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改名北京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這是我的故宮

1
竟然是我第一次來故宮。
極度心靈震撼。
這是我們的故宮。
不知道是因為冷冽還是太激動。
淚，終究落了下來。

2
昨天，剛巧是故宮落成600年，也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建院95年。
這600年的紫禁城，就在日昇日落之間，承載著我們國運的興與衰，人民的喜與哀。
皇帝和他的妃嬪，就住在這裏。
當我中華命運緊迫，慈禧就在宮殿裡，一次次面對列強侵略，無數次的割地賠款。
皇帝從這裏倉皇西逃，在這裡宣佈退位。
啊！
這是我的故宮。

3
冷。
瞧，紫禁城裡的小河都結了冰。
可是，我實在捨不得離開故宮。
只有體會了這600年的帝都紫禁城，台北外雙溪的故宮寶貝，才會真正看得懂。

4
可是，台灣卻正在研究，要把台北故宮，降級為三級單位，順便改名為華夏博物館。
不再是故宮，意思是，中國皇帝的宮殿，不是我的故宮。
降級，是不是為了方便，上下其手？

5
之前為了安倍晉三的母親想看，把1000多年前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原件，千里迢迢送到日本。
為了林佳龍選舉，可以把翠玉白菜送到台中馬場展出。
為了去中國化，還打算未來把台北故宮的文物，化整爲零，分散到各縣市鄉鎮。
這一樁樁，一件件，都是對我國國寶的褻瀆。
都是既要搞台獨去中國化，又貪戀我中國國寶的利用價值。

6
為了躲避日軍，故宮文物是怎樣逃離當時的北平，一路南遷的？
之後，又因為國共內戰，到了台灣，在台中霧峰，直到外雙溪故宮落成。
多少老故宮人用一生守護的中國國寶，是誰准許你民進黨，這樣恣意糟蹋、侮辱、上下其手的？

7
我故宮國寶有知，請殷殷守護，讓台北故宮國寶平安，讓兩岸國寶早日團圓。

1948年民國 北平(北京) 大學「武兆發教授一家生活紀錄片 ( 解放前夕) 他們一家後來命運悲慘。武兆發（1904年－1957年），河南鞏縣人，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學家、細胞學家，北京師範大學一級教授。反右運動中不堪凌辱自殺身亡 。七女一子，三女兒改名向梅（演員）。據說，他們的後人看到這部片子後，百感交集。

武兆發教授權 北京師範大學黨委以其聲望高、威信大、在國內外影響大，於是在反右運動開始便把他當作右派典型。武兆發因不堪侮辱和虐待，用自己的手術刀自殺身亡。
1957年8月1日，北京師範大學全校師生員工召開大會，聲討頑抗到底、自絕於人民的右派分子武兆發。批判大會由生物系主持，揭發武兆發是「大流氓、大壞蛋，是特務！又毫無任何學問，死了是活該。」

Colorized色彩

#歷史時空

今天，85了！

我從小只知道父母告訴我舊曆生日，那是農曆3月22日。在登記香港身份證那年，也許是鄰近新曆5月1日，因此就胡亂寫上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妻子女兒及朋友們都在5月1日為我慶生。後來有朋友幫我查到，我出生那年（1936年）的農曆3月22日，是新曆的4月13日。這以後，每年就過兩次生日，新朋友被告知是4月13日，老朋友還會跟我過5月1日。

近年最熱鬧的一次，是2016年4月16日，友人Felita 為我主辦的一次生日晚會，有數十人參加，大部分是年輕的新朋友，也有老讀者把二三十年前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帶來作回憶。我那時的一些老同事也被我請來了。那是我八十歲生日。那年我出版了《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
不經不覺又過了5年，今天進入85歲了。5年前，我開始了《世道人生》的專欄，今年，我告別這專欄。

今天，我在實體上，一個人過；精神上，就把過去幾篇與生日有關的文章在這裡重刊，算是與讀友談天，一起過生日吧。

八十自述
（發表於2016年4月13日，已收入《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中。）

我出生於1936年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裡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裡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導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導，一切只要是充分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導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導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導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父親送我的生日禮物　

