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酈英傑處長給台灣人民的道別信
「隨著我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日子即將畫下句點，我也即將離開台灣，我想藉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這一番歷練對我來說的意義是什麼。當我說擔任AIT處長其實是我這輩子的榮幸，也讓我得以實現長期職業生涯中的抱負與理想，這麼說一點也不為過。
我19歲時第一次離開家鄉，就是來台灣。對年輕的我來說，從那時起，台灣就成了交流與理解、探索與冒險的同義詞。台灣不僅有著讓人眼花撩亂的異鄉風情，也代表著意想不到的嶄新機會。我在這裡嘗試新奇的食物，像是水餃和臭豆腐，並且學習如何在擠滿單車和機車的大街小巷穿梭自如。一方面，我努力用我粗淺的中文，讓別人聽懂我說的話；但同時我也發現，無論走到哪裡，迎接我的都是滿滿的親切友善與熱情好客。
因此，在成為美國外交官後，能夠以台灣作為我派駐海外的第一站，真是再適合不過了。畢竟，是台灣首先點燃了我對亞洲、尤其是台灣的畢生興趣，也激發了我對跨文化理解和共享目標——也就是外交工作——的終身熱忱。此後，我也曾派駐其他地點，多數是在大中華區域，但我的台灣經歷與回憶始終常存我心。最終我能以美國駐台最高層級外交官的身分回來這裡，可說是我多年職涯的高峰。顯然，我這一生注定與台灣有著深刻的連結，或者也叫作「緣分」吧，才會讓我一次又一次不斷地回到台灣。
常有人問我，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台灣。我總覺得：「答案不是很明顯嗎？」不過如果一定要我從個人與專業的角度，解釋我對台灣的喜愛與敬佩之情，我通常會提到以下幾個領域：
首先，台灣兼具活力與穩定、進步與延承、還有創新與傳統。每次回到這裡，我都對台灣社會在各個方面日新月異的進步感到驚艷不已。台灣的民主更臻成熟，經濟益加蓬勃，環境保護更受關注，藝術文化發展也生生不息。
台灣在許多最先進的科技產業上持續為全球創新樹立標竿，但與此同時，台灣的社會穩定和文化傳承依舊令人欽羨佩服。儘管生活充裕且形象良好，台灣人民卻依然謙虛樸實、平易近人。在台灣，最古老的傳統薪火相傳、歷久彌新。文化和歷史古蹟受到妥善的修復與保護；年輕人也可以學習代代相傳的書法技巧，接著再把作品秀在Instagram上。
再者，對美國來說，台灣正是共享利益與共享價值交集的典範。美台夥伴關係的重點在於確保科技發展能夠嘉惠、而非傷害我們雙方的經濟，科技突破則應被用於鞏固、而不是破壞我們的原則。美台之間自由、多元、平等及透明等共享價值，時時激勵我們努力在世界各地打造民主社會的韌性。而我們也持續尋求新的方式，為解決全球問題做出貢獻，這麼做不僅是因為能夠造福我們自己的人民，也是因為我們相信，身為21世紀敦親睦鄰的好夥伴，就是該這麼做。
最後，每當我想到台灣、以及整體美台關係，我總會想到希望、光明和成長。美台的情誼在過去40年來不斷拓展與茁壯。我相信每任處長都會同意，他們離開台灣時的美台夥伴關係，比起他們剛上任時都更上一層樓。同樣的，當我向AIT告別的那一天，我的心中將充滿肯定與成就感，因為我知道，美台夥伴關係比以往都更加深刻和強健，我也對自己能為美台關係今天亮眼的進展小有貢獻，而深感驕傲。
但是，比起這些事情，我想我更難忘的是台灣在我生命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記。我永遠會記得我在台灣度過的第一個聖誕節，還有第一個農曆新年。我永遠會記得台灣朋友的真摯與溫暖、教會同伴堅定的信仰、炎炎夏日來一碗芒果冰的沁涼、資源回收車沿街播放《給愛麗絲》的回音，還有巷弄中撲鼻而來的茉莉花香，這些都會是我畢生珍藏的美好回憶之一。我也會記得好友間的餐聚、充滿歡笑和故事的夜晚、以及一路以來我受到過的無數的善意與關懷。我更會永遠記得，是各位台灣朋友們，你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讓我和我家人的生命更加地豐盛美好。對此，我要衷心地謝謝大家。
雖然我將離開台灣，但台灣不會離開我。」
—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 酈英傑
✅信件全文亦可至AIT官網查看：https://bit.ly/2TSkLDF
📝A Farewell Letter from AIT Director W. Brent Christensen
"As my time as AIT Director draws to a close and I prepare to leave Taiwan,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ell you what this experience has meant to me.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this has been the honor of my life and the fulfillment of a career-long aspiration.
