學醫學院設立第一家寧養院。我告訴所有寧養院的負責人，現在使用的藥可幫助病人減少80%的痛楚，假如新藥可幫助病人減少90%痛楚，即 使價格貴一倍，他們也不用問我，立即轉用新藥。能夠幫助貧困病人減輕痛楚，實在是有意義的事。寧養計畫已做了十多年，在內地及香港至今已有42所寧養院。 日後若國家願意做這類的事，我可以停下來；否則，雖然沒有回報，我還是會繼續支援這類服務。
　　我常常鼓勵寧養服務的醫護人員，我說不知道這個世界是否有地獄，如果有，癌病病人的痛楚程度是最高的，有人甚至撞木頭來轉移痛苦，很淒涼。汕大醫學院作為第一家寧養院，全國寧養服務的全部費用由我支援，每年的資助金額會增加，兩三年內，每年捐款要增至1億元。
　　南方週末：你害怕死亡嗎？
　　李嘉誠：我不懼怕死亡。假如我是一盞燈，能夠照著一條路，還有留下有生命的基金會，只有政治可以破壞它，因為不是我所能控制，不然沒有人可以破壞這個基金會，我的兒孫及董事不能從基金會得到任何利益。
　　南方週末：我們注意到，你今天一直都非常平靜，據說平常你也是這樣。你會因為什麼而激動、傷心、生氣、興奮嗎？
　　李嘉誠：我一直都很冷靜。如果認識儒、釋、道的精粹，便會明白人生很短，不應浪費時間去理會這些事情，應從正途去做對的事，例如基金會的工作每天都在進步中，每天都有成果，像在荒蕪之地，種下大樹，讓後人有收穫，這是很高興的事。
　　我一生希望成為一個有價值的國民，擁有有價值的人生。
　　南方週末：百年之後，你希望後人如何評價？
　　李嘉誠：不會想這些事情，更加不會自我評價。
　　從過去到現在，我都是問心無愧。世界沒有完人，我只是儘量用知識和感覺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如果真的要寫墓誌銘，我會選擇一直支持我每天充滿鬥志的兩句話：建立自我，追求無我。　　　　　　　　
來源：南方週末 作者：陳新焱
編輯：.

近年接受的最長也是最細緻的採訪，人物雜誌記者像私家偵探一樣，從我和朋友的交談，從各種出乎我意料的文字視頻資料裡面，打開了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一面。有不少獨家的秘聞，歡迎點擊。

李開復：最大化戰爭的倖存者

本文來自《人物》雜誌
文｜李斐然
編輯｜朱柳笛
攝影｜尹夕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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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李開復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最大化戰爭

李開復的西裝褲口袋是一個精確測試後確定的尺寸，它和最新款iPhone的尺寸貼合，既不會淺到放不進去，又不會深到不容易取出來。在重要場合，他會戴寬度7釐米的細領帶，比市面上大部分領帶細1釐米，因為他經過實驗發現，這樣的搭配顯瘦。就連他的笑容，都像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偶像營業時的idol smile，這是他大部分照片裡的固定微笑的弧度。

坐在這樣的李開復對面是一場持續的心理危機。他的人生經歷被量化，像一個可查詢的資料庫，他的回答基本上全部出自他出版過的8本書，以及迄今為止發表過的公開演講、訪談和文字記錄。如果你讀過這些內容，就可以準確預測他每一次的答案。因為不管問題是什麼，他都會繞回到這些公開信息的範疇之內，邏輯落點始終是——“世界因你而不同”，每個人都要“做最好的自己”，而現在，我們應當關注“AI未來”。這些是他的自傳標題，也是他研究後發現最適宜大眾傳播的話題。

他的生活是一場最大化的戰爭，在有限條件裡，最大化時間，最大化效率，最大化確定性，不允許冗餘。偶爾助理給他在兩個時間段中安排了休息，會遭到他委婉的批評：時間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這場最大化戰爭貫穿了李開復30多年的職業生涯，他擁有一個商業偶像的完美履歷：畢業於學術頂尖的哥倫比亞大學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工作過技術最頂尖的科技公司，蘋果、SGI、微軟、Google，而後在2009年創辦創新工場，投身中國的創業熱潮。

