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內部,有個令人聞風喪膽的地域,人稱三蘆。
那是被淡水河及兩條疏洪道環繞、由水路區隔開來的獨立區塊,宛如文明都市裡的一座孤島。
跟島外的和平繁華相比,島內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
有道是,勸君多長一隻手,再到三蘆街上遊。
紛擾、動亂、無序,宛若九龍城寨再世,生活在這篇非法地帶的每一天都是戰爭。
若要從雙北地區找出一股能抵擋台中的勢力,也許只有這個地方。
只有最險惡環境,才能造就最兇悍的戰士。
□
桃園與台北的疆界,兩方人馬對峙,彼此都嗅到了同類的氣味。
「台中人不拿槍,敢到三蘆街上走嗎?」三蘆軍挑釁。
「你真有種,就到沙鹿來按一次喇叭試試。」台中軍豎起中指。
叭──
一個三蘆軍毫不客氣地按著手中的汽笛。
他身後的上百隻汽笛緊接著響起,一時間宛若選舉造勢現場。
這是再明顯也不過的挑釁。
尖銳的汽笛聲就像一根根銳利的鋼針,不斷刺激著台中人火爆的神經。
很多台中人將按喇叭視為街頭開戰的信號,也因此有了「三車三響」的傳統。
所謂的三車三響,意思是說如果有人在台中街上按了一聲喇叭,就需要提前叫警車來處理。
按兩聲喇叭,則是救護車等級的事件。
若你聽見有人按了三聲喇叭,那麼就可以省略以上兩個步驟,直接預約靈車來收屍了。
這種心照不宣的危險默契,讓外縣市的人路經台中時往往連人帶車開啟靜音模式,以免客死異鄉。
然而瘋狂鳴笛的三蘆軍只是漫不在乎地打了個呵欠。
「蘆洲火車站,火字下面喬,笑你不敢。」他們嘴角微揚。
自古以來,「桃園打架坡」、「基隆天空競技場」、「三重天台商場」併稱北台灣三大聚眾鬥毆聖地,吸引無數格鬥家從全台各地慕名而至。
但是真正的內行人都知道,論單打獨鬥,蘆洲火車站火字正下方那個不起眼的擂台才是最窮凶極惡、同時也最具公信力的格鬥場所。
傳聞在過去數十年間,只有一個男人成功活著走下擂台。
「可以啊,但是記得下次槍戰不要帶刀,很丟臉。」台中軍嗤之以鼻。
氣氛並沒有想像中的劍拔弩張,這場戰爭的爆發太過奇怪,彷彿是有人在背地裡操縱好了一切。
每天都活在戰爭中的三蘆軍對真正的火藥味極其敏銳,老早就發現了異樣。
「真打也好,假打也罷,反正打贏就對了。」台中軍拍拍臉頰,振奮精神。
雙方僵持了數秒,一個三蘆軍突然嘆了一口氣。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三蘆對上台中到底誰會贏。」他無奈地苦笑:「但這個問題恐怕永遠不會有答案了。」
凶神惡煞的三蘆軍緩緩向兩旁退開。
台中軍一愣,一時間無法理解眼前的情況。
那絕非怯戰的退避,也不是友好的讓路。
那更像是過馬路的時候,不想被大卡車撞到的閃躲。
框鏘。
隊列深處傳出沉悶的金屬敲擊聲。
突然其來地,台中軍的每個人,全身上下的每根汗毛全部豎了起來。
他們不可能沒有聽說過,這位台灣個體巔峰戰力的代表。
歷史記載上,唯一在蘆洲格鬥淘汰賽奪冠並且生還的男人。
「博啟……天尊……」台中軍的眼瞳微微收縮。
狂霸的氣息撼動全軍,天下無雙的男人昂首闊步地走了出來。
天尊的背上扛著一根掛滿槓片的奧林匹克標準槓,恐怖的重量讓槓身微微彎曲。
他用弓步深蹲的姿勢前進,每踏出一步,背上的槓片就會相互撞擊,發出金屬擠壓的悲鳴。
天尊的眼睛不大,眼神卻很銳利,魁武的身軀上烙著圖騰般的刺青,活像是戰國時代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上古神將。
他的身後沒有跟隨著千軍萬馬。
他一個人就是千軍萬馬。
巨大的威脅感壓迫下,台中軍裡一輛水泥車的駕駛怕到失去理智,腳掌肌肉緊張收縮,一瞬間踩緊油門。
霎時間,整輛水泥車失控暴衝,直直朝天尊撞了過去。
轟。
天尊晃了一下。
水泥車好像撞到一座山,錯愕地停住。
「尬拎拿機掰。」天尊單手抓住車頭。
司機驚慌失措地換倒車檔,猛踩油門。
嗡嗡嗡……
引擎發出無助的哀號,厚重的輪胎瘋狂空轉,吱吱嘎嘎在地面上刮出青煙,卻愣是一公分也無法逃離。
