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之舞 我的時代使命 演講逐字稿】
慈庸九月,應在日台灣同鄉會的邀請,到日本演講。由於現場是慈庸說一句中文,現場再翻譯成日文,影片不是很容易觀賞,所以,慈庸請團隊製作了演講的逐字稿。逐字稿總共六千多字,有點長,但是很完整呈現了慈庸的思考與觀察。慈庸拜託大家,多多分享給還不是很認識慈庸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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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舞:我的時代使命演講逐字稿
一、三十一歲以前的洪慈庸
各位在日臺灣同鄉會、在日台灣婦女會、還有我們在日台灣醫生會,以及來自日本及臺灣各地的鄉親朋友午安,我是時代力量臺中第三選區立委候選人洪慈庸。
今天我來到這裡,是抱著十二萬分敬重的心情跟大家分享慈庸的心得。以前,慈庸曾經到過幾趟日本,大多是來日本觀光旅遊。但這一次十分特別,很感謝會長、以及朋友們讓慈庸有中機會與大家相見,談一談臺灣現在的現況,以及我們年輕人碰到的一些問題。
很久以前,我從來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在眾人的目光之下。大家認識我,可能是因為兩年多前,我最愛的弟弟、爸媽最愛的心頭肉––洪仲丘,家裡發生了不幸的事。談及這個故事以前,請大家慢慢聽,讓慈庸慢慢說我們家的故事。
大家知道說我跟仲丘是姐弟,但是其實我們兩個是來自於不同的家庭。我出生在臺中沙鹿,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沒有辦法生育,所以我跟仲丘都是領養回來的孩子。慈庸的生母總共生育了七個小孩,而我是是排行第五的女孩。仲丘算起來跟爸爸也有血緣關係。血緣上,仲丘名義上的叔叔是他的生父。或許有人會問,不是親生的孩子的你們,成長過程有什麼不同?我會說,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跟一般幸福的家庭一樣。
細漢的時陣(小時候),我在臺中后里鄉間長大,我爸爸很疼女兒,所以我很少下田幫忙農事,但弟弟仲丘就沒那麼好命,勇壯的他,十歲就要下田、開鐵牛、搬運車,粗活樣樣來。
那慈庸小時候是什麼樣子?我愛玩、調皮,不是特別愛唸書,常跟堂哥會出去玩,以前大家都住在三合院。出門玩耍時,我們最愛欺負別家小孩。想當然,其他小孩子就會跟阿嬤打小報告阿,阿嬤會懲罰我們,讓我跟堂哥在門口亭罰跪。但是,我特別搞怪,只要阿嬤不留神,我就會起身溜走。最後,阿罵凍未掉,把我綁在荔枝樹上,媽媽下班回家,看到一個小孩被綁在荔枝樹上面,又驚訝又莞爾。這可能只是兒時小插曲,但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就帶有一種不服從威權、偶而叛逆的因子。
唸書時期,我是胖女孩。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剛剛那張照片右邊),大概有到七十公斤,現在的我,大概不到五十公斤。女孩到了愛漂亮年紀,就會想穿漂亮衣服,於是我下定決心減肥,我慢慢運動、持之以恆,最後成了你們眼前的慈庸。其實,減肥就像做事一樣是種毅力,而我的個性就是,當我要做到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定非常非常的堅持,不放棄。
畢業後的慈庸很平凡,是個認真任命「朝九晚九」的一個上班族。下班後累得不成人形,就如同現在多數打拼的青年人每日的寫照。每日回家後攤在沙發上看電視、發呆、紓壓。那時的我,偶爾想也許過個幾年結婚、生兩個Baby,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二、三十一歲的夏天
但我們知道現實通常不是童話。在我三十一歲的夏天,我記得,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天。二零一三年的七月四號,我弟弟仲丘凌晨,在台北的三軍總醫院過世了。他離開的時候,一句話也沒留給我們,沒有。但是,手機裡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求救簡訊。前一晚,也就是七月三號那晚,很恰巧我沒帶手機上班。回家以後,已經晚上九點多,我看到媽媽打來二三十通電話。心裡不安感襲上全身,我一路從高雄北上,到台北時是凌晨兩點多。七月四號凌晨五點多時,醫生告訴媽媽,不要再折磨仲丘了,讓媽媽帶仲丘回家。當天凌晨五點多天微微光,我們放棄了急救,仲丘離開了我們,離開了這世界。
七月四號回到家後,我們完完全全不知發生什麼事。直到那一晚,我拿到了仲丘他在軍中使用的那一支留下求救簡訊的手機。在簡訊裡,他留下了很多話,留下很多讓我們感到疑惑的問題。後來,我在跟軍檢開會時,把這個簡訊及那手機交給軍事檢察官。但過了十天,軍檢並沒有回答我們對簡訊及相關的疑惑,也沒有妥善處理辦案。
在那時,曾懷抱懷孕生子過美滿家庭夢想的少女洪慈庸瞬間蒼老。那年夏天是如此寒冷,弟弟在軍中遭到不幸。而後的二十六天,台灣捲起滔天巨浪,八月三日的凱達格蘭大道,被一片雪白覆蓋。如果大家有看過媒體畫面,就會知道那被黑布掩蓋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畫面都沒有,這困擾著我們,困惑了全體臺灣人民。
