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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是智慧生活發展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能讓市民朋友有更穩定、更快速、更方便的網路友善環境，是我未來很重要的努力目標。
智慧城市政策，除升級基礎建設、加速全市光纖線路佈設及連結外，也深化每一個智慧聯網(IoT)服務的細節，善用如定位服務、電子支付機制、資料庫規格雲端化等功能加速便利各項公共生活，並積極開放資料與相關應用成為產業機會，如未來將定期舉辦「Open Taipei」黑客松（Hackathon）；結合眾人的力量，共創更好、更便利的未來。
友善台北，智慧城市，台北更聰明、更方便。
這是我化Emo為Passion所寫的文章，如果你同意我的argument，請share！
我挺黄明志
一个怪咖艺人的“文化反叛”
文/丘光耀博士
马来西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
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是天赋给这片赤道土地的资源，如果运用得当，它不仅可展现混杂交融的亚洲风采，也让马来西亚在全球化竞争大潮下享有非凡的软实力。
道理很简单，当代世界已不再独尊单元文化，单元其实很压抑，单元聊无生趣，单元扼杀创意，说白一点的比喻，单元（近亲）繁殖出呆子。
反之，文化要能展现活力，就必须有交叉碰撞，要能兼容并包、要能自由交融、要能衍生新态、要能共生并举。
故此，凡在全球市场佈局的跨国大企业，在人事招聘方面，都会优先吸纳具备跨文化背景的尖顶人才。因此人的文化和教育背景越多元，在全球和区域营运战略上就越具备处理複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名牌大学的招生和用人制度也是如此，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国际化、科际整合、颁发奖学金等方面，都爱吸引跨文化人才。反观用肤色作为大學录取标准，在马来西亚似乎仍大行其道。
倘若连企业和学界都如此重视多元文化，国家要发挥竞争力岂能例外？
遗憾的是，巫统领导的国阵政府，自独立建国以来，因狭隘意识形态作祟，就是执意要将马来西亚型塑成一个“马来人的国家”，尤其在513事变后，更是透过新经济政策和国家文化政策，来全面推进单元化的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议程。
巫统独尊马来文化霸权，导致数十年来非马来人权益不断受到压抑，马来西亚俨然成为了“Tanah Melayu”；中后期巫统为了和伊斯兰党争夺马来保守选民的支持，更不惜削弱世俗宪政的精神，朝野相互操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遂怂恿了“Bumi Islam”的叫嚣。
在Tanah Melayu和Bumi Islam两股力量夹击下的多元文化主义，其免于被恐吓和打压的自由发展权利，无须赘言，其艰难度可想而知。
一句话，总体保守化的国家单元文化态势，正是当今我国公共生活最备受压抑的关键之处。非但非马来民众不敢公开讲，在野的政治人物（尤其非马来议员）也不愿去触碰这个高度敏感的雷区，因为这不仅是“政治不正确”，更被认作是一个不顾全大局的麻烦製造者，甚至還会因言论入罪，惹祸上身。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主行动党，曾高举“文化民主”的鲜明旗帜，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力抗巫统的“马来人支配主义”，获得非马来社群的强大支持。举凡任何试图侵蚀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权益的政策出炉，民主行动党无论在议会内外均站在第一线，和巫统周旋到底。
然随着时局的变迁，掌握局部执政权力的民主行动党，在面对巫统和伊斯兰党文化霸权步步进逼的挑战下，为了“争取开明马来人”；为了不被巫统标籤为“反马来人，反伊斯兰”的刻板印象得逞；更为了改朝换代的历史使命，民主行动党在“文化民主”的阵地，选择低调迂迴的战略，只靠打“经济民主”牌，如揭发丑闻弊案，廉政理财和透明施政来鞭挞巫统。至于挑战土著特权、废除种族固打制、落实公务员体制改革、严格要求政教分离（反对伊斯兰渗透公共领域）等，这些显然对马来人和穆斯林不那麽“政治正确”之举，希望联盟的非马来人领袖，都很识趣地迴避之。
