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嗎?
這個問題很平凡,但也很直接。
若是平日,若非苦難時代,「你,幸福嗎?」可能引來一長串的回應。包括:童年陰影,事業不順,家庭不睦,愛情殘缺,友人背義,摯愛親人離世,身體罹癌⋯⋯
我不夠幸福,可能是多數人此刻心底的答案。
你可能會説:我只是佯稱幸福,偽裝快樂,每一個我笑容揚起的紋路,都摺痕著不為人知的悲傷。
如果此刻,我把你拉到另一個場景,或許你會有不同的心韻及答案。
紐約。
剛剛收到美國舅舅的訊息:「在Mont Sinai 醫院一直幫我們全家,救我們多次的副院長Dr. Dietrich 兩個星期前,在醫院𥚃染上COVID—19,病情很嚴重,我們都是被他救過命的人,請為他祈福。」
2013年,我的免疫系統攻擊臉部,腺體發炎,右側臉角長了半個雞蛋大小的腫瘤:發燒不退。一路在台灣幾大醫院診斷,一路誤診:它是一個罕見疾病。最終在振興醫院,又會診哈佛醫學院訓練出來的榮總副院長高壽延,才得出結論:我的臉部已經感染成蜂窩組織炎,需要開刀,把唾液腺小結石取出,其他腺體分泌物抽取出來。但台灣沒有顱部內視鏡手術的醫術,如果在台灣開刀,必須進行切開臉部手術,而手術區域許多顱面神經,很容易造成永久性顏面癱瘓。高副院長建議我去美國動內視鏡手術,因為我的感染範圍太大:而且細菌只要跑至腦部,即轉為腦膜炎,會有生命危險。
到美國開刀,不只是費用問題,往往約診,治療,就是一長串的等待。
我的命好,振興醫院院長魏崢先幫我詢查那些美國醫院可能擁有此技術,答案之一,就是Mt.Sinai醫院。那是一家猶太人1960年在美國看病,感覺被歧視,成立的頂尖醫療中心。最後美國舅舅立即找到紐約西奈山醫院副院長Dr. Dietrich,他也立即安排此領域最尖端的Dr. Teng,而我同步從台灣出發,飛行15小時,深夜抵美。第二天約診上午,第三天清晨插管手術。當時西奈山醫院是全球惟九個擁有此顱部手術能力的醫院之一。
我在他的協助下,平安度過所有風險。
如今看到Dr. Dietrich重病的訊息,我燒了一柱香,拿起朋友贈送的佛珠,為他默念祝禱。
祝禱時,我問著以下問題:一個人一生都在救人,最後也在救人的戰場上倒下。他不知道危險嗎?他是全美名列百大醫師之一。他不知道自己年齡近七十,屬於高風險嗎?他比我們閲讀的醫學資料還多。紐約從哥倫比亞大學附屬醫院到西奈山醫院,這些最頂尖的醫院,N95口罩不足,防護衣不足,救命的呼吸器不足。他是內科副院長,全院支援感染科,他也以身做則,站在第一線。難道他不知道自己可能被感染?難道他不明白自己最後可能連和家人道別的機會都沒有嗎?
他心裡當然早已知曉,以上機率都是50%。
甚至超過50%。
他的人生過去至少表面上看來,如此卓越,如此成功:他應該幸福過了。
此刻的他掙扎於生死邊緣,他會後悔自己的付出?後悔自己的奉獻?
因緣見他幾次面,辦公室窗口外,記得有一棟古老尖塔的建築,附近街道車水馬龍,車輛急駛:室內牆上則掛著幾幅家庭旅遊的照片。
為他祝禱時,我好像聽到他急喘的呼吸聲,目睹他痛苦的冷汗,他仍有對生命的眷戀,也有對生命價值不同我們凡人的定義。窗外街道,一片靜寂,醫院內雜亂不堪,負荷太大,每天都有死去的人。他可能有一台呼吸器幫助他,但已經兩個星期,他不會對自己的未來沒有心理準備。不知道為什麼?我想他的心中除了對家人的思念外,更多應該是對其他還在第一線人的醫護人員的不捨。他倒下來,他希望其他人不是他。他已倒下來,但防護設備還要等要四月底才能全部到齊。
身為一名頂尖醫師,此刻他對「幸福」的定義可能是:醫療物資儘快抵達,保護所有醫療人員。自己能熬過這場病毒,有一天,可以自行呼吸。紐約街道,可以回到昔日景象⋯⋯。求主不再有川流不息帶著病危者進入醫院:求主不再有醫療人員倒下⋯⋯求主垂憐,願主保守,疼惜這些墜落人生。
再一次問:你,幸福嗎?