在那一段時間,軍事檢察屬他不願意面對問題,一直在迴避問題,的一個態度。讓全台灣的民眾,的一個心情非常的無法接受,然後讓全民的情緒非常的沸騰。雖然如此,在這個上會上面很多人提供我們幫忙跟協助。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很多人給我們一些建議。有人會說,你們就去國防部前,抬棺撒冥紙去抗議。但是我們沒有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建議,因為我希望我們是得到一個清楚跟合理的交代。
我們想要知道,仲丘為什麼會在軍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只希望軍事檢察署跟國防部能清楚地調查,並告訴家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面對親人逝去的傷痛,面對司法、面對媒體,其實我不想成為鎂光燈焦點,我只希望能為從此沒有辦法替自己說話的弟弟找回一個公道,但遺憾的是,我始終為能得到交代。
故事說到這裡,請容慈庸談談當時的心情。老實說,當時站在講台上的我,腦袋只有一片空白。看著台下萬頭鑽動的人潮,心頭一陣溫暖,但那悲戚難過的情緒揮之不去。當下的我,並沒有想太多,也沒有意識到,仲丘的事件成為台灣公民力量崛起的轉捩點,我沒有意識到,這會徹底改變我的人生,讓我走上一條始料未及的道路。
三、命運的質問
在仲丘離開後,夜闌人靜時,仲丘一聲一語、一顰一笑時不時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面。我常常問老天:為什麼仲丘會遭遇這樣的不幸?為什麼命運選擇了他承受這種苦難?那段日子,我在消沈低落、認命接受之間反覆,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瘋狂工作麻痺自己,讓忙碌沖淡一切。
有時在電梯的高樓,俯視著來往的人車,我想著,人命可以縮得那麼小那麼小,我們就像螻蟻。而微小的生命如何能怎麼會想到,也許明天,命運就會做出選擇,讓悲劇降臨在某個人身上。生命是那麼短暫而無力。然而,對於命運,我們能夠做出什麼抵抗呢?這個問題,從我個人層次來說,即便吶喊、吼叫了千次萬次,永遠永遠沒有答案。
可是,如果把我擺放在台灣的歷史洪流之中,把我放在社會群體的長期演變,那麼,答案也許會有所不同。於是,我換一個角度想思考,如果把我是歷史洪流中,隨著流動的人物,如果將自己置放在這社會長期的演變之中,或許答案就會有那麼一點不同。
四、那群英勇的鬥士
仲丘的事件時,我是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老百姓,沒有資源,一開始不認識任何一位律師。但我很幸運,有一群堅強的戰友站在我身旁,他們是義務律師團的朋友,邱顯智、林峯正、顧立雄律師們,其實早在我認識他們之前,他們已經為了台灣的大大小小事情,穿梭在法庭,在社會運動現場忙進忙出。當然除了律師團的戰友外,還有無數默默地支持我的你們。
那時透過網路,我們家輾轉認識了邱顯智律師。邱律師是在這個照片裡面從右邊數過來的第三個。第一次見面時,心想這是律師嗎?他胖胖的,我去他律師事務所的時候,他才開業執業一年半。我們碰面後,聊了好一會,爸爸也和他說了仲丘的成長故事。會面最後,邱律師告訴我們三要點。
一、這個案子一定要解剖;二、這個案子不用錢;三、他這個案子他會找很多人一起來幫忙。所以最後我們這個案子在全盛的時期,大概有將近二十位律師,在幫我們做開庭,跟我們一起跑軍事檢察署。而且邱律師幫我們找來了我們台灣第一名律師,顧立雄律師。那時候我會選擇邱律師,最重要原因是因為,他雖然才執業一年半。但是他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沒有告訴我們,你去和解。他反而選擇了一條,最困難最艱辛的一個道路,他陪著家屬,一路的追求真相。那一路的跟政府跟我們的國防部對抗。
每日每夜,我們在各個地方討論皆下來的訴訟策略,稍有閒暇的時候,我就聽聽前輩說說過去奮戰的事蹟。這就是我的政治啟蒙課程,短促而零碎,卻字字句句打入我的心坎。一塊一塊的拼圖,補滿了三十一歲以前的空白。
如果說這個案件裡面,沒有這群律師,我想沒有那二十五萬人,沒有辦法用這二十五萬人去撼動那個冷血的政府。
五、歷史的原貌
我想問,把像我們這種個別家庭的悲劇,擺放在歷史之中,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陳文成博士離奇死於台大校園,那年,他才三十一歲。再往前推前三年,正是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台灣一片風聲鶴唳。活躍於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前輩,像是林義雄先生、姚嘉文先生、許信良先生、施明德先生、呂秀蓮女士等人,通通進到了監牢,黨外民主運動一瞬間陷入了人力的真空。
大人不在了,青年被迫一夜長大。像是長期關注課鋼微調的周婉窈老師,當年是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投入周清玉女士增額國大代表的輔選工作。林世煜先生,政治大學政研所學生,加入了八零年代、進步、深耕等黨外雜誌編輯工作。當年不滿三十歲的他們,在黨外運動面臨斷層時,接下了民主運動的香火。沒有這些年輕人,就沒有八零年代晚期社會力量的爆發,就沒有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一連串的民主改革。
然而我很困惑,我問我的戰友:為什麼活在同樣的時空,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小時候,對於台灣島上熱血翻騰的民主運動,卻是一無所知?我的爸爸,六十五歲,我的媽媽,五十五歲,我反覆地想,爸爸媽媽成長的年代究竟怎樣的時代呢?
