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報告揭中國外援資金流向】
大家都很熟悉的華府智庫學者葛來儀(BonnieGlaser),其所負責的「中國實力」(China Power)專案在10日發表了一篇圖文並茂的報告,分析了自2000年到2014年為止,中國向外輸出的外援資金都去了哪些國家,以及中國是如何透過這些資金拓展其政治和經濟利益。
相信大家都聽過中國的「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中國現在儼然已經是全球「開發金融」(development finance)的大咖之一,從2000年到2014中國向外輸出了超過了3540億美金的資金(貸款、補助,或其他形式)。
這篇報告很精彩,英文閱讀能力不差的朋友很推薦閱讀,不然也可以等一陣子之後中文版出爐。這裡觀測站就挑其中一張圖來介紹說明。但要看懂這張圖之前,要先了解兩個名詞:
▍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已開發國家為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主要目的在於提升接受國的經濟發展和提升人民生活水準。其中,援助內容至少要有25%以上需要有「優惠」性質,例如贈款(不用還)或是貸款優惠(還是要還)。
▍其他官方資金(Other official flows, OOF)
一樣是官方資金,但優惠性質所佔的比例低於25%,就會被歸到這裡,這類資金通常不被視為具有優惠性質,其目的也不在促進當地發展,而是為了自身商業利益或是爭取代表性。
從圖中可以看到,和美國相比,中國OOF的比例顯然高出不少。而事實上,從2000年到2014年,中國向全球輸出的融資超過75%都未達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由主要是高收入國家的36國組成)規定的ODA標準。相反的,中國的開發融資通常被歸類為OOF,代表那些融資都沒有像ODA來得那麼優惠,而其宗旨也不見得在促進受援國的經濟發展和福利。反觀,其他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像是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對外的融資,通常都能符合OECD對ODA所設的標準。
最近,國際組織的大事之一就是中國的農業部副部長屈冬玉當選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主席,並於八月一日走馬上任。在選舉期間許多人就注意到中國在非洲運用龐大的外援資金,影響非洲國家的投票意向(上下游報導:https://pse.is/GL2FM)。這或許正是為什麼研究外援資金流向會是這麼重要的事。
既然都講到了ODA,那就順便來討論一下在台灣大家是怎麼看待這件事的。
在過去,不少人會認為所謂的ODA其實就是「金錢外交」,但這樣的標籤其實對ODA是很大的誤導:(一)ODA或是OOF雖然名稱中有官方,但實施的人不一定都是政府,只要是官方授權的機構都能參與,也因此資金不一定都是出自國家預算,很多時候都是來自民間的商業銀行,反而比較像是政府替企業出國標案。(二)歷史上最有名的ODA應該就是二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畫 (Marshall Plan),儘管這項計畫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其他面向(帝國主義、推動意識形態等),但卻是以國家之力引導資金進入新市場,進而帶動本國產業和經濟的最佳範例。
在去年,總統蔡英文就和海地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ïse)簽訂聯合公報,討論兩國在海地經濟發展和基礎建設的合作,海地首都太子港的電網建設,就將會是台灣第一個ODA。而蔡政府推行的新南向政策中也有ODA:以債信良好的新南向國家為目標,由我們駐外館處協助我們台灣企業爭取當地公共建設工程。