在每一個階段，他都創造過最大化的奇跡：在蘋果，他曾將尚處於實驗室階段的前沿語音辨識系統，壓縮了1000倍後應用在當時的蘋果電腦裡；在微軟，他創建了微軟中國研究院，這成為後來世界知名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走出來許多AI領軍人物，被《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稱為“世界上最火的電腦實驗室”；Google中國也在他的推動下，從一個人到700人的團隊，實現了最具歷史意義的當地語系化。

過去10年中，他的最大化戰場是中國的互聯網創業。創新工場所投資的項目超過350個，已經誕生了17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基金規模超過20億美元。“創業本身就是一場最大化。人們在創業環境中得到的成長，是在其他環境裡不會得到的。創業就是做出了有限性和無限性之間的連接，達到了人的最大化。”

技術造就的商業奇跡，是過去10年間中國互聯網的獨特景象。技術高度集中化了效率，放大了個人的力量，讓所有人親歷了一場肉眼可見的奇跡——一個創業者能改變所有人購物的方式，一個聊天工具能顛覆此前所有的通訊龍頭企業，一個網紅主播能直接決定一款口紅的生產……中國市場成為全世界資本最為矚目的新大陸，它吸引著一個又一個人投身這片土地的最大化戰爭，在這裡，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親手創造一場影響14億人的奇跡。

“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迎頭而來的機會，總在想怎麼去調整自己，才能捕捉到這些機會。如果你讓我每天做一樣的事情，我會枯燥到死。”李開復說，“每一年我說不出來我做了兩三件很驚人的事情，好像就白活了。”

不過，這場最大化戰爭也多少吞噬了人性。在家裡，他陪家人的時間是經過精密規劃的最大化策略，“既不會少到讓她們抱怨我不是好丈夫、好父親，又不會多到影響工作效率”。妻子謝先鈴有次跟他吵架，氣到離家出走，不接電話，不回短信。結果，李開復選擇用技術回應。他在Google搜了大概1000條道歉短信，從裡面挑了50條比較接近他的口吻的，自己又寫了50條，湊成了一個100條道歉信的資料庫，然後寫了一個程式，每隔45分鐘隨機發送短信，不間斷地一直發，連續發送到第三天的時候，妻子敗給了程式，認輸回家。

創業夥伴陶甯從微軟時代就認識了李開復，那時候，連跟他吃飯都是一場智力競賽，要一邊吃一邊玩難度極高的推理遊戲。她注意到，同樣使用語音輸入，李開復的語音轉化準確率要比周圍所有人都高。因為他常年訓練自己，用機器習慣的穩定狀態說話，“不要只train機器，還要train自己。”

與他結識近14年的黃蕙雯是創新工場現任CMO，起初她並不想接受這份工作，就跟李開復說，北京霧霾好重，我不要搬過去。結果過了一會兒，她在微信上收到了他的答覆，他依次發來中國氣象局的監測結果、社科院的研究報告，以及協力廠商機構的觀察統計。李開復糾正她，準確的事實是，北京的空氣品質已經有了大幅改善。這構成了李開復強悍的說服力，但也讓黃蕙雯不得不沖他吐槽：“你一定要每天都過得這麼用力嗎？”

所以，坐在他對面是一種持續的挫敗和絕望。技術要比人性更根深蒂固地活在他身上，那種感覺很像是跟Siri聊天，全程剔除人類情緒。這讓人產生一種不太對勁的迷惑：如果他參加圖靈測試，能通過嗎？

這種最大化的氣質只在一種狀態是合理的，那就是科學家的實驗室。這原本可以成為一個最典型的科學家故事，一個天才，迷戀技術，與機器共存，活在實驗室裡。但顯然，李開復早在30多年前就放棄了這條路，這也是他的故事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天才決定離開實驗室，投身複雜、渾沌、充滿局限又充滿活力的商業社會，活在人群中。

