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魯 家族 新 石 代 國語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三星堆遺址」是夏朝的首都嗎？怎麼判斷「三星堆遺址」的來歷？｜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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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一直都是人們很關心的一個朝代，如果能夠探明這個朝代的一些詳細信息，將會對人們研究古代歷史，又多一些資料。儘管人們常說夏商周，但是對於夏朝的瞭解卻始終非常少，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甲骨文其實並非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還有其他文字，但是現如今卻解讀不出來到底是什麼意思，因此對於夏朝的瞭解，就更少了。而現在有兩個地方，在「夏朝首都」上面引起了爭議，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夏都?

《國語·周語下》記載：「昔伊洛竭而夏亡。」又《竹書紀年》說，後桀伐岷山得二女而棄其元妃於洛。這兩條材料都明確地指出了夏都存在的地理空間。准此，則目前最有可能被確定為夏都的地方當有兩個：一是二里頭遺址所在地洛陽，二是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顯然，把夏都確定在洛陽或者廣漢，形成的夏史體系會完全不同。確定在洛陽，符合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確定在廣漢，則將顛覆大部分人的傳統認知。那麼，洛陽和廣漢，究竟哪一個才是真夏都呢?

在《二里頭文化與尋找夏朝無關!打破〈史記〉的歷史年代框架才是出路》這篇文章中，筆者談到了二里頭遺址不會是夏都的三條依據：第一，二里頭遺址所在地伊洛地區是文獻中的斟尋，斟尋為夏人氏族名稱，其居地並非王都。第二，如果要確定斟尋為王都，則《竹書紀年》「太康居斟尋」一句無法在二里頭遺址落實。第三，如果確定二里頭為王都，則在學術界主流意見把偃師商城視為湯都的情況下，無法形成自洽的邏輯。

既然二里頭不能是夏都，那麼，三星堆的夏都身份是否就可以確定下來呢?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下面，本文就在《夏與商周並行論》中提出的「夏分三段」之說的基礎上來談一談三星堆的夏都名號問題，請各位批評。

一、空桑
根據「夏分三段」的觀點，三星堆文化屬於虞夏聯盟政權的王都，為后羿所滅。《左傳》襄公四年，魏莊子諫晉侯言及」后羿代夏「之事時說：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此「窮石」一名，亦見於《離騷》，而研究夏都者皆不言及。實際上，窮石就是《呂氏春秋》、《歸藏》裡提到的「空桑」，在《左傳》、《帝王世紀》等文獻則稱「窮桑」，而《華陽國志》則記作「瞿上」，其音可比較今山南藏語的Khyung tshang，意思為神鳥之居。這些內容，筆者在《神鳥崇拜與空桑傳說》中已作論述，可以參閱。

二、雒城
在《從周人白狄論來談陝北石峁遺址、黃帝文化及其鷹崇拜》這篇文章中，筆者曾指出，khyung tshang是古代戎族對三星堆大城的稱呼，而與翟人有淵源的今彝語支族群則稱此神鳥之城為lo33 zi21，漢語直譯即為「雒邑」或「老丘」。三星堆遺址所在廣漢久有「雒城」之名，其緣故必當在此。從民族語言來看，「雒城」一詞是漢語和古代彝語的混合詞，其義為「城市」。如果考慮到彝族複雜的形成過程(另文說)，實際上「雒城」一名也可以用形成彝族底層的百濮語言來讀，其義仍然為神鳥之居。換言之，「雒城」和「空桑」二詞雖語源不同，但語義相同。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語的「雒城」一名在西漢時期即已存在。1997年，廣漢市小漢鎮村民唐興鳳在石亭江河灘發現一件鐵質橋墩，上鑄銘文十六字：「廣漢郡雒江橋敦，重卌五石，太始元年造。」太始元年即公元前96年。1983年底至1984年元月，廣漢縣南門外導航站在修建圍牆時發現一批漢磚，磚上也鑄有「雒城」和「雒官城墼」等銘文。

從文獻資料來看，三星堆地區的「洛」字在《山海經》中就已經有了記錄。如《中次九經》說：岷江之首，曰女幾之山。……洛水出焉，東注於江。

洛水，亦作雒水。《漢書·地理志上》廣漢郡雒縣下條說：「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湔。有工官。莽曰吾雒。」雒水即今石亭江，與湔水、綿水同為沱江三大主源之一。

湔水，即今流經三星堆遺址旁的鴨子河，古稱雁江。伊、雁二字上古音為鄰紐旁對轉，音本相近。因此，《國語》裡的伊水完全可視為今三星堆遺址旁鴨子河的古稱。

三、陽城
《竹書紀年》和《世本》均有「禹都陽城」之說，說者多有據告成鎮出土的屬於戰國時代的「陽城倉器」陶器而定大禹時期的陽城為王城崗遺址。王城崗遺址為龍山文化晚期的文化。如果按《史記》體系理解，從龍山文化晚期到戰國時期跨越了1500年，這相當於說一個南北朝時期的文化要靠一個當今21世紀的器物來驗明正身，顯然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在《從歷史語言學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稱之謎》系列文章中，筆者曾說明三星堆文化具有鮮明的太陽崇拜特色，夏人王族自稱為「太陽家族」，並說明瞭夏人王族自稱在其延續文化中留下的歷史痕跡。據此可以推斷，陽城之名必當為「太陽之城」的簡稱，其名稱由來當與「太陽家族」有關。

四、歷史地理學和歷史語言學視野中的夏都輔證材料
三星堆遺址之為夏都，這還可以從多個角度的資料來進行輔助說明。

（一）從地理空間角度看

筆者在《夏代末年的岷山地震與大禹治水的傳說》一文中已經指出，所謂的伊洛竭是由岷山地震引起山陵崩陷形成堰塞而阻斷水流所致。及堰塞崩決而後，洪水出現，於是始有大禹治水之事。從地理空間來看，三星堆地區發生這類自然災害事件的可能性要比二里頭一帶要大得多。並且，把大禹治水事件放在岷江流域來進行解釋，也更加具有可信度。

（二）從歷史地理角度看

歷史事件的展開和歷史人物的活動都存在於一定的地理空間，但古代族群常存在遷移的情況，因此，在歷史研究中若能捕捉包含在地名中的民族、歷史、語言、地理信息，即能為研究結論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下面，我們就此略作闡述。

1、 帝杼遷老丘：「成都」名稱之由來
三星堆文明毀滅後，成都西郊的金沙文化興起。金沙文化具有鮮明的繼承三星堆的特徵，這一點為從事三星堆研究者所熟知。筆者在《金沙文明解碼》中提到：金沙文明崛起的這一歷史事件，在《竹書紀年》中被稱為「夏啟殺益」，在《左傳》中被稱為「後杼復國」。

《竹書紀年》記載，帝杼曾以老丘為都。准此，則老丘必當指古代成都。那麼，老丘一名和成都的名稱會有關係嗎?

從考古材料來看，漢字的「成都」一名最早見於戰國時期，而其更早的名稱則為單稱「成」。1985年，沈仲常與黃家祥二位學者聯名在《四川文物》發表《從出土的戰國漆器文字看「成都」得名的由來》，從先秦時期漆器銘文的演變順序「成——成亭——成市——蜀郡工官」等對此進行了說明。

如上所說，帝杼之都「老丘」一名用彝語支語言來讀即lo33 zi21，意為「城市」。在古代漢語文獻中，「成」與「城」通用存在大量的例子，如《左傳》文公十一年「齊王子成父」之「成父」，《管子·小匡》、《呂氏春秋·勿躬》、《魯世家》等並作「城父」。又比如《論語·顏淵》中的「棘子成曰」，劉寶楠正義：「皇本‘成’作‘城’。」因此，考慮金沙文化與三星堆文化的關係，我們有理由推斷，古蜀人用漢語裡表示城市義的」成「字來記錄自己的居地，其實對應的就是「lo33 zi21」這個詞。

2、 彝族始源地洛尼山之謎
彝族典籍《洪水氾濫》、《洪水與篤米》、《西南彝志》等記載，彝族各支系的共同祖先阿普篤慕在洪水時期避居洛尼山。洛尼山，一般認為就在今雲南東北的昭通境內。《大定府志》卷47《水西安氏本末》云：

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為業。久之，木拔道通，漸成聚落，號其地曰「羅邑」;又其山為「羅邑山」。夷人謂邑為「業」，謂山為「白」，故稱為羅業白。

這裡的朱明，即篤慕，意為君長。「羅邑」一詞，有的學者也譯作洛邑、洛宜、洛尼等，其原語即lo33 zi21。在《太陽家族與開明傳說(下一)》中，我們已經指出，形成當今彝族的重要源頭——昆明人與三星堆古族有密切關係，而彝族支系均以洛尼山為祖源地，這就說明《大定府志》的「羅邑」一詞與廣漢古稱「雒城」和成都古稱「成」是一脈相承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昭通地區古稱「朱提」，這與《華陽國志》記載的杜宇娶朱提梁氏女利的記載暗合。此外，昭通地區及其周邊還出產一種含高放射性成因鉛的特殊銅礦。據金正耀教授研究，廣漢三星堆、新乾大洋洲、漢中成洋地區以及殷墟的早期青銅器都有大量使用這種特殊礦。這些材料無疑都是值得先秦史、民族史研究者重視的。

3、蜀王南遷與古代越南史上的「螺城」
秦滅蜀後，蜀王后裔中的一支曾南下交趾(今越南北部)，建了越南歷史上的蜀朝，文獻稱其王為安陽王蜀泮。《水經注》卷37引《交州外域記》雲：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為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為安陽王。

