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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

[來自摩洛哥]（活動）
最近收到了一封來自摩洛哥的明信片，一個我只知道位於北非，因電影「北非諜影（Casablanca）」而出名的國家。對其國情政治、官方語言、風土民情⋯⋯一概不知的地方。

這封明信片是我一位高中同學寫給我的。

我們在高中時曾經因為參加同一個社團、上同一間補習班、後來又一起先推甄上大學所以一起籌備畢業典禮，而十分要好過一段時間。上了大學後，我成了只為戀愛而活的「男友狗」、她則積極參與學校活動。雖然兩個人的大學都在台北市區，卻幾乎沒再見過。

前陣子，她突然傳了臉書私訊來問我最近過得如何、想約時間跟我見面，我當下的第一個反應是：「她是否去做了直銷？」不過基於過往情份，總覺得就算她是要幫我敷面膜、請我試用健康產品、介紹我一個賺錢的好機會⋯⋯，我都應該要去會她一會，遂和她約了時間地點，做好可能上當受騙的心理準備。

和她見了面才知道，原來她辭了之前做了極久的工作，最近正在積極尋找人生新方向，所以開始雲遊四海。和她見面之時，她已經結束了印度和西藏的旅程，這兩個連我當了七年空姐都不曾去過的地方。緊接著還要去俄羅斯和摩洛哥，亦是兩個我就算再當七年空姐好像也都不會去的地方（這些地方我們公司都沒有飛）。

她提到因為離職地倉促，之前工作太賣力幾乎把生命賣給公司因而沒什麼出國經驗，她又是一個人，所以這四個地方她都是跟團去的。

「跟團？」我和另一位也做好需要堅決說不購買產品心理準備的高中同學異口同聲喊。

「你們為什麼每個人都這樣啊？一聽到跟團就好像是我做了什麼十惡不赦的事情一樣。」對方嘆道：「跟團很好啊，對我這種沒時間準備又急著出國，而且還只有自己一個人的人來說，非常方便，還更容易交新朋友，也安全，有什麼不好嗎？」

「可是去一個地方旅行不就是要徹底融入當地、跟當地人交朋友，享受一個未知的旅程帶來的刺激，還有自己做功課規劃行程的過程嗎？」我道：「但跟團不就是上車睡覺、下車尿尿，跟畢業旅行一樣，好沒品質，怎麼會有趣？」

「妳們跟過團嗎？」對方突然反問。

我和另一位同學從剛剛的咄咄逼人突然間被這問話堵地氣燄的瓦斯都打不開，弱弱回道：「是沒有啦。」

「妳們都沒有跟過團，怎麼就一直說跟團不好呢？」她又追問。

此刻我們倆的瓦斯算是完全壞了，老老實實洗耳恭聽她的跟團心得。

她第一個去的地方是印度。

印度在流傳於世的都市傳說中，一直是背包客的終極殿堂。必須身經百戰、不易受騙、收斂同情，且有極強斷尾求生的能力才能征服的一個國家。不論是護照被偷、錢被扒光、餐風露宿、上吐下瀉⋯⋯都要有可以一笑置之、雲淡風輕的胸襟，且能迅速因地制宜、安排後路。以三軍作戰來說，大概就像是機動性最高的陸軍，突然進入一片未知的南洋熱帶雨林（小說看太多），心理和生理都要有極高的素質才有辦法勝利。

我沒去過印度、更沒當過兵。我與印度最近的距離是我有另一個高中同學和一個加拿大籍印度人交往了。而且還是我在夜店喝得爛醉時，覺得對方蠻帥的就把同學推過去，說：「She is a good girl.」然後他們倆就⋯⋯互留了聯絡方式，接著竟然就在一起了。不過她的印度男友是加拿大移民第二代，完全不會講印度語，也不曾回去過印度，非常「加拿大化」。因此此項連結宣告無效。

「妳知道印度的街頭有多可怕嗎？他們只要看到跟他們長不一樣的人就像瘋了一樣圍上來，男人要跟妳搭訕、小孩要跟妳要錢。你覺得躺在地上的乞丐好可憐，可是你看了十個、一百個乞丐，你也沒有感覺了，是一個會讓價值觀非常錯亂的地方。」同學開始娓娓說起她的印度經驗。

然後告訴我們，她出外旅行的確是想多交朋友，但倒是沒有特別想交當地朋友。「我英文又不好，要跟當地人做朋友也有困難。我主要還是想認識台灣人，所以跟團很棒的地方就是可以去一個新的地方，身邊又有同伴，在旅行中也比較容易建立情感，所以我跟了第一次之後就馬上報了下一個團。」她道：「而且我一個單身女生，在團裡也比較容易受到矚目跟照顧。」