┃與複雜共存

商業世界有一些暗號。特別是創業者見投資人時，他們一般不會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你只能去捕捉一些訊號——聊天中他有沒有看手錶，中途接電話有沒有回來，如果聊了半小時他還在提問，要麼這次有戲，要麼他不懂這個賽道，想讓創業者幫他普及一下背景。最直接的失敗徵兆是，“我後面還有個會。”

但是，李開復會給出不太一樣的訊號。他愛談論技術，見他需要準備好充分的資料材料，以備他即時提問。他尤其鍾情于技術天才，有時甚至會打破自己縝密的時間規劃，跟他們多聊。可是，如果技術天才只講技術，他會直截了當地告訴對方，“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他的本質是一個電腦科學家。在成為投資人、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之前，他是足以躋身世界一流的人工智慧專家。電腦博士李開復設計過一款人工智慧博弈程式Bill，擊敗當時奧賽羅棋世界冠軍；他還使用一種叫做“隱瑪律可夫模型”（HMM）的方法，建造出世界上第一套非指定語者連續性大詞彙語音辨識系統Sphinx。學術界一種開玩笑的說法是，衡量一個人的研究高低，就去看他的論文能在多少年後還持續折磨著後輩入行必讀。而李開復的論文，直到今天還有程式師將其翻譯成中文，細細研讀，距離他發佈這些論文已經33年了。

走出實驗室後，他親歷過這個時代幾乎每一次最重要的技術變革，參與它們的落地。陶寧記得，即便在微軟、Google這樣的頂尖公司，想要讓技術進入產業也是一場惡戰，李開復要反反復複做演示，跟不同人群磨合，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不懂技術，“99%不是你的技術同類”，但他們又有自己的立場和顧慮，李開復的工作就是需要彌合這種人群之中的認知差異。

商業是人構成的戰場，在這裡，贏的關鍵是學會與複雜共存。尤其在中國創業，是一場全世界最殘酷的戰爭。所有參與者將最大化推向極致，只有親自下場，你才能明白這種現實的顛覆性力量。天才的最大失利往往不是技術缺憾，而是誤讀了人，誤讀了人性，誤讀了人群之中的風向。

在微軟的時候，到美國總部開會，坐滿一屋子的天才工程師總提中國盜版，討論的主題都是怎麼抓、怎麼告、怎麼正版化、能賣多少錢。“我說你們根本不懂中國人的思維，我就帶他們來中關村，教微軟的人怎麼理解中國市場。”

李開復設計了一套小實驗，他讓來北京的美國高管們先去一趟當時的電腦大賣場海龍大廈，每人發同樣的錢，買一個電腦回來，去親眼看看在中國做生意是什麼樣子。結果在中關村購物一圈，連最理性的CTO都陷入了中國充滿感染力的消費亢奮之中，回來熱情地跟李開復說，什麼都有，什麼都有，什麼都有！那是一種誰也阻止不了的商業生命力。只有親歷才能明白，你沒法跟一顆破土而出的種子講道理，靠理智否定它的生長。它會不惜一切代價活下來，最優解是與它共生。

過往的經歷把他訓練成一個務實主義者。2006年，他參加香港科技大學前沿研究討論會，臺上坐著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時任科大校長、物理學家朱經武，還有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和阿貝爾獎得主邁克爾·阿蒂亞爵士。他們熱烈地討論“詩人科學家”這個議題，數學好美啊，數學充滿想像力，只有他不太同意。

李開復很客氣，這是他身上的另一個重要特質。他婉轉地提醒：“這個世界需要有像他們那樣偉大的科學家，留在高校研究院，來探索數學之美，但是也需要像我們這樣的工程師，來把它做成有價值的東西，解決人類的問題。這兩者缺一不可。”