又越南歷史學家吳士連《大越史記全書》云：安陽王，姓蜀，諱泮，巴蜀人也。在位五十年，都封溪，今古螺城是也。甲辰元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王既並文郎國，改國號曰甌貉國。初，王屢興兵攻雄王。雄王兵強將勇，王屢敗。雄王謂王曰：「我有神力，蜀不畏乎!」遂廢武備而不修，需酒食以為樂。蜀軍逼近，猶沈醉未醒，乃吐血墮井薨，其眾倒戈降蜀。王於是築城於越裳，廣千丈，盤旋如螺形，故號螺城。又名思龍城，唐人呼曰崑崙城，謂其城最高也。

古代越南的蜀朝稱其都邑為「螺城」，螺字古音與「雒」亦頗相近。另從考古文化來看，越南地區也曾出土與三星堆文化類似的玉璋、玉瑗、玉璧、玉戈等器物。關於古代蜀地文化與越南文化之間的關流關係，張弘、彭長林、雷雨等學者均有涉及，可以參閱。

1936年，越南北部的清化(Thanh Hoa)還曾發現金印一方，印銘為「晉歸義叟王」，這些材料都無疑證明蜀王南遷為可信的事實，並進一步證明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雒城」一名來源非常古老。

五、總結
綜上所述，由三星堆遺址所在地廣漢的古稱「雒城」到成都的古稱「成」，再到彝族祖源地的「洛尼山」、越南蜀王朝王都的「螺城」，諸名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這些材料充分說明：三星堆遺址是我們真正要尋找的夏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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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與母國－陳丹青演講全文】

大家好，

我第一次來到新加坡，飛機飛過來時，往下看，以為會遇到幾架搜救（註：馬航MH370）的飛機。海面波浪非常細膩，遠遠看下去像皮膚一樣，上面一小朵、一小朵雲。然後就降落了。降落以後呢，非常快我就發現，太好看的一個島，一個城市。

我不會講演，每次都請邀請方給題目，看看能不能說。

彭導就說新加坡華人對華語的教育，華語的前途，有各種擔憂——我的無知和輕率就上來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過，我也說華語，跟母國有種種糾纏的關係，那就講「母語和母國」。多麼輕率啊，直到來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區，要慎重對待，要不然你會傷人，也傷你自己。」

此前我成個老油子了，這回有點緊張，新加坡是個讓人緊張的地方。（眾笑）剛才等在後台，看視頻，看到諸位的大會開始了，好嚴重，像是開十八大的樣子，一套一套介紹……但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點兒像日本，幹什麼事都如臨大敵，結果來了個傻逼，不知輕重，談什麼「母語和母國」。
（眾笑）

昨天差不多沒敢出去走，宅在賓館房間寫發言稿。前天倒是參觀了孫中山待過的小房子，當年孫先生在那兒聚眾謀反——現在的說法是「顛覆國家罪」（眾笑）——照片裡他跟一幫本地老華僑坐著，都長得很有樣子，在那兒合計謀反。

我是廣東台山人，我的父親這次也一起來看看新加坡。我們非常服氣，沒話說。早聽說新加坡多麼乾淨、多麼現代化，眼見爲實。我走了幾圈，找不到一個地方讓我覺得這裡沒弄好，那裡又不對。沒有——我來自一個醜陋的瘋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過度讚美的，但現在也非常醜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對比。每次到日本，很沮喪，我想，什麼時候中國也有個城市能夠跟日本比比——隨便日本的哪個城市——想來想去，想不出。

二戰前的東京，沒法子跟上海比，很土，從前的東京人要飛到上海才能趕上應時的好萊塢電影。諸位一定知道現在的東京，也去過東京。這次在新加坡，我發現終於有座城市，住著很多中國人的城市，可以對日本說：「我們也很好，還比你大！」

可是父親告訴我，半個多世紀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國，到舊金山，比較窮的，會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們祖村裡有個人從新加坡回鄉，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時候一樣。他老婆氣死了，就在門口打他：「你怎麼混成這個樣子？！」

南洋華僑曾經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過來，天翻地覆。二戰以來，1965年以來，70年代以來，在座很多跟我同輩的人，一定目擊了這個國家怎麼變成今天的樣子。

接下來試著談談我的不知輕重的題目：「母語和母國」。

我先要說，當我想到這個題目時，有個低級錯誤：我自己曾經是海外華人，要來新加坡，就把這裡的聽衆也想成海外華人。我很謝謝這兩天當地朋友警告我：這裏是「新加坡華人」，不是「海外華人」，完全兩個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紐約的身份。我在大陸被稱爲「海歸」，所有仍在國外的華人羣體 ，被稱爲「海外華僑」。大陸還有個「僑辦」，我們都是僑辦的工作對象。所有海外華僑，說母語，或者不說母語，用母語批評母國，或者讚美母國，都會牽扯到劇烈的感情問題、情緒問題，有時候會打起來。因為母語問題，就是語言問題，語言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在所有國家，在所有歷史階段，語言問題從來不會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紀，海外華人的變化非常大。我剛去時，很少很少大陸人，主要是廣東人，其次是臺灣人。今天完全不一樣了。大家去過紐約就知道，華人社區再也不是從前的廣東台山幫，中原大陸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 「法輪功」。法輪功要是在紐約街上示威，罵中國，就有東北大漢，女大漢，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這是今天的 「海外華僑」。可是換在30多年前，我親眼看見唐人街的廣東青年過春節時，舞龍燈、耍獅子，舞到大陸開辦的店面，會用獅子頭伸進去拱幾下子，同時戲謔地說：「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現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掛出許多五星紅旗。

所以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變化，直接影響海外華僑的變化。此下我要非常審慎地區分，這麼一大群海外華僑——北美南美的，西歐東歐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華人。
我來試試看會不會說走嘴。大家知道，大陸是個不能隨便說話的地方。在這兒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隨便一點。如果不能，大家當場告訴，我趕緊打掉幾個牙齒，講完後，再裝回去。（眾笑）

剛才說了，語言問題是政治問題。著名的文學作品，都德的《最後一課》，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國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語教育，德國人在佔領區推行德語教育，絕對是政治問題。

像早期東正教俄國和希臘語的關係，西班牙和整個南美國家的語言關係，也都是政治關係。中國就早一點了，中國的語言政治開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實行「車同軌，書同文」。此後有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漢語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這些。我生在大陸，只會說國語。我的第一語言其實是上海話，之後在江湖上混，會說幾個省的方言。直到出國前，我沒有母語意識，也沒有母國問題，一切都理所當然。可是一出去，就發現我從小講的普通話，在不同區域的華人圈，上演不同的劇情，這些劇情，就是母語和母國的不斷錯位。

我先到舊金山，見了一堆從未見過的親戚。糟糕，幾天內不能交流，他們生在那裏，全說英文和台山話，可我只會說國語，最讓我著急的是，我無法告訴他們，這幾十年，一家人在大陸經歷了什麼，他們也無法讓我懂他們在外面經歷了什麼。

救星來了，是我一位表舅媽。表舅媽是緬甸華僑，小時候曾經拿著花去歡迎過周恩來總理，她能說國語——這倒有點兒像新加坡華人，說的是普通話——那幾天我跟在她後面，所有講話的場合，靠她翻譯：中國人替中國人翻譯。

結果我要飛去紐約了，語言靠山沒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國大陸還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國家，我蓬頭垢面，穿了條自己做的牛仔褲，排在機場的隊伍裏，表舅媽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裏找，一找，找到一對臺灣夫婦。哎呦！新救星來了，說國語。一路上五個鐘頭，我們聊到紐約。

可是這麼一交談，語言錯位又來了：他們說的是「國語」，我說的是「普通話」，我很感慨：國語、國劇，國術、國醫、國畫，都是民國語言，我頭一次當面聽一位中國人很坦然地說，他講得是「國語」，在大陸，沒人說自己講「國語」的。

到紐約後，我除了少數大陸朋友，此外的交際便是臺灣華人，理由很簡單，就是彼此懂國語，說國語。

可我很快又發現「國語」的錯位。有一次在飯店看到一位壯姑娘給我們端菜，隨口問「您從哪兒來呀」，她背過身去，高聲回答：「自由中國！」這句話，80年代初很多臺灣人會對大陸過去的人說，口頭語是：「 你們大陸」，「你們中共」，我們的口頭語呢，是「你們臺灣」。

跟臺灣朋友初次見面，我們會說「解放後」，他們立即糾正，說，那是「淪陷後」（眾笑）。我說「北京」如何，他們會說「No，對不起，陳先生，我們只說『北平』，不說『北京』」。

我的祖父是國民黨軍官，黃埔七期的學生。1989年我終於去台灣見到爺爺了。我隨口說起他曾經參加過的「淮海戰役」，爺爺在那裡被俘過，他說，那是「徐蚌會戰」。1992年，祖父終於被我父親拉回大陸定居了，父親帶著爺爺參觀黃埔軍校，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也是隨口提到旁邊的「廣州烈士紀念館」要不要去看看。爺爺大怒：「什麼廣州起義，那是廣州暴動！」（眾笑）。

那時爺爺很年輕，在廣州當憲兵隊長。張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聽說過沒有，共產黨早期的地方領袖，三十多歲年紀，在廣州暴動，死了不少人，以後有個「廣州烈士紀念館」。

所以，明明祖孫之間，明明兩張中國臉，明明說的是普通話，但是，不斷錯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個非常精闢的，樸素的結論。他說，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華民國；香港是，清朝。（眾笑）

非常準確。想想看，香港，沒有被國民黨統治過，目前回歸了，我不想說她被共產黨統治，好像開了五十年的支票，不會變，但至少我們說這句話時，香港真的是清朝。

證據呢，據說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龍街區的告示，頭一句話，叫做「爾等臣民」，還是朝廷口氣。如果這是訛傳，那麼香港電影大家都看，《無間道》看過沒有？兩張超英俊的臉，一個是劉德華，一個是梁朝偉，拿槍盯著腦袋，說「我是當差的」（粵語發音）。

「當差」，是清朝話，不是民國話，更不是共和國話。共和國說「我是人民警察」，民國話怎麼說，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麼樣，但不會說：「我是當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紀，還在講：「我是當差的」。