The first time I left my hometown at age 19, it was to come to Taiwan. From that early age, Taiwan became synonymous for me with the ideas of exchange and understanding, exploration and adventure. Taiwan represented both disorienting foreignness and unexpected opportunity, as I tried new food – like shuijiaos and qiu doufu – and learned to navigate my way through streets crowded with bicycles and scooters. And struggled to make myself understood with my rudimentary Mandarin. But all the while discovering the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that welcomed me wherever I went.
It felt appropriate for me to serve my first tour as a U.S. diplomat in the place that first sparked in me a lifelong interest in Asia – and in Taiwan in particular – and in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shared purpose, or in other words, diplomacy. After that, my career took me to other places, but mostly still in the China region. But the memories of my experiences in Taiwan stayed with me. And finally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as the top U.S. diplomat to Taiwan was the culmination of all the years that came before. It is clear that I have a lifelong connection to Taiwan, or “yuanfen,” that has led me to return again and again.
People often ask me why I have such a fondness for Taiwan. “Isn’t it obvious?!” I always think. But when forced to explain my affection for and professional fascination with Taiwan, I usually come back to a few themes.
First, dynamism and constancy; progress and preservation;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 Every time I return to Taiwan, I am immediately struck by the many ways Taiwan has advanced as a society. Taiwan’s democracy grows more mature, its economy more prosperous, its environment more cared-for, and its arts and culture more vibrant.
Taiwan’s industry continues to set the benchmark for global innovation in som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technolog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aiwan society is remarkable for its stability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Taiwan’s people, despite their relative wealth and stature, continue to be modest and unassuming. Taiwan’s most ancient traditions are alive and well. Cultural and historic sites are restored and preserved. Young people may learn calligraphy techniques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 but then share their work on Instagram.
Seco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exemplifies the intersection of shared interests and shared values. Our partnership is about making sure our economies are beneficiaries rather than casualties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nsuring tha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dvances rather than undermines our principles. Our shared values of freedom, diversity, e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inspire our efforts to build the resilience of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we continue to find new ways to contribute to global problem solving, both because it benefits our own peoples and because we share the belief that this is what it means to be a good neighbor in the 21st century.
Finally, I associate Taiwan – and the broader U.S.-Taiwan relationship – with hope, promise, and growth. This friendship has expanded and flourished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 believe every person who has done this job walked away knowing they left this partnership better than they found it. I will similarly leave AIT with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success, knowing that the U.S.-Taiwan partnership is deeper and stronger than ever, and feeling immensely proud of my small role in getting us there.
But more than any of these things, I will remember the ways that Taiwan has touched me personally. I will always remember my first Christmas in Taiwan – and my first Chinese New Year. I will remember the warmth of Taiwan friendship, the faith of my fellow church members, the taste of a mango bing on a hot summer day, the echo of “Fur Elise” from the recycling truck, the fragrance of jasmine blossoms in village alleyways –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memories I will treasure. I will remember the long dinners with dear friends, full of laughter and stories. And I will remember their many kindnesses. I will remember all the ways big and small that you, the people of Taiwan, touched my life and the lives of my family. And for that, I thank you.
