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習俗與現代社會矛盾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和表弟閒聊時，他突然問我「是否支持台灣獨立」。我回答說「是」，表弟立即向我比了個中指，指責我「被台灣教壞了」。
　
我壓抑怒氣，問表弟「為什麼這麼認為？」
　
表弟非常自信地說：「網路報章都有寫啊」，那語氣彷彿我沒在看報紙。
　
我追問他都看哪些報章媒體，他舉了「人民網」、「鳳凰衛視」、「央視」等等。當時，我們眼前的電視正好停在「CCTV4」，一個中國中央電視台針對國際華人社群設置的頻道。」

#季風帶｢故事｣系列講堂後話篇—關於中國紅色力量與馬來西亞中華膠

▍「紅色認同」：淺談馬來西亞「中華膠」現象

作者：馮垂華

先從兩個個人案例說起。

案例1.
去年的農曆新年回到外婆家，和表弟閒聊時，他突然問我「是否支持台灣獨立」。我回答說「是」，表弟立即向我比了個中指，指責我「被台灣教壞了」。

我壓抑怒氣，問表弟「為什麼這麼認為？」

表弟非常自信地說：「網路報章都有寫啊」，那語氣彷彿我沒在看報紙。

我追問他都看哪些報章媒體，他舉了「人民網」、「鳳凰衛視」、「央視」等等。當時，我們眼前的電視正好停在「CCTV4」，一個中國中央電視台針對國際華人社群設置的頻道。

案例2.
一位非常敬佩的馬來西亞友人到台灣來旅行，我們在午後的酒吧討論香港反送中運動。友人持反對態度，我們為此花了不少時間討論這場運動的發生、過程以及後繼影響。

友人在討論過程中突然反問我：「難道你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嗎？」

我愕然，然後搖頭否認，並且試著解釋「族群」、「種族」以及「民族」之間的差異：我們並不是中國人。我們在族群類別上屬於「華人」，並且是「馬來西亞」公民，但絕對不是中國人。

一般上，如上述抱持大中華主義，認為所有華人同屬「中華民族」，並嚮往中國治理文化的人，常被戲稱為「大中華膠」。實際上，「中華膠」是相當貶義的詞彙，「膠」為粵語「硬膠」（「戇鳩」的諧音）的縮寫，泛指愚蠢、思維守舊僵化之意（維基百科，n.d.），因此「中華膠」通常旨在嘲笑或諷刺那些主張大中華主義的群眾。近來香港反送中運動引起馬來西亞華人社群在網路上辯論、謾罵，「中華膠」即被大量使用。然而，這樣的現象目前僅在網路上發酵，並未引起當地學界的興趣，也還沒產出足夠的研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很難對「中華膠」有全面的理解，也容易將這種貶義身份標籤化。

對任何一個集體的提問，我們首先應該理解它是如何組成、產生認同，或者被建構的。問題核心包括：是什麼樣的社會條件或社會關係有助於這種集體的生成？其認同建構的文化依據為何？又有哪些制度性條件支持這種認同？又為什麼「華人」特別容易被賦予甚至接受這樣的身份分類？唯有試著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對「中華膠」有初步的理解。

一、華人的種族建構
安煥然（2019）在〈什麼「中華膠」〉一文中認為「中華膠」其實是一種「中華情結」。他尤其指出早期接受華文教育，或參與左翼運動的前輩對所謂「中華文化」滿懷熱情，因此難免對中國懷抱強烈的認同。作為族群的華人，文化即為其中一種重要的認同依據，但族群認同的邊界其實是雜糅、模糊、易變的，不同世代、社會、教育、工作經驗等等都可能對認同產生影響。但也正因為這種易變的特質，我們才有可能轉換傳統的「中華情結」，將之本土化或在地化。因此，安煥然在文末感慨：「一個缺乏文化主體性的在地族群，注定是離地的」；「當馬華文化就只等同於中國文化的時候，不管老左還是年輕人，你的『馬』已脫韁」。不過，安煥然沒有討論到的是，為什麼一部分的馬來西亞華人認同會如此僵化、不易流動？