有時候「幸福」,就是只要自己可以呼吸。一口深深的呼吸。
我,很幸福。
—-畫作.羅展鵬/入選美國肖像學會/Portrait Society of America 選擇我成為今年的『Select 50』
Chan Peng Lo /羅展鵬
Modlitwa Dziewicy(波蘭文)/少女的祈禱/116.5x91cm, oil on can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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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建築定義 在 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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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移民嗎?」——真正的答案,在這裏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有非常複雜的答案。在過去十年,每次都想長篇大論的答,總是被斷章取義。也難怪,本來在太平盛世,稍具思考型答案已經顯得很離地,但在此情此景的新香港,朋輩間,坦白說,沒有人不在想這問題。但與此同時,也沒有人不在尋找「是」與「非」之外的答案。
因為,大家經過過去一年,都成長了。都知道香港的出路,只有在重重矛盾、悖論、衝突中,跌跌撞撞地尋找。
我真心的答案是:this is not a question。非黑即白的「移民」概念,早已在冷戰結束時,已一併終結,正如中美就算出現新冷戰,也不會有一道圍牆,而是全新型態、互為表裏的衝突。不少人提起「移民」,往往有出於情緒的反應,就是因為假定了一種either / or 的對立。
從前,或許是的。但現在,還是嗎?
我們不妨先梳理提起「移民」,往往出現的對立式dichotomized情緒:
1A. 假如移居別處,就等於放棄我城,促進換血,這是不負責任。
1B. 假如留守我城,但君子不立危牆,連累人犧牲得毫無價值,同樣不負責任。
2A. 假如移到他方,天天圍爐取暖,只會成為蝗蟲,成為別人的排外對象。
2B. 假如移到他方,成了由內至外的美國人、英國人,豈非數典忘祖。
3A. 假如離開香港,沒有了熟悉的土地承載,再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3B. 假如留在香港,換血急速進行,社會大手術,同樣不會有香港身份認同。
4A. 假如到了海外,找不到和現有待遇同級的工作,就是二等公民,代表無能。
4B. 假如到了海外,只靠私人儲蓄過世,那是階級特權,是為自私……
「移民」的偽對立:住這裏Vs住那裏,融合Vs排外,上流Vs下流
凡此種種,一堆負能量。但這些對立,從來都是偽對立來的。
1. 在過去一年運動,明顯有大量工作,都是海外香港人積極參與的:捐款,文宣,後勤,乃至專門回來,反映他們始終心繫香港,港人對他們,不應有事鍾無艷;某程度上,國安法甚至也是要專門打擊他們,從現在通緝美籍港人Samuel Chu,即可見一斑。同理,生活在香港的不少人,其實早已「精神移民」,只在乎物質層,卻也不見得可以有何貢獻,則大可無事夏迎春。在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有不少工作,即使不談政治,也100%肯定海外比香港適合,例如教育、文化、藝術、創作、創科等,都必須無邊界的創作力,才能成功;而通過互聯網和社區網絡,即使身處海外,影響也依然能輻射本地,甚至更能輻射本地。