雖然ODA叫做政府開發援助,但實際運作起來更像是官民合作:政府替台商在海外尋找發展機會,台灣的商業銀行貸款給外國政府的採購單位,由外國政府做融資擔保,台灣政府編列預算補貼貸款利息(如前所述,援助中要有至少25%要有優惠性質才能稱ODA),最後讓台灣的廠商到當地施作。如此,一方面可以用ODA中利率優惠促進與該國的合作與外交關係,再來也可以帶動台灣工程相關產業拓展國際發展空間。
近年來,中國不斷透過諸如像一帶一路這樣的企劃對許多開發中國家借貸融資。但由於開發項目品質良莠不齊(一直賺不了錢的發電站、在糟糕的地形上蓋道路,或是在互相仇視的非洲國家間拉鐵路),常讓接受援助的國家最後反而虧錢;而要是一個國家無力還債,中國就會直接拿走他們想要的資產。
去年,為了避免中國持續利用這樣近乎債務陷阱的方式在全世界擴張其經濟版圖和政治影響力,川普簽署了一個新法案(H.R. 302),成立了一個新的外國援助機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並且授權該機構向有意在發展中國家做生意的公司提供600億美元貸款、貸款擔保和保險。
簡單來說,許多國家都會有對外援助款。更多時候,這些國際發展援助甚至是一個國家綜合軟實力的投射。這次中國實力計畫的這篇報告,告訴了我們中國對外的援助OOF多過於ODA。對台灣來說,當前與邦交國之間以及新南向國家的ODA合作案,或許就是我們在國際和中國做出區別,展現台灣與中國差異的一條路。
➤ China Power報告:https://pse.is/KXGTX
區別分析範例 在 US Taiwan Watch: 美國台灣觀測站 Facebook 八卦
【智庫報告揭中國外援資金流向】
大家都很熟悉的華府智庫學者葛來儀(BonnieGlaser),其所負責的「中國實力」(China Power)專案在10日發表了一篇圖文並茂的報告,分析了自2000年到2014年為止,中國向外輸出的外援資金都去了哪些國家,以及中國是如何透過這些資金拓展其政治和經濟利益。
相信大家都聽過中國的「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中國現在儼然已經是全球「開發金融」(development finance)的大咖之一,從2000年到2014中國向外輸出了超過了3540億美金的資金(貸款、補助,或其他形式)。
這篇報告很精彩,英文閱讀能力不差的朋友很推薦閱讀,不然也可以等一陣子之後中文版出爐。這裡觀測站就挑其中一張圖來介紹說明。但要看懂這張圖之前,要先了解兩個名詞:
▍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已開發國家為發展中國家進行援助,主要目的在於提升接受國的經濟發展和提升人民生活水準。其中,援助內容至少要有25%以上需要有「優惠」性質,例如贈款(不用還)或是貸款優惠(還是要還)。
▍其他官方資金(Other official flows, OOF)
一樣是官方資金,但優惠性質所佔的比例低於25%,就會被歸到這裡,這類資金通常不被視為具有優惠性質,其目的也不在促進當地發展,而是為了自身商業利益或是爭取代表性。
從圖中可以看到,和美國相比,中國OOF的比例顯然高出不少。而事實上,從2000年到2014年,中國向全球輸出的融資超過75%都未達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由主要是高收入國家的36國組成)規定的ODA標準。相反的,中國的開發融資通常被歸類為OOF,代表那些融資都沒有像ODA來得那麼優惠,而其宗旨也不見得在促進受援國的經濟發展和福利。反觀,其他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像是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對外的融資,通常都能符合OECD對ODA所設的標準。
最近,國際組織的大事之一就是中國的農業部副部長屈冬玉當選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主席,並於八月一日走馬上任。在選舉期間許多人就注意到中國在非洲運用龐大的外援資金,影響非洲國家的投票意向(上下游報導:https://pse.is/GL2FM)。這或許正是為什麼研究外援資金流向會是這麼重要的事。