聽到此，我們突然明白了原來她是有「豔遇」，才會如此推崇跟團。

一天晚上，他們入住北印度一間由舊皇宮改建而成的五星級飯店。由於石製城堡的保存度很高，房裡還有一張寓意不明的巨幅古畫，就掛在床前正上方，白天看著雄偉，晚上倒變得鬼影幢幢。同學沒有買網路，又是自己一個人一間房，即便燈都不敢關上一盞，瞪著那副畫還是感覺夜很漫長。因此，她鼓起了勇氣，去敲了導遊的房門。

沒想到，門一開，卻發覺室內熱鬧非常。原來是團裡的男生們正群聚在導遊房內飲酒作樂，她雖不請自來也被邀請加入，喝得醉醺醺，用酒精澆熄古代幻想。

第二夜，她問導遊是否帶過多次印度團，對這裡熟到就算一個人出門在外也不害怕。導遊信誓旦旦地回道：「當然不怕。」

「那你晚上帶我去探險吧，我也想認識不一樣的印度。」同學央求。

導遊敵不過，便應了她，和她約了入夜後在飯店側門見面。

那晚，他們相偕離開華美的古代皇宮，走入或許也存在了上百年卻全然素樸的自然田野。天黑路滑，田埂小徑又崎嶇不平，他們自然地搭起手，在企圖尋求安全中探索另一種危險。

最後，導遊帶她爬上附近河畔的一座小丘。她抬眼，見到此生看過最多的星星。

「然後呢？」我們急忙追問。

「不過回來台灣就沒有聯絡了，我們也只有那天晚上比較曖昧，天上又那麼多星星，妳很難不對帶妳來看這片星空的人沒有一點感覺。」她答。口裡有一絲落寞，但倒也不是傷心的那種。

而西藏基於中國政府的法令，本來就只能團進團出，沒有自由行的選項。她見了藏民的虔誠淳璞、曬大佛的莊嚴壯麗、轉了經輪、喝了酥油茶，心裡還是不確定未來是不是在這曾經是未知的遠方、世界依舊大得讓她無法想像。所以她回來台灣後，決定先捨遠求近，從曾經熟悉的人事物開始編織起，這才約了我們出來見面。

我正在寫書，不過速度慢到若是有人問起我書什麼出版，我都小心眼地覺得對方就是在嘲笑我，即便人家根本沒有這層意思；另一位同學剛換了新公司，由於一直在同一個產業耕耘，所以薪水多了一點、職稱也好聽一些，手下還帶了幾個人；被我們誤以為在做直銷的那位女子，則在旅行和旅行之間的空檔報名了電腦繪圖班，以後想做空間規劃。

以上這些「近況報告」只是生活的概略，我們都還有親情、友情、愛情⋯⋯各種層面需要面對。生活似乎複雜地一如既往、也單純地一如既往。然後她又道：「所以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以前那麼好，後來卻不再聯絡了？我想知道你們都在做什麼、走在怎樣的路上。」

那天回去之後，我們都還是迷途地一如既往，我們屬於彼此活生生的過去，卻還是拼湊不出解答。唯一一個進展是，我們說好了以後還要再見面，而且要互相寄明信片給對方。

「妳要很認真寫喔，因為我也會很認真寫給妳，我要的是妳真實的當下的心情。」臨走前，同學這麼叮囑我。

本人一向寫明信片寫得跟在寫指考作文一樣（雖然我也沒考過指考），因此信誓旦旦地應了她：「妳放心啦，絕不會讓妳失望！」

然後我飛了個巴黎。雖然那次沒去看看久違的艾菲爾鐵塔，還是挑了一張最具代表性的鐵塔明信給她。

我在明信片裡寫道：

「為什麼決定出來旅遊的時候，沒有想到巴黎、威尼斯這種地方看看，難道妳沒有少女心嗎（好沒禮貌）？巴黎雖然浪漫，卻不是我最喜歡的城市。拜中國經濟日益強盛之賜，一進戴高樂機場就能看見滿滿的簡體中文標示，所有著名景點也都有中文導覽，混合成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諷刺景象，巴黎也不巴黎了。或許是因為如此，我才沒有這麼喜歡這個地方吧。」