就像疫情期間的教學,甚至香港、紐約還是剛果,又有何分別?而且對成長中的孩子而言,不少家長都覺得此刻的香港,不可能是理想地方:只要問有多少表面上支持政府的「藍絲」,讓孩子在非海外學校、非國際學校、非直資、非IB的本地學校接受教育,就是最好的指標。但另一類工作,卻是必須在地才能見效,例如社工、醫護、工程、本土經濟等,他們令香港人活得體面、尊嚴,同樣有時代選中的機遇。台灣民進黨創黨時的金主們,大都在戒嚴時代白手起家,對台灣自然有貢獻;猶太人保存血脈的大腦,二戰時都在美國,自然也對手足有貢獻。貢獻不在身在何方,而在心在何方。
2. 假如「移民」的定義,就是昔日的唐人街,時光停滯,與外界隔絕,連當地語言文化也不懂,自然非常糟糕,也值得被排斥;等而下之的酷愛炫富,乃至反客為主影響當地核心價值,更是大忌。至於昔日不少二、三代移民,以和母體割裂為榮,滿口比本地人更造作的口音,同樣叫人吃不消。但香港人難道沒有其他選擇?全球化時代出現後,不少到了海外的香港人,都奉行「engagement」策略,一方面積極融入當地圈子,另一方面在當地建立的社會資本,能對香港有幫助,例如進入當地經濟高端層,或把香港文化融入當地、自成fusion,都是功德無量,兩者兼顧得如魚得水,因為認同從來不是排他性的。這完全不涉及政治,但也是「國際線」的真諦。同一道理,留在香港的,同樣可以建構本地國際網絡,單是一間重慶大廈,就是由下而上國際線的寶庫。
3. 甚麼是「香港身份認同」,自然每人都有不同定義。林鄭月娥、李柱銘、梁天琦的定義,就全不一樣,但都會存在,就算是2020年的林鄭月娥,也不會說自己不是香港人吧。所以無論怎樣定義,香港身份認同從來都是外向型的,是很有效的大熔爐,信奉的是公平競爭、相信法治但靈活變通、專業精神而超然政治、東西文化共融、不依靠被規劃而相信由下而上,屬於典型的港口身份:例如梁天琦、羅冠聰也是新移民港人,南亞裔Jeffrey Andrews是土生土長港人,猶太人盛智文也是歸化港人。假如說離開了香港,就再也沒有身份認同,那怎解釋在過去一年,不少海外港人二代、甚至不懂地道廣東話,就像剛談及的美籍港人Samuel Chu,也完全被connected?特別是互聯網時代,對身份認同的影響已經超越了昔日理論,顛覆了上世紀對地緣政治的想像,本身就是一種加速劑。且看今天香港青年認為與英國同齡港人屬同一社群,還是感覺隔壁藍絲長老更似同一屋簷下?
4. 說到海外的生活、工作,這從來不應使用香港的同一基準:人不應該為了生存,而是為了生活。在這層面,處於不同崗位的香港人,完全可以發揮2+2=5的作用。香港人的資產相當豐厚,能力也高,人均GDP接近五萬美元,甚至高於不少人的移民目標德國、加拿大、日本;總GDP的規模,也可比愛爾蘭、馬來西亞、以色列,而且還未計算海外港人在內。
在全球化時代,香港人毋需大規模聚居在某一地方,也可以結成互助經濟體:英國港人可以支持住在台灣的黃秋生拍電影;台灣港人可以建立網上教室教美國港人中文;美國港人可以請被打壓失去工作的本地港人當freelance designers、editors;本地港人則可以從英國網購當地港人製作的日用品……李嘉誠在英國建「香港城」,固然是由上而下的例子;無數可以出現的虛擬香港村,則是由下而上的例子。香港百年前起家之時,華商全球網絡的匯款,承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讓香港成為一體兩面、內外合一的概念,日本濱下武志教授對此有詳細研究。百年前,未有現代科技,尚且如此,何況2020年後的世界?