他必須要學會在人群中生存。王詠剛是創新工場CTO，也曾在Google工作了10多年。他知道，跟形形色色的人談技術，是個苦差事，講深了大家聽不懂，講淺了大家覺得沒有用。碰上完全不懂技術的人，尤其是傳統產業的老闆，也得講得下去才行。他有一次聽到李開復不得不跟一個地方老闆解釋，“AI是一種新時代的Excel”，因為Excel對他們來說已經代表了複雜，他耐心地解釋，“像Excel那樣，你把資料填進去，結果就能算出來。”

“我就沒有開復那樣的好脾氣，講不明白我就不想說了。但是他還是很有熱情，能在不同場合，耐著性子，讓所有人聽懂。”王詠剛說。

“市場接受了，技術就得到了承認；市場不接受，再奇妙的技術也不名一文。”李開復曾這樣寫道，市場是一切技術的試金石，只有不適應市場的技術，沒有不適應技術的市場。就算是地球上最偉大的科技公司，技術不能落地，也在市場一文不值。

整個過程都要對抗人群中的懷疑、不解和誤會。智明星通的CEO唐彬森說，10年前覺得李開復不像個投資人，每天叮囑他關注技術趨勢，“老發一些沒什麼用的話”，“我們還在創業苦哈哈的，滿腦子想的還是人怎麼招啊，工資怎麼發啊，他老說要all in移動互聯網，老說比爾·蓋茨的名言，‘人們永遠會高估一兩年的發展，而低估了未來10年的發展。’我當時心想，手機螢幕就這麼點大，性能又特別差，能怎麼樣？”

如今，技術奇跡驗證了李開復的判斷。前不久，創新工場10周年紀念，他給李開復發了一條資訊，“偉大的時代需要有偉大的想像力。”

然而，人群之中，質疑總免不了。出現負面評論的時候，陶甯和李開復經常爭論。李開復希望能把事實解釋清楚，但陶寧告訴他，如果他相信，自己事業的目標是把技術落實進產業裡，就必須專注於技術的落地，“活在一種不理解中，學著與噪音、反對、誤解共存”，對這個世界說，那好吧。

“你說他沒有生氣過10分鐘、1小時，他肯定是不高興的，但是他得用理性的方式去處理。”陶寧說。“況且，創業中太多你想要做的事情，已經填滿你的時間了。像開復這樣從學界跳到工業界，面對客戶、投資人、產品、團隊，他已經生活在人群之中了，必須學會接受過程中的噪音。”

這大概就是時代留在他身上的一種複雜性。他的技術信仰分成兩半：前一半是個科學家，能寫最複雜的論文，調教機器理解人類；後一半是個商人，能洞悉客戶的需求，教會人類理解機器。自始至終，他都是流動在兩者之間的人。

┃吞噬與救贖

技術將李開復的最大化戰爭推向了頂峰，他不僅要最大化技術在商業上的效益，還要最大化自己的影響力。

微博最熱的時候，他給自己的微博寫了一個AI程式，讓機器自動抓取即時熱門的話題，以及與他有交集的主題，以影響力排序轉發，連發送時間都是精准實驗的結果，間隔10分鐘發會掉粉，間隔40分鐘發又不能實現每天發送量最大化，衡量過後得到最優解，間隔30分鐘發一條，每天發送25條，以實現每天穩定漲粉的目標。機器全程類比人類發送的隨機性，避開整點發佈，以免留下機器痕跡，機器甚至能代替他自動回復留言，為他增加粉絲互動頻率，維持熱度。

那段日子，向來平靜的李開復持續生活在一種強烈的情緒衝擊裡，憤怒、喜悅、興奮、焦躁，所有血流都沖向大腦。他每天都會檢查自己的粉絲數，如果沒有達到增長預期就會不高興。他變得對最大化數值有所偏執，“一場演講沒有1000個人我就不去，每天微博不新增1000個粉絲我就不開心，一個記者來採訪我，讀者不夠多我就拒絕。”

