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漫畫家清水友美（Tomomi Shimizu）的一套短篇漫畫《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一名維吾爾族女子的證詞》（What has happened to me: A testimony of a Uyghur woman），以第一身角度描繪維族女子Mihrigul Tursun（米日古麗．圖爾蓀）進入新疆再教育營後，由幸福的人生轉入地獄式生活，出版後引起全球極大迴響。
2015年，圖爾蓀帶着三胞胎從埃及回新疆探望父母，下機步入機場的一幕為故事拉開序幕。「當我抵達烏魯木齊機場時，在我還未弄清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之前，已經被戴上手銬及黑布蒙頭，三個小孩更被帶走。之後我被拘禁起來，監禁期間，多次被電擊審問、毆打，第一次釋放出來後，我發現三個孩子的頸上都有手術疤痕，醫生說這是為了方便插入餵食管。之後，長子甚至在醫院神秘死亡，但原因未明亦沒人跟我交代始末。」
「第二次被拘留期間，我被帶到一個擁擠的監倉，毆打變成了生活的一部份，更嚴厲對付大家的方法就是剝奪睡眠。白天時間，我們要歌頌共產黨主席和共產主義，不聽指示的就需服用或被注射多種不知名藥物。有一次，我實在撐不住，失去意識後被送往精神病院，之後他們把我送回家，但同時派出兩人住進我家裏頭，我要負責他們的生活所需，日常活動出入家門都會受到嚴密監控。待家不久又被第三次拘留，今次我被迫穿着橘色監獄制服，他們更告訴我要為死亡做準備。自從跟丈夫失去聯繫，他從埃及回到新疆到處找尋我和孩子，結果，他被判處16年監禁。」
長子離世 揭露真相
當局指圖爾蓀因涉嫌煽動種族仇恨而被拘留，但只被關押了20天，亦否認她的大兒子在烏魯木齊一家醫院死亡與政府有任何關連，圖爾蓀在漫畫結尾說，「我去世的大兒子無論如何都不會回來了。所以我鼓起勇氣，決定告訴全世界發生在我身上的事」。看到這裏，你或許會問這是真人真事嗎？故事沒有交代。
過去數十年，居住新疆數以百萬計維族人，據報當中有數十萬人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被關押於營地裏，官方說他們是自願進入這些所謂對抗「極端主義」的「再教育營」。這群「走在犯罪邊緣的人」，政府視他們具威脅性，縱使未有犯罪，但卻有可能做違法事情，所以，必須作預防性措施，讓他們改正過來。當地政府稱教育營設施為寄宿學校，不單設備完善，看看那明亮潔淨的教室，成年人一排排整齊安坐在課室桌子前，唱歌、上課、學中文，你還會說這是監獄嗎？人家的大愛政府只是努力把這群曾經擁抱激進思想、誤入歧途的國民拉回正軌嘛！
外媒曾被批准進入營地作一對一地訪問，結果呢？雖然鏡頭前的被訪者有點念劇本台詞，對白以至面部表情都如倒模，但人家說自己因為受到了「極端主義的感染」，故自願接受「思想轉化」云云。至於生硬表情，大可能是人家對鏡頭不習慣所致，所以，大眾也不能硬說甚麼，因為受訪者堅稱教育營比起自己的家，環境更舒適，營民都感謝官方對人民的關懷，一切都應歸功於政府及時、善意的干預，有人甚至認為這裏教育了自己，重新審視人生。說得如斯美好，極端主義的定義其實又是甚麼？原來定義頗為廣泛——例如，留長鬍子，或與海外的親友聯繫等。
強權鎮壓 百密一疏
鏡頭下的「學生」，個個神清氣爽，面帶笑容，那麼，是我們外人帶了有色眼鏡，還是因為太受西方國家影響，對人家有偏見？當採訪隊伍步出教育營路上，記者隨便拍下牆角上一些用維吾爾語寫的塗鴉，之後繙譯過來。「我心碎欲裂。」有一句這樣寫道。還有一句用中文書寫：「一步步來。」你大可能未到過新疆，更遑論有一探「再教育營」的機會，不論是傳媒訪問或是繪本故事的真偽性，信與不信是個人選擇，故事主角到美國生活後將自己的故事說出來，至於仍然待在營地的，我想，這不在於他們能說甚麼，而在於他們不能說甚麼。曾幾何時，新疆對香港人來說，地理上是有點距離，維吾爾人被鎮壓，我們未必感受到，不過，經過新屋嶺一役，大概你會有新的體會。
撰文：鄺穎萱
電郵：Kwongcarmen12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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