國民黨剛來台灣不久,用他們最血腥的方式,鎮壓了一整個世代的青年才俊。先是二二八事件,然後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千上萬人倒臥在馬場盯的血泊之中,進了監牢,流放到綠島。
我爸媽成長的年代,就是如此的光景。但是,當時島嶼蒙上慘白的布幔,隔絕所有外界訊息。國民黨的統治神話,透過壓制與洗腦教育,傳給了上一個世代的每一個人。虛假的神話告訴我們:台灣沒有歷史,人民應該禁聲、應該遠離政治。
我發現這種傷害,一直持續到今日。但我漸漸知道,台灣這幾年的社會裡面,除了仲丘之外,到處淌著悲傷的眼淚。
當然,黑暗中仍有光亮。當時還有一批青年,遠走海外,以唐吉軻德式的精神,繼續為台灣奔走,思考行動的出路。
諸位可能都非常熟悉的王育德先生,在坐可能也有育德先生的後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的兄長王育霖檢察官,在二二八事件殉難。隨後不久,育德先生先逃亡到香港,再輾轉到日本。他先加入廖文毅主導的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育德仙已是明治大學的講師,他與東京大學的留學生黃昭堂等人,組成了台灣青年社,發行日文版的台灣青年雙月刊。隨後,許世楷、張國興等也加入了雜誌的編輯工作。對於留學日本的台灣人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啟蒙刊物,也是後來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乃至於台獨聯盟的先聲。
同樣的,史明歐哩桑在1952年離開台灣,白天在「新珍味」賣麵包水餃,晚上就在頂樓蒐集資料,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除此之外,歐哩桑秘密籌組了台灣獨立的地下組織,台灣的許多政治案件,多是出自史明的策劃與培訓。
在海外,儘管國民黨特務環伺,青年留學生還是一點一滴進行集體的文化啟蒙,從學術上的台灣研究,到群眾性刊物的發行,這些東西,奠定了往後台灣民主運動的根基。
在台灣,彭明敏教授、謝聰敏、魏廷朝等人,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努力思考台灣的出路,1964年完成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他如是說:「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台灣島上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這份宣言的精神,時至今日仍提醒台灣的民主運動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育德仙、史明歐哩桑、彭明敏教授等人,都是那一代苦悶的台灣青年,他們天真熱情,甚至到一種無可救藥地步。他們偶感絕望,卻不放棄希望。在台灣、在日本、在美國,憑空殺出一條血路,留給我們太多珍貴的思想資源與行動方針。
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後繼出來挑戰國民黨的鐵腕統治。一代又一代,那麼多的人,犧牲了生命,犧牲了青春,我們能夠說,我們沒有選擇嗎?我們能夠說,這些都是命運嗎?於是,慈庸知道了,每個人都做出了選擇,沒有一件事情是命運決定的。
六、翻騰的島嶼,台灣
2013年的夏天,島嶼的氣氛有些不同。第一次有那麼多的公民,自主走上街頭,只為爭取一個道理,爭取一個我們習以為常,卻在瞬間被銷毀殆盡的公義。
2014年的3月,國民黨想要強行通過與中國的服貿協議,再度點燃人民的怒火。更多人群,湧入了立法院周圍。原本覺得政治離我們很遠很遠的青年朋友,主動蒐集資料,向親友宣講服貿的爭議。一夕之間,台灣社會沸騰起來,好像從長年來的昏睡,突然間痛苦的甦醒過來。再不覺醒,就來不及了,這是台灣社會普遍瀰漫的氣氛。
柯文哲醫師脫下白袍,承接了這股求新、求變的期待。現在,他已經變成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上回柯市長來到台中,他說:「百年來後來看歷史,洪慈庸在歷史上扮演關鍵角色。如果沒有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就沒有柯文哲。」我是覺得,柯市長把我看的太重要了,不過我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慈庸認為,我們都是站在浪頭上的人。因為命運,因為歷史的機遇,我成為這股力量的承載者之一。我並不認為,洪慈庸這個人有多麼的特別,有多麼了不起。相反的,是一個個像我一樣無名的上班族、青年學生,他們才是主體,他們才是真正的洪慈庸。是社會的公民力量認可了我,把時代的任務交付給我,我才能站在這裡奮鬥下去。每一天,慈庸與民眾接觸、閱讀網友的訊息。從中讀到的不僅僅是期待,更是嚴厲的鞭策。對我來說,這就是義務,一絲一毫都不可打折扣、偷懶偷閒。
七、失落的一代,破產的政治
這個義務,這個交到我手上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踏入社會十幾年來,有一個普遍感受:青年世代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濛。從最實際的面向來講,我們的實質薪資倒退回十六年前,房價急速飆漲,高齡化的人口結構,又帶給青年世代龐大的扶養壓力。這些生計層面的問題,又與我們的政治決策息息相關。從稅務到年金改革,從勞動權益到青年的就業機會,無一不是政治空間的角力。
1980年代民主化以來,政治看似民主了,人民擁有投票權利,但僅止於如此。解嚴之後,台灣的兩黨政治迅速走向財團壟斷,世代獨佔的統治困境。這個循環是這樣的,財團資助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用浮誇的謊言騙選票,奪得政治權力,接著,兌現為經過財團認可的政策。政商的緊密連結,讓少數人的決定,得以支配台灣的走向。
我們的國家財政,任由政治人物揮霍,早已到了癌末程度。我們的土地住宅政策,放任資本的炒作,讓年輕人失去了居住的基本社會權利。我們的司法體制與人權保障,更是急速倒退回一二十年前。我們的政治解放,在投票權前止步。生存的權利、居住的權利、環境的權利,少數族群的權利,過著一個有尊嚴生活的權利,這樣簡單的要求,卻是我們遙不可及的夢。