約莫兩個月後，我收到了她從摩洛哥寄來的明信片，回答了我的提問：

「我當然也有少女心會想去巴黎、威尼斯那種地方啊，可能是厭倦了大城市人們都想追求的那種功成名就、跑車美女，只想去看看那些和小島台灣差異大的地方。」

接著她在明信片的最後也給了我個問句：

「妳知道其實伊斯蘭教最早的初衷並非想要束縛女人嗎？只是認為女人是珍貴而美好的，所以需要男人的保護，男人卻總以保護之名囚禁了身邊的女人。」

我在看完明信片的當下心神盪漾極了！很像初次聽到一首好聽的歌，趕緊存進歌單，之後反覆聆聽，每每前奏一下所有毛細孔都還是瞬間開合的感覺（最近讓我有這種感覺的歌是謝震廷的〈燈光〉）。

這就是我想收到的那種明信片！

她把她感受到的關於這片土地，融合她的思想，擷取出一些她認為適合我的片段，寫在明信片裡，貼上郵票，寄來給我。

看完第一遍以後，我又忍不住再看了第二遍、第三遍⋯⋯。我從未去過摩洛哥，我卻藉由這張明信片確實感受到了一些來自那塊土地的微弱跳動，很像西部牛仔電影裡，牛仔把耳朵貼在地上，判斷敵人的馬蹄來自何方。

佛家語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是一組對仗的很漂亮、意境又悠遠的句子。從我第一次不知從哪看見這句話就非常喜歡，一直默默刻意記著，也上網去查了意思。

在我終於肯把明信片放下，走回我的日常時，這句話驀然現身在我腦海。大概是因為我從這張明信片中，成功的窺視到了這個世界的一個角落，或是另一個和我身處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蟲洞通過，所產生的一種頓悟吧。

然後我又飛到了另一個國家（忽然覺得擁有這樣一份可以游走在地球之上的職業好像是一件有些奢侈的事）。我又為她挑了一張明信片，是在我淺薄的印象中，我所認為那個國家最具魅力的一片景色，然後提筆寫下了另一篇指考作文。為了自私地保存收件人在收到信時由陌生轉為熟悉的那份驚喜，我在此就不公開我究竟去了哪裡、寫了些什麼內容。

寫完後，貼上郵票，我將明信片安置在包包裡，準備待會下樓時請飯店替我寄出去。沒想到我人都一路坐車穿越了大半個城市到了機場，才驚覺我居然忘記寄明信片了。

我在機場櫃檯找了我們公司的地勤詢問，機場是否有郵筒，我想寄我的明信片，我在飯店時忘記寄了。地勤旋即說：「放著吧，我等下出去幫妳寄，外面就有郵筒。」我當下心中一熱，連聲道謝，才放心地拉著行李箱、跟上隊伍通關。

經過這一段小小插曲，我在準備起飛的飛機上，望著窗外，即將以目前地表最強之姿飛回熟悉的島嶼。我忽然有些恍惚地想起，噢我的明信片留在這裡呢。在我不知道已經飛回家昏睡了多久，起床梳洗、化妝、吃飯、瞎晃⋯⋯，再睡、再吃、再飛到另一個地方⋯⋯，我的明信片才正要開始屬於它的旅行。

也許它會被地勤忘記了，然後被誰順手丟進回收桶裡，從此這世上就只剩下我對它略微焦急的思念；也許它順利地進入當地的郵政系統，最後卻在郵差飛揚的引擎聲中，飄落在地上，從此這世上就只剩下我對它略微焦急的思念；也許它被投進了一個正確的地址，但我卻少寫了一個零、或多寫了一個二，從此這世上就只剩下我對它略微焦急的思念，還有一個收到明信片卻一頭霧水的人。

突然發覺寫明信片這件事似乎和去廟裡燒香祈福驚人地相似。只是一個是求神、一個是求人；一個是將心裡的願望交託給未知的虛無；一個是把手寫的思念交付給可能發生的人為失誤。

可是我們仍然相信，相信著有些許的可能，有某種無心或是善意，可以幫著我們抵達他方。這中間的層層細膩，觸碰的每一雙手、每一部機器，都是幾次奇蹟的導引、幾次妙傳，最後上籃得分，送到某人手上。