一切都是最大化的工具。曾經的創新工場合夥人王肇輝結婚，邀請李開復致辭，儀式結束後，他發現李開復寫了中文發言稿、英文發言稿，在微博、推特、臉書全平臺上都發佈了一遍。作為新聞發言人的他感到高興和感動。但是，李開復大女兒上大學收到的父親的信，也被父親同步發在了網上。雖然贏得了點擊率，女兒卻非常不高興。

今天回憶起這一切，最大化影響力的念頭“就像腫瘤一樣長在我身上，頑強、固執，並且快速擴張”，直到疾病的突然到來。

在經歷了常年的熬夜、高壓、疲勞作戰的生活後，李開復的體檢報告裡檢測出腹部存在26個腫瘤，醫生確診為淋巴癌四期。當整個中國互聯網在井噴似的蓬勃發展時，李開復花了17個月養病。最大化戰爭暫時休戰。

休假對於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一開始，他還不能正確融入這種生活裡面。在動完手術的幾個小時後，他還試圖再度投入工作。他在家的臥室裡搭建了一個工作臺，用金屬臂把顯示器懸掛在枕頭上方，躺著回復郵件。

因為生病的緣故，他提前立下遺囑。寫遺囑的時候，他第一次認真注視自己手裡的筆，“那支筆曾在上萬冊書上簽名，暢銷的自傳，鼓勵中國年輕人努力工作、開拓事業的書，這些書每一本反響都很好，如今，同一支筆卻見證了我的失敗。”

寫完遺囑，他坐在母親旁邊，母親已患阿爾茲海默症多年，只能勉強認出他。直到那一刻他才意識到，自己最大化的影子還有另一面。自傳是一個朝氣蓬勃的故事，但對當時在美國陪讀的母親而言，那是寂寞的回憶。沒有親人，沒有朋友，兒子上課的時候，她只能在家對著電視，一台一台換。因為語言不通，她只看得懂一個猜價格的節目，節目很熱鬧，但她也只能猜測這種熱鬧。從天亮到天黑，只有捱到兒子回家，才有人跟她說話。

成功人生的所有細節都顯現了另一個模樣。在臺灣養病期間，他試著參與家裡的裝修，兩個女兒告訴他，過去他花了大工夫，把房間佈置成公主房，買小星星的貼紙，自己一顆一顆貼在天花板上，但其實，她們並沒有想要成為公主。

小女兒說，她更想要收到爸爸的信，因為爸爸過去經常寫信，寫給爺爺奶奶，寫給媽媽，寫給姐姐，但是他已經很久沒寫了，自己高中畢業的時候，還會收到爸爸的信嗎？

生病期間，李開復重讀了許多年前自己父親寫來的家書。原來早在他事業的最開端，父親就曾在信裡，反復叮嚀 ——

先鈴、開復：

先後接到你們來信，一則以喜，一則以慮（我未用“憂”字）。喜看開復的研究受到別人的注意、重視，但我要說一句話是，做學問的要有自尊心，但更要有謙遜心。學習是無止境的。

經過了這麼多年後，他終於開始理解，和自己渴望的最大化不同，父親治學的根基恰恰是渺小。父親70歲的時候選擇當教師，教了幾十個學生。學生寫給他的訃文裡反復提到這位老師謙遜的治學觀點，他相信研究任何歷史最忌諱的是“成見”，“歷史是沒有官方說法的”，自己的觀點也不是最終的答案，應該歡迎反駁，包容不同的意見。

“我才發現，他寫給我的每一封信裡都隱含著一些人生建議。他教我怎樣去做一個更好的人，不要為了一些沒有價值的事情讓自己太忙碌，做人要謙虛，千萬不能驕傲。父親通過這些信，以非常溫和的方法來傳遞他的愛，而我感知得太晚了。”

在臺灣養病期間，住在他家附近的鄰居楊柏林是一位畫家。他看了李開復的故事，送來一幅畫。這幅畫是很多種顏色一起在流動，黑色包裹著紅色，藍色流向了金色，畫面正中央是蔓延開來的白色，如同水一樣，不斷流動，這是他所理解的李開復。