（發表在2019年4月9日的文章，記下對我人生最有影響的生日禮物，就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魯迅全集》。）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是現代人寫的文章嗎？不。這是100年前，1918年11月15日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隨感錄三十八〉，後收入他的文集《熱風》中。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甚麼魯迅的時論文章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甚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共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我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約略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迹，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27年6月15日初版，民國37年12月15日三版的版本。民國27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兩年。全集20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我通讀了全集前十冊，後十冊的譯作讀了一部份。

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後來認識雜文家羅孚先生，他說他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我想我也是。我甚至認為，只通讀魯迅，就兼具國學與西學的基本認知，和一定的寫作能力。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魯迅作品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深挖中國人的劣根性，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魯迅是我思想和寫作的基礎之一。

鼠年的生辰雜感

（取自2020年4月13及14日的文章與網誌。）
農曆3月22日是我的生日，2020年正好與我的新曆生日只隔一天，是4月14日。

我生於1936年，鼠年。回顧我生平經歷的所有鼠年，對我的人生都有意義。出生那年，是抗戰前夕。1948年，在中國內戰中，父母帶我從北平重回香港，由此在這裏開始了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儘管許多年後才對這身份有認同感。1960年，結婚，太太在大陸寶安縣教書，我們分離兩地直到1974年她重回香港。1972年，我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陣營中崛起，那一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一些要人，體會到的卻不是中共官方想要給我們的觀感。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開始面對表面明朗實際上卻灰暗的未來，社會從此開始了新的、延綿至今越趨激烈的矛盾。1996年，主權轉移將臨，港督彭定康預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2008年，與我相伴超過半世紀的妻子離世，我一度陷入長久的困惱中。2020年，香港繼反送中的絕望抗爭之後，來到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代。香港也在這一年實現告別一國兩制的「二次回歸」。

人說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不過精通術數的哲學家勞思光生前對我說，本命年之坎，並非應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還要有其他命數配合的，所以毋須戒懼。但對於我來說，鼠年至少是人生的一個關口，悠長歲月中的每一個鼠年都像是一個里程碑。或者如弘一法師遺言所說的「悲欣交集」，悲是悲眾生，欣是欣幸走了過來，欣幸在自主命運中有新的覺悟。

過去幾年，每年都有新老朋友同我慶生。今年最冷清。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悶？會不會感到孤獨、寂寞？孤獨與寂寞不是同義語，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反而許多朋友一起鬧鬧哄哄的人往往是寂寞的。寫作人大都孤獨而不寂寞，一個人在那裏思想飛揚，如莊子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昨天看港台的視點擂台，兩個年輕人黃之鋒和民建聯的林琳一對一辯論，糾纏着一個問題，甚麼是幸福？好像各說各的，沒有定論。

現代人的所有人文思想都從來沒有超越過古賢，而只是不同角度去解讀古賢。幸福的定義，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語道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人的不幸不僅是物質的匱乏，而且是在物慾追求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奴隸：權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色慾的奴隸。

自由並不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自主，是為自己的準則而活的藝術。

×××
今年的生日，我也懷想到去年（2019）今天告訴我她也是農曆3月22生日的朋友Venny Lai，去年十月她在大阪旅行時突然過世，我知道時震驚不已。她妹妹一直放不下傷懷。我生日的願望之一是希望她妹妹和朋友們不要被不受操控的事情困擾。

人生有困難，有困擾。困難是你可以解決或經過努力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困擾是已經過去的或不受人為操控的事情。人的逝去是其中之一，目前的疫情何時結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作為個體來說，不須為這樣的事困擾。

敏儀傳送一首歌給我，是1943年歌手Vera Lynn演唱的We'll Meet Again，來自Vera Lynn主演的同名電影。這首歌是1939年由Ross Parker和Hughie Charles作曲作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著名的歌曲，激發士兵們的戰鬥意志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愛人的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C4meGkNyc&feature=youtu.be