台灣呢，是另一套說法。「本黨同志」，「莊敬自強」，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臺灣語言，就知道那是國民黨敗走臺灣帶過去的語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國時報報社走廊，還看到員工獎懲名單，跟電影裡民國時期的格式一模一樣。

大陸不必說了。凡是大陸出來的我這一輩，都記得各種口號標語，共產黨是個語言黨，非常會創造語言。五十年代，我小時候，百貨公司頂層巨大的標語，「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六十年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著石頭過河」；九十年代變成「三個代表」；到了新世紀，「和諧社會」；現在呢，「中國夢」……

所以語言會變成人羣互相辨識互相認同的符號，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國的大陸人很少，我聽英國留學的朋友說，有一次他看完電影，忽然有個女孩衝過來說「你們是北京來的？」「是。」女孩當場嚎啕大哭，說是太久沒聽北京話了。

我在紐約時，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鐵往回走，發現跟隨的影子，有個人遠遠跟著我們，聽我們說話。我就回頭跟他聊。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我說「是」，他說：「哎呦，二十年沒聽過上海話了」。我說爲什麼，他承認他是1972年中共最早到聯合國的時候，他叛逃留下來，隱名埋姓。但畢竟忍不住思鄉，夜裏聽到兩個人在街頭說上海話，就跟著我們。

這是方言認同，還不是母語認同。我相信倫敦的北京女孩如果聽到雲南話，不會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聽到貴州話或者寧夏話，不會跟著我們走。所以在大陸，港臺，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話語。三套話語之間，彼此很難溝通，有時甚至聽不懂。

自古以來，中國是個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認同鄉，認同姓，認同宗，但未必認母語，認國家。「國家」概念傳進來，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來的名號。法國，英國，最早創立現代國家，有了「國家」這個詞，這個概念。此後，各國跟上來了，愛國主義啊，叛國啊，敵國啊，友國啊，等等。

你到東晉去問陶淵明，他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他會說「我是東晉人」。《桃花源記》說：「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你去問蘇東坡，他會說「我是北宋人」不會說「我是中國人」。你去問董其昌，他會說「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經歷了幾個皇帝。他的畫，那個時候也不叫「中國畫」，甚至不叫「水墨畫」。

所以，中國，國家，母語，母國，都是外來詞的翻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中華民國——臺灣，清朝——香港，還可以延伸，延伸到越南華人，緬甸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印度尼西亞華人，都沒有經歷民國和共和國，那裏的人說廣東話，閩南話，大致是清朝語言，是傳統的母語。

問題來了，這兩天我開始受教育，就是，新加坡一地的華人華語，講的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是共和國版本——據說貴國的李光耀會六種語言。

我聽說，他到臺灣，跟蔣經國一塊兒下農村，他忽然直接用閩南語和臺灣農民溝通，小蔣看在旁邊，不舒服，「他可以直接和我的民衆溝通，我無法跟本島人溝通」。我相信小蔣的政治思路，以後改變了。同樣是這位李總理跑到中國講演，聽說是楊瀾用英文主持，李總理就說：「No，今天我要說普通話」，這可不得了，底下人服，這傢伙會說中國話！然後呢，他是劍橋畢業的，他用流利的英語跟西人辯論，他是位語言政治家。

據說，他啓動了當時的華語運動，也據說，他持久抑制華語教育。我不知道在座對李總理的意見，但我想要說一個更大的歷史背景，更大的政治背景。

以下是非常粗略的介紹——我讀過一本書，也在其他一些書裏得到印證，就是，整個亞洲地區落後國家爲什麼會在這兩百年，一百年，經歷劇烈的文化震撼和政治動盪。原因，一切的一切，差不多要追溯到啓蒙運動以後。十七八世紀，英國、法國，建立了現代共和國，建立了現代國家概念。

現代國家起來後，同文同種的人群在一個划定的區域，結合為共同體，很多小公國，封建主，小皇帝，變成共同體，便於調動資源和軍隊，抵禦外敵，也便於侵略外國，使自己的共同體空前強大，這種共同體，被叫做國家。

最早受刺激的，是歐洲日耳曼民族和區域。那裡是歐洲後起的國家，受刺激時還是上百個小公國，是普魯士人的農業區域，相比法國、英國，很落後。他必須急起直追。急起直追，立刻遇到兩個尖銳的問題：就是，我要是把你的新觀念，新結構，新器物，學過來，本國的文化怎麼辦？我的民族記憶怎麼辦？所以最早，是德國人提出了文明和文化這兩個概念——浪漫主義運動也是德國人弄起來的。

大家如果去聽華格納的音樂劇，大部分是德國古代神話——用中國話概括，就是，德國人在他們的現代化過程中，在轉型為現代「國家」的催逼之下，開始了中國人叫做「整理國故」的這麼一個文化運動。

從此，不得安寧的是什麼？就是所有後進區域都要轉型為先進國家，都處於以上兩難，非常屈辱，痛苦，但非常切迫，必須作出選擇——如果保全自己古老的原有的文化、傳統、習俗，你很可能亡國；如果學來先進國家的器物、觀念、思想、技術，你，第一步可能喪失自己的傳統，然後一步一步喪失自己的記憶。

這是很難調和的事情。很難調和。

日耳曼地區當時對法國做出了回應。不久，德意志民族慢慢強大了，也變成現代國家，變成所謂帝國主義。而這股現代國家的風，慢慢往東，吹到斯拉夫地區。斯拉夫地區也布滿小國，往東，往北，還有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雖然此前有過彼得大帝強行推進西化運動，但被法蘭西共和國的現代概念一衝擊——自由，平等，博愛——俄羅斯也發生了跟德國一樣的運動。什麼運動呢？就是，到底保持自尊，我俄羅斯人最好，最優秀，我俄羅斯文化最美，最善——還是，我要西化，我要學西方？

托爾斯泰那代人，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那代人，別林斯基（V.G. Belinskiy），還有更早的果戈里（Gogol-Yanovski），都經歷過同樣的啓蒙和掙扎。俄羅斯藝術家，包括更多的政治家，大致分成兩派，有偏西方的，有偏東正教的，兩種意見，兩股勢力。

我最近的新書《無知的遊歷》，就是談俄羅斯印象：我舉出六個偉大的藝術家。作家是托爾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對應，音樂家是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和莫索爾斯基（Mussorgsky）對應，畫家是列賓（Repin）和蘇里柯夫（Surikov）對應。

前者，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列賓，相對代表傾向西化的經驗；後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莫索爾斯基，蘇里柯夫，相對代表俄羅斯本土的經驗。雖然後者的藝術語言全部學的是西方，是從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學過去的，但是他們的主題，他們的情緒，他們的精神性，偏向東正教的舊俄——俄羅斯。

這樣一種自卑的，驕傲的，糾結的，同時必須有所選擇的情況，到了19世紀中期，開始從歐洲大陸，從斯拉夫地區，從俄羅斯，轉到亞洲。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

這三個亞洲國家對西化的態度，西化的步驟，尤其是西化過程中的劇情，非常不一樣。但無一例外經歷了共同的痛苦、自卑、驕傲、掙扎——我們到底要全盤西化，還是保留傳統文化？這種糾葛，比歐洲人，比俄羅斯人，更尖銳。亞洲文化，東亞文化，跟西歐文化差異太大了。

中國和印度那麼古老……此後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清末，從朝廷，直到士子，直到老百姓，對西洋人的怨恨，恐懼，然後慢慢瞭解，慢慢想要學習，這麼一個過程，流了很多血，做了很多噩夢。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最後的選擇還是西化，強國，不然你就被滅掉，至少，總是挨揍，受欺負。在日本，這條路曾經引發持續的政變和謀殺。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艾凱（Guy S. Alitto）（註：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凱，中文寫作），他例舉了一大堆名字，把每個國家的文化守成主義者和反現代化、反西方的偉大人物，作了排列：

在印度，是泰戈爾，甘地。

在中國，是辜鴻銘，梁啓超，梁漱溟，張君勱。

在日本，那堆名字我無法複述。

他舉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是通例：這些人早年受的全是西方教育，甚至直接在西方大學畢業，甘地、泰戈爾都是這樣——辜鴻銘根本就是外國人，二十幾歲才回到中國——可是在青年和中年時期，忽然由於某種原因，一種內在的自尊，他們回向文化保守主義，對西方和西化的過程，持續抨擊，希望喚起民衆對本國文化的注意。這個龐大的歷史敘述，今天只能粗略地介紹到這個樣子。

略微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之後，龐大腐朽的朝廷，最後，不得不屈服，不得不採取開放政策，西化政策。第一步，就是派留學生，留學的第一步，就是學外語。

所以，強國，西化，現代化，項目非常多。

一百多年過去了，幾代人奮鬥、犧牲，從硬件上說，目前可見的器物指標——機器的「器」，物質的「物」——中國幾乎全部達到了。可是在文化層面，對不起，改變是改變了，根子里，很難改變。要從文化深處現代化，第一恐怕還是語言，因爲語言影響思維，思維漸漸改變現實。

英語，可能是實現現代化和西化最有效、最通用的語言。香港是個例子，它根本就是殖民地。但這幾天我才知道，跟新加坡比，香港英語普及程度，似乎還沒新加坡徹底。

印度是另一個例子，我無能回答。很多印度人會說英語，受英語教育，爲什麼還是髒、亂、差？為甚麼印度不會出現一個新加坡——我無法回答。

我只能說，中國人太聰明了。中國人的制度，太早熟。什麼意思呢？古代的例子，總要說到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那是全世界最早的語言統一的先例，語言統一，直接影響中國建立全世界最早的文官制度，最早的科考取士制度。英國後來的科考受益於中國的啓示，雖然他們到中國來，已過了明朝。直到今天，歐洲大陸的語言，不統一。