年輕人渴望改變,卻不知從何下手。在14年以前,青年人在台灣的代議政治體制,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上一個世代的熟悉面孔,剝奪了青年世代的選擇。久而久之,青年失望不投票了,在政治現場自我棄守了。最終,青年從公共生活撤退,轉頭擁抱生活中短暫的小確幸。
政治的枷鎖,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羞於表現自己,為自己的世代說話。
八、我的時代使命
如今,我們一個個醒來了,從政治的枷鎖掙脫開來了,從追求個人幸福的幻境掙脫開來了。我們沒有逃避的權力,只能務實的、勇敢的迎向前去,正面展開對決。
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制度。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讓大家安居樂業,勇敢追夢的公共生活。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聽懂人民苦痛的政治人物,我們要的,是一個能把公義放在個人私益前面的民意代表,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代表這個世代,代表所有勞苦大眾的政治家。
若說既有的政治體制,所謂專業的政治人物不能做到如上的要求,我們義無反顧,只能堅決、果斷的取代他們。
回顧台灣的歷史,一代一代的青年,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鍛鍊自己,團結起來,改變我們共同生存的社會。現在,棒子交到我們手上了,我們是「同期之櫻」,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就是現在了,我們這個世代,無可避免的,要獻身於這塊土地,勇於承擔改變社會的責任。
慈庸今天站在這裡,向各位前輩所做報告,就是我承載的,承蒙大家託付,這樣一個歷史和命運請交代給我的任務。我們要團結在一起,要奪回屬於我們的公共生活,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命運,我們更要實踐,屬於我們的時代使命。
這裡是我們生長的土地,讓我們能輕快地踏在軟沃的土地上跳舞。這裡是一片美麗的所在,只要我們挽起袖子、胼手胝足,日夜用汗水灌溉,一定會綻放最動人的鮮花,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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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長,推薦閱讀,對於中國歷史與台灣歷史的發展與爭議會有更全面的認識
重訂課綱,吹響號角
一、 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
新世紀以後,清大彭明輝教授從部落格開始的評論書寫,頗引起媒體和閱聽人的關注,其文章論題廣泛,時事,科技,教育,經濟,人文,幾近無所不包;文章中有些論點我贊成,有些論點則有所扞格,有些不明就理者,誤以為是我,我從未出面說明,蓋因本家哥哥的文章,贊成不贊成都怪怪的,亦就隨它去,反正知道的知道,不知道的也沒關係。
2016年1月24日,清大彭明輝教授在部落格發表〈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引發網路的一些討論,我再次被點名,略云清大彭明輝不是政大彭明輝,我覺得自己有必要說幾句。
現代中國從19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以來,民主和科學成為救國救民的萬靈丹,亦即現代中國和臺灣所努力追求者。民主姑且不論,科學則形成學術上極度傾斜的唯科學是尚,即郭穎頤所謂的唯科主義(科學主義,我名之曰大理工主義)。部分理工學者常認為自己無所不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通,乃至常常越界而不自知。我的本家哥哥清大教授彭明輝是理工學者,行文難免有些大理工氣,〈失去真相的台灣史〉顯然越界談了他所不懂的知識領域,故爾引發爭議。
我無意在這篇短文討論〈失去真相的台灣史〉,只是藉此說明我是政大彭明輝,不是清大彭明輝,我要討論的是我的本行歷史學和歷史教科書。
2016年1月27日,教育部長吳思華在看守內閣過渡期間,宣布教育部預計2月將公布十二年國教領域課程綱要,吳思華表示,只有「社會領域」因各界歧異大,最快要到五、六月公布。但全家盟和全校協等教育團體均呼籲暫緩公布,否則恐又引爆學運,多位地方教育局長也認為課綱影響教學甚大,應該更充分溝通,別急著上路。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
記得2015年7月高中歷史課程微調課綱爭議如火如荼時,即有人嗆聲,有本事你們在下次選舉時贏回來,就可以修改課綱啦!台灣俗諺有云,嬈擺沒有落魄的久,話還熱著哩,人家真的在選戰中大贏,而且磨刀豁豁,吹響修改課綱的號角。
二、 微調課綱,引發爭議
2015年7月23日,教育部兵分四路,同一天在臺灣師大附中、新竹高中、彰化高中、台南一中召開高中歷史課綱微調座談會,學生們因不滿教育部的回應頻頻跳針,深夜時分,一群抗議學生衝入位於台北的教育部長辦公室,共33人遭警方逮捕,其中包括3名記者。
這場闖入教育部事件,將自2014年1月17日以來的高中歷史課綱微調事件,推向一個新的高峰。此事件起源於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教育部花兩周時間完成課綱微調公聽會、審議大會等程序,並逕行公告實施。因公聽會時間過於倉促,行政程序多有瑕疵,教育部又堅持不公開檢核小組成員名單和會議紀錄,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判決書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但教育部仍一意孤行,歷經蔣偉寧、吳思華兩任部長,仍堅持2015年8月1日上路,於是引發高中學生闖入教育部事件。