天尊另一隻手從口袋裡拿出一包乳清,用牙齒撕開包裝,把粉末狀的高蛋白倒入水泥車後面的攪拌罐。
攪拌罐轉動,緩緩拌勻水泥乳清。
「你他媽……」台中軍集體傻眼。
只見天尊腰間發力,車輪瞬間離開地面,整輛水泥車被抬了起來,充滿蛋白質的營養水泥咕嘟咕嘟灌入天尊口中。
他拋下水泥車,擦擦嘴巴。
天尊打了個飽嗝,灼熱的氣流宛如龍王吐息,遙遙噴在台中軍每一張錯愕的臉上。
「在座各位,都是三公分。」天尊獰笑。
無所畏懼的台中,終於向後退了一步。
這一退,就是氣魄上的全面敗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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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鄉文集《靠岸》第十二章 工人首部曲
如果沒有國共內戰、沒有1955年大陳島的撤退,我想父親應該會追隨祖父農耕打漁,繼承家業,在浙江外海九平方公里的上大陳島,生兒育女,終其一生。如果,我註定要成為父親的兒子,那麼我勢必也會跟著父親下田耕種,春播秋穫;跟著父親操作單帆漁船,視四季漁訊,在無常的大海上討生活,一如父親追隨祖父、祖父追隨曾祖父一般。然而時代的巨變,不僅僅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來台後,既無學歷,亦一技之長的父親,只能成為當時台灣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用自己的勞力糊口,撐起一家的生計,和母親一塊,孖孖勤勤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工人生涯期間,父親曾被高處墜落的貨物砸中送醫,險些喪生;亦曾因長期忍飢挨凍,罹患三期胃癌,全胃割除,雖又從鬼門關逃過一刼,但過去八十幾公斤的壯碩身體,一場大病下來,只剩下四十公斤的嬴弱身子;這是我如今的父親,雖髮蒼齒搖,卻自在澹泊,他滿足於過去一生苦力的經歷,並在娓娓道來時,面露恬淡的微笑。
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召募下,由政府在花蓮美崙撥出的一塊地,和一群老鄉建造自己的家-大陳新村,當時是1956年,父親18歲。
「那時候的工錢一天六塊台幣,大鍋飯菜吃到飽,大家共睡自搭的工棚,也算包吃包住了。」父親回憶。
雖然錢少工苦,但這是一份幫鄉人親人重建家園的工作,越快蓋好房子,鄉親們就能越快在花蓮這塊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開展新的人生,於是每個參與這份重建工作的老鄉,莫不全力以赴,不消幾個月,全新的大陳新村已然落成,鄉親依照政府的配置,逐一遷入新居,人口少於四口的分六坪房,人口多於四口的,分十坪房,雖然只是水泥砌磚、柏油澆頂的平房,人人卻喜上眉梢,這群被戰爭逼著棄園毁家的人們,終於停止飄泊,在台灣東岸這塊瑰麗的新天地,重新落地生根。
幾個月沒日沒夜在工地蓋房子,父親從一個工地生手,竟也練就了當個工人的基本功夫,從扛磚挑砂、攪拌水泥、劈柴鋸木、板模砌牆,乃至水電接管、隔間裝潢,父親從生疏到熟練,而持續付出的苦力,亦讓父親鍛練出強健的體魄,為一生的工人生涯,奠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幾個月的辛勞,父親攢下他人生中第一筆小小的積蓄,年輕氣盛的父親,把一半的錢交給祖母,一半的錢拿去買了一套卡其服和一雙球鞋,以滿足當時追求時尚的虛榮心,向同儕炫耀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花起來很心疼,但穿起來很拉風!」父親為他這段工人生活的初體驗,下了這麼個總結。
不再有土地可以依附、不再有大海可以依存;曾祖父羅洪亮開拓的家業已在戰火中毁於一旦,而曾祖母羅李氏堅毅的身影,也和年少快樂的記憶,一塊留在那座只能在夢裡回去的島嶼。如今18歲的父親,既無學歷,亦無專長,面對茫茫前程,若要自立自強,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力謀生,似乎別無出處了。
