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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 秋祭》
～高金素梅 2020.10.24 馬場町

各位白色恐怖受難人和遺族家屬大家好，我是高金素梅，吉娃斯･阿麗。

非常謝謝主辦單位「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再次邀請我參加一年一度的秋祭，悼念50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

1950年代白恐怖是衝擊台灣社會的歷史性事件，在座的各位前輩更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人。在那段高壓恐怖的時期，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共產黨」的紅帽子，不是處死就是監禁，「赤化」可以是統治階級政治清洗的藉口，「匪諜」可以是情治單位逮捕刑求的理由，「反共戒嚴」是國家安全的政策，「社會主義」是判刑定讞的罪名。但儘管如此，懷抱信念的犧牲者，仍然面帶微笑，從容赴死，而在座各位受難的前輩，走出黑牢後，繼續堅持理想的毅力，這些事蹟都一直是我由衷敬佩和努力學習的榜樣。

2002年在我剛當選立法委員的時候，我其實只是一張政治的白紙，是遇見了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前輩之後，我的政治生涯和運動才真正地開始。當年，陳明忠先生和馮守娥女士給予我的政治啟蒙，讓我開始自覺地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重新去認識台灣原住民族對日本殖民者的慘烈抵抗。那一百三十八場雖敗猶榮的原住民抗日戰役，成為我的歷史洗禮，讓我堅定地踏上反對殖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道路。

2005年，由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斷參拜靖國神社和台聯黨主席蘇進強的參拜，引發了台灣原住民族的憤怒，我和族人們開始推動「合祀除名！還我祖靈！」的運動，先後十次前往靖國神社要求迎回祖靈，向大阪地方法院控告小泉參拜違反和平憲法，在聯合國總部前控訴日本對歷史的不負責任！2006年大阪地方法院針對我們的控訴作出判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憲！在這個運動的路途上，我遇見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志同道合、情義相挺的朋友，他們都是1997年以來、參加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國際會議的學者教授和社運先進，他們反對東亞冷戰白色恐怖的研究成果和運動經驗，提供了我們思想和行動的養分，而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正是這個東亞國際連帶的催生者。

2009年，台灣原住民族「反靖國」行動代表團一行四十人，突襲進入靖國神社，在現場舉行招魂儀式，獻唱安魂曲之後，迎回祖靈，當時在現場參加招魂儀式的，除了我們原住民族的各族代表之外，還有我所敬愛的陳明忠先生和馮守娥女士。這兩位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前輩，在反靖國運動的過程中亦步亦趨的運動精神，讓我們非常敬佩。這種信念、紀律和堅持，正是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在行動中煥發出來的風範。

2016年民進黨當政以來，不斷在民生議題上製造問題，而且還在兩岸關係上，配合美國，製造對抗。如今兩岸之間劍拔弩張，戰爭幾乎一觸即發，面對這樣的情勢，民進黨不但不尋求和平解決的方法，反而繼續高傲地揮舞反共大旗，充當美國戰爭對抗的馬前卒！這不禁就會讓人聯想到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難道民進黨政府也要準備孤注一擲地倚靠美國，重演白色恐怖的反共肅清嗎？包括原住民族在內的台灣人民，都曾經是殖民統治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都經歷過戰爭對抗和反共高壓統治的磨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海峽兩岸的人民已經和平交流了三十年，知道相知相惜的可貴，我們有白色恐怖受難的歷史和見證，我相信兩岸人民一定有智慧，來化解美國和民進黨所捏造出來的反共對抗， 這條由前輩流下鮮血所照亮的路，我們一定會繼續向前走下去。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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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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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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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

《我的導師 陳明忠先生》
～高金素梅 2020.02.28

2019年11月21日清晨，我的思想導師陳明忠先生在上海去世。收到訊息，我暫停了選舉行程，來平復揮不去的哀傷。我想起了陳明忠先生和馮守娥老師非常喜歡的一首歌曲：「我們為什麼不歌唱」。這是一首鼓勵政治犯即使在嚴酷的黑牢也要歌頌理想的希望之歌！這首歌最後的歌詞說：「而人們說，你們不應該哭泣，我們為什麼不歌唱！」。

我將我的哀傷，錄成了歌，來紀念我對陳先生的思念與敬意。這首歌後來在陳先生上海的追思會上撥放。今天在台北，我再次播放這首歌。

2002年，我剛上任立法委員，讀到了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發行的《原住民族月刊》，非常感動，它打開了我思想和運動的眼界。我還記得當年我想認識他們的急切心情。不久之後，我們不但有了交流，還肩並肩地在原住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上，共同奮鬥了18年。透過部落工作隊張俊傑的介紹，我才能認識這位傑哥口中的「我的老大～陳明忠」，傑哥竟然有老大，這令人不可思議。

第一次與陳先生見面時，我並不知道眼前這位豪爽率直的先生，竟然是當年二二八台灣民主聯軍的突擊隊長，而且是台灣最後一個被判死刑的政治犯。

2002年夏天，我和高砂義勇隊犧牲者的遺族，前往東京靖國神社，我們要求神社必須將這批日據時期被殖民者強徵陣亡的台灣原住民族犧牲者，從合併祭祀的名單中除名，但是神社拒絕了遺族的要求，說我們這些犧牲的祖靈已經被日本神道的火球熔為一體了！我永遠記得當時我們大家的憤怒，於是我們用泰雅古調向祖靈發誓：我們一定要迎祖靈！回部落！