程序不正義,委員不專業,是學者和高中生質疑微調課綱的關鍵,程序不正義係指原本的檢核小組,經主席朱雲鵬的臨時動議,改成微調小組。原本因檢核而聘請的委員,忽然華麗的轉身成為微調委員,微調小組再大調課綱,引發其後種種問題。其間包括會議記錄的合法性,計票的爭議,公聽會舉行的時間倉促,公告時間太短,教育部長蔣偉寧卻斷然宣布微調課綱已然通過實施。這些行政程序都太犯規,實乃長久以來課綱擬訂歷史中從所未見。
部分學者與民眾有疑慮的課綱,教育部何以一意孤行,堅持通過就必須執行,是另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之處。並不太久之前,2008年通過的〈98課綱〉,教育部長杜正勝己經在該年1月正式發布,3月總統選舉,5月新政府上路,8月教育部長鄭瑞城暫停歷史與國文課綱。據媒體報導,原訂於2009年8月上路的〈98課綱〉,教育部長鄭瑞城以內容有問題為由,擱置國文、歷史二科課綱,並組成專案小組編修。與會的歷史科召集人周樑楷教授和林富士教授曾發言抗議,但不受採納。故爾教育部以行政命令發布的課綱,教育部可以停止實施,蓋已有前例可循,並不存在不能停止的問題,而是教育部長要不要停止。
在委員不專業部分,14位微調委員中僅有兩人是歷史專業,要調整所有的高中歷史課綱,包括臺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課綱微調“十人檢核小組”的歷史專業一直飽受批評;雖然其中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學者,海洋大學黃麗生、世新大學李功勤,以及後來加入的世新大學喻蓉蓉等人,均具歷史學博土學位,但非臺灣史專業,卻大膽微調甚至大篇幅重擬台灣史課綱,調整的方向即1890年代以來以國族主義所建構的大中國概念,將臺灣史置於大中國框架下。特別因引發爭議最大的臺灣史,微調委員未有臺灣史專業,很難說服說臺灣史領域的學者專家。而反微調課綱的幾位要角,多為臺灣史專業,實其來有自。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講得很直接:「王曉波等人把歷史教育和“國家認同”關聯起來,要用歷史教育來塑造國家認同。」然而,就像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分析的,這套觀點完全可能讓學生遠離老師、遠離歷史學習;那麼,他們又怎可能認同歷史課本裡建構出來的那個“偉大國家”呢?要培養國家認同,顯然是死胡同。
有部分學者、媒體或個人,指責綠營不該把學生推上火線,甚而將微調課綱轉移到藍綠問題上,我認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當媒體或個人指責學者教授龜縮不出的信息排山倒海而來,許多人忘記了2014年2月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甫出,3月9日即有百餘位歷史學者、教授聯署,反對此行政程序不合法,委員不專業,內容不符學術研究成果的微調課綱,這些均見諸媒體報導。但因2014年3月18日的太陽花學運,淹沒了學者連署的信息。當太陽花學運告一段落,2014年5月以後,學者們又再次抗議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適法性,直到2015年5月,學者們的努力從未間斷,他們包括發起連署的薛化元教授,振臂高呼的周婉窈教授,長期關心此議題的陳翠蓮、花亦芬、金仕起教授;對微調課綱深入研究的台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生吳俊瑩。高中學生自主反課綱,是2015年5月以後的事,從5月一路燃燒到7月,學生占領教育部,此事件方始成為媒體焦點。我相信很多人是到2015年7月媒體大肆報導後,才注意到微調課綱的問題。
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絕非單一事件,在更早以前的1997年國中實施認識台灣課程,早已埋下伏筆。而認識台灣課程之所以引起爭議,與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以後,長期將台灣型塑為中國文化的最後堡壘有關,在政統上以中華民國為中國的代表,在思想文化上以中國文化的傳人自居。
三、 歷史教科書細說重頭
在動盪的時代,晚清士人醉心於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西方學術思想的新說,惟有關西方19世紀初葉以後所發展的科學派史學,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啟超發表〈新史學〉,猛烈抨擊傳統中國史學,掀起極大波瀾;此文同時積極介紹西方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使得晚清新式學堂的歷史教育產生重大改變,一方面在教材上使用西方式的章節體教科書,另一方面則將歷史教育與國族建構相結合。因此,壓縮式的、簡明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成為改編國史運動的主體;而因當時對西方的認知亦屬急迫,翻譯西文簡明教科書或改寫西洋史教本,成為此時期的另一個特色,其目的希望能在短時間內,使學習者獲得簡明的、廣泛的、多面向的中國與世界史地知識。
二十世紀初年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富,除一般通史性的著作外,亦出現鄉土歷史、兵法史和財務掌故史等教科書,以及有關史學理論、方法論方面的著作。整體而言,此時期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具有下列共同特色:(一)編纂體例受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影響,大部分著作採章節體;(二)西洋史教科書大部分譯自西文簡明教科書,亦有改寫自西文教科書或日文教科書者,中國史部分則受日本學者影響甚大,部分著作甚至逕以日本學者所撰東洋史教科書為藍本;(三)教科書不僅記述傳統中國以政治、軍事為內容主體的資鑑史學,並且開始注重社會、宗教、文化、思想等面向;(四)強調社會歷史進化的因果關係,以及人類文明發展的狀況,部分教科書明顯看出受到嚴復所譯《天演論》的影響;(五)呈顯以歷史教科書形塑民族主義的意圖,並強調實學救國的經世思想。