語言的統一，不統一，各有利弊，這裡無法談論。但是貴國的李總理是個語言政治家。他可能想在小國家，小族羣，率先高效地西化。語言必定是第一步。所以在這裏，馬來語是母語（註：新加坡國語）；英語是實際上的「國語」；華語呢，成爲輔助語言，對外，方便跟中國作生意，對內，可以成全族羣認同，族羣和諧——是這樣嗎？

我希望大家反駁我，給我指教。族羣的母語不影響國家語言，官方語言，族羣假使落後，暫時也不影響國家的現代化——李總理有他的算盤。

總之，全世界各國華僑，沒有一國像新加坡華人這樣，能說雙語。美國六七成以上的中老年華僑，大家清楚，一輩子因為不會說英文而受苦。各種法律糾紛，各種歧視事件，各種日常生活，包括代與代之間的情感，因爲語言問題，帶來很多悲劇。

三、四年前，貴國《聯合早報》曾邀請我來講演，說，「你來，這兒有你的讀者」。我很驚訝，但粗暴地回答，「我不喜歡李光耀，也不喜歡新加坡，太乾淨了。」（眾笑）就沒有來。現在想想，真是個狼羔子，非常無知，非常粗暴。

爲什麼我不喜歡李？因爲八十年代紐約有很多關於他和新加坡崛起的報導。一方面，我覺得他是對的，另一方面，我很糾葛，因爲我討厭權威主義，討厭儒家式的道德統治。我生長在毛時代，毛試圖用極端的道德統治。我從小目擊威權和道德統治，荒謬到什麼程度，付出多大代價。

所以看到任何人想用權威主義，想用變了形的儒家道德統治，都會反感——所以，我剛才說的話，並沒有資格，也沒有意圖，爲這裏的語言政策辯護。諸位生活在這個語言場域，你們的痛感，你們的心理，跟我不一樣。我需要諸位指教。

母語，講還是不講？講多少？講到什麼程度？永遠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自尊心，一是安全感。例子，幾乎舉不完。在語言問題上，我們非常容易受傷：對外容易受傷，對內也容易受傷。

大家一定聽說太多華語家庭，我指的是華僑——這裏的情況，請諸位告訴我——就是，我所見過在歐洲的溫州人，在美國的福建人、廣東人，很多很多悲劇，來自家庭兩代之間語言無法溝通。對外，事情就更多了：你開個罰單，來張傳票，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親眼在紐約海關口見過很多台山鄉親，大嫂、老太太、鄉下小孩，站在官員面前，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必須臨時請人幫忙，才能過關，雙方都困擾。

我女兒在美國長大，不會讀中文，也不會寫。她會說，但詞語有限。我在大陸有不少年輕讀者，比我女兒還年輕，但女兒從未讀過我一本書，一行字。

此外就是安全感。語言的安全感，推至極端，歷史上許多國族要征服另一個國族，第一件事，滅你的語言。人殺不光，滅你的語言。

昨天這裏的客人問我，目前此地實行這種雙語教育，弄得英文沒那麼好，漢語也一般，我怎麼看？我想，其實很簡單。各種統治術裏，最聰明的統治術，就是愚民教育——讓你大約知道一點，但不很深。（眾笑，鼓掌）

（你看，動到諸位這根筋了。）

中國從先秦開始，孔孟開始，就知道愚民教育。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不懂國學，但我知道孔孟這幫聰明人，很早很早就告訴君王，你怎麼統治老百姓，怎麼耍他，他還不知道。愚民統治的最高境界，以我所知，是最近六十多年。爲什麼是最高境界呢？就是人民差不多已經不知道，也不在乎被愚，簡直出神入化，就是，民開始自愚（眾笑）。今天大陸的太多現象，一句話，就是「民自愚」。

那麼，母語在國內的情形怎麼呢——啊，除了新加坡！我現在一講到新加坡就緊張（眾笑）——我要告訴大家，大陸的中文教育，中文水準，也是江河日下。

大家可能知道我十年前提出辭職。我完全瘋掉了，四年招不到一個研究生。為甚麼？英語差一分，政治差一分，絕對不可以。我對政治、英語的統一考試，深惡痛絕，最後決定不幹了。可是呢，另一面，我發現所謂報考研究生博士生的孩子，十之六七，一篇清通的文章，寫不下來，一張字條，寫不清楚。

我回國後，在南北各地大學有過講演，所有學生的提問、錯別字、筆誤，所有的文句不通，幾乎一模一樣。無論清華、北大，還是別的大學，一模一樣。這種狀況不僅僅是年輕人，太多小學中學老師、大學教授，甚至作家，都逃不了。

大家可能聽說有位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前些年扔了炸彈，傷了中國作家的心。

他說，中國當代寫作，中國當代文學，致命傷，是「語言不好」。這太荒謬了。你可以說俄羅斯作家、法國作家，哪篇不好，哪位是二流，但你批評俄羅斯或者法國作家，說他「語言不好」，那是斷命根子。在所有國家和時代，一國的語言，總歸是詩人和作家（包括哲學家、思想家）語言最好，結果中國作家全體性「語言不好「？這是劇烈的批評，致命的批評。

他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中國當代作家，從80年代到現在，很少，或者，幾乎沒有一個人通雙語。不通雙語，對世界文學，世界訊息的大參考，大思維，本身的知識結構，文化眼光，不可能好到哪裏去。

他舉了民國的例子，他說，魯迅、郁達夫通日文；胡適、林語堂通英文，張愛玲用英文寫作……好不容易，這麼多年過去了，有個高行健用法語寫作，得了諾貝爾獎，可是中國政府不認。我記得朱鎔基說，「他是法國作家吧！」。這句話厲害，一句給你擋回去。

美國還有一位用英語寫作的中國作家，大家聽說過，名叫哈金，我見過他，很尊重他，是個憨厚的人。他的文學立場非常清楚。他也得過美國文學大獎，中國政府也不提，國內的寫作圈提起他，好幾位作家嗤之以鼻，不放在眼裏。

母語在母國的狀況，尚且如此，海外華人，海外華語，情何以堪？

可是另一訊息又徬彿極樂觀。台灣詩人瘂弦先生告訴我，他說，華語寫作是全世界各語種罕見的現象。西班牙有流亡作家，俄羅斯有流亡作家，其他國家也有，但從來不會在外國組成自己的俄羅斯寫作圈，西班牙寫作圈。沒有。全世界只有華人，用華語寫作，到任何地方，溫哥華、舊金山，更別說紐約、華盛頓，一定會有個小小的華人作家協會——我相信新加坡一定有。但趕緊停住，少談新加坡。（眾笑）

我聽了後，不知道這是語言的訊息，還是民族性訊息。不知道該高興呢，還是不高興。爲什麼？剛才說了，中國是個龐大悠久的宗族傳統，人類學術語叫做「熟人社會」，個人服從家族，爲了家族，可以犧牲個人。中國現代化了，可是骨子裏還是宗法傳統，熟人觀念一點沒變化。中國人是一流的羣居動物，海外作家圈，作家協會，不一定是文學訊息，而是羣居抱團吧。非常抱歉，可能在座就有新加坡作協成員。我又慌了。我自己不是作協，我是單幹戶。

不管怎樣，我想，沒人能夠否定，母語，不管哪國的母語——我不想強調中文——都是人的「庇護所」，是人的「存在感」。語言的困境，不管是文學的，社會的，心理的，精神的，情感的，和每個國家的所有人休戚相關。

我熱愛中文，但我不是國家主義者。語言問題，我的體會不是訴諸羣體，訴諸國家，訴諸政治，而是訴諸我自己。在自己的手中，珍惜母語，提煉她，無論說話還是寫作，把母語弄得更有意思，一個一個的個人，母語說得好，寫得好，未必影響整體，但會是母語的光榮，母語的驕傲。

這裏我要說到我的老師木心先生。不知道在座多少朋友聽說過這個名字。（台下舉手零星）謝謝大家。不是很多，國內也一樣，每次請聽眾舉手，大約就是百分之一，二。

木心先生前年去世了。他幾乎一輩子沒有名聲，也沒有組織，沒有任何背景，不屬於任何作家協會，就是一個人。他畢生只有一件武器，護身符，就是他的母語寫作。

文革前，木心先生私下寫了二十二本書，有哲學書，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論文，等等，不能發表，也無意發表，文革初，全部抄沒了。文革中，他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其實是非法囚禁，不是正式監獄，把他關在地下室，有水滲進來——繼續偷偷寫作。大家想想看，那樣的年代，你獄中寫作如果被發現，罪加三等。

我親眼見到那些手稿，密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後，縫在棉褲內層，日後帶出來。他爲誰而寫？不爲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不可能被看見——他爲自己寫。他寫的不是政治論文，也不是政治抗議，而是詩、散文和隨筆。他只爲寫作而寫作。在絕望的環境中,他讓母語陪他一起玩。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 「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出國後，他的著作在臺灣出版，一時引起轟動，剛才說的那位詩人瘂弦面對許多台灣作家，親自擊鼓，唸他的散文。他被稱爲「文學不明飛行物」，因爲你去查1949年以後所有作家名單，沒有 「木心」。

木心先生七十九歲時，2006年，終於等到了他的著作在大陸出版。不明飛行物飛到大陸了，引起小範圍驚訝。沒想到的是，很多「80後」，「90後」，喜歡閱讀他的書。他過世之前，病重之際，上百位完全不認識的小孩從各地趕來，守護他，爲他送葬，這是我親眼看見的。我很奇怪，問：「你們爲什麼喜歡木心？」好幾位青年說，「我們不懂他，但是願意讀，因爲他，我們才知道漢語可以寫得這麼美。」

木心曾經說，他對翻譯是絕望的，屈原無法譯成英文，陶淵明無法譯成法文。他說，「我活在方塊字裏，死在方塊字裏，想想能夠和屈原、陶淵明、老子共存亡，心也就漸漸平了。」

他對文字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中國人對母語的態度，這種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和諸位在新加坡遭遇到的語言困境，不太一樣，但他指向中文，指向漢語，指向我們所有人的母語。

