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絕食100小時之際的直播,我略數了民進黨如何「把國家當成我家」的種種惡行。呂秀蓮也針對政治任命太多而批評「整個國家亂七八糟」。
凌駕於行政院組織法的各種政治鬥爭機關、凌駕於文官考試的各種親信外交諮議任命、地方縣市政府明目張膽違反行政中立要求公務員輔選,腐化的不只上任的該人,而是整個原本不受汙染的中華民國文官體制。
若非深喉嚨爆料,東廠已下黑手,公務員也被迫輔選。一旦啟動,難道只是張天欽、黃建嘉的錯嗎?兩人未受懲處,表徵整個「系統」正在支持這種作為。可以想見,未被爆料而順從「系統」作為的不勝枚舉。
那些平凡的公務員、真心信任改革而到促轉會、黨產會、中選會的普通研究員,在系統的驅使下,縱使自己不情願,自己也會成為「民進黨的爪牙」。
舉個典型的例子。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
艾希曼曾經執行了將600萬猶太人運輸到集中營、並大規模屠殺命令。在審判過程,公眾看見的艾希曼卻是一個冷靜、斯文、有教養的普通人,甚至有點膽小,在視察集中營時,看到血跡和屍體就想吐。
艾希曼宣稱,他一生都遵循康德的道德律令,他只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我是一名軍人,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
艾希曼的回答,震驚了參加審判的每一人,人們期待的是一個非常邪惡、泯滅良心的殺人魔,但是艾希曼,只是一個沒有堅定納粹信仰或者滅絕猶太人的邪惡動機的普通人。
#為什麼一個普通人會做出如此邪惡的行為?
不得不提一個經典的心理學實驗:史丹佛監獄實驗
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津巴多教授,在1971年舉行了一場模擬監獄實驗。這場實驗,讓人見識到了好人變成惡魔的驚人轉變。
教授在史丹佛大學的地下是蓋了個模擬監獄,徵來24名大學生參加2周的實驗,他們都經過嚴格的測試,是心理健康、沒有任何疾病的正常人。它們被隨機分為兩組,一組扮演「囚犯」,一組扮演「獄警」。為求逼真,讓囚犯穿上犯服、腳鐐和手銬;讓獄警穿上警服戴墨鏡,擁有一切真實獄警所擁有的權力。
結果,第一周尚未結束,實驗就到了不可控制的情況,被迫中斷。
原本普普通通的大學生,「獄警」開始把「囚犯」當成真正的犯人惡意的對待。揮舞警棍、肆意侮辱,1/3的獄警表現出虐待狂的傾向。而囚犯則唯唯諾諾、痛苦不堪、產生精神障礙。
監獄實驗告訴我們,人的行為並非全由性格、經歷所支配,左右人善惡的,還有社會情景、及塑造情景的系統性力量。
卡夫卡曾說:你不必是真正的罪犯,看守的人也不用是真正的獄警。只要你被看守了,時間一久,你就會忘記自由,相信自己是囚犯,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囚犯。
津巴多教授稱此為「路西法效應」,善惡一念間,好人也會受到社會情景的影響而作惡。
政治學家漢娜鄂蘭曾認為,人人皆是路西法,都有成為惡魔的潛質,因為我們在社會規範前「缺乏思考」。而此種潛質,被稱為「平庸的邪惡」。她認為,邪惡來自於一個人渾渾噩噩地過日子,不思考身邊發生了什麼事、不反省自己的行為會造成怎樣的後果。就像法西斯時期的納粹分子,兢兢業業完成上級交代使命,缺乏思考或者拒絕思考,就讓潛伏在人性中惡的本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
當民進黨在國家體制,濫用親信、剷除異己,影響的絕非只是該職位的個人享受榮華富貴、或是因此無法升職的常任文官。積極地升官發財跟黨走,消極地唯唯諾諾不反抗,整個「系統」,都會潛移默化貫徹為民進黨的黨屬機構。屆時我們的國家將失去「公正」。
儘管任何國家任何政黨都難逃類似弊害,但放眼民主社會,還沒有哪個執政黨像民進黨一樣行跡誇張、吃像難看。我必須佩服,在當前民進黨執政下,敢於吹哨、揭弊的深喉嚨。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民進黨的元老出來吶喊、批判當下民進黨,以及越來越多的綠營支持者挺不下去的道理──
因為他們敢於思考、敢於與良知對話,既是挽救政府持續墮落,也讓自己逃離成為邪惡系統中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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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監獄實驗結果 在 藍橘子 Facebook 八卦
相信大家也有聽過「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這個東西。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這句說話。
但為什麼現在的警察,會如此對侍示威者、記者和街坊呢?
難道他們全部都沒有良知嗎?