楊柏林說，他在李開復身上看到了自己。這位畫家一直以來的創作理念就是“影子和自我”，而在李開復身上，他看到這個主題的又一次呈現——“真實的我是影子的救贖，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遼闊的世界。”

┃回到人群中

病癒回到工作中，李開復回到了他的平和狀態。他是一個始終很客氣的人，很少生氣，總是保持弧度穩定的微笑。最大化模式並沒有完全消退，連軸轉地飛行、演講、開會。妻子常常問李開復，“你到底要幾歲退休啦？”

他還不想退休，多久都不想。他還在享受流動在人群中。今年秋天，李開復去烏鎮的世界互聯網大會演講，飛回北京沒幾天，又到釣魚臺國賓館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會議間隙的大廳，遇到的幾乎每個參會者都會跟他打招呼，停下來聊一聊。他像水一樣流動在不同群體之間，對決策者解釋技術的苦處，得給民營企業一些幫助，然後鼓勵研究員多參與實踐。

只是，贏已經不重要了。“經歷的災難多了，人就學得會客觀了。人從挫折中學到的東西，遠比成功裡學到的多。碰到好多問題，上報紙了怎麼辦，大會不能開了怎麼辦，他們說，開復你怎麼還這麼鎮定？我說我都被微軟告過了，這算什麼？我都得過癌症了，還怕什麼？”李開復說，“這一生活得已經很值了，得到了超過我能想像的很多東西，我已經很感恩了。如果我失去一切，那也值了。”

在互聯網世界，這也許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平靜。他的辦公室位於中關村，就在樓下吸煙區，休息時間會有許多掛著工牌的人聚在一起抽煙，他們鎖著眉頭，抱怨美國貿易管制黑名單、競爭對手使過的黑招、擴大市場的壓力……互聯網，一種焦慮、廝殺、競爭的象徵，是全世界最殘酷的競爭市場。焦慮是他們被這個技術時代所塑造的一種底色。

經歷過技術時代屢次變革，現在的李開復覺得，在10年中國互聯網中誕生的最有價值的不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背後精於執行的人。“我覺得中國創業者是很強大的一批人，整體來說他們不會是很恐懼的人，一方面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萬一真的做不成，那就公司關了再創一家，做一家倒一家，倒一家就再開一家，真正厲害的創業者都是這樣起來的。”

一個重要的領悟是，人的最大化，不能做簡單的量化。一個不能透露姓名的創業者說，當時他有一個合夥人，很多投資人不看好，都不願意投。但李開復對他說，“我知道這個事你肯定會踩坑，但我也知道如果出了問題，你也可以收拾得了，所以我們冒一點風險，還是會投。大不了到時候麻煩一點，幫你解決問題。早期多犯點錯誤，總比後邊犯錯成本小得多。”事實證明，他的合夥人果然出了問題，但這名創業者也的確熬過了這個錯誤，帶著公司成長為市場的關鍵玩家。

最近，李開復開闢了一個新的最大化戰場——讓AI落地。

他在創新工場設立了一個人工智慧工程院，給學生做技術夏令營，找傳統產業談合作，還聯繫了大學，幫忙設計人工智慧的教材。作為人工智慧工程院的執行院長，王詠剛常常和他一起出差，去工場考察。他在一家工場車間呆了一天，生產線上1000多個人，王詠剛挨個去看每個人的工作，看看能不能用自動化取代。車間工人用很細的鑷子，貼一張小小的貼片。一個工人一整天困在自己的工位上，反復這個枯燥的動作，拿起來、貼上，再拿起來、再貼上。這是一個亟需得到解放的重複性勞動，但是，今天的AI只能在虛擬世界起效，做語音和人臉識別還可以，一旦進入真實世界，又粗糙又笨拙，遠遠不能取代細活兒。

“那天出來我就在想，未來AI是一個無論怎麼想像都不過分的發展。讓它發展取代工人，這不是一個效率問題，而是一個人道問題。人類是不應該被困在這種枯燥的重複性勞動裡的，應該做一些更自由的事情。今天的AI還在非常非常早期的起步階段，如果AI真正能落地達到90分的話，世界會變得非常不一樣。這是我或者開復，以及一些做AI科研的人所相信的AI。”王詠剛說。