近日黄明志因发表音乐视频“Oh My God"而遭到警方逮捕一案，应该要放在这个大时代的文化脉络下检视，才能看到國陣的文化霸权，如何企图扼杀一个文化反叛的鲜活实例。
当大家对黄明志被捕都集体禁声，在野党明哲保身，公民社会逆来顺受之际，马来和伊斯兰文化霸权的威慑性意志遂告全面得逞。
当人人都處於不敢再旗帜鲜明地反抗马来和伊斯兰文化霸权的“新常态”，黄明志的“争议性MV”，从Negarakuku到OMG，一路走来，都显得创意满满，锋芒毕露，勇气可嘉。
你可以质疑黄明志的机会主义，也可以批判他的庸俗粗口，以及认为他有精明的市场盘算，甚至不屑他偶有“干回马枪”的江湖恶习，但你不能否定他的原创作品，在客观上确实发挥了颠覆伪善的主流价值，挑战国阵所建构的社会洗脑工程，以及质疑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和谐、容忍、团结、感恩、效忠、尊重”等宏大论述。讲得学术一点，他是很后现代主义的艺人，他正在解构霸权社会的罗格斯（logos），他在打破禁锢我们独立思考的思想枷锁。他是“文化反叛”的马来西亚典型艺人，他是类似1968年欧洲颓废青年反抗主流价值的文化嬉皮士。且不论他背后的动机是什麽，我们都不应该因人废言。
记得，我们今天声援的不是黄明志这个人，而是要捍卫一个法治文明社会对艺术创作的公民自由权利，也要捍卫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享有不被马来和伊斯兰文化霸权恐吓的反抗意志。
再则，请你不要因为不欣赏黄明志的怪咖个性和文化流氓习气，而对于国阵滥用公权力来打压一个后现代艺人的举措视若无睹，甚至还幸灾乐祸。
自由，在我看来，比任何的社会价值还要珍贵。“自由是一切社会价值之母”。
因為没有了自由，如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箝制了你我的新闻自由，请问你用啥去鼓吹“平等”、“和平”、“团结”、“环保”等社会价值？
故此，人类这个物种需要自由，就如鱼儿需要水一样。今天，黄明志创作自由被威胁，甚至人身自由或被囚禁，皆不只是黄明志个人的遭殃，而是马来西亚的公民自由权进一步被践踏。
一直以来，国阵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工程，灌输给我们以及我们下一代的，正是四平八稳的主流价值，什麽“不要挑战马来人的尊严”、“尊重回教”、“信守社会契约”，“迈向2020宏愿”、“培植一马精神”等等，用形象一点的比喻，就是书写SPM contoh karangan，这一套看似客观、持平、理性的论述，其实骨子裡是一套维稳的意识形态，它囚禁我们的批判思考，阉割了我们挑战文化霸权的底气。
多元文化本来就鼓励自由碰撞，否则就是一潭死水。跨文化的脑袋如降落伞，要允许打开才有用，人人都知道有竞争才会进步，但忘记了有平等才有包容，有包容才会有真爱。
我们在马来和伊斯兰文化霸权宰制下的所谓多元社会，其实压抑了多少不满，埋没了多少才华，错失了多少机遇，损耗了多少国力，这些都是我们和谐社会所不愿公开讨论的敏感问题，因为我们被驯化到不敢越雷池半步，不敢想像自由的天空能有多宽广。
这个让人窒息的社会，注定出不了才子，出不了文豪，出不了伟大的传奇人物，因为SPM contoh karangan框死了我们！
如果李小龙活在马来西亚，这种单元的文化土壤，不可能造就他成为汇集全球百家武术之长，勇敢扬弃中国武术流弊的功夫之王。所幸李小龙在六、七十年代去了美国，如果他在马来西亚或中国大陆，李小龙很可能只是一介武夫，而不是一代宗师。
黄明志也一样，莫说在西方，在台湾，黄明志也绽放光芒，在马来西亚，他注定沦为主流文化霸权打压下的牺牲者。
我挺黄明志，因为我不愿看到SPM contoh karangan框死了我们子孙脑袋的灵活性，如果今天我们选择沉默，我们将典当了后世在马来西亚公开享有反抗思想奴役的权利。
不願就範，就要反抗！
【命運之舞 我的時代使命 演講逐字稿】
慈庸九月，應在日台灣同鄉會的邀請，到日本演講。由於現場是慈庸說一句中文，現場再翻譯成日文，影片不是很容易觀賞，所以，慈庸請團隊製作了演講的逐字稿。逐字稿總共六千多字，有點長，但是很完整呈現了慈庸的思考與觀察。慈庸拜託大家，多多分享給還不是很認識慈庸的朋友！
小額捐款支持洪慈庸：https://goo.gl/c03K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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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舞：我的時代使命演講逐字稿