新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父親又找了一份鋪馬路澆柏油的工作,一天15塊錢,在烈日曝曬、地面烘烤下,全身烏漬,汗流浹背,但父親甘之如飴,因為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建造新村的一倍,可惜一條馬路很快就完工了,父親開始到處尋求其他打零工的機會,但是時有時無,父親心有餘,卻機會不足,漸漸閒置在家的時間,遠遠大於出門打工的時間,而且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父親愈來愈感覺惶惑茫然,他不怕吃苦,但必須賺錢,尤其身為長子,他有義務分擔祖父母的家計,讓底下四個弟弟、二個妹妹,能有飽食足衣的生活,但時不我予,父親對於未來,充滿了憂慮。
1952年9月,政府決定重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瓜溪北岸的「銅門發電廠」,那是座建於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座地下水力發電廠,設有八千瓩發電機三組,但在1944年間被大水沖毁。1956年,時年18歲的父親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重建工程。
這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卻異常辛苦。父親一報到,先擔任水泥挑夫,論斤計酬,一公斤水泥一塊台幣,須徒步從銅門把水泥挑到奇萊,約莫35公里的崎嶇山路。這個工作看似報酬豐厚,但真的去做,才知道非常難賺。力氣大有經驗的挑夫,一趟可以挑50公斤,一天挑一趟賺50塊台幣。父親有自知之明,第一天挑,只挑30公斤,盤算由淺入深、從輕到重,體力應該可以負荷,而另外一位和父親年紀相當的表哥想賺多一點,決定挑35公斤。
他們二個表兄弟從清晨四點多就摸黑出發,起初還算輕鬆,肩挑30公斤的水泥,尾隨其他挑夫,循著上坡山路,一路疾走,期間倆兄弟還能有說有笑,但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過後,逐漸覺得雙肩愈來愈沈,兩腿越來越重,其他的挑夫雖然挑得比他們重,腳程卻比他們快,沒多久就遠遠拋開他們,在七轉八折的山間,消失了身影。在這人湮罕至的深山裡,兩個表兄弟心裡叫苦連天,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硬著頭皮,舉步維艱地向前走。父親的表哥尤其痛苦,因為多背了五公斤,簡直快把他的背脊給壓斷了,途中倆人還嚎啕大哭了一場。
好不容易終於把水泥挑到目的地,已是晚間八點,山區黑影幢幢,倆人還得就著星光摸黑走山路回家,待回到家中,已不知是凌晨何時了。事隔幾天,兩個表兄弟心有不甘,又上山挑戰這份挑夫工作,發現真的是挑不動,這才決定放棄。
所幸工頭又把這二個少年,安排去做攪拌水泥的工作。工班一組四個人,都是大陳老鄉。
「一包水泥、二畚斗沙、四擔粗沙,倒水,攪拌!」那時可沒什麼預拌混凝土機,打水泥全靠人工,一遍一遍、一輪一輪的打,通常打個三遍,打好了,就有輸送帶把打好的水泥送到別處。父親等人再繼續打其他的水泥,此期間不能中斷,一定要打到好才行,所以有時候一打就24小時,不眠不休地打,打完一番可以休息好幾天。
在銅門發電廠工作期間,雇主並沒有提供伙食,三餐要自己打點,父親通常就是白飯配辣椒,只要把辣椒烤一烤咬著就飯吃,再加點梅甘菜,就打發了一餐飯。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辣椒吃太多了,父親後來一直有胃痛的毛病。