這又將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就像是他所親歷的每一次技術落地，又要跟決策者建言，又要面對陌生人的迷茫和質疑，想辦法讓人聽得懂，又要耐心勸服創業者相信，這背後是下一場技術奇跡。但李開復似乎很享受這件事，每天連軸轉地面談，演講，參加討論。

1983年，李開復在卡內基·梅隆大學電腦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那裡是世界人工智慧尖端研究的前沿陣地。他的博士生研究計畫中這樣寫道：

“人工智慧是人類學習過程的闡明，人類思考過程的量化，人類行為的解釋，以及對智慧原理的瞭解。它是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我希望投身這門新的、有前景的科學。”

今天重讀這番宣言，李開復似乎的確在用自己的時間，踐行著這場實驗，他把自己訓練成機器的思維模式，量化自己的行為，去教機器理解人類，更重要的是，通過對機器的理解，把它推向人類，實現“人類瞭解自身的最後一步”。

“我確實是用了20年的時間，才慢慢地瞭解他，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個最理性的人，他是一個像我們一樣的人，是一個領導，一個下屬，一個朋友，一個長輩，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他是一個生活在人群之中的人。”陶寧說，“他的主線是忠於技術，圍繞著技術他做了所有事情，做了研究，做了產品，做了投資，收集了人才，也獲得了很多朋友。技術改變了他的人生，他也因為身處這樣的技術時代，改變了別人的一生。”

┃只屬於自己的房間

現在的李開復試著活在一場最大化的寬鬆裡面。他已經不怎麼再發微博了，自動定時發佈的程式已經終止了，他只會偶爾上去看看評論。過去看電影，他會按照IMDB排序，從9.2到6.5依次看，他在家裡裝了160T的伺服器，確保他準確擁有全部6.5分以上的電影。現在也沒關係了。他最近在重看《教父》，看了好多遍，他現在喜歡教父那樣的英雄，說不上是英雄，卻也並不是壞人，一生與人性的種種複雜面共存，是一個活在人群中的人。

李開復有一個秘密，那就是吃。他熱愛美食，也熱衷於研究美食。每年大董上新菜，他都會受大廚邀請試菜，跟大廚討論菜品。曾有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的美食喜好，想給他出一本美食書。但是，在李開復決定之前，王肇輝就直接拒絕了：“我說不行，只要我還在PR這個崗位上管事，就不可能有機會。我不希望開復的公眾形象變得不專注。我希望科技、投資是占他人生符號99%的東西。不能讓人感覺不務正業，跑去做美食了，這不合適。我不同意這樣的事情出現。”不過現在，這個秘密也不需要隱藏了。講述美食時候的李開復，有一種毫無掩飾的由衷快樂，他花了整整10分鐘時間，認真描述如何煮一顆最完美的雞蛋。這是他經過反復試驗、調試，推算出的完美雞蛋烹飪資料。

他選擇Google工作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參與Google中國餐廳的籌建。幾乎每個和他在Google共事過的人都記得，每天中午的試菜環節，會看到一個神采奕奕的李開復點評菜，面試大廚，提很多專業問題。

現在不需要爭奪最大化流量了，他開始允許自己說點真正想說的話，吃到好吃的東西，他會給它們拍特寫，傳上網。其實，如果沒有其他人反對，李開復還挺想寫美食的。但是，他是一個溫和的人，不喜歡跟人起衝突。他也尊重別人的專業，只要是他認定的資深人士的建議，他大多會接受。所以，這個出版計畫最終流產，李開復只說了一句話，“那好吧。”

病癒之後，為了讓更多人對AI感興趣，李開復願意去展露更多真實。他參加了奇葩大會。在去錄製的車上，他準備了一份詳盡的發言稿。助理提醒他，那兒鼓勵現場即興，你自由發揮就好啦。但這是李開復所不習慣的場景，他反問，“自由……怎麼自由？”