一、三十一歲以前的洪慈庸
各位在日臺灣同鄉會、在日台灣婦女會、還有我們在日台灣醫生會，以及來自日本及臺灣各地的鄉親朋友午安，我是時代力量臺中第三選區立委候選人洪慈庸。
今天我來到這裡，是抱著十二萬分敬重的心情跟大家分享慈庸的心得。以前，慈庸曾經到過幾趟日本，大多是來日本觀光旅遊。但這一次十分特別，很感謝會長、以及朋友們讓慈庸有中機會與大家相見，談一談臺灣現在的現況，以及我們年輕人碰到的一些問題。
很久以前，我從來沒想過我會站在這裡，在眾人的目光之下。大家認識我，可能是因為兩年多前，我最愛的弟弟、爸媽最愛的心頭肉––洪仲丘，家裡發生了不幸的事。談及這個故事以前，請大家慢慢聽，讓慈庸慢慢說我們家的故事。
大家知道說我跟仲丘是姐弟，但是其實我們兩個是來自於不同的家庭。我出生在臺中沙鹿，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沒有辦法生育，所以我跟仲丘都是領養回來的孩子。慈庸的生母總共生育了七個小孩，而我是是排行第五的女孩。仲丘算起來跟爸爸也有血緣關係。血緣上，仲丘名義上的叔叔是他的生父。或許有人會問，不是親生的孩子的你們，成長過程有什麼不同？我會說，我們在成長過程中，跟一般幸福的家庭一樣。
細漢的時陣（小時候），我在臺中后里鄉間長大，我爸爸很疼女兒，所以我很少下田幫忙農事，但弟弟仲丘就沒那麼好命，勇壯的他，十歲就要下田、開鐵牛、搬運車，粗活樣樣來。
那慈庸小時候是什麼樣子？我愛玩、調皮，不是特別愛唸書，常跟堂哥會出去玩，以前大家都住在三合院。出門玩耍時，我們最愛欺負別家小孩。想當然，其他小孩子就會跟阿嬤打小報告阿，阿嬤會懲罰我們，讓我跟堂哥在門口亭罰跪。但是，我特別搞怪，只要阿嬤不留神，我就會起身溜走。最後，阿罵凍未掉，把我綁在荔枝樹上，媽媽下班回家，看到一個小孩被綁在荔枝樹上面，又驚訝又莞爾。這可能只是兒時小插曲，但回想起來，當時的我就帶有一種不服從威權、偶而叛逆的因子。
唸書時期，我是胖女孩。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剛剛那張照片右邊），大概有到七十公斤，現在的我，大概不到五十公斤。女孩到了愛漂亮年紀，就會想穿漂亮衣服，於是我下定決心減肥，我慢慢運動、持之以恆，最後成了你們眼前的慈庸。其實，減肥就像做事一樣是種毅力，而我的個性就是，當我要做到一件事情的時候，一定非常非常的堅持，不放棄。
畢業後的慈庸很平凡，是個認真任命「朝九晚九」的一個上班族。下班後累得不成人形，就如同現在多數打拼的青年人每日的寫照。每日回家後攤在沙發上看電視、發呆、紓壓。那時的我，偶爾想也許過個幾年結婚、生兩個Baby，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二、三十一歲的夏天
但我們知道現實通常不是童話。在我三十一歲的夏天，我記得，我永遠都記得，那一天。二零一三年的七月四號，我弟弟仲丘凌晨，在台北的三軍總醫院過世了。他離開的時候，一句話也沒留給我們，沒有。但是，手機裡有一個很長很長的求救簡訊。前一晚，也就是七月三號那晚，很恰巧我沒帶手機上班。回家以後，已經晚上九點多，我看到媽媽打來二三十通電話。心裡不安感襲上全身，我一路從高雄北上，到台北時是凌晨兩點多。七月四號凌晨五點多時，醫生告訴媽媽，不要再折磨仲丘了，讓媽媽帶仲丘回家。當天凌晨五點多天微微光，我們放棄了急救，仲丘離開了我們，離開了這世界。
七月四號回到家後，我們完完全全不知發生什麼事。直到那一晚，我拿到了仲丘他在軍中使用的那一支留下求救簡訊的手機。在簡訊裡，他留下了很多話，留下很多讓我們感到疑惑的問題。後來，我在跟軍檢開會時，把這個簡訊及那手機交給軍事檢察官。但過了十天，軍檢並沒有回答我們對簡訊及相關的疑惑，也沒有妥善處理辦案。
在那時，曾懷抱懷孕生子過美滿家庭夢想的少女洪慈庸瞬間蒼老。那年夏天是如此寒冷，弟弟在軍中遭到不幸。而後的二十六天，台灣捲起滔天巨浪，八月三日的凱達格蘭大道，被一片雪白覆蓋。如果大家有看過媒體畫面，就會知道那被黑布掩蓋什麼都沒有，什麼都畫面都沒有，這困擾著我們，困惑了全體臺灣人民。
在那一段時間，軍事檢察屬他不願意面對問題，一直在迴避問題，的一個態度。讓全台灣的民眾，的一個心情非常的無法接受，然後讓全民的情緒非常的沸騰。雖然如此，在這個上會上面很多人提供我們幫忙跟協助。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很多人給我們一些建議。有人會說，你們就去國防部前，抬棺撒冥紙去抗議。但是我們沒有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建議，因為我希望我們是得到一個清楚跟合理的交代。