過了一段時間,工頭要父親這個工班改去木瓜溪挖沙、洗沙。這是一個糟糕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做白工。工班先到河裡挖沙淘洗,再用流籠把挖洗好的沙運到山上。但麻煩是,溪況並不穩定,有時候大水一來,好不容易挖好、洗好的沙就會被沖走,遇到這種情形,一毛錢都領不到,倘若山洪暴發,還有生命危險。父親做了一個多月,因為賺不到錢,才決定放棄。
而後透過朋友介紹,父親爭取到銅門路段,道路保養維護的工作,一天工資22元,一個工班約十七、八個人。當時花蓮銅門一帶的山路,土質鬆軟,極易坍方,一旦發生土石崩坍掩埋路面,保養班就要立即出動,清除路面土石,以確保道路暢通。這好比現在的蘇花公路坍方,立刻會有工班到現場日夜搶通,所差別者,現在都是用怪手、推土機搶通道路,父親那時候卻是一鏟一擔地清運土石,倘若又有土石在同地點落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無論如何,這已是相當輕鬆穩定的工作了,父親做了近三個月後,工班解散,又回復四處打零工的窘境。
此後,父親曾到木瓜溪運木頭、太魯閣建小鐵路、豐濱鄉開墾農地,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父親幾乎無役不與。
有一次強颱來襲,蘇花公路坍方,父親接到工頭的通知去清運道路,因為交通中斷,無車可坐,只好頂著狂風暴雨,徒步走進災區。父親隨著臨時工班,冒著風雨,日以繼夜挖石搬土,颱風雖已離去,但外圍環流仍然強大,海風呼嘯,海邊巨浪拍岸,沖起一道道飛天的水花,父親一直做了一個多禮拜,終於搶通蘇花公路,然而工作的報酬,是視土方清運的體積來計算,這一個多禮拜到底清了多少土石,又全由工頭說了算,結果父親只領了完全不符工作所得的少許工資回家,而且因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
父親當時雖然年少,但早已對工人辛苦危險的工作處境,瞭然於心,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拚生計就是了。但是最讓父親難以隱忍的,就是遇到刻薄的工頭,不但苛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工人完成工作後,工頭領到雇主的酬勞就跑了,可憐的工人連一毛錢也沒拿到,尤其父親年紀又小,有些工頭會故意欺負父親,令父親無可奈何。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經常遭到苛扣工資的工人們慢慢懂得提防不肖的工頭,要求工資必須每週結算一次,不會等到工作完工才算錢,這才稍稍有了一點保障。
父親記憶裡,也有隨著其他年輕工人們刻意戲弄工頭的趣事。曾有個工頭戴一只手錶,他規定工人們一天中要扣除中餐及午休的時間,做滿八小時的工,並按照他的手錶來計算大家的工時。有天早上,工人們趁工頭不注意,偷偷把工頭放在工寮的手錶調快半小時,到了傍晚再調快半小時,結果那一天,大家就少做了一個小時的工,稍稍滿足內心的反抗的快感。
至於父親提及當年的工人,是拿生命拚生計,並非戲謔之言,父親隨口就舉了好些例子。
「中橫剛開路時,我們大陳新村裡有個新婚的年輕少婦,每天定時上山幫工人們燒飯,有天就在她上山時,山腰剛好在炸山,大批土石滾流落下,當場就把她埋了,家屬連屍體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的賠償,死了就死了!」父親回憶。
父親還有個同齡的結拜兄弟,和父親一起去山上開路,同時幫忙運送土方,工程地點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山崖。當時也是事發突然,父親那位結拜兄弟在前面推著車,不知怎地瞬間向前滑衝,父親眼睜睜看他連人帶車掉到百公尺的山崖下,當場摔死,時年才20歲。活生生的人出去,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回來,令家屬肝腸寸斷!
