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累積了滿腔感受,想了很多事情。
令人最無奈的不是警暴,而是不少人到今天仍說警察殺人很好,應該早些開槍殺人,因為暴徒搞亂香港,阻人搵食。手無寸鐵的少年被黑警近距離開槍射中要害,是「暴徒」活該。中大學生在自己的校園內被一千顆催淚彈「驅散」,那些人大力為學生流血的場面鼓掌,然後對「何妖冒死闖中大勇救內地生」這麼滑稽的fake news信到十足。不要開口埋口都罵他們蠢,這不是單純一個「蠢」字就足以解釋的。當然另有些人是出於利益計算,但我總覺得除了蠢和貪婪,這群人是因為缺少了一些「什麼」才會荒誕無恥到此等地步。
這到底是「什麼」?
我在中大主修新聞及傳播,在新亞書院上課。我minor哲學,上課大多在聯合,而我本身所屬書院是崇基,住在宿舍利樹培堂。剛巧這三間書院就是中文大學的前身,新亞、崇基和聯合書院於1963年合併為中大,最初錢穆先生來到花果飄零的香港創立新亞,正是為了把喪失了的中國文化帶來這裡加以保衛保存。
中大的一草一木、每一處都有我的回憶。看著我們珍重的校園被槍炮蹂躪,無比難過,但更心痛的是眼見學弟學妹用血肉之軀去擋子彈,一個又一個受傷倒下,仍前仆後繼地迎上去,有記者中彈,學生用一塊飯檯板擋著衝去營救,冒死將受傷記者抬走。他們明明可以選擇睡在宿舍,或至少室內,卻擔心警察在半夜突襲,為了保衛校園,寧願抵著冷在露天運動場席地而睡。孩子,為什麼你們這般執著?為什麼?
藍絲是永遠不會明白的,他們缺少了那「什麼」──藍絲不懂得愛。他們不會明白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竟然可以為了彼此而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不會明白為什麼沒有錢收仍會有二百萬人又熱又累上街遊行,他們不明白犧牲,他們沒有信念,不會明白為什麼香港人排隊三小時仍堅持要幫襯龍門。藍絲又會指控這是仇恨言論然後瘋狂向FB檢舉直至這篇文章「被消失」,但事實剛好相反啊,我十分鼓勵藍絲們踴躍光顧藍店去發揮愛的力量,拯救目前許多門庭冷清的藍店。
當然,我深信那位近距離開真槍射擊手無寸鐵22歲男生要害的交通警,也一定很愛他兩位女兒,否則就不會先派人去德望學校接走寶貝女兒才在牛池灣放催淚彈。每個人對「愛」都可以有自己的定義,但我覺得如果對自己骨肉的愛是建立在殘害別人的骨肉之上,那麼這被愛的人便得畢生背負著可恥的愛,反害她終生抬不起頭。我是反對仇恨的,各人有自己的想法,而我選擇不去仇恨他的女兒,因為仇恨無法改變手足已經中槍的事實,爭取最終的公義才不會令手足的血白流。我只希望這兩個女孩有良知,行一條正路。
一個人在有生之年從未愛過,是多麼可悲。
同時,我也常常提醒自己「情緒」的威力。哲學家勞思光先生自1964年起在中大任教二十年,他在《歷史之懲罰》寫道:「虛幻的思想本來只表示一種認識上的錯誤 (勞教授能想像今天fake news猖狂至此嗎?),只因為人們輕率地將這些幻想當作依據,去在它上面建立判斷,然後方會導致種種苦難的產生。但另一方面,幻想被人執持不捨久了,便會與情緒結合而影響意志,這就產生種種執迷的信念。」黃絲或藍絲,都有可能受情緒影響。外面愈亂,愈需要冷靜理性。有時候,歷史是在考驗我們的耐心。
抗爭近半年,只見政府已徹底放任警暴。心頭壓著重重的無力感,儘管已經很努力卻依然像以卵擊石。明天會怎樣?繼續抵抗下去又會怎樣?我真的不知道。那為什麼仍要堅持?因為香港值得我們堅持。必然會輸嗎?勞思光先生說:「在人的歷史中,人的自覺性有一定的主宰功能,因之決定一意義領域;在這個領域中方可說『文化』。而在文化世界中,人既有主宰力,便也有責任;昇天入地,皆屬自作。因此,我不認為有所謂歷史的必然定向。」有自覺性的人會反省、修正、改進,所以最終會贏。
我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出一分力,好嗎?無論結果如何,很榮幸能與你生於同一個時代,與你並肩作戰。就如我的好友亞賢灑脫磊落的一生,他生前曾經說過:凡事走過總留痕,刻在眼球琢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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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寫了「滅火筒」例子,但讀者留言指出是圖誤,也有指CCTV是補拍的。當權者講大話太多,很難再有人相信。但既然不能100%確定,因此抽起並備註於此,謝謝大家。