我們想要知道，仲丘為什麼會在軍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只希望軍事檢察署跟國防部能清楚地調查，並告訴家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面對親人逝去的傷痛，面對司法、面對媒體，其實我不想成為鎂光燈焦點，我只希望能為從此沒有辦法替自己說話的弟弟找回一個公道，但遺憾的是，我始終為能得到交代。
故事說到這裡，請容慈庸談談當時的心情。老實說，當時站在講台上的我，腦袋只有一片空白。看著台下萬頭鑽動的人潮，心頭一陣溫暖，但那悲戚難過的情緒揮之不去。當下的我，並沒有想太多，也沒有意識到，仲丘的事件成為台灣公民力量崛起的轉捩點，我沒有意識到，這會徹底改變我的人生，讓我走上一條始料未及的道路。
三、命運的質問
在仲丘離開後，夜闌人靜時，仲丘一聲一語、一顰一笑時不時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裏面。我常常問老天：為什麼仲丘會遭遇這樣的不幸？為什麼命運選擇了他承受這種苦難？那段日子，我在消沈低落、認命接受之間反覆，而我們唯一能做的只有瘋狂工作麻痺自己，讓忙碌沖淡一切。
有時在電梯的高樓，俯視著來往的人車，我想著，人命可以縮得那麼小那麼小，我們就像螻蟻。而微小的生命如何能怎麼會想到，也許明天，命運就會做出選擇，讓悲劇降臨在某個人身上。生命是那麼短暫而無力。然而，對於命運，我們能夠做出什麼抵抗呢？這個問題，從我個人層次來說，即便吶喊、吼叫了千次萬次，永遠永遠沒有答案。
可是，如果把我擺放在台灣的歷史洪流之中，把我放在社會群體的長期演變，那麼，答案也許會有所不同。於是，我換一個角度想思考，如果把我是歷史洪流中，隨著流動的人物，如果將自己置放在這社會長期的演變之中，或許答案就會有那麼一點不同。
四、那群英勇的鬥士
仲丘的事件時，我是手無寸鐵、無能為力的老百姓，沒有資源，一開始不認識任何一位律師。但我很幸運，有一群堅強的戰友站在我身旁，他們是義務律師團的朋友，邱顯智、林峯正、顧立雄律師們，其實早在我認識他們之前，他們已經為了台灣的大大小小事情，穿梭在法庭，在社會運動現場忙進忙出。當然除了律師團的戰友外，還有無數默默地支持我的你們。
那時透過網路，我們家輾轉認識了邱顯智律師。邱律師是在這個照片裡面從右邊數過來的第三個。第一次見面時，心想這是律師嗎？他胖胖的，我去他律師事務所的時候，他才開業執業一年半。我們碰面後，聊了好一會，爸爸也和他說了仲丘的成長故事。會面最後，邱律師告訴我們三要點。
一、這個案子一定要解剖；二、這個案子不用錢；三、他這個案子他會找很多人一起來幫忙。所以最後我們這個案子在全盛的時期，大概有將近二十位律師，在幫我們做開庭，跟我們一起跑軍事檢察署。而且邱律師幫我們找來了我們台灣第一名律師，顧立雄律師。那時候我會選擇邱律師，最重要原因是因為，他雖然才執業一年半。但是他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沒有告訴我們，你去和解。他反而選擇了一條，最困難最艱辛的一個道路，他陪著家屬，一路的追求真相。那一路的跟政府跟我們的國防部對抗。
每日每夜，我們在各個地方討論皆下來的訴訟策略，稍有閒暇的時候，我就聽聽前輩說說過去奮戰的事蹟。這就是我的政治啟蒙課程，短促而零碎，卻字字句句打入我的心坎。一塊一塊的拼圖，補滿了三十一歲以前的空白。
如果說這個案件裡面，沒有這群律師，我想沒有那二十五萬人，沒有辦法用這二十五萬人去撼動那個冷血的政府。
五、歷史的原貌
我想問，把像我們這種個別家庭的悲劇，擺放在歷史之中，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我出生的前一年，陳文成博士離奇死於台大校園，那年，他才三十一歲。再往前推前三年，正是美麗島事件大逮捕，台灣一片風聲鶴唳。活躍於1970年代的民主運動前輩，像是林義雄先生、姚嘉文先生、許信良先生、施明德先生、呂秀蓮女士等人，通通進到了監牢，黨外民主運動一瞬間陷入了人力的真空。
大人不在了，青年被迫一夜長大。像是長期關注課鋼微調的周婉窈老師，當年是台大歷史所的研究生，投入周清玉女士增額國大代表的輔選工作。林世煜先生，政治大學政研所學生，加入了八零年代、進步、深耕等黨外雜誌編輯工作。當年不滿三十歲的他們，在黨外運動面臨斷層時，接下了民主運動的香火。沒有這些年輕人，就沒有八零年代晚期社會力量的爆發，就沒有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一連串的民主改革。
然而我很困惑，我問我的戰友：為什麼活在同樣的時空，我的爸爸媽媽，還有我的小時候，對於台灣島上熱血翻騰的民主運動，卻是一無所知？我的爸爸，六十五歲，我的媽媽，五十五歲，我反覆地想，爸爸媽媽成長的年代究竟怎樣的時代呢？