華人其實是複雜的文化群體，作為移民社會，馬來西亞華人其實涵蓋不同籍貫的社群。在殖民時代，籍貫社群彼此往往會因為經濟或政治利益而發生械鬥，釀成嚴重的流血衝突。這些彼此差異的社群在英殖民時代被建構為一支「種族」（race），相對的，歐洲人、馬來人、印度人也都被視為不同的「種族」。「種族」的知識建構首先從人口普查開始（如1891年後的人口普查），然後藉由分而治之以及「種族分區」的政策加以制度性強化。

在被視為「種族」的情況下，不同籍貫的華人社群產生極大的涵容性，開始將彼此視為「同種同屬」的群體；相對的，它也具備強烈的排他性，將被歸類於其他「種族」的群體視為絕對的他者。「種族」論述的建構背後暗含兩種意義：首先，「種族」是一種生物性的類屬，在接納這種認同時，人們往往會認知彼此之間的差異是「與生俱來」，並且不能改變的；其二，「種族」知識由歐洲殖民勢力引入時就被賦予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義，他們認為不同種族之間存在著優劣之分，而這也合理化了優勢「種族」對他者的歧視、壓迫、剝削、暴力。

「種族」雖然作為一種殖民帝國引入的知識，但馬來（西）亞人民也不全然是被動接受這種歸類的。當「種族」作為政治治理的策略以及經濟活動的單位時，不同族群為了捍衛自身的政治及經濟利益，往往會輕易挪用「種族」身份來區分彼此，以強調我群/他群的絕對差異來獨占特定的政治權力及社會資源。這種以「種族」為知識基準形構出來的國家、政治及社會關係可以被稱作「種族典範」（race paradigm），並且成為馬來西亞最成功的一種知識建構。時至今日，「種族」依舊是馬來西亞媒體及大眾的普遍用語，同時也是政治決策及實踐的主要依準。例如 Nakamura（2015）對馬來西亞大學學生廣泛使用「種族」一詞的現象進行研究，發現使用生物科學定義下的「種族」，其實暗示了馬來西亞各族群在身理及心理上存在著根本差異，繼而認定彼此之間的差異難以消除。

在「種族典範」的影響下，「華人」自認為一種「種族」，並且對自身的「歸屬」有一種本質的想像（nature of belonging）。這種歸屬的想像無可避免地連接到其祖輩的移民母國——中國，並認為彼此作為「種族」的情況下是本質上近似的。不過，類似的討論可能高估「種族典範」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關係及歷史文化的影響，畢竟當代族群關係是繁複互動與衝突下的產物，因此要思考華人對中國的認同，至少要回到獨立時代的政治局勢進行觀察。

二、民族之爭：華裔族群虛幻的民族認同
民族指的是現代主權國家中的人民集合的稱謂，他常藉著想像共享特定文化、歷史以及社會生活來形成一個共同體。由於「國家」是這一群體的主要行動單位和想像依據，因此民族通常也稱作「國族」，民族主義者常強調自身民族對於國家有行使主權的權力，有強烈的政治治理的意涵（紀駿傑，2014）。和民族不同，公民則是法律賦予的政治身份，並且合理地享有法律規定之權力與義務的群體。在很多時候，這兩種身份看似平等，但在建構民族主義的過程中，社會成員會藉著強調「我族」的共同性來訴求其民族地位，這時候往往會對社會裡的其他弱勢族群造成排除的結果，甚至剝奪其公民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許多殖民地開始追尋殖民母國的政治經驗，試圖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作為一個多元族群社會，當時的政治團體、知識分子曾就一個「民族」的定義進行過數次爭辯。1946 年，左翼的政治聯合組織（PUTERA-AMCJA）草擬了一份開放而包容的《人民憲法草案》。《人民憲法草案》第二節中，嘗試將「馬來人」界定為一個高度包容性的國族身份，其中沒有任何宗教上的義務，公民僅需要學習一些簡單的馬來語作為對話工具，因此「所有馬來亞公民都會受到平等的待遇，因為『馬來人』（Malay）一詞是一個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並不帶任何族群或宗教的含義」。