那一年，陳先生和馮老師全程陪伴著我們。從此之後，「合祀除名！還我祖靈！」成為了日本、韓國、琉球、台灣四地聯合的「反靖國」國際運動！
這個跨國運動能得以實現，陳先生和馮老師功不可沒！

那次日本之行，我們有幸住進了日本進步團體「雜草社」的大阪會所。當晚，我們在二樓塌塌米的通鋪住宿。在二樓唯一的書架上，我看到了一本有關「霧社事件」的書，當我想要把它拿下來翻閱的時候，這本舊書竟然劃破了我的手指，滴出血來，一股揪心的痛，久久不止。也許是心有靈犀，我恍然大悟：難道祖靈要我歃血起誓：一定要向日本殖民者，要回這筆殖民的血債？
在這個當年曾經積極營救過陳先生免於死刑的「雜草社」會所裡，得到這樣奇異的啟示，讓我相信反抗殖民主義，實現歷史正義，是與祖靈同行的運動事業！

2002年東京活動之後，我們年年都參加反對靖國神社的跨國行動。和這些國際友好團體淵源最深的陳先生和馮老師，自然成為協調各方和組織的核心，他們兩人做了大量的工作。透過討論和參與，使我能夠進一步了解全亞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和運動。

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顧國際的反對，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韓國、琉球、台灣四地聯合的「反靖國」國際運動團體，聯名控告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反日本和平憲法。2005年六月，我和台灣原住民族代表團前往聯合國控訴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反和平原則和人道主義。2005年九月，針對我們所提出的小泉違憲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做出二審判決：判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違反憲法。這是國際反靖國運動的成果！更是反帝、反殖民鬥爭的勝利！

在為這場訴訟奔走國際的幾年間，快八十歲的陳先生，儘管行動不便，還是陪我轉戰亞州各地二十幾趟！陳先生的毅力與鬥志，是我的榜樣。

儘管我們告贏了小泉，但是我們在靖國神社的祖靈卻還沒有回家。於是我們決定要進擊靖國神社，召喚祖靈回部落。2005年6月，我們第一次前進靖國神社，當我們距離神社800公尺的時候，日本警察將我們攔下，把我們困在車上，不准我們下車。三個月後，我們再度集結，拂曉從千鳥淵公園跑步衝過警方人牆，突襲靖國神社，就在我們將要衝過馬路到達神社的時候，日本警察再度將我們包圍，行動未能成功。2009年，我們受邀參加「花崗暴動」犧牲者遺族的慰靈祭活動。活動所在的東京芝公園現場，擺滿了數千雙的布鞋，象徵當年花崗礦山起義反抗日帝強迫勞動的中國大陸犧牲者，場面肅穆而感人。此外，我們還參加了「反靖國」的國際燭光集會。這些活動都讓我們想起靖國神社的祖靈。就在即將返台的前一夜，我們召集了團員，下達進擊靖國神社的行動命令。隔天，在離開東京前往機場的途中，我們的巴士轉向到靖國神社，54名團員整衝進靖國神社，在壓制了警方的干預後，舉行召喚祖靈儀式，32分鐘後，我們終於迎回祖靈，全體團員搭車離開。這時，載滿日本鎮暴警察的三部大車，才抵達靖國神社。

在這三次突襲靖國神社的行動中，陳先生和馮老師都全程參與，做為行動集體的一員，兩位老前輩一致行動，服從紀律的精神，得到我們原住民全體團員的推崇和尊敬。

陳先生家族是地主階級，他成長過程所受的是日本殖民教育。但這些身家背景，並沒有讓他變成一個媚日的皇民，反而走上了反對殖民、致力於階級解放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道路。

陳先生有著社會主義的思想，還有著積極實踐的行動力；他一生的思考、行動和言論，從來就不利於地主階級，而是關注著勞動大眾。他在人們中間生活所贏得的肯定、尊敬和景仰，證明了他愛鄉愛國、推動祖國統一的主張；他深思社會主義發展，尋求民族和階級的雙重解放的道路，都是正確的，正義的。

今天陳先生的追思會，馬英九先生出席了。陳先生在2004年促成了當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與大陸展開和平的破冰之旅，打開了兩岸世紀和解的新頁。如今16年過去了，現在的國民黨還珍惜這份得來不易的政治成果嗎？

陳明忠先生一生用思想和實踐，照亮的解放之路，我們一定會繼續向前走，我們會用一生只許一次的青春去戰鬥！

打破明治維新後任期最長首相紀錄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終於以健康理由辭職，也可算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日本雖然是經濟大國，但在國際關係理論框架中，受到制約極多，自主性反而不及一些中型國家，除了軍事上受制於和平憲法、經濟上受制於美日廣場協定後遺症，近年對中國逐漸構成結構性依賴，國民也因為承平太久失去創造性、乃至生殖意慾，這都令日本無論由誰掌舵，都予人暮氣沉沉的感覺。加上日本文化講求委婉，國際上近年又鮮有大動作，不少日本青年都覺得政治與自己無關，「反正都是不外如是」。在這些局限下，其實安倍晉三已經算是大有為，值得稍作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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