我們看到今文學派的夏曾佑將新史學觀點貫穿於歷史敘述中,藉以形塑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並顯現其變法論的基本觀點;而治學傾向古文學派的曾鯤化和劉師培,在教科書中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振興國魂,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彰顯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以孔子為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結合以黃帝血緣論為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建構國族的重要理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和錢穆《國史大綱》,即將文化論與血緣論的民族主義加以結合,此後的中國通史著作,大抵延續類似的國族建構理論;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曾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悠久、無間斷、詳密,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
由錢穆和柳詒徵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一面回顧昔日的榮光,一面建構新的國族主義。
四、 以史為鑑的春秋筆法
臺灣的歷史教育,直接繼承對日抗戰時期教科書,其中主要質素包括下列諸項目:一、自1890年代以來的國族建構理論,以中國為我國;二、以春秋筆法為本的歷史敘述;三、五德終始說影響下的朝代循環論與正統論。
臺灣的歷史教育,在用字遣詞上受孔子《春秋》的影響極大,即所謂書法。傳統中國史學極強調所謂書法,如「君舉必書,書法不隱」,其中所涉及的鑑戒史學,固使中國史學光輝燦爛,但同時亦限制其進一步的發展,因為過度強調史學的鑑戒功能,使得史學侷限於朝代循環論,以及所謂春秋筆法,最常被稱道者,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套書寫模式被司馬遷和司馬光繼承下來,且為歷代修史者奉為圭臬。所謂春秋筆法,是一種文字表述方式,春秋之教的重點即在“屬辭比事”,舉其大要,「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所謂屬辭,係指遣詞造句,所謂比事,係指排比史事。屬辭比事,即是筆削的藝術。
《春秋》記戰爭,有伐、侵、戰、圍、入、滅等不同的寫法;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社稷曰滅。同是記殺人,有殺、誅、弒、殲等不同的寫法,無罪見殺曰殺,有罪當殺曰誅,以下殺上曰弒,不留孑遺曰殲。這是用不同的字,表達不同的歷史情況,即所謂春秋筆法。舉最明顯的例子,如各朝代與邊族的關係,漢國攻打匈奴,寫成漢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則是侵略漢國;類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國謂之入侵或侵略,這是從征服王朝攻打華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歐州則名之曰 “西征”,如拔都西征。類似情形,忽必略攻打日本,名之曰“遠征”或“東征”;而對日抗戰時期,日本攻打中國,謂之侵略。有一段時間,臺灣甚至為日本教書未使用“侵略”而表達抗議,卻遺忘了自己歷史教科書裡忽必略“遠征”日本的敘述。
春秋的筆削,是一套特殊的歷史敘事,如「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其後之史書即以“狩”代替天子蒙塵,故爾晚清咸豐皇帝因英法聯軍逃到熱河行宮,要寫成“咸豐狩於熱河”;八國聯軍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到西安,則寫為“西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則區別內外,華夏攻打夷狄曰“征”;夷狄打華夏則曰“侵”。吳楚之君自稱王,《春秋》貶之曰子。
有一個例子很可以說明我們學自歷史教科書的觀念,是多麼深入人心。左宗棠平回亂,是晚清的重大事件,大部分人都耳熟能詳。1999年7月,我因為做清中葉以降的西北史地研究,到西北地區進行田野考察。某日工作結束後,我到西安鐘樓附近的坊上吃點兒東西。坊上是西安著名的小吃街,有許多店主人是穆斯林,故又名回民一條街。那天我正啃著羊頭肉,喝著西北狼啤酒,這時看到一位著穆斯林傳統服飾的小朋友回來了,頭戴瓜皮小帽,身穿黃色袍子。我問店主人,「師傅,這您家公子。」店主人回曰,「是呀!小犬。」「幹嘛去呀?這老晚的。」「上學。」我說,「師傅您別逗了,暑假呢!上啥學?」師傅說,「上真主阿拉的學。」我一聽真主阿拉的名字,馬上正襟危坐起來,「那真主阿拉的學上些啥哩?」「歷史。」我笑了笑說,「師傅,您就甭開頑笑啦!俺可是歷史教授哩!學校不是已經有歷史課了嗎?」店主人打開黃色包袱,取出裡面的書,「那不一樣的,您老瞅瞅。」我看到書裡歪歪扭扭,像蚯蚓般的回文,「別逗了,師傅,俺識不得回文哩!您老給說說。」師傅翻開書頁,找到其中的一段,指著書說,「來!這一段寫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聽完師傅敘述書中的內容,我一口西北狼啤酒差點沒吐出來,剛吃的烤羊肉串和羊頭肉都變成酸 的。
是的,身為大學歷史教師,我從小讀的歷史教科書都寫「左宗棠平回亂」,壓根兒不曾想過,對伊斯蘭而言,「左宗棠率大軍進駐天山南北麓,造成我族眾大傷亡」,才是合理的敘述。我想起從小學到高中讀過的歷史,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之亂,漢武帝北伐匈奴,唐太宗征西突厥,這些熟悉的敘述,我從未想過究竟是否歷史事實,縱使大學念歷史系,我也不曾懷疑過課堂上和歷史書裡的記事,一切是如此的理所當然,這些所謂歷史事實,已經成為我身體的一部分,已經是我脈管裡奔流的血液。當我讀到王莽篡漢時,我不會去思考如果新朝延讀數百年,歷史會怎麼寫?