國民黨剛來台灣不久，用他們最血腥的方式，鎮壓了一整個世代的青年才俊。先是二二八事件，然後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千上萬人倒臥在馬場盯的血泊之中，進了監牢，流放到綠島。
我爸媽成長的年代，就是如此的光景。但是，當時島嶼蒙上慘白的布幔，隔絕所有外界訊息。國民黨的統治神話，透過壓制與洗腦教育，傳給了上一個世代的每一個人。虛假的神話告訴我們：台灣沒有歷史，人民應該禁聲、應該遠離政治。
我發現這種傷害，一直持續到今日。但我漸漸知道，台灣這幾年的社會裡面，除了仲丘之外，到處淌著悲傷的眼淚。
當然，黑暗中仍有光亮。當時還有一批青年，遠走海外，以唐吉軻德式的精神，繼續為台灣奔走，思考行動的出路。
諸位可能都非常熟悉的王育德先生，在坐可能也有育德先生的後人，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的兄長王育霖檢察官，在二二八事件殉難。隨後不久，育德先生先逃亡到香港，再輾轉到日本。他先加入廖文毅主導的台灣獨立運動。1960年，育德仙已是明治大學的講師，他與東京大學的留學生黃昭堂等人，組成了台灣青年社，發行日文版的台灣青年雙月刊。隨後，許世楷、張國興等也加入了雜誌的編輯工作。對於留學日本的台灣人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啟蒙刊物，也是後來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乃至於台獨聯盟的先聲。
同樣的，史明歐哩桑在1952年離開台灣，白天在「新珍味」賣麵包水餃，晚上就在頂樓蒐集資料，撰寫《台灣人四百年史》。除此之外，歐哩桑秘密籌組了台灣獨立的地下組織，台灣的許多政治案件，多是出自史明的策劃與培訓。
在海外，儘管國民黨特務環伺，青年留學生還是一點一滴進行集體的文化啟蒙，從學術上的台灣研究，到群眾性刊物的發行，這些東西，奠定了往後台灣民主運動的根基。
在台灣，彭明敏教授、謝聰敏、魏廷朝等人，也是用同樣的方式，努力思考台灣的出路，1964年完成的「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他如是說：「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著。這是台灣島上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為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這份宣言的精神，時至今日仍提醒台灣的民主運動者。
從這個角度來看，育德仙、史明歐哩桑、彭明敏教授等人，都是那一代苦悶的台灣青年，他們天真熱情，甚至到一種無可救藥地步。他們偶感絕望，卻不放棄希望。在台灣、在日本、在美國，憑空殺出一條血路，留給我們太多珍貴的思想資源與行動方針。
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後繼出來挑戰國民黨的鐵腕統治。一代又一代，那麼多的人，犧牲了生命，犧牲了青春，我們能夠說，我們沒有選擇嗎？我們能夠說，這些都是命運嗎？於是，慈庸知道了，每個人都做出了選擇，沒有一件事情是命運決定的。
六、翻騰的島嶼，台灣
2013年的夏天，島嶼的氣氛有些不同。第一次有那麼多的公民，自主走上街頭，只為爭取一個道理，爭取一個我們習以為常，卻在瞬間被銷毀殆盡的公義。
2014年的3月，國民黨想要強行通過與中國的服貿協議，再度點燃人民的怒火。更多人群，湧入了立法院周圍。原本覺得政治離我們很遠很遠的青年朋友，主動蒐集資料，向親友宣講服貿的爭議。一夕之間，台灣社會沸騰起來，好像從長年來的昏睡，突然間痛苦的甦醒過來。再不覺醒，就來不及了，這是台灣社會普遍瀰漫的氣氛。
柯文哲醫師脫下白袍，承接了這股求新、求變的期待。現在，他已經變成我們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上回柯市長來到台中，他說：「百年來後來看歷史，洪慈庸在歷史上扮演關鍵角色。如果沒有洪仲丘事件、太陽花學運，就沒有柯文哲。」我是覺得，柯市長把我看的太重要了，不過我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意思。
慈庸認為，我們都是站在浪頭上的人。因為命運，因為歷史的機遇，我成為這股力量的承載者之一。我並不認為，洪慈庸這個人有多麼的特別，有多麼了不起。相反的，是一個個像我一樣無名的上班族、青年學生，他們才是主體，他們才是真正的洪慈庸。是社會的公民力量認可了我，把時代的任務交付給我，我才能站在這裡奮鬥下去。每一天，慈庸與民眾接觸、閱讀網友的訊息。從中讀到的不僅僅是期待，更是嚴厲的鞭策。對我來說，這就是義務，一絲一毫都不可打折扣、偷懶偷閒。
