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逆旅5 認同
文：阮義忠
《攝影家》雜誌在阿爾勒攝影節亮相後，逗留古城期間即接到許多投稿，其中，瑞士迪埃亞茲家族的五代攝影家作品讓我格外感興趣，因此毫不猶豫地把這組照片納入第5期，並把封面獻給第一代的阿豐・迪埃亞茲（Alphonse Deriaz, 1827-1889）。
攝於1872年的這張肖像十分有趣，有著古意盎然的酒紅色調。少年可能是穿上了自己最體面的行頭，西裝、馬甲、領巾、懷錶一樣不缺，髮際間卻插著梳子。可以想見，照片還沒正式開拍，整理儀容的人暫時走開，少年卻依舊正襟危坐，不敢造次，只是眼神隨之而去。畫面清楚傳達，在距離現在140多年的當時，照相這件事的確非同小可。
記得這期雜誌編好後，還未上版付印我就去了美國，在紐約與國際攝影中心（ICP,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的創辦人科涅爾・卡帕（Cornell Capa）會面。相較於兄長羅伯(Robert)，他可謂謹慎過度，對來自台灣小島的我態度保留、頻頻刺探《攝影家》未來幾期的內容。當我提到即將刊登迪埃亞茲家族的作品時，他濃眉一挑：“他們的作品並未被重視，為何引起你的興趣？”
“攝影術才發明了一個半世紀，這一家五代卻幾乎涵蓋了攝影史的每個階段。從最早的照相館肖像到對世界的探索，從時代軌跡的留影到對不同種族的關懷，再反映社會變遷後相機轉為表達自我的工具。五代的攝影風格截然不同，正可從中看出社會環境、時代腳步與藝術品位是如何影響著攝影人的心、眼與觀念。”我由衷地表示：“身為編輯就要率先作判斷、定標竿，不能只是人云亦云、錦上添花。對於被遺忘、埋沒或低估的作者，我喜歡讓它們得到應有的肯定。“
在成為一位優秀的照相館師傅之前，阿豐在村裡找不到工作，去英格蘭當過僕人，到澳洲挖過金礦、開過商店，始終厄運連連，直到認識了攝影、習得逐漸流行的濕膠棉底片工藝。在巴黎受聘記錄法國著名遺跡後，回到家鄉包摩斯(Baulumes)開照相館。當時的他絕對料想不到，此舉對後代子孫的影響有多大。
作家派崔克・迪茲－溫克（Patrick Deedes-Vincke）發現，每一代的迪埃亞茲都曾離開家鄉四處旅行，但在超越自己的能力行事時都會失敗。“攝影對迪埃亞茲家的人而言，從來就不是單純的消遣或社會標誌，而是一種需要。他們接納當時的現代主義、塑造獨特的個人風格，使自己成了這一行的先驅。顯現此家族攝影傳統的不僅是冒險家的好奇心，還有一顆極為單純的心靈。“
同期內容還有派崔克・札克曼（Patrick Zachmann）的猶太人與中國人系列。他表示，選擇新聞攝影是因為一來他不相信自戀，再來就是天生對外在世界和人感興趣。不過也很可能是因為新聞攝影是他的不在場證明，是避免面對面看著自己的一種方法。”
尼克・瓦普林頓(Nick Waplington)的〈起居室〉，尤其是那張三個魔鬼一般、用吸塵器清掃草坪的小女孩，被他的老師理察・阿文東（Richard Avedon）盛贊：“這張照片顯示了所有主幹——這是一個完全具原創性和充滿動力的藝術家的畢生傑作。”
羅伯・卡帕曾說：照片如果拍得不夠好，那是因為你靠得不夠近。布魯斯・基頓(Bruce Gilden)在當學生時發現這句話，當下就決定以此為自己的座右銘。二十年後，在〈面對紐約〉這組照片裡，此話儼然成了他的作品主題。印象深刻的是，幾年後我組織台灣攝影家前往紐約聯展，基頓還特地前來致意。
台灣的林柏樑用鏡頭呈現了鄉土民俗：“我的台灣人背景不同於那些對中國士人文化感興趣的將領官僚們。他們聽的是京戲，我聽的是在小鄉鎮上、寺廟前演出的台灣歌仔戲。我的品味比較粗俗，我對生命和靈魂比對故宮收藏品的完美高雅更感興趣。我覺得只有在民俗傳統裡，才找得到中國人真正的生活、思想與智慧。“