既然都講到了ODA,那就順便來討論一下在台灣大家是怎麼看待這件事的。
在過去,不少人會認為所謂的ODA其實就是「金錢外交」,但這樣的標籤其實對ODA是很大的誤導:(一)ODA或是OOF雖然名稱中有官方,但實施的人不一定都是政府,只要是官方授權的機構都能參與,也因此資金不一定都是出自國家預算,很多時候都是來自民間的商業銀行,反而比較像是政府替企業出國標案。(二)歷史上最有名的ODA應該就是二戰後美國的馬歇爾計畫 (Marshall Plan),儘管這項計畫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其他面向(帝國主義、推動意識形態等),但卻是以國家之力引導資金進入新市場,進而帶動本國產業和經濟的最佳範例。
在去年,總統蔡英文就和海地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ïse)簽訂聯合公報,討論兩國在海地經濟發展和基礎建設的合作,海地首都太子港的電網建設,就將會是台灣第一個ODA。而蔡政府推行的新南向政策中也有ODA:以債信良好的新南向國家為目標,由我們駐外館處協助我們台灣企業爭取當地公共建設工程。
雖然ODA叫做政府開發援助,但實際運作起來更像是官民合作:政府替台商在海外尋找發展機會,台灣的商業銀行貸款給外國政府的採購單位,由外國政府做融資擔保,台灣政府編列預算補貼貸款利息(如前所述,援助中要有至少25%要有優惠性質才能稱ODA),最後讓台灣的廠商到當地施作。如此,一方面可以用ODA中利率優惠促進與該國的合作與外交關係,再來也可以帶動台灣工程相關產業拓展國際發展空間。
近年來,中國不斷透過諸如像一帶一路這樣的企劃對許多開發中國家借貸融資。但由於開發項目品質良莠不齊(一直賺不了錢的發電站、在糟糕的地形上蓋道路,或是在互相仇視的非洲國家間拉鐵路),常讓接受援助的國家最後反而虧錢;而要是一個國家無力還債,中國就會直接拿走他們想要的資產。
去年,為了避免中國持續利用這樣近乎債務陷阱的方式在全世界擴張其經濟版圖和政治影響力,川普簽署了一個新法案(H.R. 302),成立了一個新的外國援助機構——「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並且授權該機構向有意在發展中國家做生意的公司提供600億美元貸款、貸款擔保和保險。
簡單來說,許多國家都會有對外援助款。更多時候,這些國際發展援助甚至是一個國家綜合軟實力的投射。這次中國實力計畫的這篇報告,告訴了我們中國對外的援助OOF多過於ODA。對台灣來說,當前與邦交國之間以及新南向國家的ODA合作案,或許就是我們在國際和中國做出區別,展現台灣與中國差異的一條路。
➤ China Power報告:https://pse.is/KXGTX
區別分析範例 在 管碧玲 (kuanbiling) Facebook 八卦
林昶佐委員因為市場防疫的議題,陷入是不是稱職立法委員的爭論。
有關爭議當天的發言,林委員事後已有針對市場表達謙卑的歉意,但是,還是有種種攻擊餘緒未消。
我要分享「外交家雜誌」這篇報導:
台灣打造「數位民主國家」的成就,很受國際矚目,開放國會部分,也是林昶佐委員的問政所關注的焦點,國際研究因此知道聽取他的意見,我們因此在這篇報導看到他的意見被呈現出來。
立法委員問政,因為不是執行者,往往不如行政官員有能見度,但是國家建設的成功,確實有國會議員共同參與的貢獻在裡面!
林委員很多問政都有佳績,慢慢大家會了解,至少這件事,國際間的評價很高,是台灣創造「數位民主國家」中的一環,而林委員長期關心!
提供大家參考://
台灣能否提供數位威權的另一選擇?
Can Taiwan Provide the Alternative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Diplomat https://ppt.cc/fjDcrx)
中國和台灣正成為匹敵的數位國家—
中國是數位威權政權,台灣是數位民主。
China and Taiwan are becoming digital states in parallel —
China as a digital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Taiwan as a digital democracy.