我想說，一個言說母語的人，可能不在母國，可能恐懼他的母國，被他的母國迫害，但他的生命卻是母語，他靠母語自救，甚至拯救沒落的母語。木心先生，是一個例子。他用母語調整和母國的關係，可能正是憑了母語，在內心和母國分離。

在木心的個案中，母語的力量，大於母國，高於母國。他說，「我是翻了臉的愛國主義者」。他回國後，臨死前，偷偷寫道——我在他的遺稿裏面發現的——他說：「向世界出發，流亡，千山萬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國、故鄉。」

這段話，是我見過對母國問題的最高見解，非常決絕，非常瀟灑。他把母國、故鄉、老家、祖宅，統統看成流亡之地，而陪他流亡的，是他的母語。

這不是一個中國人的思維，而是西方 「人權高於主權」 的思維，是尼采 「藝術高於一切」 的思維。自古以來，故鄉、故國、故園，是中國古典詩人的終極鄉愁，可是木心把故國、故園視爲流亡之地。他用古老、優美、簡練的母語——譬如「千山萬水」，譬如「天涯海角」——實踐了他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他用母語推開母國，他背離母國的鄉愁，對母語表達敬意。

不管新加坡華人面對華語是怎樣的情結，但大家願意同意：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母語，是屈辱和尷尬；一個現代中國人，不會說英語，另是一種屈辱和尷尬。諸位能說母語，又能說英語，比起海外千千萬萬不懂英語，只說母語和方言的華僑，我想，新加坡華人免除了雙重的屈辱和尷尬。

我說錯了嗎？

再者，千千萬萬海外華僑，說著母語，或無法回到母國，或不肯回到母國，或回到母國感到失落……我相信，在座諸位大部分，可能也免除了無法回去，不肯回去，回去失落的苦境。我當過十八年僑民，我羨慕在座各位，爲諸位驕傲。我羨慕，因爲大家又會華語，又會英語。我驕傲，是因爲大家仍然在爲免除更深層面的屈辱，而爭奪華語在更高層面的尊嚴。

今天就這樣子，可以嗎？

（全體鼓掌）

希望沒有傷害到哪一位，如果傷害了，別上來打我，怎麼都行。

by 彭文淳

http://blog.omy.sg/purefilms/2014/04/14/%E6%AF%8D%E8%AA%9E%E8%88%87%E6%AF%8D%E5%9C%8B%EF%BC%8D%E9%99%B3%E4%B8%B9%E9%9D%92%E6%BC%94%E8%AC%9B%E5%85%A8%E6%96%87/　　　

一種華文：各表、同表、共生
中國現代文學學會「跨越1949：文學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演講，臺北2016年

2005年時我曾語帶調侃的寫了一篇文章叫「兩岸三地一中文」，談我個人在三地的閱讀和寫作的經驗和體會，並談到方言寫作與香港的書面語，開始了我對相關議題的更大興趣。
過去三年，我在香港浸會大學和嶺南大學講過「一種華文，各自表述」，這時候「中文」已經改成「華文」，更提到要以華文（sinoscript）代替華語語系（sinophone）書寫的想法。聽眾似對各自表述方面很感興趣，而往往忽略了我的前題是華文一種。
今天的題目是「一種華文：各表、同表、共生」，不止談各表，還強調共生；不止談體驗談現象，還談點理論。在粵語裏這叫「撈過界」，唯此必須請各位專家學者指正。
我會說到：
1，標準書面語的變化不止來自方言。三地華文字詞書寫的演變都應該叫三及第化，而不是語音為主的克里奧爾化。
2，華文從來不是我手寫我口。書面語也是約定俗成的，不等於白話或北方口語。
3，書寫對言語的影響。
4，文與言要分開而論。華文以文為主，不是語音中心的：以語為前、文為後，語為第一性、文為第二性，是一種顛倒的思維。我會帶到德里達的華文非邏各斯中心之議，以及柄谷行人對其一連串的思考，並考慮柄谷對日文的論述是否足以形容華文之文的獨立性和華文的「文言二途」的特殊性。
5，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跨越1949」，我認為華文在三地的各自表述是與49年前後的政治變局分不開的，49年後華文的加速變化，是與政治分斷與政權建設相關的。
不過華文的共同幽靈有強大黏性，而華文的非字母拼音的形聲圖像字體特性，保障了華文是一體共生的一種書寫文字，各地的華文的表述可以不一樣，但依然是同一種華文的寫作。而且我們不能說都是49年惹的禍，因為就後果而言現在我們看到的可能是華文的新契機、新盛世。
演講分為六節，即：為什麼用「華」字、為什麼叫華文書寫不叫華語書寫、為什麼說華文是一種、如何各表、何謂同表、為何必需共生。

1, 為什麼用「華」字?
華文，人們經常與中文、漢語、漢字甚至華語交替使用，很少細究。從小我們香港人就一直叫華文為中文，很順口順耳。
1.1 事緣有一年我和一位大陸作家一起同台，在倫敦用普通話演講，同場有普譯英的翻譯。那位大陸作家介紹自己是中國作家，然後轉過來面對我，他停了一下，然後說我是…國際作家。我感覺他是很善意的，本來大概想說我是香港作家，但猶豫了一下在這樣場合說我是香港作家而他自己是中國作家是否有歧義，才突然轉出一個國際作家的說法。我很不認同國際作家的說法，當時想回應一下，但一時想不到聰明的說法。事後我想到當時我可以說，不不不，我們都是中文作家。不過，如果當時我回應說我們都是中文作家，只會製造更多誤解，因為我們的翻譯會把中國作家譯成Chinese writer, 也把中文作家譯作Chinese writer, 英譯上是一樣的，台下聽眾會以為我也在爭做中國作家。
如果當時我說我們都是華文作家或華語作家，自己補上一個英文單詞sinophone，或許可以解窘。
中國人、中國的、中文，在英文裏都是Chinese，有時候是會有點含糊，為此，有文學研究者提出書寫上的華語語系sinophone一說。
但我這裏主張以華文代中文，主要不只是因為翻釋上容易有混淆，還有別的原因。
1.2，中文的言語不叫中語，叫漢語、華語，然後漢語、華語又被等同於國語普通話(一種北方地區語被選為一國之通用語) 。大陸在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為避免民族之間的敏感，決定不把屬於漢語的北方官話叫做國語，而叫普通話。普通話即通用語、橋樑語(lingua franca)。中文則如當年歐洲共通的拉丁文。
中文自漢代開始，就為鄰族所學用，但當時沒有中文之說。現在中文是中國的官方文字，不過大陸地區除漢族外，還有23個有文字的民族。為了避免大漢族主義與帝國意味，「國」語已改稱普通話，文字方面是不是也應有比中文兩字稍好的說法呢？譬如說，不叫中文叫華文？
1.3，大陸有很普遍的「漢語」說法，例如詞典叫漢語詞典，另外字叫漢字，地方叫漢地，學術叫漢學。日本有和制漢字之說。
1.4，但華比漢更早。我常以「華漢」代替「華夏」，因為夏的政體信史不可考，但華作為華族是實證存在的。華族文字出現在甲骨文之前或至少同期，周有周文周語，但當時的文字大概還有不同版本，秦滅六國後書同文才奠基為一種，可見華文、周文、秦文，都早於漢文。
廣東人叫海外華人為唐人，講唐話食唐餐聚唐人街，但唐就更晚了。現在海外華人一般稱華僑華裔，殖民地香港稱華人為華民或華人。南洋也多用華文一詞代替中文。華和漢都是普及用法，只是華在先，漢在後。
1.5, 就語言而論，華語、漢語我都認為沒有問題。從文字書寫來看，華文比漢文更普及。但華文的字，若叫華字，就很生僻，遠不如漢字通行，所以也有華不如漢之處。
1.6, 我覺得大家可繼續言語叫漢語或華語，文書叫中文或華文。我只是認為細究起來，「華」比「中」、「漢」更恰當。為方便討論起見，我希望讀者同意我試用「華」字貫徹這次演講的文與語，以華文暫代替中文，以華語代替漢語。其實這裏我要真正強調的還不是一個「華」字，而是「文」字。即：華文以文為主，是文字中心主義的。若以文字中心主義代替語音中心主義的進路的話，漢語詞典應改叫漢文詞典或華文詞典。