七、失落的一代，破產的政治
這個義務，這個交到我手上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踏入社會十幾年來，有一個普遍感受：青年世代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濛。從最實際的面向來講，我們的實質薪資倒退回十六年前，房價急速飆漲，高齡化的人口結構，又帶給青年世代龐大的扶養壓力。這些生計層面的問題，又與我們的政治決策息息相關。從稅務到年金改革，從勞動權益到青年的就業機會，無一不是政治空間的角力。
1980年代民主化以來，政治看似民主了，人民擁有投票權利，但僅止於如此。解嚴之後，台灣的兩黨政治迅速走向財團壟斷，世代獨佔的統治困境。這個循環是這樣的，財團資助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用浮誇的謊言騙選票，奪得政治權力，接著，兌現為經過財團認可的政策。政商的緊密連結，讓少數人的決定，得以支配台灣的走向。
我們的國家財政，任由政治人物揮霍，早已到了癌末程度。我們的土地住宅政策，放任資本的炒作，讓年輕人失去了居住的基本社會權利。我們的司法體制與人權保障，更是急速倒退回一二十年前。我們的政治解放，在投票權前止步。生存的權利、居住的權利、環境的權利，少數族群的權利，過著一個有尊嚴生活的權利，這樣簡單的要求，卻是我們遙不可及的夢。
年輕人渴望改變，卻不知從何下手。在14年以前，青年人在台灣的代議政治體制，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上一個世代的熟悉面孔，剝奪了青年世代的選擇。久而久之，青年失望不投票了，在政治現場自我棄守了。最終，青年從公共生活撤退，轉頭擁抱生活中短暫的小確幸。
政治的枷鎖，限制了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羞於表現自己，為自己的世代說話。
八、我的時代使命
如今，我們一個個醒來了，從政治的枷鎖掙脫開來了，從追求個人幸福的幻境掙脫開來了。我們沒有逃避的權力，只能務實的、勇敢的迎向前去，正面展開對決。
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制度。我們追求的，無非是一個能讓大家安居樂業，勇敢追夢的公共生活。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聽懂人民苦痛的政治人物，我們要的，是一個能把公義放在個人私益前面的民意代表，我們要的，是一個能夠代表這個世代，代表所有勞苦大眾的政治家。
若說既有的政治體制，所謂專業的政治人物不能做到如上的要求，我們義無反顧，只能堅決、果斷的取代他們。
回顧台灣的歷史，一代一代的青年，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鍛鍊自己，團結起來，改變我們共同生存的社會。現在，棒子交到我們手上了，我們是「同期之櫻」，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就是現在了，我們這個世代，無可避免的，要獻身於這塊土地，勇於承擔改變社會的責任。
慈庸今天站在這裡，向各位前輩所做報告，就是我承載的，承蒙大家託付，這樣一個歷史和命運請交代給我的任務。我們要團結在一起，要奪回屬於我們的公共生活，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命運，我們更要實踐，屬於我們的時代使命。
這裡是我們生長的土地，讓我們能輕快地踏在軟沃的土地上跳舞。這裡是一片美麗的所在，只要我們挽起袖子、胼手胝足，日夜用汗水灌溉，一定會綻放最動人的鮮花，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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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日林佳龍在司法委員會針對組織改造、公務人力與性別主流化推動等議題質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黃富源與研考會主委宋餘俠。