這些,自然都是理念層面的討論。重點,還是如何執行。
真正的「移民」,其實是減少任何單一依賴的一個「Package」
十年前,我就真心相信每一個香港人,無論今天廣義的黃、藍,都應該有一個足以在全球生活的package。無論是最本土、還是最建制的人,萬一到了萬不得已之時想離開,都不應該受限。建制派有一個觀察是對的:不少vocal的本土派輿論領袖,都不在香港。不願離開時,也應該擁有實力。這對人對己、大局小局,都有好處。這個package,不是由純粹物質的check list組成的,而是由能力主導的check list 組成的:
1. 我們需要有被其他地方接受的能力。這不一定等同外國護照,可以是一種後備身份(例如擴權後的BNO),可以是一種聯繫身份(持外國護照的家人讓你離開),可以是一種能力身份(擁有其他地方高認受的專業資格),也可以是一種社會身份(外地朋友願意和有能力在必要時協助離開)。對香港人而言,這是不少人想到「移民」時真正所指的:對現狀感到不安,但因為種種原因,卻不希望馬上走,這在黃、藍營當中,都非常普遍。
2.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開工的能力。這不等於高薪厚職,甚至恰恰相反:在未來slashers世代,任何工作反正都保障不了終生收入、也再沒有到死的長糧這回事,真正能保障生活的,再不是擔驚受怕地保住一份工,但到了退休還是繼續擔驚受怕,而是要有到死也能開源的能力。很多人不敢發聲、犧牲一生的自由,不外出於這種恐懼,因為很擔心沒有走出comfort zone的能力。
至於這能力是甚麼,總會與時並進,更重要的,還是「學習的能力」。我們常對新一代說:能夠好好與人溝通(須知陪月、幼稚園老師才是最難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與持不同語言者溝通(例如瑞士人那樣有四種語言),與電腦溝通(例如掌握編程語言、能隨手寫網頁和app等),基本上,就可以保障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無論現在是否依靠單一僱主,我們都必須有第二、第三收入,可以是某種嗜好,可以是某種投資,而且應該是geographically friendly。到了要走要留,地域就不是限制。
3. 我們需要有在任何地方都能適應的能力。這也是我們在過去十年,常推廣的「文化智商」(CQ),一方面了解國際關係宏觀的基本倫理,另一方面要在最「落地」的日常生活,培養多元品味,例如兼容咖啡與烏龍茶、印度電影與台灣文藝片、Rap與古典樂等,那樣到了任何地方,都不會成為異鄉人。而這能力和我們珍愛本土文化和生活,從來不是對立的。即使足不出戶在香港,只要有能力,也足以建立personalized的獨家國際網絡,這可以圍繞你的興趣(例如電競)、技能(例如投資)、研究(例如找到愛好哥德式建築的全球同路人)、工作產生,到頭來,才容易在不同地方都有接頭人,讓網絡和現實世界虛實相間。至於出國留學、working holiday,除了增值,也是獲取上述網絡和能力的理想中介。
海內外香港人,不分黃藍,也是命運共同體
只要香港人、特別是中生代和新生代,能做到上述各點,兄弟爬山,各自選擇,自然不應再有「移不移民」這疑問。目前有大約150-200萬港人和後代散居海外和中國內地,單是主張加拿大的60多萬香港人、已比在沙田的香港人多,香港人已經是一個散居全球的命運共同體。今天藍黃高度對立,其實除了20%酷愛天天鬥爭的深藍無可救藥,絕大多數香港人的思維都是很一致的,在共同體內部,到了海外,反而大可以拋開政治分歧,就像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在香港,反而變成buddy,因為他們有共生能力。例如不少(表面上的)藍營商人,捐了很多資源支持香港(大多是黃營的)新一代創業、學習,這種資源流動,屬自然發生的默契,這就是真正的香港;現在很多僱主也在讓資金、公司先移到海外,也製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予香港下一代。我們面對大時代,應該改變停留在數十年前「是否移民」的過時思維,內外合一,這才是香港人生存下去的最大憑藉。
在過去十多年,每次被訪問,都有記者問我「是否移民」。其實,我心裡明白,他們只期望最簡單的答案。而作為國際關係學者和近年的創業者,我大多時間,都不在香港。於是,有人以為我在新加坡,有人以為我在台灣,有人以為我在葡萄牙,有人以為我在英國,有人以為我在美國。其實,我全都在,one way or another,因為我成長以來,就是如此追求,也許是預視了全球大趨勢如此,也許是預視了狹義香港的出路如此,也許是futures studies和國際關係令我不能自拔。
至於未來,作為父母,讓下一代在這樣的香港接受教育,無疑是不負責任的,因此一定會讓她們到海外讀書,也會花多些時間和她們一起,但除非有不能入境的一天,否則斷不會改變保留香港為根據地之一,而且無論在香港、還是海外,適逢亂世,都應該開拓更多業務。朋友們,即使以往不理解,難道到了國安法時代的新香港,還不理解嗎?身體力行讓香港人有落地的國際視野,無論身在何方,一直都是我的崗位,過往如是,未來也如是。
但願我們不會成為最後一代香港人。
經濟一週,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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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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