PUTERA-AMCJA的左翼政治背景很快就引起英殖民政府的憂慮，而他將「馬來人」視為一種「開放與包容的政治概念」（實際上是在嘗試建構一個「民族」身份）則導致以巫統為首的馬來人民族主義菁英的憤怒。1948年，英殖民政府以反共為由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並將PUTERA-AMCJA視為非法組織，《人民憲法草案》才遭到廢置，從此（尤其官方歷史中）無人聞問。

相對的，英殖民政府與巫統提出的《馬來亞聯合邦憲制》則成功取得憲制地位，成為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的憲法。這部憲制除了強調蘇丹及馬來人的特殊地位之外，也大大提高了其他族群公民身份的限制。雖然在往後的歷史中公民身份的限制被稍稍放寬，但仍無阻這部憲制強調馬來亞作為「馬來人的國家」的企圖。《聯合邦憲制》也成為未來馬來西亞憲法的基礎，正當化了馬來人的「國族」身份。

Suryadinata（2013）認為，馬來西亞在建構國族身份時，就將特定的族群文化（即「馬來人穆斯林文化」）視為其國族核心，任何抵觸核心者，其國族身份將遭受質疑。換句話說，這種被建構的國族身份保障了馬來人的優勢地位，其他族群的國族身份則隨著政治局勢擺盪，時而獲得認同，時而遭受質疑。此外，國族身份也常與公民權力發生衝突。雖然國族與公民所依據的建構核心並不相同，但若國族身份遭到質疑，公民在一國之內所行使的政治權力也將受到挑戰。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馬來西亞華人雖然在「公民」身份上受到承認，但始終被排除在「國族」（民族）核心之外。在此情況下，華人很容易就將缺失的「民族」想像勾連到中國因統戰需求，以及回堵西方自由主義國家的威脅而建構出的「大中華民族」概念。這樣一來，華人社群在認同上很容易產生同時是「馬來西亞人」又是「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詭異又矛盾的認同。

除此之外，華人在馬來西亞政治場域遭剝削的現象也導致華人期待中國的崛起能為他們賦權。誠然，中國崛起了，而華人或許從中獲得些許政治及經濟資本，但其中的管道及方式是相當可議，並且有違民主的。追根究底，這是建構「中華膠」的關鍵因素——紅色滲透。

三、中華膠與紅色滲透
Hamilton（2019）以澳洲的局勢發展為例，討論了中國因素如何破壞澳洲的民主社會。其中相當重要的一點，即是利用「僑務」及海外華人來進行滲透。他描繪了澳洲當地華裔商人、政治人物以及中國移民運用金權政治、貿易與投資、「銳文化」來突破民主防線，很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鑒。在馬來西亞，這些滲透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使得「中華膠」的討論一直局限在上述我們提到的種族、文化情結，以及政治剝奪感等層面。

2018年，馬來西亞最大中文報刊《星洲日報》在其背頁刊載了一整版的「廣告」。廣告主為「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新聞與公共外交處」登出的廣告，標題為「真實的新疆」。

廣告內文很長，大致分成六小節：一、新疆的歷史；二、中國憲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中國政府尊重伊斯蘭文化；三、新疆實行民族自治、多民族和諧共處；四、新疆穆斯林族群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得到尊重和保護；五、新疆面臨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重大現實威脅；六、中國充分尊重伊斯蘭宗教信仰，同穆斯林國家傳統友好。

這無疑是回應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新疆集中營事件的指責，並且尋求其他國家華人社群的支持所「製造」出來的廣告。不僅如此，2019年，當BBC深入新疆集中營採訪，並批評中國政府的不人道政策時，數家中文媒體也同時獲准進入新疆報導，其中亦有《星洲日報》。7月7日，《星洲日報》以「新疆教培中心曙光：助維吾爾族重融入社會」為題，正面報導了集中營，寫下令人戰栗的詭異故事：