結果，奇葩大會收穫了嘉賓語音聲波最平穩的一期節目。錄製結束後，蔡康永跑來找他的助理：“開復在幹什麼啦，讓他來玩的，一上來就講課，也不跟我們打招呼，難道他是緊張嗎？”

習慣是不容易更改的，他還是喜歡活在精確的最大化裡。臨近採訪結束的時候，李開復展示了自己手機相冊，裡面有兩部評分7.9分的電影。“這是我最近發現的兩部電影，我還沒有看過。”他說回家後會把這兩部電影下載來看，所以此時此刻，寫稿還不能寫“李開復看過IMDB上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準確的說法是“所有6.5分以上的電影，減去兩部”。

生活也依然追求一種最大化，但如果沒做到，那也沒關係。李開復在家裡追求極簡，一切都要藏起來，相冊藏在抽屜裡面，電視藏在油畫後面，電腦藏在飄窗裡面，音響藏在房間隱蔽的壁龕後面。他試圖也把妻子的化妝品藏起來，為此設計了一個能夠裝400個瓶子的鏡櫃，完美容納妻子現有化妝品。然而，住了一段時間後，滿載的鏡櫃外面不知道為什麼又冒出來100瓶。於是，他從自己的護膚品裡拿了20瓶出來，也放在外面。李開復說，這是適應環境的新策略，既然要存在冗餘，就讓冗餘也搭配著來，在一種新的平衡裡，與冗餘共存。

他再一次開始寫信。小女兒畢業上大學那一年，他給她寫了一封不再公開發表的信。信的最後一段是：

我問媽媽想說點什麼，媽媽讓我告訴你，我們非常愛你。我問她，這句話是不是應該說，我們愛你，比昨天多一點，比明天少一點。她點點頭，眼睛裡閃爍著一點光，那就像是在你小時候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同樣的光芒。

後來不久，小女兒把回信文在自己的身上。一個是Stay Gold，它出自美國詩人弗羅斯特的詩，原意是，美好總是容易消逝（Nothing Gold Can Stay），但她改了一下，對她來說，美好也可以永不消失。另一個是一組數學符號，那是長大之後終於領悟的父親的關心，一個大於號，一個小於號。

今天的創業依然是一場最大化戰爭，但作為親歷者，他也得到了珍貴的經驗：“最大化會發揮人的潛力，但也會犯錯誤。我學到的就是不要去算計到這麼細，分清楚哪些是自私的最大化，哪些是真正對世界有意義的最大化。”

李開復的家裡現在有兩間書房。一間是給外人看的，是他完美一面的呈現，乾淨到空無一物的書桌，所有物件都可以完美收納，曾經的獎狀、獎盃和畢業證書，整齊地排列在櫃子裡，是展示給世界看的戰利品。

另一間書房非常狹小，裡面完全沒有裝飾，沒有吊頂，沒鋪地板，抬頭就是黑壓壓的暖氣管道，屋裡只有一把歪到有點散架的椅子，勉強可以坐下。這裡放著他在家裡佈置的伺服器，以及所有不想被外人看到的東西。

這裡藏著所有他生活的秘密回憶。曾經手寫給妻子的情書，父親寫的信，自己的病歷，過去工作用的舊名片，只對自己有意義的工作紀念物，亂糟糟地堆在一起。他跟自己約定，老了退休了，他就把這些回憶按順序整理好。但現在還不用，這樣就好。

只有在那個房間裡，他不用活在最大化裡。這是他精緻的家裡唯一一個亂糟糟的地方，沒有條理，沒有分類，不用小心翼翼。他時不時要去那兒維護伺服器，跑資料的十幾分鐘時間裡，讀一會兒信，發一會兒呆，想念父親和母親。所有情緒都允許得到短暫的表達，懷念，生氣，懊悔，沮喪，難過，也有希望。這是最大化戰爭的一條縫隙，只在這裡，活著一個真實的李開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