同時也有3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24萬的網紅Gavinchiu趙氏讀書生活,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隨着香港社會的徹底撕裂,警隊和市民中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但是警隊中人不乏反對中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處理香港社會問題,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警隊已經成為了義氣團體,再以團體中只講義氣,不重是非。是次請來陶國璋教授討論這個問題,陶國璋教授畢業於中文大學和新亞研究所,師從老師勞思光、牟宗三等哲學大師。 《趙氏讀書...
勞思光 在 李怡 Facebook 八卦
今天,85了!
我從小只知道父母告訴我舊曆生日,那是農曆3月22日。在登記香港身份證那年,也許是鄰近新曆5月1日,因此就胡亂寫上那一天是我的生日。妻子女兒及朋友們都在5月1日為我慶生。後來有朋友幫我查到,我出生那年(1936年)的農曆3月22日,是新曆的4月13日。這以後,每年就過兩次生日,新朋友被告知是4月13日,老朋友還會跟我過5月1日。
近年最熱鬧的一次,是2016年4月16日,友人Felita 為我主辦的一次生日晚會,有數十人參加,大部分是年輕的新朋友,也有老讀者把二三十年前我主編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帶來作回憶。我那時的一些老同事也被我請來了。那是我八十歲生日。那年我出版了《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
不經不覺又過了5年,今天進入85歲了。5年前,我開始了《世道人生》的專欄,今年,我告別這專欄。
今天,我在實體上,一個人過;精神上,就把過去幾篇與生日有關的文章在這裡重刊,算是與讀友談天,一起過生日吧。
八十自述
(發表於2016年4月13日,已收入《世道人生之八十自述》一書中。)
我出生於1936年廣州。童年經歷戰前香港、淪陷的上海南京、戰後的上海北平,動亂中於1948年來了香港,在這裡穩定生活了68年。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給我更多,使我更愛。
在左派中學畢業,1955年進入親共出版社工作,在那裡得到知識的成長,1956年第一次在《文匯報》文藝版投稿獲刊登,從此走上編輯寫作之路,畢生沒有轉行。一個甲子了。
人生最大的改變是在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它開始時是一本左派背景的刊物,其後轉變成獨立的刊物。我也從一個服從中共領導的文化人,轉變成一個具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文化人。我創辦了這刊物,擔任總編28年3個月,實際上也是這刊物創造了我。沒有它,就沒有我的認識的改變,也沒有我下半生的事業,包括停刊後的寫作。
有黨派背景的報刊把報刊視為宣傳工具,講「立場、觀點、方法」,立場是第一位的。宣傳品不是以報導事實為主的媒體,不是監督社會尤其是監督掌權者的媒體,而是要把黨派的政治觀點和政策措施向讀者灌輸的媒體。辦《七十年代》之初,我向讀者宣示我們的理想雜誌,是「讀者是它的作者,而作者也是它的讀者」。也就是說,它不是由編輯組稿、作者寫給讀者看的雜誌,而是讀者和作者一起在那裏交流知識、經驗、見地和所聞所見的事實的雜誌。編者也是讀者、作者之一。我堅持開放園地,以文章的質素而不是以立場作選稿準則,終於不為左派所容;也因這主張,使雜誌緊貼時代,我的知識和思想也在讀者作者交流中不斷從自我反省得到拓展。卡爾·波柏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學精神」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在認識上固然需要不斷地糾正錯誤,但在明確媒體必須尊重事實、一切讀者關切的事都要如實報導,一切只要是充分說理的好文章都不拒絕刊登,這些基本價值觀卻必須堅持。由於在1970年自主決定報導海外的保釣運動,受到周恩來的關注,我也因此與中共香港工委有過比較緊密的聯繫。其後由於我100%堅守原則,而被掃地出門,但也因此給了我機會,去開闢獨立自主的媒體生涯。