2019年7月11日，中國公佈「中國大陸以外華文媒體網站影響力榜單」，馬來西亞《中國報》、《星洲日報》、《南洋商報》分別名列第4、5以及12名。這份榜單的第一名為台灣《中時電子報》，其調查公正性十分可疑。換言之，馬來西亞媒體已遭中國勢力滲透，其獨立、自主的地位岌岌可危。

不僅如此，中國對教育機構的影響也十分令人擔憂。在海外，其手段往往是透過金錢及物質利誘，最終達到滲透的效果。在馬來西亞，我並沒實質證據證明教育機構正成為中國政府的傳聲筒，但中國大手筆資助華校已是不爭的事實。以我的母校寬柔中學為例，中國駐馬大使白天就在2018年捐贈了獎助金、贊助龍獅隊1萬5600令吉，以及提供校董會成員中國簽證便利等配套。另一個經驗是，馬英九在2016年前往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演講時，校方展示的海報、文宣上對馬英九的稱號竟然更改了數次，（印象中）從「台灣總統」或「中華民國總統」改成不倫不類的「世界華人前領袖」，令人疑心背後的政治角力。

企業方面，中國在一帶一路策略下的海外投資已有許多研究。不過，馬來西亞華人企業主一般上常被視為文化或政治意見領袖，因此中國對華人企業的影響不可不查。以馬來西亞海鷗集團為例，其業務主要以經營中國藥材、藥酒、美容及保健產品為主，與中國官方及市場往來密切。在今年的「海鷗與媒體大團拜晚宴」中，其董事經理就引用中馬建交45週年推出的歌曲《左肩》歌詞，比喻彼此之間的關係：「左肩位於心臟上方位置，而海鷗就如同右手般，可以放在左肩上，為其遮風擋雨。」

這段談話雖然僅僅暗示了兩者之間的親密關係，但董事經理提到的《左肩》其實是中馬建交45週年微電影《時間的眼淚》之主題曲。實際上，過去中馬建交週年紀念在華人社群與報章常常博得許多關注及版位，中國政府更不惜透過許多廣告、藝文創作、社團活動等來「凝聚」華人的「中國認同」，將建交週年構築得如慶典一般。這樣的盛況不會出現在馬美建交週年，不會出現在馬英建交週年，也不會出現在馬新建交週年等場合，「中國」是難得的特例。

最後，常常令人難以察覺，甚至認為無關緊要的，也許是中國對日常生活的細微滲透。那些出現在城市與小鎮中心、寫滿中國式標語與賀詞的掛簾與海報；那些在日常生活裡被認為政治意味並不濃厚的綜藝節目；又或者生活空間中一些微不足道的日用品或小小裝飾，都可能對我們的認同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友人Z的家庭在7月1日撕下農民曆的那一天，發現日曆上標著大大的「建黨節」字樣，畫面中還展示著共產黨標誌，彷彿時空的哪個節點出了差錯。Z翻了翻日曆，發現8月31日（馬來西亞獨立日）以及9月16日（馬來西亞成立日）兩頁在右上角部分標上了小小的馬來西亞國旗，象徵這兩天與馬來西亞有關。這樣一來，即確定他並未拿錯其他國家的農民曆，也並未生錯國家。但令人困惑的是，「建黨節」究竟與我們有何關係？

而那每一戶擁有這本農民曆的家庭，每一年7月1日望著那顯著的共產黨標誌，以及強而有力的「建黨節」粗體，他們還會記得那兩面被標識在8月及9月的小國旗嗎？

結語
「中華膠」確實是一個具有貶義的詞彙，但實際上非常值得進行深入討論。我認為，「中華膠」的建構不僅僅是「中華情結」或「政治剝奪感」下的產物，同時也應該關注中國「紅色滲透」的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歷史特殊性也許使得中國的「紅色滲透」更容易成功，甚至能輕易建構其「中國」認同，但這種認同並不純然是文化面向的。對中國的威權意圖而言，這種認同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並利於中國面對西方民主社會的批評時進行動員。與其稱之為具有貶義的「中華膠」或一般意義上的「中華情結」，我認為「紅色認同」更能帶出其「中國因素」的影響。

當然，這篇文章不過是過去研究的心得，以及胡亂的資料整理。要進行中國對馬來西亞滲透的研究，還需要更嚴謹的實證方法，而且具有其迫切性。也許，未來會好好來寫寫吧。

▍作者簡介：

馮垂華，1990年生。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研究興趣為族群關係、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偶爾寫小說。

#季風帶—帶給你不一樣的跨域視野
#Read a different world. Read the world differently.