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之際,中國分析專家正密切關注習近平主席的下一步。另一方面,台灣正在推進 2020 年 6 月推出的開放國會行動方案和徹底透明的政策。中國和台灣正在同時成為數位國家—中國是數字威權政權,台灣是數位民主。 兩者中,數位威權更容易實施,也已有許多學術專業定義和理解它。雖然目前尚未有明確的數位民主模型,但台灣正在創造一個範例。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究竟是什麼?去年由Freddy 林昶佐立法委員提出,部分受到行政院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的啟發。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為台灣立法院制定了五個主要目標:透明、公開、參與、數位化和理解。 林昶佐委員表示他長期以來相當關注科技和政治,並補充說:“推動此方案的原因是對政府和國會的未來創造新願景。”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包括改革,例如電視轉播,主要增加手語。 禁止閉門跨黨談判,包括委員會層面。 另一個重大變革是公開可取得的數位數據,例如投票記錄、預算和利益衝突。 目前公開的線上資訊有限,大部分的資料必須實體索取。
類似的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側重於台灣政府的一系列政策變革來提高透明度、提供資料和增加公民參與。 因為台灣不被承認為國家,所以不能成為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的正式成員。 儘管如此,台灣依然在 2019 年宣布制訂自己的開放政府行動方案。
台灣政務委員唐鳳將 OGP 描述為“一項國際倡議,提倡核心價值如透明度、問責制、參與和包容,強調政府和民間的合作和共同創造。 全都符合台灣努力的方向。” 唐鳳希望開放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是台灣加入OGP的路徑。
台灣公民科技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 2020 年 COVID-19 爆發初期使用的口罩地圖、針對追蹤接觸者足跡的QR Code 簽到系統、 闢謠機器人、公民自發的群眾外包政策,等。
“[公民科技]是台灣治理未來的關鍵,也是我們如何推動整個系統向前發展的關鍵。 公民科技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林昶佐委員說。
唐鳳也樂觀的表示:我相信我們今天面臨的許多挑戰,包括流行疫病和假訊息大流行(infodemic),都可以透過民主深化和促進我所謂的‘人民-公眾-私人的合作夥伴關係’來克服。”
林昶佐表示,台灣與中國的主要區別在於,台灣對科技的使用(例如切斷數位連結)以及疫病大流行時權力擴張的時間設限都有監督。
一個沒有監督或信任的政府的範例就是中國共產黨,它越來越依賴數位威權來監視和控制人口。 最極端的在其周邊地區:西藏、香港和新疆。 然而,即便是北京的街道上也佈滿了監視攝影機。
“台灣的數位民主與中國的數位威權之間存在根本區別,”唐鳳說。 “北京使用社會信用體系和國家審查等數位工具的同時,台灣積極創建數位基礎設施,使一般公民能針對政策改革提出和表達意見。”
“數位民主的透明度是讓國家對大眾透明,”唐鳳繼續: “在數位威權下,‘透明’一詞表示讓民眾對國家透明。”
台灣民主的數位化可能尚未完成,但其政府和公民社會的努力指示了一個數位威權主義的可行替代方案。改革政府過程中的數位工具和政策可以應用於其他民主國家。
“對於中國來說,也許只有一件事可以確定,他們多年來的大宣傳故事『民主不適合亞洲』
在台灣的進步發展下不再令人感興趣,”Ttcat 表示。
There is no clear model of what a digital democracy is yet, but Taiwan is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one.
Digital Minister of Taiwan Audrey Tang described the OGP as “an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that advocates core values such as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participation and inclusion, with an emphasis on cooperation and co-cre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These are all in line with what we are doing here in Taiwan.” Tang hopes the Ope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 will be a path for Taiwan to enter the OGP.
Tang is also optimistic: “I believe many of the challenges we face today, including the pandemic and the infodemic, can be overcome by deepening democracy and promoting what I call “People-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ccording to Lim, th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s that in Taiwan, there is oversight for the use of technology, such as de-linking data, and time-limits to expanded powers during the pandemic.
“In a digital democracy, transparency is about making the state transparent to the public,” she continued. “Under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word ‘transparency’ means making citizens transparent to the state.”
The digitization of Taiwan’s democracy may not be complete, but the efforts of its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point to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The digital tools and policies to reform its government can be applied in other democracies.
“For China, maybe only one thing is certain, that the propaganda narrative they ran for years— that democracy is not for Asia— is no longer appealing under Taiwan’s progress,” said Ttcat.
區別分析範例 在 第九章區別分析與邏輯迴歸9-1 區別分析(Discriminate Analysis) 的相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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