林佳龍舉出數據，目前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總計一兆九千多億元，將近三分之二，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都是花在人事支出，在短短3年內，又增加公務員1639人，人事預算也增加約318億元。我國的政府組織與公務人員佔人口比例之高已居全世界之冠，公務鐵飯碗在不受任何經濟情況影響，員額及人事費用持續增加，以致退撫金負債不斷飆升，前年、今年的公務人員錄取人數夠高達一萬兩千多人，「組改越改越肥」。林佳龍問人事長，「甚麼是有效的政策來精簡人事預算?」黃富源回答，在精簡人數上遵守司法委員會的附帶決議，於103~104年要精簡16萬人，到目前總共精簡1795人。
林佳龍指出，退撫基金軍公教已經高達62萬5千多人，新舊制退撫基金的總負債已達七至八兆，已經造成國家財政重大負擔，他建議人事總處慎重考慮延後新進公務員退休年紀，對於新進公務人員，可以考慮延後退休。他指出，目前每訓練一位考上國家考試之公務員，約需花費十年時間，每年成本約需付出一百萬元，以每個人大約30歲當上公務人員來計算，目前退休85制計算，約莫55歲上下接近退休標準，而我國平均餘命來計算，公務人員約還有25年，教師約還有27年，軍人約還有37年，以最近發生歐債最嚴重的希臘為例，已打算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5歲。張富源表示，「完全支持!」跟考試院有從五五制到八五制，就是朝這方面進行，延後退休對公務人員也是一件好事。
林佳龍也指出，與世界各國做比較，我們是部會人數最多的，加拿大部會數為24個，紐西蘭22個，鄰近的日本11個，南韓15個，美國才15個即使是中國，有十三億人口是27個部會，台灣的部會總計將近40個，人口少，組織大，高階的官員、特任官一大堆。林佳龍問研考會主委，「甚麼是有效的政策來精簡政府組織?」「有沒有檢討這一波組改的成效?」「繼續維持29個會不會太多?」
宋餘俠表示，政府的組織要反映變化局部調整，行政法人三年內以五個行政法人開始來做。林佳龍強調要加速部分組織行政法人化，將眾多行政組織可以行政法人化或委外經營化，可由中央推到地方，藉由行政法人化，可達到人數及財政自主，不倚靠政府資助，絕不可因中正文化中心推動不順利就因噎廢食。林佳龍更強調，最近在抓國營事業肥貓，他不但主張公營事業民營化，但還看不到政府大規模的改革。
林佳龍也質詢張富源，聯合國宣布10月11日為全球第一屆「國際女孩日」，主張國家能夠培力與投資女孩。聯合國在發表國際女孩日的聲明中指出，投資女孩是國家最聰明的理財方式，台灣少女佔總人口比例約9.2%，根據內政部公布的兒少社會福利預算僅佔總預算6.66%，真正投資於少女的比例有限。林佳龍委員強調，受過教育的女性日後較能獲得經濟獨立的地位及參與公共生活，經濟獨立亦是女性脫離受暴環境的重要關鍵，國家除了須持續關注少女人權遭受侵害的情況外，也要集中力量和經費，幫助少女的人格權、健康權、教育權等。台灣何時才能制定「台灣女孩日」。張富源回答，他本身支持「台灣女孩日」，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也正式提案，等待行政院核定。
【一日台南】永樂市場的祕氏咖啡：一種文化解讀 / 李長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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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市場 #公共生活 #台南正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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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市場是台南知名的傳統美食聚集地，如果你離開熱鬧市街，走進呈現「H」型的市場主建築裡，你會發現，場域中帶著時間的清晰痕跡，而祕氏咖啡便挪用了永樂市場獨特的空間氛圍，設置一座用物件堆疊出的符號機器，再生產著關於60年代的香港，泛著紅色光澤、鎢絲燈泡、與塑膠質感的Fabulous Echoes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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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屬於台灣的黃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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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氏咖啡，全台共有三間店：台北、嘉義、台南，分別以「上海20年代」、「昭和時代」、「香港60年代」，三間店皆挪用了各地的老建築，打造出一段不屬於台灣的「黃金年代」。