2, 就書寫而言，為什麼要用「華文」而不該用「華語」？近年有以英文書寫的國際漢學界帶頭，區分sinophone 與chinese, 寫作分華語語系寫作與中文（中國）寫作，文學分華語語系文學與中國文學。前者將包括台灣在內的書寫都叫做sinophone華語語系寫作而不是chinese中文（中國）寫作。由離散到移居地新本土身份，華僑變華裔，僑民變定居者，鄉愁花果飄零改為此時此地靈根自植，這一切確甚有49年政治分斷的意味，甚至有內部殖民主義的指控：有論者強調，華語語系寫作，不包括中國大陸的華語使用者，但卻包括使用華語的中國大陸地區少數民族。
在中國以外漢學界普遍接受華語語系寫作一說之前，我想不合時宜地再做一次友善的勸阻：華語語系書寫的概念是不成立的、不自洽的。其實現成已經有一個很好、很準確的說法「華文」。我認為包括大陸、台灣、各民族，全世界所有的漢字書寫，都應叫華文書寫。我主張以華文書寫來糾正華語語系書寫之說，解決後者解決不了的理論難題，把顛倒的理念再顛倒過來。
2.1，華語sinophone，是語音中心主義的概念，華文sinoscript，是文字中心主義的，而華文書寫的重點在文字，不在語音。重點是文，如果仿傚英語學界以語為重，借用柄谷行人的說法，那是一種顛倒。
2.2, 華語或漢語常被誤以為等同官話、國語、普通話。外國人說學漢語華語，其實是學國語普通話。更常出現文、言混淆，譬如說，有人會問外國人，你會說中文嗎？
其實華語不是用來日常溝通言說的。華語只是一般人不理解的語言學的超大分類(sinitic語，出自sinitic-tibetan語類)，是包括現存所有華漢方言地區語即各種華漢地方住民的母語，加上後天的官話國語普通話的抽象總稱。這是一個語言學的分類。我們甚至可以說，沒有人會說抽象的華語 (只說方言母語和普通話) ，更沒有人是用華語語系來寫作的，有的只是用華文的寫作。
2.3, 你可能會說，等一等，國際學界只能理解sinophone，因為有anglophone, francophone, lusophone等說法在先，沒有西方人會懂sinoscript的意思。但這可正是我要矯正、要強調的重點，也是問題所在。漢學界用了西方的語音中心思維，機械地以字母拼音書寫為模型，以「後拉丁文」歐洲較受俗語拼音影響而演變出各民族國家新語文的觀念，錯套在兩千多年書同文、文字中心的華文世界。漢學界和華文學界似應該先不要管外國人懂不懂，首先要實事求是的擺正自己的道理。
漢字華文是全世界華文寫作者共用的，已經有了通用的、準確的、政治上中性的華文書寫一說，為什麼要有引進華語語系書寫之一舉？華文的書寫，根本不是建基在語音之上的字母拼音書寫，故此西方的英語語系、法語語系的理念，不適合用在書同文的華文書寫上。
且不說後置詞 -phone與近代殖民主義歷史分不開，各種 -phone是指被殖民地區的住民，學了殖民宗主國的語言。但至少對境外華文寫作者來說，殖民與離散有別，她不是被殖民者，只是移居者，並不是在用殖民者的語言，她是在別種主流語種的地區，使用在當地屬於少數人的一種文字的寫作者，她的寫作只能稱為華文寫作，而不是sinophone寫作。
2.4, 語音中心主義主要以alphabet字母拼音的母音全音素文字如歐洲的英文、法文等作考慮，旁及輔音音素文字Abjad如閃米特語 (就是同一種書寫文字可以有不同的地方發音，如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在拼寫時都不標母音，讓讀者根據各自地區的語音來誦讀) ，但基本上不適用於完全不同性質的表意成聲morphological-syllabic形音圖像文字如古埃及聖書體、漢字華文。
2.5, 華漢形音圖像合體字文化，加上秦的書同文以降，是一種文字中心的書寫文化，至今仍是文字高度同源一體。歐洲是拼音字語音中心文化，拉丁文之後，歐洲民族國家都分別建構了自己的語文，雖大致同源但不再一體同解，分成多種語文。
2.6, 言語方面，華語有很多地方語系和方言，很多是相互聽不懂的，但沒有發展出互不相通的文字，正因為華文並非語音中心的字母拼音字。用語音中心的進路，地區語沒發展成不同的文字是不可解的。日本在漢字書寫時期也有文言二途之說，華文的文與言不是完全二途卻也是文言有別，言不那麼決定文，文不那麼跟隨言，華文非字母拼音文字的特殊性，是語音中心的進路所無法解說的。
2.7, 文字中心的文化，與語音中心的文化可能有差別。這是德里達一個出名的命題。從歐洲語音中心主義的語文，他推至歐洲文化形而上邏各斯中心主義。不過，他也補充指出過，非語音中心主義地區，就不見得有形而上的邏各斯中心主義。柄谷行人1992年的文章《書寫語言與民族主義》裏，曾論及德里達、索緒爾與班尼迪．安德森的國族想像共同體，說德里達弄錯索緒爾的一套語音中心論，把語音中心主義推前到上古西方形而上的核心，而日本在「文言二途」的實況下，在前近代時期也有本土語音中心主義衝動，以俗語語音文字反漢字書寫，建構現代國家。不過柄谷也強調漢字和假名混合文字書寫對現代日本國語有決定性影響，文字書寫擴大了言語所能談論的領域。文字書寫影響言語。
2.8, 我大致同意柄谷所說，與日本狀況相同的是，華文不單主導華漢文化的書寫，更大範圍影響華族的各種言語（地方語、方言與官方通語），更是華漢文化一體性以及現代主權國家建構的重要環節。華文混用假名借音字或拼音字程度遠比現代日文低，文字受到語音的影響也更低（雖然49年後特別是近年，借音假名字在港式臺式書寫之中稍有增加）。華文絕對不能化約為語音中心的華語，文和言互相影響但文更大程度上帶動著言語。華文文化的語音中心傾向比日文更低，德里達的華文非邏各斯主義觀點仍值得重視，而不是如一些學者說德里達命題也只是一脈不理解中國的西哲的東方主義他者幻想（hallucinating the other）。
2.9近年的實證研究也確立文字對語言的重大影響。托爾欽斯基（Liliana Tolchinsky）研究識字的社會，她發覺不單文與言相互影響，有如回力鏢的效應，但基本上是文字帶動言語，而且識字者比文盲者懂得更多口語。
(題外話：有些作家認為，文盲的農民言語比城市知識份子的言語更豐富。照托爾欽斯基的研究，這是不成立的。我想，文盲農民的言語可以有地方色彩，甚至繞有生趣，但不可能比北京胡同聽相聲唱京劇的旗人老炮，或上過書齋的老廣東口水佬的言語更豐富。)
3為什麼說華文是一種?
3.1, 翻譯家思果曾特別批評過「一種」這兩個字，說是上了英文不定冠詞的當。但若翻看錢穆的《國史大綱》就發現賓四先生曾多次用上「一種」，如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一種新通史。
這裏也是明知故犯。「一種」戲仿著流行的不定冠詞用法，如一個中國，還借同文同種之說，表示書同文一體後，華文同屬一個種，此後共生共同進化。
3.2, 華漢文化裏，甲骨文時期已有文，周代(1046-256bc) 有周語周文，但各國文字有差異，才有秦書同文之舉 -- 這是政治力量決定文化的重要案例，也說明文的發展雖不能化約為政治但離不開政治。
3.3, 秦之後，華漢文化覆蓋地區，不論分成多少個政治實體，多少互不明白的地方語與方言，文字的讀音各地不一樣，但書寫文字還是一種。期間有胡言、佛語到漢地、外地文的音譯或意譯入文、各朝正音官話的建構等，還有白話寫作的語錄，話本，最後都融入華文書寫的同一種傳統。
3.4 到現代之前，各地慣用的字或有些不一樣，例如粵語日常語中有些詞，屬生僻古漢字，但都可以在大陸叫古漢語詞典的華文詞典中找得到，還是屬於一種華文，不是另創新字。
3.5, 新創的字，數目上遠不如由舊字組成的新詞多，華文特色之一是多偶數詞特別是雙字詞。
作家韓少功說：「像我這樣的作家寫了十幾本書，也就是掌握三千多字。漢語以舊字組新詞的能力非常強」 。
不是語音中心，不是字母拼音的華文，偶有新字但不容易產生新字，只增新詞。外來字音譯意譯，都是組舊字成新詞，如電腦。
3.6, 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新文學運動、白話文運動，受了西方語音模式影響，甚至主張拉丁化改華文為拼音字，作為建構民族國家的工程之一。也有主張直譯歐文句法。這些倡導者皆有語音中心的傾向，幸而都未竟全功，沒有改變漢字華文的非語音中心特性 (一些小語種如蒙文以至新疆維族語文則可以徹底被語音化) 。
3.7,用六書造字法的分類，絕大多數漢字是形聲字（不是一般認為的象形字）。華文是一種意音文字、形聲合體字、圖像文字、語標音節文字。
描述華文特性的英文並不劃一，包括：logographic system with characters that are partially morpho-syllabic, graphic characters, syllabary logograph, ideograph, ideogram, graphism。德里達就說語音模式或言語模式(linguistic or speech model)不能處理圖案文字系統(graphical systems)。華文置中國文化在形而上邏各斯主義文化之外。托爾欽斯基在研究文書對言語的影響時，也認為要分辨字母拼音字、閃米特字和華文這種形聲字，不能假設三種字系是同質的。當代拉康派中國學者霍大同甚至認為中國人的無意識如漢字一樣結構。其實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哲學家張東蓀就研究形聲文字、華漢邏輯與華人認知之間的關連。學界可以不同意薩皮爾與沃爾夫的語言決定論假設，但也可想像華文的形標意音合體圖像文字對華文文化有一定的影響。這裏要強調的是華文的特性絕不能與語音中心的文字混為一談。
3.8, 「一種」也有同種之意。我們用的華文是同一種的，表述各異，但沒有兩種華文，只有活躍的華文和被遺忘的華文之分。
華文文詞有太多不活躍的古代漢字詞句，如死火山、死鬼魂一樣，但仍是所有華文使用者所共有的。凡有人活用的前人文字詞句，成活幽靈，飄流過界，在華文世界上空徘徊。華文是一種而且是活的文字，華文文字詞句有共同祖宗、華文書寫有大量等待再魅的共用幽靈。
3.9，今天三地分治是華文一種的三千年未見的大變局嗎？上世紀白話文的普及，沒有結束華文作為一種的存在，49年的變化，會不會讓華文越走越遠，終於結束一種的華文？我認為不會，因為華文是文字中心而不是拼音字，黏性很強，大家用大同小異的意音合體圖像字，雖走向各表，創了較多不同的新詞，甚至有少量不同新字，但主體絕大多數的文字詞句仍是同一種意義共享的漢字華文。