在花蓮近三年打零工的生活,直到父親20歲接到兵單才暫時告一段落,二年的兵役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至少在保家衛國的同時,足以讓父親沈澱思索未來的人生,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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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國共內戰、沒有1955年大陳島的撤退,我想父親應該會追隨祖父農耕打漁,繼承家業,在浙江外海九平方公里的上大陳島,生兒育女,終其一生。如果,我註定要成為父親的兒子,那麼我勢必也會跟著父親下田耕種,春播秋穫;跟著父親操作單帆漁船,視四季漁訊,在無常的大海上討生活,一如父親追隨祖父、祖父追隨曾祖父一般。然而時代的巨變,不僅僅改變了父親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來台後,既無學歷,亦一技之長的父親,只能成為當時台灣社會中最底層的工人,用自己的勞力糊口,撐起一家的生計,和母親一塊,孖孖勤勤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工人生涯期間,父親曾被高處墜落的貨物砸中送醫,險些喪生;亦曾因長期忍飢挨凍,罹患三期胃癌,全胃割除,雖又從鬼門關逃過一刼,但過去八十幾公斤的壯碩身體,一場大病下來,只剩下四十公斤的嬴弱身子;這是我如今的父親,雖髮蒼齒搖,卻自在澹泊,他滿足於過去一生苦力的經歷,並在娓娓道來時,面露恬淡的微笑。
父親到台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政府的召募下,由政府在花蓮美崙撥出的一塊地,和一群老鄉建造自己的家-大陳新村,當時是1956年,父親18歲。
「那時候的工錢一天六塊台幣,大鍋飯菜吃到飽,大家共睡自搭的工棚,也算包吃包住了。」父親回憶。
雖然錢少工苦,但這是一份幫鄉人親人重建家園的工作,越快蓋好房子,鄉親們就能越快在花蓮這塊新的土地上,重新扎根,開展新的人生,於是每個參與這份重建工作的老鄉,莫不全力以赴,不消幾個月,全新的大陳新村已然落成,鄉親依照政府的配置,逐一遷入新居,人口少於四口的分六坪房,人口多於四口的,分十坪房,雖然只是水泥砌磚、柏油澆頂的平房,人人卻喜上眉梢,這群被戰爭逼著棄園毁家的人們,終於停止飄泊,在台灣東岸這塊瑰麗的新天地,重新落地生根。
幾個月沒日沒夜在工地蓋房子,父親從一個工地生手,竟也練就了當個工人的基本功夫,從扛磚挑砂、攪拌水泥、劈柴鋸木、板模砌牆,乃至水電接管、隔間裝潢,父親從生疏到熟練,而持續付出的苦力,亦讓父親鍛練出強健的體魄,為一生的工人生涯,奠下良好的基礎。
經過幾個月的辛勞,父親攢下他人生中第一筆小小的積蓄,年輕氣盛的父親,把一半的錢交給祖母,一半的錢拿去買了一套卡其服和一雙球鞋,以滿足當時追求時尚的虛榮心,向同儕炫耀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花起來很心疼,但穿起來很拉風!」父親為他這段工人生活的初體驗,下了這麼個總結。
不再有土地可以依附、不再有大海可以依存;曾祖父羅洪亮開拓的家業已在戰火中毁於一旦,而曾祖母羅李氏堅毅的身影,也和年少快樂的記憶,一塊留在那座只能在夢裡回去的島嶼。如今18歲的父親,既無學歷,亦無專長,面對茫茫前程,若要自立自強,除了販賣自己的勞力謀生,似乎別無出處了。