以永樂市場的祕氏為例，永樂市場建於民國49年，早期市場的一樓為店鋪，二樓則多給人居住；步行在二樓的走廊與天井，紅色的木門，狹長的鐵窗，翻掀的門簾，斑駁的牆面，充滿著過去生活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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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祕氏咖啡的空間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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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的每戶空間並不大，室內可分為客廳、小廚房與盥洗處，另有低矮夾層作為臥室用途。從祕氏咖啡的保留與增補來看，住宅的鐵窗、地面、水槽、與部分木門是沿用原本的材料，視為在地文化表徵。而掛鐘、壁燈、桌燈、桌椅、碗盤等其他家飾用器，則撿選帶有懷舊情懷的物品，堆疊出香舊時光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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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樂市場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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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市場建築，與祕氏咖啡的布置，都指向一種生活類型：公共屋邨。狹小陰暗、方便成家、價格便宜的家屋，壅擠比鄰，住戶們共用著走廊、天井、衛生間，樓上樓下住商混合，龍蛇雜處，人際關係緊密。雖然市場居民大都搬離，但從環境格局的細節仍可推敲出當年特有的社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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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有意或無意，藉由這樣的環境，祕氏咖啡正好在香港與台灣之間，取得一條互為文本的指涉，有趣地構連起永樂市場與香港生活的隱密關係。喝完一杯240的手沖咖啡，味道很好。離開店家，步下樓去，在轉角的地方，我覺得，那是某種《花樣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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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的祕氏咖啡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三段123-160號（永樂市場 二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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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影像：李長潔
書名：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語言：簡體中文，ISBN：9787546344331，頁數：563，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作者：徐賁，出版日期：2011/01/01， ... ... <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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