I may be leaving Taiwan, but Taiwan will never leave me. "
-- AIT Director 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
✅Read the letter: https://bit.ly/3hUrsgw
台灣古蹟破壞 在 [轉錄]京都古蹟保存經驗& 台灣日治時期建築概論 的八卦
※ [本文轉錄自 NTURC 看板]
作者: CrazyEditor (瘋狂編輯) 看板: NTURC
標題: 京都古蹟保存經驗 & 台灣日治時期建築概論
時間: Mon Sep 24 15:33:37 2001
京都古蹟保存經驗 ＆ 台灣日治時期建築概論 2001.4.26
台科大 王惠君副教授 主講 / 古研社 宏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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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都古蹟保存經驗
我們都知道日本京都的城市景觀相當優美，從任何一個角度拿相機拍照，拍出
來都是令人讚嘆的美景，充滿了悠遠古老的氣息。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京都的古
老建築－許多古蹟、甚至民房，都保存的非常完整，京都的居民們就生活在其中
。人的活動，使處處古蹟的京都成為一處「活的古蹟」，這是與其他地方的古蹟
大不相同的地方。
為什麼京都能夠將古蹟保存得那麼完整？
我們知道，在很多地方，古蹟的保存和城市的經濟發展，通常是互相衝突的。
保存一間老房子，可能就必須捨棄一棟摩天大樓，以及其所帶來的誘人商機，因
此每當政府傳出消息要新指定某處為古蹟時，通常就是那處古蹟的大危機，可能
消息傳出後的一夜之間，地主就雇重機械把它拆了，以免被政府指定之後，好好
的一塊地，什麼事都不能做。
但是在京都，我們卻可以見到，滿城的老房子和古蹟（日本稱「文化財」），
反而是京都現今的魅力和經濟動力所在，源源不絕的觀光客為了古佛寺和古樸的
風景而湧入京都，盤桓一番之後留下感動、讚嘆、和消費。
究竟當初，是怎樣的遠見，才讓京都在經濟發展的高度需求之下，還能保有這
番面貌？而又何以京都的居民們，幾近大多數都能體認到此一重要性，而高度配
合城市面貌的保存和完整性？這些問題，就是第一部份的重點所在。
<都市景觀為什麼會被破壞？>
台灣經政府指定的古蹟也不少，但是卻鮮有如京都般的完整感。台灣的都市，
早先在興建新房舍的時候，都是毫無章法地，看屋主或政府喜歡什麼樣的建築就
蓋下去，而且因為地狹人稠，必須對都市中每一寸土地做最大的利用，因此經濟
發展後，大樓林立，遮天蔽日，高低參差、良莠不齊的建築，對都市的天際線造
成很大的破壞。近來建築師的教育中，都有加進了「設計建築要搭配附近景觀」
的要求，但並不是所有的建築師都會真正去做到，所以雖然已經有改善，但總體
效果仍不明顯，尤其在越小的城鎮越見零亂。
除了建築物的設計時的影響，污染、招牌、垃圾、攤販等等，也都對台灣的都
市面容造成相當大的破壞。有人戲謔道：「台灣古蹟的特色是－小吃、攤販、和
垃圾。」充斥在古蹟周邊街道的流動攤販，觀光客隨手拋棄的飲料食物包裝袋，
一大堆自稱正宗老牌的小吃，都大大減損了古蹟的風味。以台南市為例，府城台
南，算是全台灣在古蹟保存方面做得最好的地方了，但其古蹟周遭，仍是有不少
攤販；而台南古蹟的左近，往往就是高樓大廈，不能一眼就看到遙遠的天邊，看
不到遠山，看不到夕陽。這些對古蹟的整體景觀都是頗大的缺憾。
<鎌倉市的市民運動(1964年)>
鎌倉市有一座「鶴岡八幡宮」，座落在市區北方的一條街尾，八幡宮後有一座
山，整片山林未經開發，是一片很純粹的綠，襯在八幡宮的背後。1964年，鎌倉