新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父親又找了一份鋪馬路澆柏油的工作,一天15塊錢,在烈日曝曬、地面烘烤下,全身烏漬,汗流浹背,但父親甘之如飴,因為這份工作的工資,是建造新村的一倍,可惜一條馬路很快就完工了,父親開始到處尋求其他打零工的機會,但是時有時無,父親心有餘,卻機會不足,漸漸閒置在家的時間,遠遠大於出門打工的時間,而且根本賺不了什麼錢。
父親愈來愈感覺惶惑茫然,他不怕吃苦,但必須賺錢,尤其身為長子,他有義務分擔祖父母的家計,讓底下四個弟弟、二個妹妹,能有飽食足衣的生活,但時不我予,父親對於未來,充滿了憂慮。
1952年9月,政府決定重建位於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木瓜溪北岸的「銅門發電廠」,那是座建於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座地下水力發電廠,設有八千瓩發電機三組,但在1944年間被大水沖毁。1956年,時年18歲的父親在朋友的介紹下,參與了重建工程。
這是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卻異常辛苦。父親一報到,先擔任水泥挑夫,論斤計酬,一公斤水泥一塊台幣,須徒步從銅門把水泥挑到奇萊,約莫35公里的崎嶇山路。這個工作看似報酬豐厚,但真的去做,才知道非常難賺。力氣大有經驗的挑夫,一趟可以挑50公斤,一天挑一趟賺50塊台幣。父親有自知之明,第一天挑,只挑30公斤,盤算由淺入深、從輕到重,體力應該可以負荷,而另外一位和父親年紀相當的表哥想賺多一點,決定挑35公斤。
他們二個表兄弟從清晨四點多就摸黑出發,起初還算輕鬆,肩挑30公斤的水泥,尾隨其他挑夫,循著上坡山路,一路疾走,期間倆兄弟還能有說有笑,但一個小時、二個小時、三個小時過後,逐漸覺得雙肩愈來愈沈,兩腿越來越重,其他的挑夫雖然挑得比他們重,腳程卻比他們快,沒多久就遠遠拋開他們,在七轉八折的山間,消失了身影。在這人湮罕至的深山裡,兩個表兄弟心裡叫苦連天,但又不能半途而廢,只能硬著頭皮,舉步維艱地向前走。父親的表哥尤其痛苦,因為多背了五公斤,簡直快把他的背脊給壓斷了,途中倆人還嚎啕大哭了一場。
好不容易終於把水泥挑到目的地,已是晚間八點,山區黑影幢幢,倆人還得就著星光摸黑走山路回家,待回到家中,已不知是凌晨何時了。事隔幾天,兩個表兄弟心有不甘,又上山挑戰這份挑夫工作,發現真的是挑不動,這才決定放棄。
所幸工頭又把這二個少年,安排去做攪拌水泥的工作。工班一組四個人,都是大陳老鄉。
「一包水泥、二畚斗沙、四擔粗沙,倒水,攪拌!」那時可沒什麼預拌混凝土機,打水泥全靠人工,一遍一遍、一輪一輪的打,通常打個三遍,打好了,就有輸送帶把打好的水泥送到別處。父親等人再繼續打其他的水泥,此期間不能中斷,一定要打到好才行,所以有時候一打就24小時,不眠不休地打,打完一番可以休息好幾天。
在銅門發電廠工作期間,雇主並沒有提供伙食,三餐要自己打點,父親通常就是白飯配辣椒,只要把辣椒烤一烤咬著就飯吃,再加點梅甘菜,就打發了一餐飯。也不知道是不是當時辣椒吃太多了,父親後來一直有胃痛的毛病。
過了一段時間,工頭要父親這個工班改去木瓜溪挖沙、洗沙。這是一個糟糕的工作,不但辛苦,而且容易做白工。工班先到河裡挖沙淘洗,再用流籠把挖洗好的沙運到山上。但麻煩是,溪況並不穩定,有時候大水一來,好不容易挖好、洗好的沙就會被沖走,遇到這種情形,一毛錢都領不到,倘若山洪暴發,還有生命危險。父親做了一個多月,因為賺不到錢,才決定放棄。