「100%堅守原則,要比98%來得容易。」這是哈佛商學院教授Clayton Christensen的一句話。堅持100%,難關挺一下就會過去;堅持98%即表示你在名利權面前放棄自己2%的堅持,但放了2%就會繼續放,終於會變成一個沒有原則的人。
人生有許多時候要妥協,但既選擇媒體工作,那麼堅持不做宣傳工具就不能有2%妥協;堅持一切公眾關切的事都如實報導不能有2%妥協,寫政論須以事實為根據和忠於自己的認知也不能有2%妥協。就這樣,我見證了中國抗戰以來的變遷、文革、民運,台灣民主運動,香港則從九七問題出現到現在的所有階段,報導和評述這些變化幾十年。
父親送我的生日禮物
(發表在2019年4月9日的文章,記下對我人生最有影響的生日禮物,就是父親在我16歲生日時送的《魯迅全集》。)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是現代人寫的文章嗎?不。這是100年前,1918年11月15日魯迅發表在《新青年》的文章〈隨感錄三十八〉,後收入他的文集《熱風》中。
摘錄這小段文字,就明白為甚麼魯迅的時論文章在今天讀來都不覺過時,也明白為甚麼這位在延安時期備受毛澤東稱道的作家,他的小說、雜文近年在中共國的教科書中不斷被剔除了。中國歷代的專制政權,都是植根於這種「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中,也利用這種「自大」去凝聚民眾的奴性,經久不息,延綿至今。
1952年我16歲生日那一天,我父親送了一套《魯迅全集》給我作生日禮物。他那時約略知道我喜歡看文學著作,在學校的中文作文成績也較好。這套全集我一直保留到現在,許多本都佈滿蟲蛀的痕迹,紙頁也有點脆了。
這套《魯迅全集》是中華民國27年6月15日初版,民國37年12月15日三版的版本。民國27年是1938年,魯迅去世後兩年。全集20冊,前十冊是他的著作,後十冊是他的譯作。
父親送我時,大概沒有想到,這套全集是我思想和寫作的瑰寶。我至今仍然感懷父親給我這個畢生受用的禮物。我通讀了全集前十冊,後十冊的譯作讀了一部份。
魯迅舊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日本,博覽西方文學和思想論述,在他的小說和雜文中,有傳統文化的底蘊,西學的淵源,和針砭時弊的邏輯思維。後來認識雜文家羅孚先生,他說他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我想我也是。我甚至認為,只通讀魯迅,就兼具國學與西學的基本認知,和一定的寫作能力。
文革時中共把所有的中外文化都批判為「封、資、修」,但因毛澤東曾經極力推崇,因此香港左派書店除了大量毛著之外,還有魯迅著作。我這時期又把魯迅所有的小說和雜文再讀一遍,並寫過一本叫《和青年朋友談魯迅》的書,編輯過他的語錄。魯迅晚年參加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但他沒有被中共體制收編,反而批判左盟領導者為「拉大旗‧作虎皮」的「奴隸總管」。魯迅自始至終保持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魯迅作品不僅針砭時弊,而且深挖中國人的劣根性,更使我畢生受用的是他的這句話:「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地解剖自己。」我後半生的思想認識的轉變,正是秉持這種批判現實也批判自己的精神而來。魯迅是我思想和寫作的基礎之一。
鼠年的生辰雜感
(取自2020年4月13及14日的文章與網誌。)
農曆3月22日是我的生日,2020年正好與我的新曆生日只隔一天,是4月14日。
我生於1936年,鼠年。回顧我生平經歷的所有鼠年,對我的人生都有意義。出生那年,是抗戰前夕。1948年,在中國內戰中,父母帶我從北平重回香港,由此在這裏開始了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儘管許多年後才對這身份有認同感。1960年,結婚,太太在大陸寶安縣教書,我們分離兩地直到1974年她重回香港。1972年,我辦的《七十年代》在左派陣營中崛起,那一年被邀到北京,見到一些要人,體會到的卻不是中共官方想要給我們的觀感。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開始面對表面明朗實際上卻灰暗的未來,社會從此開始了新的、延綿至今越趨激烈的矛盾。1996年,主權轉移將臨,港督彭定康預言,「香港的自主權……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2008年,與我相伴超過半世紀的妻子離世,我一度陷入長久的困惱中。2020年,香港繼反送中的絕望抗爭之後,來到全球疫情大爆發的時代。香港也在這一年實現告別一國兩制的「二次回歸」。