我的好友大魯妹曾在郵局上班過（有關大魯妹的故事請看老文章〈老娘的跑步哲學〉、〈當空中小姐不如當酒店小姐〉），有鑒於她本人貌美如花，在郵局上班時也曾引起一陣不小的轟動，有「郵局志玲」之美稱。每天她上班之時，都會有一位粉絲阿北來看她。有一次她不坐櫃檯（郵局內的工作也是要論調的），至內場做一些分類郵件之類的工作，但從櫃檯窗口仍能看見她在後方。粉絲阿北見狀居然生氣了，因為他覺得他珍貴的志玲怎麼能去做那種粗重的工作，他也不能好好看她。因此竟寫信到局長辦公室客訴郵局工作分配不公。

大魯妹長得有多像志玲不是重點（我是覺得一點都不像啦），重點是大魯妹曾經告訴過我，由於郵政作業大致上都還是人力作業，每次一大麻袋、一大麻袋的信、包裹送來，都是先散放在地上，一個不小心，誰把一封信踢到桌腳下、字跡模糊不清無法分辨遂直接丟棄⋯⋯這種事情每天都在上演，信怎麼樣寄丟了都是非常有可能。

當然現在科技非常發達，我們每個人的手上都至少有五種便宜實惠又保證送達的方式，可以傾訴自己，還告訴你對方已不已讀。效率之高，令人神經失調。

可是我們為什麼仍要寄明信片呢？為什麼仍然要做這麼沒效率又麻煩的事？

若人類真如《聖經》所言，是上帝藉自己的形象所造，我想，那麼人類身上必然有一些神性的詩意及浪漫，建立在一種全然的交託中。就像我們全然臣服於上帝，相信祂為我們所做的所有安排一樣。我把我身上的詩意及浪漫，化為實際的行動，從挑選明信片開始，接著買郵票（明信片和郵票往往在不同的地方販售），最後坐在飯店的書桌前，甚至是路邊的街椅上，墊著一本書，把異地的風情，和異地的我，和熟悉的你，融合在一起，投入郵筒。

這一連串的過程，我如此用心深深做了那麼多，在明信片被寄到以前，我卻只能得到一聲信件被投入郵筒的「匡噹」，實在有點空虛啊。所以我只能祈禱，祈禱若我突然倒下，會有人能來伸手接住我；祈禱這封明信片能一步一步被確實地緊握。然後屬於人類的詩意及浪漫便在這冗長的過程中圓滿。

想來我開這粉絲頁也有幾年光景了，雖然尚未大紅大紫，但我始終感謝一路走來支持我的粉絲們。我還沒強大到有什麼能力可以回饋給大家什麼，但我想寫張明信片總是可以的。如果我這麼喜歡這件事情，何不寫明信片給你們呢？

想要收到我親手寫的明信片的人，請在今晚（2017年12月20日）十二點以前（台灣時間），在本文下方留言：「＃我想收到莎拉的明信片」，我會拿出指考作文的精神寫每一張明信片的。

也請所有收到明信片的人，拍張照私訊給我，讓我略微焦急的思念可以放鬆一點。

淺談城市速寫

「速寫」（sketch）在藝術詞典的解釋是「作品或作品部分的粗略草圖」，是藝術家對光影構圖和全幅規模等要點所做的研究探討，是全幅圖畫的初步構圖。早期在照相術尚未發明前，速寫是幫助藝術家觀察自然，捕捉畫面作為作畫資料的媒介，許多藝術作品中的動作、神態，是無法憑空想像出來的，因此當時的藝術家倚靠數量豐富的寫生素描習作，去觀察、記錄生活中的形象，就像是創作素材的資料庫存。即使到了近代已有了相機的發明，許多畫家仍是選擇在大自然寫生，並將寫生畫稿重新組合再造成大幅的作品。

而現今「城市速寫」與早期的「速寫」（或稱手稿），兩者的功能性與對象性略為不同。在功能性來看，速寫早期作為藝術家的構圖草稿資料，在城市速寫中則成了速寫人記錄城市的「作品」，這樣的「作品」風格多元，有的繁複多彩，有的寥寥幾筆，但對於速寫人來說都是一種生活的記錄方式，而紀錄的結果也不一定會再作為草稿運用，已是最終的完成畫面。在對象性來說，早期主要是藝術家，而現今則鼓勵一般各行各業未經過美術專業訓練的素人來參與。

西雅圖的加百利．坎帕納里奧（Gabriel Campanario）在2008年創立了「Urban Sketchers」（城市速寫人）社群。此社群為透過網路與各地的畫友分享作品與畫家自身生活體驗。
加百利．坎帕納里奧亦在其著作《The Art Of Urban Sketching手繪城市》中提到城市速寫人宣言為：