這就要說到在1961年展開的米爾格倫實驗。
實驗說明了人們傾向服從權力,服從在權力之下,亦會減輕一個人的道德思考能力。
實驗內容大約是這樣的,
實驗小組邀請了一班年齡從20~50歲不等的參與者,告知他們需要進行一項「體罰對學習行為的效用」實驗。
參與者需要扮演「老師」,去教導隔壁房間另一位「學生」。(事實上所有學生都是實驗人員假扮的)
擔任「老師」的參與者會拿到一張答案紙,如果隔壁的學生答錯問題,老師便需要按下按鈕施以電擊,每次作答錯誤,電擊伏特數就會隨之提升。
事實上,實驗人員扮演的學生只是假扮被電,隨著電擊伏特數提升,發出慘叫,甚至假扮暈倒。
起初,許多參與者(老師)都在實際進行到一半就要求暫停,表示不想傷害學生。
實驗人員會拒絕停止要求,告訴他實驗必須繼續,已進行了一半,不可能停止。若參與者在實驗小組4次回覆後仍堅決停止實驗,那實驗就會停止。
最初實驗人員猜測只有10%的參與者會電到最後,但實際的結果超出了預期,每次實驗都有61%至66%的參與者,願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數電擊學生。
這實驗測試了一個人在實驗室所製造出的「絕對服從權力」狀態下,會做出多大尺度的行為,儘管聽到學生的痛苦慘叫,參與者感受到道德不安,在權威者命令下,依然會繼續服從。
此外,相信大家也有聽過「路西法效應」,當一個好人被賦予權力後如何變成惡魔。
雖然史丹佛監獄實驗在多年後便懷疑做假,但撇開整個實驗的真偽,發起實驗的美國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其實也引證了「路西法效應」確實存在。
他在被賦予「進行實驗」的權力後,為了引證自己的理論,不理會實驗的真確性而做假。
警察像實驗中的獄卒一樣,被賦予了權力,同樣的制服使警察所做的行為不是個體,罪惡感被分散,加上權威者的命令,使他們喪失了做人應有的道德。
別再說警隊也有好警察,穿上制服的一刻已,警察的行為已代表整個警隊。
別說因為示威者用武力,警察就要用武力應對。
警察擁有拘捕權,身上合法配有裝備,即使面對動用武力的示威者,也只能以驅趕為目的使用最低武力。
(我知道大家很善忘,我特地幫你們搜尋了2005年韓國農民在香港世貿部長級會議時的衝突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STxh7EhoMw&t
那時候的警察,主要使用盾牌與胡椒噴霧,相比現在的警察,為何會差別這麼大呢?難道是香港市民比較好欺負嗎?
最後,我來為自己打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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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深喉嚨爆料,東廠已下黑手,公務員也被迫輔選。一旦啟動,難道只是張天欽、黃建嘉的錯嗎?兩人未受懲處,表徵整個「系統」正在支持這種作為。可以想見,未被爆料而順從「系統」作為的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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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典型的例子。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
艾希曼曾經執行了將600萬猶太人運輸到集中營、並大規模屠殺命令。在審判過程,公眾看見的艾希曼卻是一個冷靜、斯文、有教養的普通人,甚至有點膽小,在視察集中營時,看到血跡和屍體就想吐。
艾希曼宣稱,他一生都遵循康德的道德律令,他只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我是一名軍人,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
艾希曼的回答,震驚了參加審判的每一人,人們期待的是一個非常邪惡、泯滅良心的殺人魔,但是艾希曼,只是一個沒有堅定納粹信仰或者滅絕猶太人的邪惡動機的普通人。
#為什麼一個普通人會做出如此邪惡的行為?
不得不提一個經典的心理學實驗:史丹佛監獄實驗
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津巴多教授,在1971年舉行了一場模擬監獄實驗。這場實驗,讓人見識到了好人變成惡魔的驚人轉變。
教授在史丹佛大學的地下是蓋了個模擬監獄,徵來24名大學生參加2周的實驗,他們都經過嚴格的測試,是心理健康、沒有任何疾病的正常人。它們被隨機分為兩組,一組扮演「囚犯」,一組扮演「獄警」。為求逼真,讓囚犯穿上犯服、腳鐐和手銬;讓獄警穿上警服戴墨鏡,擁有一切真實獄警所擁有的權力。
結果,第一周尚未結束,實驗就到了不可控制的情況,被迫中斷。
原本普普通通的大學生,「獄警」開始把「囚犯」當成真正的犯人惡意的對待。揮舞警棍、肆意侮辱,1/3的獄警表現出虐待狂的傾向。而囚犯則唯唯諾諾、痛苦不堪、產生精神障礙。
監獄實驗告訴我們,人的行為並非全由性格、經歷所支配,左右人善惡的,還有社會情景、及塑造情景的系統性力量。
卡夫卡曾說:你不必是真正的罪犯,看守的人也不用是真正的獄警。只要你被看守了,時間一久,你就會忘記自由,相信自己是囚犯,從而成為名副其實的囚犯。
津巴多教授稱此為「路西法效應」,善惡一念間,好人也會受到社會情景的影響而作惡。
政治學家漢娜鄂蘭曾認為,人人皆是路西法,都有成為惡魔的潛質,因為我們在社會規範前「缺乏思考」。而此種潛質,被稱為「平庸的邪惡」。她認為,邪惡來自於一個人渾渾噩噩地過日子,不思考身邊發生了什麼事、不反省自己的行為會造成怎樣的後果。就像法西斯時期的納粹分子,兢兢業業完成上級交代使命,缺乏思考或者拒絕思考,就讓潛伏在人性中惡的本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
當民進黨在國家體制,濫用親信、剷除異己,影響的絕非只是該職位的個人享受榮華富貴、或是因此無法升職的常任文官。積極地升官發財跟黨走,消極地唯唯諾諾不反抗,整個「系統」,都會潛移默化貫徹為民進黨的黨屬機構。屆時我們的國家將失去「公正」。
儘管任何國家任何政黨都難逃類似弊害,但放眼民主社會,還沒有哪個執政黨像民進黨一樣行跡誇張、吃像難看。我必須佩服,在當前民進黨執政下,敢於吹哨、揭弊的深喉嚨。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民進黨的元老出來吶喊、批判當下民進黨,以及越來越多的綠營支持者挺不下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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