▍Reference

Hamilton C.著，江南英譯， 2019,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新北：左岸

Nakamura R., 2015, ―Race or Ethnic Group?‖ Politics of Race in Malaysia.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 389-398.
Suryadinata. L, 2013,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tate, Ethnicity, Indigenism and Citizenship.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安煥然，2019，<什麼“中華膠”>，《星洲日報》網頁內容：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2072192.html

紀駿傑，2014，＜族群關係＞，頁181-207，收錄於《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延伸閱讀：

1. 關於季風帶「故事」系列講堂—Season 1
http://bit.ly/2NozRNr

2. 關於季風帶「電影月」系列講堂
http://bit.ly/2XdnrfI

3. 關於季風帶8月講堂
http://bit.ly/2M0JK2r

圖: http://bit.ly/2HcAHaw

【 季風帶文化網店：http://bit.ly/31NH4Zs】

你知道嗎？離婚時搶監護權，有時候想搶的其實是阿公阿嬤，最後搶到了也是阿公阿嬤在照顧，來跟大家分享⋯

【隔代教養－可以據此聲請改定監護嗎？

By 可道律師事務所 吳嘉瑜
青青跟先生離婚後，雖約定孩子由先生單獨監護，但先生長期於國外工作，孩子多由前婆婆照顧，前婆婆又過於溺愛孩子，青青可以聲請將孩子改由自己監護嗎？

*什麼時候可以聲請改定監護？
夫妻離婚時，可以協議或依法聲請法院酌定行使或負擔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即監護權人）。
若該子女監護權人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依法聲請法院改定子女監護權人（民法第1055條第3項）。

*法院判斷子女監護權人的幾個要素？
為維護子女最佳利益，法院會特別注意以下事項，來決定何人擔任子女監護權人（民法第1055條之1）：
1. 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
2. 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3. 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
4. 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
5. 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
6. 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
7. 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隔代教養」對於以上要素的影響？
對於學齡前子女，人格特質的培養甚為關鍵，法院認為此時孩子更需父母長時間悉心陪伴，親自經營與孩子間的親子關係，此並不能透過其他家庭成員所取代，且子女祖父母對子女易於寵溺，恐影響其身心發展，是隔代教養並不合於子女最佳利益（詳參以下士林地院101家親聲95裁定）。

現代社會中雙薪家庭成為常態下，父母均忙於工作，除將孩子托給保母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拜託孩子的爺爺奶奶幫忙照顧，對孩子教育想法差異不免成了家庭間教養的一大難關，但孩子的成長不能等，各位爸爸媽媽工作之餘別忘了盡可能地陪伴孩子成長，也和家中長輩多多溝通好避免過度溺愛孩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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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1年家親聲字第95號民事裁定：
「本院參酌前揭訪視報告意見，認兩造在經濟基礎、家庭支持系統等方面表現相當，可認兩造均具獨立監護未成年子女謝○穎、謝○翰之能力及意願。相對人雖在經濟能力、互動關係、照顧經驗等方面上表現較具優勢，惟聲請人亦在子女之照護環境、教育規劃、親職時間及人格培養等各方面之表現用心甚益，且學齡前兒童之先天性格養成及價值觀念之培育等人格特質皆須仰賴父母長時間悉心教育，其缺憾之親子關係，非物質上可予短暫加以彌補，亦非其他家庭成員可得以替代。雖相對人之母及其他家庭成員與未成年子女二人互動良好，依賴關係愈趨密切，惟相對人因工作因素，長時間在國外，親自陪伴及撫育時間極其有限，無異於相對人之母親隔代教養相對人之未成年子女，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管控常較為慣溺及無法適時發現未成年子女之情緒轉變和矛盾鬱結。此由探視報告內容說明，可得知相對人母親因寵愛孫子女，恐無法時刻提醒或限制其使用高科技產品，而可能導致幼童身心發展受影響；且對於聲請人之負面情緒亦不加掩飾地顯露於未成年子女們面前，恐無助於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們維繫親子關係，並易使其與家庭關係產生矛盾進而衍生爭執，長期以觀，並不合於未成年人子女之最佳利益，因認兩造原約定之監護協議不利於未成年子女，聲請人聲請改定，於法有據。」