1.我們在室內或戶外速寫繪畫，捕捉我們直接觀察的事物。
2.我們的畫作，訴說周圍的環境和我們所居住及旅遊的地方。
3.我們的畫作是時間和地點的忠實記錄。
4.我們如實的記錄我們所看到的景象。
5.我們不拘任何畫材工具，並珍惜個人的風格。
6.我們相互支持和鼓勵群體繪畫。
7.我們在社團上分享我們的作品。
8.我們向全世界展示，一次一幅畫。

此宣言主要希望把寫生當作一種業餘愛好，純粹為了樂趣，希望大家在現場作畫，以自己的風格記錄，同時透過網路與人分享。

城市寫生，相較於結果，更關乎體驗。將城市速寫這樣的行為模式內化為生活的一部分，並且在平時的旅途中保持這個習慣，如此不僅可以畫下眼前的事物，對於當下環境感觸及記憶也會更加強烈。

速寫的特點與照相的不同很大的要素在於「速度」，照相捕捉畫面只需些許的時間，但若是以繪畫的方式記錄，則須花更多的時間觀察眼前的細節，同時也因停留的時間增加，對於現場的環境記憶也更加強烈，這是照相所無法賦予的。

台灣近年在「臉書」（Facebook）上也陸續響應，目前計有速寫台灣、速寫台北、速寫基隆、速寫桃園、速寫埔里、速寫台中、速寫風城、速寫雲林、速寫彰化、速寫台南、速寫高雄、速寫屏東、速寫宜蘭、速寫林口、速寫金門等十五個網路速寫社群成立。（統計至2018.3.16）

此類速寫社群有別於傳統的美術畫會，強調不以作品美醜論斷好壞，重點在於「以自己的風格記錄生活，並且透過網路共同分享」的生活態度，鼓勵人們放慢腳步，觀察身邊的人事物。而創作的方式也與普遍印象中的「寫生」有些許不同，過去的寫生方式較多是背負多樣的畫具、畫架，在定點長時間完成單一件作品。而城市速寫最大的不同是以「走畫」的方式，也就是漫遊在街道中，當瞥見有趣的畫面便停駐作畫，時間約莫1至2個小時內，便起身繼續前進，這樣的過程除了作畫之外，也重視與環境相處的當下感受。

其網路速寫社群運作的方式，是由一位使用者擔任發起人提出申請，成立一個網路上的虛擬社群，此社群可供追蹤社群資訊的使用者分享自己的作品，社群每月不定期舉辦一次（或數次）繪畫的聚會，地點選擇於該地區的景點，參加者不需付費，只需自發性的在公告的時間至該地點周圍繪畫，並於結束後至指定集合地點集合，與其他畫友分享畫作並合照即可。參與的人員亦無資格限制，活動目的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交流提升大家對於繪畫的喜愛，同時也傳遞Urban Sketcher的精神。

筆者回想過去美術專業的學習過程中，學校鮮少強調速寫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城市速寫這樣的繪畫風氣並未風行。但當筆者接觸了城市速寫之後，再反思過去的美術教育，認為這樣的速寫習慣及能力是值得培養的。以筆者學習歷程為例，過去除了課堂上的靜物練習，以及面臨畢業展的創作之外，平常很少會動筆畫畫，造成了一種「只重作品不重習作」的學習模式，而創作方式也較多以相片作為參考資料，對於現場寫生的能力培養及膽量十分薄弱。

孫建平也在其著作《大師的手稿》中提到自己教學的經驗：

「我們以往學院教育最大弊病就是，念了幾年科班，只學會照抄對象，只會刻畫具體的人頭、人體或自然景物，而不能自如地組織自己理想的畫面。所以我總是希望我的學生掌握經營畫面構圖的能力。我非常理想主義的希望我的學生都隨身帶一個小本子，裡面密密麻麻地記滿自己的探索過程。」

藝術創作並非只為了最終的作品呈現，過程中的習作也是相當重要，速寫能訓練創作者「眼、心、手」的協調關係，看到畫面後如何在心中內化，最後透過畫筆將心中的畫面呈現，這一連串過程需要透過大量的訓練與思考才能轉化到作品畫面上。另外，城市速寫除了對美術專業的人相當重要之外，對於未接觸美術專業訓練的素人也十分重要，因爲城市速寫講求的並不是好或壞，而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記錄眼前的畫面。就如同孩子一樣，孩子未接受過專業訓練，卻敢在畫面上大膽地揮灑色彩，從中找到快樂。速寫人若能透過繪畫重新認識城市，感受到城市的美好，這才是城市速寫真正想傳達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