4如何各表?
4.1, 作家王爾德有兩句名言，第一句是「英國和美國是被一種共同的語言所分裂的兩個國家」。第二句更清楚：「我們英國人現在其實一切跟美國人都是共通的，當然，除了語言」。這是對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英文與美文的故意誇張的幽默。
英國英語、美國英語、澳洲英語、加拿大英語，都是「英語」的「方言」，語音、字句有差別，但之間的差別還不如粵語、閩語與普通話。從書面文觀之，各地的華文則如「英文」和「美文」，雖有差異但不至於互看不懂。
4.3, 單從言語而言，華語內部早就雞同鴨講了。
華語包括官話(國語、普通話)、族群地區語（ethnological topolect）、方言 (dialect)三個層次，比一些歐洲語言多了族群地區語這個層次。大陸一般說有七大族群地區語：北方、吳、贛(江西南京)、湘、閩、粵、客家。此外還有更少數的徽語、晉語、平話 (廣西雲南)，閩也分閩北閩南，山區的族群地區語不算在內。族群地區語之間有不同程度互聽不懂，不能以一般方言視之，但也不是新語言，不能算是非華語，故必須引入ethnological topolect這個概念。
大陸其他種族的語言當然不算在上述華語之內。
上述這些華語家族的言語是族群地區語，不是方言。山東、陜北、雲貴、四川話都是屬於北方地區語系的，它們是北方話的方言，但吳、贛、湘、閩、粵、客家等語卻不是北方語的方言，也不是相互的方言，而各成一種族群地區語，之下各有自己的方言。
據《漢語方言親疏關係的計量研究》，與普通話對比，粵語的可懂度，在各大族群地區語中可能是最低的，大概只達百分之十八。
各族群地區的言語在語音、用字、句法結構大有不同，聽懂不易。相對而言，各地區的華文寫作差異程度遠沒這麼大，華文的文字特性使然。
歷代中央政府也會挑選提升以一種族群地區語為主而拼湊出官話。正如粵語諺語說：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說官話。這不妨礙很多說不好官話的廣東人學好寫好華文，中狀元、進士及第，因為華文只有一種。
4.4, 說到官話，學者商偉說：官話是後天習得的，沒有誰天生就說官話。
官話的前身又叫共同語。漢代時叫做通語。
宋代之後各朝代都有各種韻書定正音，中古漢語也一直有演變。明初以南京話為官話，遷都北京後，南京話加上北方口音混出大明國官話。17世紀滿人入主北京，明末的官話加上滿人口音成大清國新官話，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這種北京話為官方用語。清國北京新官話受滿族的影響很大。滿族人不能區分尖團音，也不會發入聲，因此，滿洲貴族所說的官話是滿族化了的北京話，也被戲稱為「五音不全」。
到上世紀這種「老國音」經過民國國音京音之爭等多個提案，1920「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以北平讀法為標準音」，並將這種「新國音」的北京官話改稱國語。現代官話標準國語有22子音，以前的正音有超過30子音，可見變化。至於接近不同時期的中上古漢語原語音的粵語有9聲、閩語7聲、客家語6聲，到了今天的北方語只有4聲，也說明北方語的語音變化頗大。
49年後台灣仍叫國語，但大陸在1955年10月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定立「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普通話」，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為了突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為了突出我們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經過深入研究，我們決定不採取國語這個叫法。如果叫國語的話，擔心會被誤解為把漢語淩駕於國內其他民族之上。」中國的通語不叫國語而叫普通話是有多民族的考慮的。
有趣的是普通話標準音，現在大有人認為不是在北京城，而是在承德附近的灤平縣，那裏的居民是從北京遷移過來的滿人，他們說話沒兒化音，也不吃字，不像今天北京胡同或近郊住民般說話。
今天叫普通話的官話，接近但不等於今日北京話。今日北京話成了一種北方族群地區語的方言。
不過，這裏要說的重點是，官話是人為建構的。
4.5, 地方上直到今天還不是人人說官話，歷來不說官話是大多數。每個地方都有母語，互不好懂，但華文作為書面文字，卻大同小異。華漢文化可以一體，是因為它是文字中心的。
4.6, 上世紀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是一次華文內部的大變動，不過華文仍是一種。
49後華文內部的差異加大，則是秦以降所未見的。政治斷裂與區隔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是國府遷台，納中華入台灣。國府官樣文章並不那麼白話，內含很多文言以及「等因奉此」等慣例套句。然而49年從大陸到臺灣的民國書寫，最終將遭遇到台語(屬於閩語的方言) ，加上外語特別是之前的日語日詞和之後的英語英文。
二是共產黨建政後，大陸有自己的文風如新華體，包括黨八股和後來的文革語，這是本來台灣、香港不熟悉的。
三是香港，因為南北移民湧入，加上殖民地政策和英文的地位，49年後書面語變化也大，下文再說。
總之49年後三地政治、社會與生活取向各異，各走各路，華文書寫因路徑依賴而加大差異。
4.7, 標準書面文、現代華文的現代白話文，出自古代老白話，但現代白話文一開始就不等同口語，只是接近國語，甚至以文影響語，建設了國語語法，卻從來不曾是國語、俗語或地區族群的母語口語的我手寫我口。
白話文可說也是文體文，不是語體文，始初即夾雜著不可或缺的大量翻譯詞句、日本漢字、歐語語式、標點符號、阿拉伯數目字，以至古代典故、語法，始初就是揉雜的寫作。白話文流行前，梁啟超等的清末新文體是近文言文的揉雜體，而現代白話文則是近民國國語的揉雜體。
老白話文和文言文是華漢文化古代兩種書面文，不是絕對對立的，上世紀以前華文本來甚至沒有文言文之說。
白話文運動建構出想像中的現代白話文，對付想像中的文言文，這就是現代中文（華文）標準書面文的揉雜因緣。
4.8, 白話文的推手，受西方語音中心取向的「誤導」，有的開始的時候卻還鼓勵方言入文，如胡適在《吳歌甲集序》說：「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國語的文學從方言的文學裡出來，仍需要向方言的文學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可見白話文運動要對抗、要排除的是文言文，反而是歡迎方言成為白話書寫的一部份。這個想法後來大致沒有實現。
之後更有人提倡大眾語，直接寫方言，其中也是有功利和宣傳原因。中共在香港的左翼文學界曾響應華北大眾文藝運動，推動粵語方言寫作，以為這樣的方言書寫可以吸引更多說地方語的普羅讀者，但效果不佳。有論者說當時的純方言小說「不忍卒睹」，反而非純方言的揉雜派作品較為可讀。
4.9, 受西方語音中心思想影響，民國白話文運動主張像早期現代歐洲以各地俗語(vernacular) 書寫替代拉丁文般替代文言文，彷彿想像中的白話書寫將是我手寫我口的，甚至要拉丁化或注音化，以發展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文與語合一。
北方官話叫國語，白話文成了「中文」，雖有助催生民族國家，卻陷入語音中心主義的學理誤區，忽略了一體化漢字華文書寫與多樣化華語言語的分野，忽略了漢字與拼音文字的差異。幸好如商偉所說：「五四文人的確這麼說來著，旗幟也亮了出來，但做起來卻是另一回事兒…胡適根本就沒拿語音當真。他白話文觀念仍然是以書寫為核心…這跟但丁、薄伽丘在義大利文的草創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具可比性。」
俗語方言寫作，一直沒有成為白話文運動之降的華文寫作的主流。華語的語音多樣性，並不是推動華文寫作多樣性的主力。
4.10, 漢字華文書寫吸收口語的幅度畢竟有限，許多以地方特色聞名的作品，通常不過是綜合各種手段，營造地方風味，或象徵性地鑲嵌一些標誌性的語詞，如烹飪中放點香菜、孜然、花椒等地域香料。
我曾就此事問過一位著名的新京味作家，說我們「地方」作家在作品中經營「在地感」都要很自律，生怕讀者看不懂，但北京作家把大量在地俚語俗話寫到作品裏，就不怕北京以外的讀者在閱讀上有障礙？那位新京味作家說：從來沒想過這樣的問題！國語出自北方話，白話文被視為國語的我手寫我口，製造出華語之中的布迪厄式的品味位階等級，也讓北京作家在土語入文的時候更自信、更不自覺。
4.11, 當代華文的書面語竟被稱為書面「語」，可見受語音中心思維誤導之深。在本文中，我姑且同義反複的改稱一般所說的「標準書面語」為「標準書面文」。標準書面文是受官方加持的，可以借公權之力，特別是通過中小學教育，遏阻華文過度的變化。華文讀者的閱讀訓練和習慣，是不接受純方言化寫作的。不過，三地想像中的標準書面文的文字書寫，本來也就有頗多差異，只是差異低於民間的媒體和出版書寫。據人民日報91年6月6日社論《認真做好語言文字規範化工作》，標準中文只是「根據約定俗成原則而規定的各項標準」。
4.12, 以香港華文為例，學校標準書面文仍以想像中的白話文為準，輔以古文和用典。香港民間華文變化也不只是粵語地區語方言入文的問題，更揉雜了大量文言文、外語翻譯、新流行詞、大陸新華體政治文字，以至當年南來文人的老民國詞句遺風。另外，近年的大眾媒體和網上書寫，普遍穿插少量的借音字，把漢字當聲符使用，借其音而不管其義，以書寫常用的粵語口語，如把「他」寫成「佢」(而不是古漢字與「他」同義的「渠」) ，並且創造新字，在近音字之旁，加上「口」邊，如：唔、咁、啲。純符號標記如心形入文就暫且不論。
台灣和大陸書寫亦然，各有路徑依賴，三地差異遂越來越大。
4.13, 港式華文揉雜變化可以在學理上統稱為三及第化，實不止三種揉雜的底料。
三及第文體，原是一種香港流行過的小說和散文體。固然，方言入文，半文半白文體，古已有之。三及第是專指一種香港粵語文人的特定寫作，故意揉雜白話文、文言文和粵語三結合。跟左派方言大眾小說不一樣，港式三及第寫作是在想像中的標準書面文即白話文的用詞遣句文法結構下，加上較多的文言文和文言語法，之外添上適量粵語字詞和極少量粵語語句結構，以及外語翻譯詞、本地流行詞語等雜底以成文，但文句結構仍是依賴約定俗成的書面文，以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 -- 香港民間華文和學校華文教育裏文言文的成份比當時大陸多。
重點是香港的三及第寫作的讀者是識字庶民，是一種「好看」的流行娛樂性讀品，說明它是吻合操粵語的華文讀者的閱讀習慣的。但純方言文學則不是，因為違反華文閱讀習慣，不好讀，所以反而是小眾的。
可以說，近年茅盾獎的《繁花》與暢銷的《龍頭鳳尾》都是三及第文學而不是方言文學。
4.14, 為什麼叫三及第文體？大概跟一種大眾受歡迎的低廉民食「及第粥」有關。及等粥的煲粥配料是豬的三種下水，即內臟，粵人叫豬雜。命名來源方面，坊間有多個版本，附會說某某廣東狀元在微時獲人施捨過豬雜粥，及第後回報，豬雜粥升為及第粥，都頗遷強。更可能的是粵人有湯底之說，豬雜煲粥用的是低廉雜底，也叫雜底粥，粵語雜底與及第音近，後變成及第粥。
相信三及第文體的「及第」兩字是來自以三種豬雜的雜底煲粥的廉價民食及底粥，可見寫作者不無自嘲和自覺。
4.15, 用篇幅說三及第，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字演變的理論名詞。
文字中心的華文變化，不宜叫克異奧爾化。
克里奧爾是先有語音，後用字母拼音成文字。克里奧爾的各種語言，後來都產生了自已的新的文字、文法、字句結構，在語言學上已不被視為是某種元語言的衍生語言，更不是次等語言了。但克里奧爾化是一個語音中心的概念。
華文變異應依文字中心路數，華文的揉雜不是因為不同語言的語音揉雜，而是因為文體、字詞來源的揉雜，所以不能稱之為克里奧爾化。其實，我們已經有了現成理論性概念名稱：三及第化。
三地華文都在三及第化。推而廣之，所有現代文字書寫也都或多或少在三及第化。三及第化應是當代中外書寫與文學研究都可用的概念。
4.16, 港式書面華文的三及第化在49年後加快成形，其中推動因素包括南來文人的國語文化、殖民地政府的語言教學政策、英文和英文學校在香港的社會地位、回歸前的母語（粵語）教學運動、本土化（粵語化），與回歸後用語大陸化等等。這裏不細說了，有興趣者可參看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編著的《港式中文與標準中文的比較》。該書作者說：「港式中文已經積累了數量相當可觀的特有的詞語、短語、句法結構、篇章結構及其相應的用法…」；「辭彙系統、詞義理解、結構組合、句式特點、語言運用等方面跟標準中文有所不同」；「中英夾雜、半文半白、不粵不標…遠離漢語規範的混雜語文」；「兩種漢語書面語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
不過，該書作者認為，「現在的港式中文在香港已經流行了幾十年，早已為香港市民大眾所接受，成為香港地區正宗的書面漢語，也就取得了當代語言學意義的合法地位，不可能推倒重來，更不應該加以取締…」
4.17, 與我同代的「嬰兒潮」香港寫作者的最大疑惑是，如何寫好「中文」。一是心虛，不懂普通話是不是寫不好白話書面文？其實當年傅斯年是有這種主張（懂國語才能寫好中文），但胡適也已經反駁過，上文還舉了廣東出狀元的例子。二是疑惑，譬如寫香港現實主義作品，書中大多數港人的對白應是用粵語還是北方語（香港作者往往選擇用北方語）。三是七十年代有些在香港的寫作名家推崇「純正中文」，很多寫作者有了必須符合「純正中文」的焦慮。彼時在香港推純正中文的主張者，卻是反對胡適傅斯年魯迅的立場的，特別抵制方言口語和歐化語句，卻鼓勵雅馴的文言入文，也接受翻譯詞，可見所謂純正中文也者，也只是另一種三及第的文體。
4.18, 現在政治化的香港，出現多個有關華文的議題，包括普通話教中文與母語（粵語）教中文之爭、某些本土主義者的粵語比普通話更優質的吹擂，以及一種認為粵語化字句入華文寫作（因為有較多古字詞句和文言成份）才是雅馴中文的粵語沙文主義。
我不反對華文寫作有好壞之說，更喜歡看到有超級讀者站出來，當文字清道夫的工作。不過，涼茶調濟一下適量喝一點是好的，多喝就傷元氣變虛弱。
若把純正中文作為意識形態規範主張，成為絕對化的標準，甚至提升到華文認識論層面，那我就只能說：不存在純正現代中文！
同樣，說粵式中文雅馴、粵語殊勝也只是偏頗意氣之一面之辭。
4.12, 話說回來， 現在華文一種的各自表述格局已成，三地不同輕重和路徑的三及第化現代華文，差異增多，但仍是以大家看得懂的漢字來寫作，還是離不開同屬一種華文。