五、 歷史教科書與國族建構
在1890年代以前,中國這個名詞並不用來指涉華夏,有些歷史學者為了合理化中國的概念,引述「赤縣神州,謂之中國」,來做解釋,這也是章太炎為同盟會擬定革命成功後新國名中華民國的由來,其後學者們踵繼其意,擴大建構中國的概念,將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均納入中國,於是漢滿蒙回藏一律併入在中國的概念下,甚至非漢人建立的王朝蒙元和滿清帝國,亦視為中國帝國歷史的一部分。歷經1890年代到2015年逾120年以上,無以數計前行代學者們的努力建構,中國這個概念已根深柢固,極難動搖,一些並不存在的歷史在歷史教科書的宣導下,早已深入人心,諸如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明明該是清英鴉片戰爭、清日甲午戰爭,因為戰後簽署條約是大清國皇帝。這麼明顯的張冠李戴,學者們竟可以坐視,這真是非常不可思議 的事。而在歷史分期中,將1840年代以後的晚清,稱之曰中國近代,也是非常怪異之論,學者們卻習以為常。
在國族建構神話中,另一個存而不論的問題是民族起源,歷史課本上最常出現的兩句話,一句是「黃帝我們共同的祖先」,另一句是「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很少人去懷疑這兩句話的真實性,非僅此也,姑不論這兩句其是否歷史事實,以邏輯學而言,這兩句話必有一為非,蓋如果「黃帝是我們共同的祖先」為真,「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即不可以為真;反之亦然。但大部分學生並去思考這兩句話的矛盾,反正考試的答案照寫,信不信無所謂。有一年政治大學歷史系教師做古都之旅,第一站是西安,從西安到黃河壺口瀑布,路經黃陵,祭拜黃帝。系上同事都進去上香,祇有我一個人躲到黃帝手植柏樹下乘涼。因為我姓彭,彭乃祝融八姓之一。史書上說是祝融、蚩尤的後代。祝融,名黎,為帝嚳時的火官,掌管民事,後人尊為火神,因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祝融的後裔分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書稱為祝融八姓。但歷史上最有名的大概是彭祖,據說他活了八百多歲;也有人說這位彭祖就是《論語.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的“老彭”。因為黃帝是我的祖先蚩尤之仇敵,子孫再不肖也不能去拜祖先的仇敵吧!雖然在國族建構的時代(約1890-1945),各種中國歷史教科書上都寫著黃帝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但我知道黃帝在血統上和我是沒什麼瓜葛的,任他血緣國族論者說得多麼冠冕堂皇,黃帝和我不相干就是不相干,要說有相干也可以,至多是我祖先的仇人。
如果我們檢視晚清改編國史運動時期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將會發現此時期的教科書並非都稱中國歷史教科書,有的以本國歷史教科書為名,有的以中學歷史教科書為名,甚至民國以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亦非悉以中國歷史為名,如呂思勉編寫《白話本國史》,錢穆撰寫《國史大綱》,均未用中國之名,故爾此時期學術界其實是中國史、本國史、國史等名稱混用,並非以中國為至當歸一之名,比較統一使用中國之名,可能是抗戰以後的事。
在歷史教科書中,有幾個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短國祚王朝,後續者如為強勢王朝且國祚緜長,那麼,短國祚王朝往往被寫得很負面;如秦與隋,但卻忽略了秦築長城,區隔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是影響多麼深遠的事;隋煬帝開鑿運河,成為此後各朝帝國的重要經濟動脈。征服王朝入主華夏,亦成為歷史課本的大黑洞,如元國和清國的敘述,基本上即是負面的,元國尤其倒楣,被寫得沒有一處是好的。宋元之際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為民族主義史學下的冤魂,至於漢民族所建王朝,則沒有這類問題。故爾這類撻伐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史學,而非朝代興衰。運氣很差的還有女性,亡國常是女性要負責,如妹喜、妲己、褒娰、呂后、武曌、楊玉環、慈禧,都被形塑成紅顏禍水,甚至直指為禍國殃民。這種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敘述,在台灣的中國史教科書中俯拾即是。
我須承認從1890年代到1950年代的教科書編纂者極其高明,他們建構了中國的概念,把國族建構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到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幾乎無法掙脫其籓籬。我的學術養成教育在此背景下,與大部分這一代的台灣歷史工作者類同。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如此自然,絲毫不會去想在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說“中英鴉片戰爭”,卻遺忘當時存在的是清國。教科書裡寫“漢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國”,被視為理所當然。所謂“中國”攻打他人時用的是“遠征”、“北伐”,他國打“中國”則是侵略。蒙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國是侵略,拔都打歐洲為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遠征,這些春秋筆法成為歷史教科書的標準用語。台大花亦芬教授寫有關十字軍的討論,指出只有十字軍,沒有十字軍東征,說明過去台灣歷史教育的謬誤。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和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我們並不經心在意。