世道人生：香港人的文化基因 - 李怡

甚麼是西方文明？邱吉爾說過這樣一段話：「沒有甚麼詞比『文明』一詞的使用更不嚴謹了。它究竟指甚麼？它是指一個建立在民權觀念之上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暴力、武備、軍閥統治、騷亂與獨裁，讓位於制訂法律的議會，以及可以長久維護法律的公正的獨立法庭。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會源源生出自由、舒適和文化。當文明統治國家，芸芸眾生得享安定之生活。我們珍惜過去的傳統，前賢的遺贈正是人人安居樂業的財富。」

英國作家Daniel Hannan在《How We Invented Freedom & Why It Matters》一書中將邱吉爾這段話概括為文明包含的三個不可或缺的元素：一是法治原則。現代政府無權制訂規則，規則存在於更高的維度，並且由獨立的仲裁機構進行解釋。法律不是政府控制國家的工具，而是保證任何個體尋求救濟的運行機制。二是個人自由。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商貿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和免於恐懼的自由。三是代議制政府。不經立法者同意，不能頒佈法律，也不得徵收稅賦；而這些立法者應當是由民眾選出並且向民眾負責的人。

儘管西方文明泛指所有的西方國家，但Hannan認為，真正實踐並能夠堅持這三大原則的，只有英語民族，並已經成為文化基因。他以南北美洲幾乎同時被殖民作對照。北美由英國人拓殖，南美由伊比利亞人殖民，儘管自然資源北美比南美貧乏，北美卻成了全世界最理想的生活地區，吸引數以億計懷揣自由夢想的人。與此相反，南美仍舊保持近乎原始的黑暗狀態，從來沒有來自原始暴力之外的合法統治，無論權力採取的是動員群眾還是控制武力的方式。

英語民族除英、美、加之外，也包括澳、紐，以及受英語民族殖民及廣泛影響的地區。香港1841年從一個「細小、荒蕪、不衞生、無價值」的漁村開埠以來，在英語民族的價值管治下發展成一個大都會。這漫長過程使西方文明的基因也深植在這裏生活的市民血液中。

另一方面，在香港原住民及大陸移民身上存留的，是中國宗法社會的習俗、禮節，特別是宗法教育即家庭教育，包括過中國節日和掃墓祭祖。中國的傳統與西方的傳統在香港人身上結合與傳承，使香港人的行為、舉止、談吐甚至相貌，都有獨特之處。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這種中西文化的結合與傳承，在特殊歷史時空下，使香港發展成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區。

在中國，沒有西方文明，中共建政以來的「不愛爸爸不愛媽媽只愛國家」的意識形態宣教，特別是文革的鬥父母鬥師長鬥夫妻的暴戾，把中國宗法社會的傳統也破壞殆盡。

因此，香港人與中國人，血緣相同，但文化基因已經迥異。中國在黨化教育下，長期形成了國家主義文化基因。在年輕人身上，這種區別更明顯。哪怕到了外國，大家都是留學生，香港留學生講人民權利的五大訴求，中國留學生講國家權力的反對港獨；香港人認為重要的是人民，中國人認為重要的是「一黨專政」的國土，香港人不接受中國可以離去，這裏「留島不留人」。

無論是西方文明的「主權在民」觀念或中國傳統文化的「民為本」觀念，中國現在都已經沒有了，有的只是國家觀念、國族觀念。

這是香港與中國的深層次矛盾。兩地人存在相互杆格的文化基因，使矛盾與抗爭注定是長期的、艱苦的，但也是無法妥協的。香港人或不敵強權，但不會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