5何謂同表？同表的意思是，我們都是用只有一種的華文來表述。華文是全球華文使用者的華文，華文文學是華文寫作世界的文學。
華文確是世界最大的一種語種。固然，文學才份並不是一定與使用者人口成比例的，否則以人口比例配額而言，華人作家每六年就應得一個諾獎。不管怎麼說，華文字詞書寫，千年歷史累積，在文字書寫場域肯定擁有最多文學幽靈在徘徊，這是所有有能力以華文閱讀寫作，願意使用華文者的寶庫。
所謂同者，就是指同以華文字詞書寫閱讀，承認一種華文的一體同源。
這種同不是墨家的同，後者的同意味著千人一面、取消差異的同質性。墨家尚同，儒家恐同，倡和而不同，如音樂的琴瑟共鳴。那是理想狀態。但現代世界不能強求和諧或共譜樂曲，現代常態是眾聲喧嘩，像港粵語歇後語：潮州音樂，自己顧自己。
現代不可能也不應該強求墨家式同質化或儒家式和諧，不過不同、不和諧並不表示不能並存，反而是不能急於同化消滅差異，甚至不應把雜音都和詣掉，強迫大家進入一個大熔爐。差異是必需共存的。同與和，都不足面對當下的多樣性，所以要引進包容多元文化，要互動共濟交流混雜，要有共同進化的「共生」概念。

6何以共生？
6.1, 共生，就是大家都存活，live and let live；共生是複數的，分開就不生，同化也不生，是互濟但卻擁有不同主體的一種狀態。
6.2, 生物學上叫symbiosis，不同生物機體活在一起，或緊或鬆，互動、互利，分開拆散則互損，甚至就是死亡。
6.3, 這裏也用政治理念做比喻。本文其實一直沒有忘記華文的政治面向，讀者應已感覺到兩岸四地華文的狀況與政治狀況有同構性。
政治理念而言，在16世紀下旬的讓﹒布丹的絕對不可分割的主權觀與17世紀中旬霍布斯的國家是利維坦的說法之間，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針對絕對主權的政體觀，即約翰內斯﹒阿爾特胡修斯（Althusius） 1603年的聯邦盟契理念，一種由共生體（symbiotes）自願組合、從下而上的遞進自治的盟約式組織形態。
一種華文的現況，何嘗不像是一種文字的共生邦聯！
（語言學科的共生學是指Leiden學派，這裏就不說了。）
6.4, 華文一種，各表而共生。因為政治分治，身份歸屬，文化本土化，加上三地華文內部三及第化路徑，三地文化的差異在拉寬，但如果能持有欣賞參差的美學觀，三地間同中有異的華文文化互相影響雜交補足豐富，多樣文化可比單一文化monoculture更精彩！
三及第化離不開華漢形音文字的同種華文，兩岸三地的華文仍有著很大的共通性，沒有想像中的統一純正，可是也沒有走到另一極端，即全面方言化、部落化至互不理解。
我既存疑文化強制標準化，也反對本土排他。源頭不見得比末流高、中心不見得比邊陲強，純正不一定比混雜好。本土稍有優先但也不是在位階上更高。文字是活的、是變的，華文不能走進大一統鐵屋，但躲在自閉在竹籬巴內也是不行的。
6.5, 現狀是文化統識權（霸權）的分裂，三地互不服氣。更成問題的是，沒有欲望也不愛看別區的華文。
但我們可以看外文看翻譯，為什麼不能看看有點陌生的鄰區華文？
積極做法是：三地需要養成一大批至少是通兩地華文的超級讀者 ，形成有規模的理想讀者的共同體 。我們缺的是這一種多樣性華文的超級讀者、超級文字清道夫，和新一代能駕馭活用差異的書寫者。
興趣與欲望可克服文字大同小異的障礙，三地因為懂得才有可能慈悲。
三地社會和大學人文通識科有必要培養學生閱讀不同華文的能力，加強下代精英熟悉三地華文的表述，參與一場參差美學的華文嘉年華。三地三及第雜底粥做法不同，但都可以是可口美味的粥。過去所有華文幽靈也不斷被選擇性啟動，在跨域。
6.6, 從來就是揉雜和多樣的當代華文，在三地各自想像中的所謂標準書面文框架下，以白話文、文言文、普通話、地區語、方言、外來翻譯語、新本土流行詞，交錯出約定俗成的歷史發展軌跡，並在讀者的認受局限等多種制衡下，各地方、階層、族群、性別、世代、載體以至個別寫作者仍然可以在有限度自由的情況下，自作主張，寫出各自的、真正意義上的「一種華文，各自表述」。
今天三地華文的資源，是前所未有的豐富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禮讚1949，它促成21世紀華文的繁花似錦。
讓分治的缺憾還諸天地，我們肉體上都真的如張愛玲所說「回不去了」，但這不妨礙文化上大家多點往回看，如Beatles的歌詞：“ Once there was a way to go homeward” (Golden Slumber) 。另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好好觀南望北、左顧右盼，看看你周圍這一代華文新寫作，他者不是地獄而是你的新材料、新血液與新生命。政治上七十年分治帶來的可能是全球的華文使用者，一種華文三千年未遇的一場三及第化的、共生同享的盛世流動華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