人說本命年是人生的一道坎。不過精通術數的哲學家勞思光生前對我說,本命年之坎,並非應驗在所有人身上,而是還要有其他命數配合的,所以毋須戒懼。但對於我來說,鼠年至少是人生的一個關口,悠長歲月中的每一個鼠年都像是一個里程碑。或者如弘一法師遺言所說的「悲欣交集」,悲是悲眾生,欣是欣幸走了過來,欣幸在自主命運中有新的覺悟。
過去幾年,每年都有新老朋友同我慶生。今年最冷清。有朋友問我:會不會悶?會不會感到孤獨、寂寞?孤獨與寂寞不是同義語,孤獨的人不一定寂寞,反而許多朋友一起鬧鬧哄哄的人往往是寂寞的。寫作人大都孤獨而不寂寞,一個人在那裏思想飛揚,如莊子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昨天看港台的視點擂台,兩個年輕人黃之鋒和民建聯的林琳一對一辯論,糾纏着一個問題,甚麼是幸福?好像各說各的,沒有定論。
現代人的所有人文思想都從來沒有超越過古賢,而只是不同角度去解讀古賢。幸福的定義,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一語道破:「幸福的秘密是自由,自由的秘密是勇氣。」
人的不幸不僅是物質的匱乏,而且是在物慾追求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做了奴隸:權力的奴隸,金錢的奴隸,色慾的奴隸。
自由並不等同於行動上的自由。自由的意思是自主,是為自己的準則而活的藝術。
×××
今年的生日,我也懷想到去年(2019)今天告訴我她也是農曆3月22生日的朋友Venny Lai,去年十月她在大阪旅行時突然過世,我知道時震驚不已。她妹妹一直放不下傷懷。我生日的願望之一是希望她妹妹和朋友們不要被不受操控的事情困擾。
人生有困難,有困擾。困難是你可以解決或經過努力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困擾是已經過去的或不受人為操控的事情。人的逝去是其中之一,目前的疫情何時結束?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操控的。作為個體來說,不須為這樣的事困擾。
敏儀傳送一首歌給我,是1943年歌手Vera Lynn演唱的We'll Meet Again,來自Vera Lynn主演的同名電影。這首歌是1939年由Ross Parker和Hughie Charles作曲作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最著名的歌曲,激發士兵們的戰鬥意志以及他們的家人和愛人的共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C4meGkNyc&feature=youtu.be
朋友們,我們會再次相見。在這之前,仍然可以在網絡中以文字或聲音相見。
勞思光 在 李怡 Facebook 八卦
世道人生:時代使命 - 李怡
倪匡兄說,他想不到現在香港人會如此勇敢抗爭,一兩百萬人上街,年輕人不顧死活地在前線衝。他說,如果當年香港人這樣站出來反對共產黨統治,莫說百萬人,就算50萬人,英國也不敢把主權拱手給中共。那時候的香港人不認識共產黨真面目,「只有我跟你幾個寫作人反對,整個社會沒有強烈回響。失去了大好時機。」
在中英談判期間,勞思光、徐東濱及包括我在內的幾個知識人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就延續英國管治設想了不少方案,但在社會得不到回應。擔心97後景況的人紛紛移民,無法移民的就接受宿命;也有包括當時的大學生在內的少數人,相信會有真正的港人民主治港。一種朦朧的民族意識,覺得要英國延續殖民統治似乎「不道德」。行政局議員鍾士元率團奔走倫敦、北京,表達香港人對主權轉移的憂慮,在倫敦不太受重視,到北京見鄧小平則不歡而散。在中英談判大局已定的時候,他接受我訪問,疲倦地說:「你叫我跟中英對抗,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後盾,沒有選民。」1984年戴卓爾夫人在香港舉行記者會,時任記者的劉慧卿問她:「你們將500多萬香港人交給獨裁的共產政權,在道義上是否說得通?」她回答說,我們甚麼都做了,「所有香港人都滿意,你是唯一的例外。」當然不是,實際上是絕大部份香港人不滿意,但確實沒有太強的抗議聲音。