朋友們，我們會再次相見。在這之前，仍然可以在網絡中以文字或聲音相見。

裕勳齡是德齡格格的哥哥，他以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出身，優雅英俊的氣質被選入宮中成為慈禧的御用攝影師，慈禧的很多傳世照片都是出自他手。他也可稱得上是大清皇宮的首位攝影師。容齡當年想出主意，讓裕勛齡先給自己兩個妹妹和別的宮眷先拍了一批照片送呈慈禧鑒閱，試一試她的反應。果然慈禧看了十分高興，並且預頒赦旨，即使裕勛齡給她拍的照不滿意，也可不加罪責，這樣勛齡才能在清宮為慈禧、光緒等皇室成員連續拍下眾多的相片。
頤和園是清朝的皇家行宮和大型皇家園林，位於中國北京市海淀區西北，佔地290公頃（合4400畝）。頤和園修建於清朝乾隆年間（原名清漪園）、重建於光緒年間，曾屬於清朝北京西郊三山五園之一。頤和園素以人工建築與自然山水巧妙結合的造園手法著稱於世，是中國園林藝術頂峰時期的代表。1998年，頤和園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金朝貞元元年（1153年），金主完顏亮在香山、玉泉山設置金山行宮。元朝定都北京後，郭守敬開闢上游水源，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水及沿途流水注入湖中，使水勢增大，成為保障宮廷用水和接濟漕運的蓄水庫。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明孝宗乳母助聖夫人羅氏在瓮山前建圓靜寺，後來卻荒廢了。此後瓮山周圍的園林逐漸增多。明武宗在湖濱修建行宮，稱「好山園」，為皇室園林，並將「瓮山」之名改回為「金山」，瓮山泊改名「金海」。明武宗、明神宗都曾在此泛舟遊樂。明熹宗時，宦官魏忠賢曾將好山園據為己有。清代初期，瓮山成為宮廷養馬的草料場，有罪太監被發配至此鍘草。 頤和園的前身清漪園，則始建於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十五年（1750年），為了籌備崇慶皇太后（孝聖憲皇后）的60大壽，乾隆帝以治理京西水系為藉口下令拓挖西湖，攔截西山、玉泉山、壽安山來水，並在西湖西邊開挖高水湖和養水湖，以此三湖作為蓄水庫，保證宮廷園林用水，並為周圍農田提供灌溉用水。乾隆帝以漢武帝挖昆明池操練水軍的典故將西湖更名為昆明湖，將挖湖土方堆築於湖北的瓮山，並將瓮山改名為萬壽山。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漪園建成，耗銀480餘萬兩。清漪園內以中國古代神話中「海上三仙山」的構思，在昆明湖及西側的兩湖內建造三個小島：南湖島、團城島、藻鑒堂島，以比喻海上三山：蓬萊、方丈、瀛洲。清漪園的總體規劃以杭州西湖為藍本，同時廣泛仿建江南園林及山水名勝，如鳳凰墩仿太湖、景明樓仿岳陽樓、望蟾閣仿黃鶴樓、後溪湖買賣街仿蘇州水街、西所買賣街仿揚州廿四橋等等。園內的主體建築為大報恩延壽寺，並有一條長達700多米尺的長廊，其建築與裝飾繪畫都相當精彩具有藝術價值以及眾多遊賞建築。清漪園園中理政及居住性質的建築極少，乾隆帝遊覽清漪園均為當日往返，從未在園中居住。清朝道光年後，由於國力衰弱，宣佈撤三山陳設，清漪園逐漸荒廢。咸豐十年（1860年），清漪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大火燒毀。光緒十年至二十一年間（1884年至1895年），為慈禧太后「還政」後退居休養，以光緒帝名義下令挪用海軍經費重建清漪園。由於經費有限，乃集中財力修復前山建築群，並在昆明湖四周加築圍牆，改名頤和園，成為離宮。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園內建築及文物遭八國聯軍破壞，兩年後修復。清帝遜位後，頤和園成為清室私產，民國三年（1914年）始對外售票開放。民國十三年（1924年）溥儀被驅逐出宮後，頤和園被北平特別市政府接管，改為公園。頤和園的主要區域可包括六個部分，分別是殿堂景區（是帝後料理朝政和住宿所在）、萬壽山景區、昆明湖景區、耕織圖景區（獨特的農牧色彩）、長廊景區和中軸景區（起於前山雲輝玉宇牌樓，止於後山慈福慧因牌樓）。作為一座知名園林博物館，擁有豐富制式的園林建築和景觀營造手法，涵蓋了中國傳統名著中的亭台樓閣，軒榭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