當地傳出八幡宮後的山已經被建商買下，即將興建高級住宅大廈，引起當地居民
意陣議論，認為此舉將破壞八幡宮的景色，而一旦被視為鎌倉地標的八幡宮美景
被破壞了，鎌倉市的精神也將不存；於是鎌倉市民聯合起來，向建商反映。然而
建商買了土地，就是要蓋房子好賣錢，甚且，建商是合法買下土地，合法申請興
建房屋，政府也不能以「違法」事由阻止。既然政府無法阻止，居民們之中有人
提議，先請建商暫緩施工，大家集資向建商買下那座山，以合法手段解決；並且
在大佛次郎領銜下，成立「財團法人鎌倉風致保存會」，將鎌倉市民運動的精神
推廣到維護各地文物古蹟。建商也答應了居民的條件，完美地解決了這件事。
<古都保存法(1966年)>
此一事件帶給日本全國極大震撼，至此日本國民和政府才體會到既有法規的不
足－以往指定文化財，都只著重於該文物本身，所謂「點」的保存，而沒有兼顧
到周圍景色的維護，即「面」的保存，如果此後再有類似的事件，恐怕不是每個
地方的居民都能團結起來，那麼日本各地的景致將逐漸被破壞掉。於是在鎌倉市
民運動過後不久，1966年日本政府就通過了「古都保存法」，並且開始逐年編列
預算，向民間收購山林、土地，以維持日本都市景觀的美好。由於日本此一行動
開始得早，在地價還低的時候就由政府買下了許多土地和山林，才得以保有如今
令人稱羨的日本山水。
古都保存法中，針對日本的幾個古都－鎌倉、京都等都市，規定了建設上的許
多限制，例如京都的新建房舍在某些區域不得高於限定高度，建築師在設計的時
候，必須顧慮到對整體景觀的影響，即使是舊房子要修繕，也不能改得太突兀。
因為觀念推行得早，又恰好在日本國民開始體認到古蹟保存的重要時，配合度很
高，是以多年經營下來，京都的整體風貌保存得相當完整；時至今日，當地居民
都已將「建設時要注意整體市容」視為理所當然的事，要再推行什麼保護運動也
就更容易了。
<傳統建築物保存地區(1975年)>
稍後，日本政府又推行另一項政策，將文化財的保護由「點」擴展到「面」。
其中一項是「歷史建築登錄制度」，針對主要文化財附近的老房子和建築物，由
學者在各地找到值得保存的建築，由政府和該建築擁有者協商，徵得擁有人同意
，將該建築列入保護名單，若該屋主不同意，則政府也不能強迫；列入保護的建
築物，屋主在進行任何整修之前，有通知政府主管單位的義務，但無需政府同意
才能整修，所以實際上，該屋主答應與不答應將房屋列入保護，就只差在有沒有
通知政府的義務而已。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差別不大，但是因為在列入保護過程中
，政府會派人與該屋主詳談古蹟保存的觀念，屋主無形中就會將整修的影響考慮
在心中，當屋主有意整修時通知政府，若主管單位的人員熱心點，也許會勸說屋
主盡量不要更動原貌，如此增加了許多防止歷史建築物被破壞的機會，也讓使用
、擁有該建築物的居民更加了解古蹟保存的意義，是個相當高竿的手法！
此外，日本都市中的綠地也是一項特色。日本都市中的綠地，讓人一踏進去就
有脫離城市的感覺，很純粹很完整地具有讓都市居民改換視野的效果。這是由於
當地居民在長期觀念薰陶下，在要興建新建築前，都會考慮到是否會破壞當地景
觀，例如明治神宮，它甚至不是政府指定的文化財，因為它根本就不會有被拆除
的危險。指定古蹟或文化財，是因為該古蹟或文化財有被拆除的危險，因此指定
是一種保護的手段，而既然沒有拆除的危險，根本就不需要指定。這方面也許是
台灣可以效法的地方。
<台灣的古蹟保存>
台灣的古蹟保存制度，大體上學自日本，因此也有「歷史性建築物保存方法」
，但是由於推行得晚，政策不夠完整，加上台灣民眾對古蹟維護的觀念，多停留
在「政府的事」或「專家的事」，是以成效不彰，惟近來在各地老街的指定保存
計畫中，多有民間團體逐漸加入，如桃園縣大溪鎮「草店尾文史工作室」的「大
溪之寶」活動就是極為成功的一例。
台灣的古蹟保存，另有一個大問題－都市整體面貌難以建立。台灣開始指定古