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基本上以抗戰時期為依歸,在遣詞用字上,亦以抗戰時期為師,稍有不同的是較少使用本國,而用概念較為模糊的我國,或者直接用中國,而在稱中國大陸時,反倒簡稱大陸,而非中國大陸。於是教科書出現諸如“我國歷史悠久”、“我國幅員廣大”之類的敘述,授課教師往往不會特別說明“我國”的指涉為何。如果用比較精確的語意學要求,以1980年代的歷史教科書而言,我國明顯指的是中華民國,彼時的中華民國僅70餘年,何來歷史悠久?而台灣的土地面積又如何談得上幅員廣大?但不論任課教師或受教學生,基本上鮮少對這類課文內容提出質疑,於今看起來真的很難理解。尤其當學生讀到地理課本寫“我國屬於大陸型氣候”時,腦子真的會轉不過來,台灣不是海島嗎?海島怎麼會是大陸型氣候?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指出,中國具有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其中幅員廣衾係指疆域廣大,從《史記》記載黃帝時的疆域,「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到清代的新疆設省,民國以後的漢滿蒙回藏各族領地,均納入版圖,於是中國疆域擴大到從古以來所未有。1960- 1970年代歷史地理學者譚其驤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之委託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在編繪明代總圖時,未將台灣編入明國疆域,國務院去函要求譚其驤必須將台灣編入,譚其驤堅持不肯,僅同意在福建分圖附上台灣,此一堅持維護了一位學者的學術尊嚴。有關台灣應於何時繪入中國版圖,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過程中,引發了激烈爭論;部分學者主張元代地圖即應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譚其驤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根據歷史事實來畫圖,絕不能違背歷史事實,因而堅持清代疆域圖始將台灣畫成與大陸同樣的顏色;於是邀集學術界權威人士、各有關學術機構負責人或代表開會討論,最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元、明圖中台灣用中國基色中的鄰區顏色,與大陸不同;明圖增加鄭氏台灣圖,附於福建圖;打破「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的迷思。
六、 結論
臺灣因為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上,特別強調民族精神教育與國家立場的主體性。
有關臺灣史的主體性方面,1993年和1994年修訂的國中、小學歷史課程標準,比較以臺灣為主體來看待臺灣史(2000年發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亦同);1995年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程,則將臺灣史置於中國史課程中;與國中、小學歷史課程在銜接性和立場的主體性上並不同調;但這並不僅是歷史學界內部的問題(持中國/臺灣立場主體性學者間的拔河),也涉及現實政治問題。高中歷史課程「九五暫綱」開始有獨立成冊的臺灣史,為其後“98課綱”、“101課綱”之所本,而引發爭議的微調課綱所調整者即“101課綱”。
2014年1月17日,教育部召開公聽會,公布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科課程綱要部分修正表,引發黑箱爭議,台灣人權促進會及教育團體等向臺北地方法院具狀告行政法院。一審於2015年2月12日宣判教育部敗訴,判決書3月5日首度公開。法院明白指出黑箱作業會造成大眾不安與猜忌,甚為不妥,要求教育部落實政府資訊公開法,透明政府決策。2014年3月9日歷史學者的連署反對這分微調課綱;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許雪姬教授在記者會上,表達學者對綠營處理此事的不滿。
因為自己是1997年《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兩位撰稿人之一(另一位是中研院史語所林富士教授),緣於曾是認識臺灣教科書事件的弄潮兒,對當年反對陣營的學者們難免多所關切。故爾當媒體刊載微調課綱委員名單時,心裡一個咕咚,歷經17年的雨露風霜,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反對者,竟然借屍還魂,成為微調課綱委員,用不合法的手段大改高中歷史課綱。
2015年8月3日下午,在前台中一中校長蔡炳坤出面斡旋下,由學者吳密察、花亦芬教授陪同學生代表和吳思華部長協商。我在新聞影片中看到吳部長一再跳針,比壞掉的黑膠唱片還要嚴重。黑膠發燒友都知道,唱片跳針大部分時候是因為音軌有雜物,只要去除雜物,跳針問題往往即迎刃而解。這次中學生反微調課綱運動,音軌裡的雜物只有一個,就是微調課綱,去除雜物,吳部長就不必一再跳針了。目前看來,停止實施微調課綱,可能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即將於2018年實施的〈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目前正進行擬訂,這是影響更為深遠的課綱,將從2018用到2030年。而且,2018年才要使用的領綱,並無立即之急迫性,希望領綱委員效率別太高,慢慢來,別趕著在看守內閣期間輕舟已過萬重山,以免到時又是兩岸猿聲啼不住。
經過高中歷史微調課綱的經驗,我相信〈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在行政程序上一定會完全符合,可是當我看到第一次會議記錄的領綱委員名單時,心裡忽然一個咕咚。
在〈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第一次會議紀錄,我看到召集人為朱建民,其另一個身分是財團法人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基金會附屬機構為鵝湖月刊社。
許多人注意到王曉波與《海峽評論》的關連性,而1997年刊行的《認識臺灣參考資料》,就是《海峽評論》所出版,其中有幾位作者是我非常熟悉的,包括王仲孚、王曉波、陳昭瑛教授、潘朝陽、黃麗生夫婦,而我靈機一動,腦子忽然晃過一分學術思想刊物《鵝湖》,於是找出《鵝湖》月刊,赫然發現潘朝陽教授是社長,陳昭瑛、黃麗生教授是編輯委員,方始恍然大悟。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十二年國教領綱委員的部分名單,發現召集人是朱建民教授,而朱建民教授是《鵝湖》月刊社董事長。至此我始知原來媒體關注的《海峽評論》,固為兩次事件的要角,而其背後尚有影武者,這個影武者就是《鵝湖》月刊社,其成員化整為零,進入各科中學教科書委員名單,藉儒學之名,以遂行其大中國之實。另一個同樣藉儒學之名宣揚大中國思想的某書院,其成員遍布各大學院校,以講學為名,大力宣揚儒學思想,其組織之龐大,影響之深遠,可謂舖天蓋地。但我不便在這裡多所討論,蓋有太多師友為此書院成員,我不想因一篇卑之無甚高論的小文章惹來太多麻煩。
2016年1月28日學生反課綱團體在立法院群賢樓前舉行記者會,提出兩項訴求:一、撤回微調課綱;二、暫緩十二年國教課綱。在這場記者會中,立法委員鄭麗君,以及即將上任的時代力量立法委員黃國昌、林昶佐都到場發表談話,並且簽名同意在國會提案支持學生的訴求。在大選期間沈寂一陣子的課綱問題又浮上枱面,而且應該很快就會列入國會新會期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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