而後透過朋友介紹,父親爭取到銅門路段,道路保養維護的工作,一天工資22元,一個工班約十七、八個人。當時花蓮銅門一帶的山路,土質鬆軟,極易坍方,一旦發生土石崩坍掩埋路面,保養班就要立即出動,清除路面土石,以確保道路暢通。這好比現在的蘇花公路坍方,立刻會有工班到現場日夜搶通,所差別者,現在都是用怪手、推土機搶通道路,父親那時候卻是一鏟一擔地清運土石,倘若又有土石在同地點落下,後果不堪設想。但是無論如何,這已是相當輕鬆穩定的工作了,父親做了近三個月後,工班解散,又回復四處打零工的窘境。
此後,父親曾到木瓜溪運木頭、太魯閣建小鐵路、豐濱鄉開墾農地,所有大大小小的工程,父親幾乎無役不與。
有一次強颱來襲,蘇花公路坍方,父親接到工頭的通知去清運道路,因為交通中斷,無車可坐,只好頂著狂風暴雨,徒步走進災區。父親隨著臨時工班,冒著風雨,日以繼夜挖石搬土,颱風雖已離去,但外圍環流仍然強大,海風呼嘯,海邊巨浪拍岸,沖起一道道飛天的水花,父親一直做了一個多禮拜,終於搶通蘇花公路,然而工作的報酬,是視土方清運的體積來計算,這一個多禮拜到底清了多少土石,又全由工頭說了算,結果父親只領了完全不符工作所得的少許工資回家,而且因為受了風寒,大病一場。
父親當時雖然年少,但早已對工人辛苦危險的工作處境,瞭然於心,反正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拿自己的生命拚生計就是了。但是最讓父親難以隱忍的,就是遇到刻薄的工頭,不但苛扣工人的工資,甚至在工人完成工作後,工頭領到雇主的酬勞就跑了,可憐的工人連一毛錢也沒拿到,尤其父親年紀又小,有些工頭會故意欺負父親,令父親無可奈何。
所謂窮則變、變則通,經常遭到苛扣工資的工人們慢慢懂得提防不肖的工頭,要求工資必須每週結算一次,不會等到工作完工才算錢,這才稍稍有了一點保障。
父親記憶裡,也有隨著其他年輕工人們刻意戲弄工頭的趣事。曾有個工頭戴一只手錶,他規定工人們一天中要扣除中餐及午休的時間,做滿八小時的工,並按照他的手錶來計算大家的工時。有天早上,工人們趁工頭不注意,偷偷把工頭放在工寮的手錶調快半小時,到了傍晚再調快半小時,結果那一天,大家就少做了一個小時的工,稍稍滿足內心的反抗的快感。
至於父親提及當年的工人,是拿生命拚生計,並非戲謔之言,父親隨口就舉了好些例子。
「中橫剛開路時,我們大陳新村裡有個新婚的年輕少婦,每天定時上山幫工人們燒飯,有天就在她上山時,山腰剛好在炸山,大批土石滾流落下,當場就把她埋了,家屬連屍體都找不到,也沒有任何的賠償,死了就死了!」父親回憶。
父親還有個同齡的結拜兄弟,和父親一起去山上開路,同時幫忙運送土方,工程地點四周都是懸崖峭壁,稍一不慎就會跌落山崖。當時也是事發突然,父親那位結拜兄弟在前面推著車,不知怎地瞬間向前滑衝,父親眼睜睜看他連人帶車掉到百公尺的山崖下,當場摔死,時年才20歲。活生生的人出去,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回來,令家屬肝腸寸斷!
在花蓮近三年打零工的生活,直到父親20歲接到兵單才暫時告一段落,二年的兵役說長不長,說短不短,至少在保家衛國的同時,足以讓父親沈澱思索未來的人生,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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