蹟的時候，已是民國七十年代，各都市中新式的鋼筋水泥建築充斥。台灣本是一
個移民社會，沒有歷史悠久的古都，台南也不過三百年之久，每一時期的統治有
不同的建築式樣，其中只有日治時代有過都市規劃，到了民國七十幾年，首批指
定的古蹟名單，也多在宮殿式、孔廟、政府機關等權威性、大規模的建築物上，
毫無整體市貌保存的計畫。以台北市為例，再過十幾年到了民國八十六年，政府
修改「文化資產保護法」廣泛地針對歷史性建築物保護的時候，只能說為時已晚
，台北市內高樓林立，嚴重破壞了天際線，整體市容雖然有不少設計優美的建築
，但卻沒有協調性；另外在台北周圍的山坡地，也蓋滿了所謂「高級住宅」和習
俗造成的墓地，使得城市的遠景也坑坑疤疤。現在雖有心要塑造整體市容，要花
費的心力豈止千百倍於京都、鎌倉。
<其他地區>
英國也有類似日本的經驗。
在歐洲，傳統的建築物都是石塊砌成，厚實而耐久，歷千百年不壞，而且石造
的屋宇拆除不便，因此大部份都保留得很好，即使工業發展之後，對大樓的需求
也多在新興工業城市，對古蹟的破壞不大，故歐陸各國，對古蹟保護的意識並不
很早興起。直到二次大戰之後，各國政府從戰亂的殘破中重整起來，才發現在戰
爭中，古老文物受到破壞的程度之重，才開始對古蹟和歷史文物積極有積極保護
的行動。
英國在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之後，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尤以倫敦為甚。當時英
國的人口分佈狀況是：大部份的人散居在鄉間，十幾戶到幾十戶形成一個村落，
每個村落之間有相當的距離，因為農業社會若沒有足夠的土地，是無法養活既有
的人口的，故當時英國的景觀，城市之間是相當寬闊的一大片綠野和森林，上面
點綴零星農家。然而人口開始向都市集中之後，都市原有土地不足容納人口，便
要向外擴張，於是砍伐城市外圍的樹林，雜亂地興建起工廠和工人住宅。
當時有些人便開始起來呼籲，若是再這樣漫無章法地任城市擴張，英國的城市
將會失去原有風貌，成為只有一堆污染的地方。於是他們成立了「英國信託基金
」，從英國各地募集資金，收購都市周圍的綠地，因此英國也保有許多綠地。
和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有政府介入，而英國信託基金自始至今就是民間的運動
，而且正因為起於民間的風潮持續至今，英國的居民將此等都市風貌保護行動視
為生活的一部份，視為一種休閒活動，因為是休閒活動，所以更能歷久不衰。
<再談台灣>
正如前言所述，古蹟的保存和都市發展，通常是互相牴觸的兩回事，而古蹟一
旦被指定了之後，一切建築上的修繕、更動都需要經過政府審核，當然更不可能
改建為樓房或商業大樓，因此地主們常在指定消息傳出之後，就趕忙把房子拆了
，反正還沒指定為古蹟的時候，「我拆我家的房子，政府管不著。」因此城市中
的文化遺跡就一處一處減少了。
也許台灣的政府在指定歷史性建築物的同時，也應該參考日本和英國的經驗，
運用手法使居民也參與其中，獲得認同，並促進廣泛大眾對古蹟保存和都市整體
面貌規劃的了解，如此從生活中做起，不要讓古蹟保存的行動只是政府和學者高
高在上一頭熱，也許這樣台灣的古蹟保存會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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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慶幸...
這一篇我有存檔....
不然四千字的記憶體就浪費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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