此外，還有大陸老一輩攝影家吳印咸的作品精選。當過電影攝影師、教過書、做過美工設計的他，在一步步邁向成功之際，接受共軍領導人物周恩來及葉劍英的邀請，放棄一切到延安，記錄共軍在最艱困環境之下重建戰備力量的史實。
有了這些豐富的素材，法蘭克・霍瓦便想了一個點子，說這期乾脆作個〈認同〉專號，探討攝影家在主觀與客觀之間的取捨。他寫的編輯前言很有意思：
“起初，一切似乎如此單純：這兒是個拍照的，那兒是個世界，鏡頭位於兩者之間。料想中，是要忠實複製面前的世界。一切似乎井然有序，然後，一位德國教授奧圖・斯坦能（Dr. Otto Steinert）發明了「主觀攝影」一詞，用來定義受現代繪畫所啟發的攝影實驗。這位教授不明白：只要同一件事物有不同的拍攝法，那麼所有的攝影就都是主觀的。
到現在許多人已經覺察到，一張照片對關於攝影者與被攝對象的種種，說得一樣多。攝影者當然是最先瞭解到這一點的人之一，其結果卻是悲哀的；許多人在拍照時無法不擔憂：我要說些什麼關於自己的話呢？總之，這就產生了認同的問題。“
吳印咸先生我是在1989年見到的，那也是我首度造訪大陸，當時民間還用糧票，港澳台胞則持外匯券消費。藉著陪岳父岳母返鄉探親之便，我到北京拜訪了出版《當代攝影大師——二十位人性見證者》簡體字版的中國攝影出版社，認識了《中國攝影史》的作者之一陳申。取得該書的繁體字版權後，我回台灣就立刻成立了攝影家出版社。
當時的北京看不到幾輛私家轎車，到處都是腳踏車，陳申也借了我一輛讓我自己逛。人生地不熟，我就在不同時分看著自己的影子辨認方向，在幾百年未變的胡同裡鑽來鑽去，彷彿身在三十年代那些作家描寫的老北京，頗有樂不思蜀之感。
我很想見見老一輩的攝影家，陳申便幫著跟吳印咸定了約會。採訪吳老的當兒，我是想介紹他的作品給台灣讀者，沒想到材料一擱兩年多，直到自己辦雜誌後才刊出。記得吳老說他的底片都由單位保管，不在手上，讓我於一本印刷粗糙、薄薄幾頁，每張作品都只有撲克牌大小的展覽目錄上勾取作品，過了幾天才請人將一紙袋的5x7“照片送來我的旅館。
當時台灣開放大陸探親才兩年，兩岸之間的氣氛仍然詭譎，我在〈會見吳印咸〉一文的開頭就寫著：“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長久生活於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下，在現實生活與思想觀念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而其中又以對中國本身的認同，看法最為分歧。像我這樣背景的人——40歲左右，在台灣出生，受國民黨教育長大的一代，和吳印咸那樣背景的人——90歲，忠貞資深的共產黨員，一個老革命份子，存在這樣兩個中國人之間，當然有命運所造成的很大距離，甚至有永遠無法溝通之處。因此，我與吳印咸交談時，兩人幾乎隨時都在閃躲著什麼似的，一點都不像攝影家在溝通，倒像是兩位外交人員。“
會見吳印咸的那年我煙癮仍大，寫這篇文章時剛戒煙幾天，原本一根香菸在手文思泉湧，那時卻搞了一個多禮拜還下不了筆。雖然知道，只要衝出去買包菸就會一切如常，可還是硬忍了下來，靈機一動，要太太跟我坐在電腦前，我說、她打，最後再把文章印出來修改。
從那時起，我的文章就少不了袁瑤瑤；起先她還老老實實地聽話照打，一年多後竟開始批評起我來，有時還擅自更動內容。夫妻倆吵了又吵，到最後我只有妥協，封她個“阮評家”——批評阮義忠的專家。不過，憑良心說，老伴把我的文章改得不錯，很多時候比原先更好。
為了《影像逆旅》這個專欄，我終於有理由把這份雜誌一期期、一頁頁地再仔細翻閱。每張影像都鮮活如昔，每位作者我都沒有忘記與他們交往的情形。回望之際，竟覺22年逝如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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