原因是當年香港人縱使有些人有舊日經驗,但現實生活中並沒有受壓迫欺凌的感覺,跟現在香港人的切身感受不一樣。香港人沒有經過民主洗禮,自由法治是英國統治帶來的,毋須香港人去爭取,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而不覺珍貴;沒有壓迫感窒息感,也就沒有抵死抗爭的意識,連遊行示威也發動不起來。現在回過頭去看,不是錯失機會,而是沒有機會——不存在可以發動民眾的氣候和條件。
現在香港人的奮起抗爭是不是已經時不我與了呢?不錯,香港已成專制政權的囊中物,就力量對比來說,香港的抗爭確實是以卵擊石,沒有勝算。但這種以弱抗強的鬥爭,也賦予了香港抗爭運動令全世界驚訝佩服的正義光環。早兩天,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班農接受訪問時說,香港年輕人「一次又一次堅韌不拔、志在必得、毫不鬆懈、絕不退縮地上街抗爭,他們是當代英雄,應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他們向世人展現自由的男女,面對極權毫不示弱、挺身而出的精神,他們不僅是全世界年輕人的榜樣,而且是所有人的榜樣,我覺得非常偉大,歷史就在我們面前,香港遊行必將載入史冊。」並說,如果中共惱羞成怒,像六四那樣鎮壓,那麼中共的死期也到了。
歷史上香港人錯失了一個免於落入極權手中的機會,正因如此,歷史也給了香港人一個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機會,就是以微弱的自由力量,去抗拒一個超強的專制力量。而微弱的自由力量的背後,是全人類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追求自由的心靈。香港人現在就站在人類歷史上自由對抗奴役的最前線,螳臂擋車。也許你會說,勢單力薄的香港幾百萬人,擔負得起這樣的重任嗎?當然擔負不起,但是,幸也罷,不幸也罷,生在這時代的香港,不想做奴隸除了抗爭就沒有選擇,這就是香港人的時代使命。
勞思光 在 Gavinchiu趙氏讀書生活 Youtube 的評價
隨着香港社會的徹底撕裂,警隊和市民中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但是警隊中人不乏反對中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處理香港社會問題,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警隊已經成為了義氣團體,再以團體中只講義氣,不重是非。是次請來陶國璋教授討論這個問題,陶國璋教授畢業於中文大學和新亞研究所,師從老師勞思光、牟宗三等哲學大師。
《趙氏讀書生活》,一個歷史學者的視頻,分享學術、社會、政治經濟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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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理性與良知原則:民主政治的兩塊基石
民主政治是否是最有效益的社會模式,答案是否定的,許多人對「拉布」反感,就是它沒有效率‥‥。勞思光先生對民主政治的評語:雖然「民主政治的作用只不過避免小數人犯上不可逆轉的惡(evil)」。政治圈內的爾虞我詐,權力鬥爭,稍有理想的人都不願沾汙自已;可是,為了「避免小數人犯上不可逆轉的惡」志士人仁仍要參政,對抗不公義的社會,這是理性與良知原則。
陶國璋(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周保松(中文大學政治行政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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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 在 勞思光 - 求真百科 的八卦
勞思光 (1927-2012),生於陝西西安,本名榮瑋,字仲瓊,號韋齋,祖籍湖南長沙,當代漢語學術界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