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可忘
關於武漢肺炎
前幾天才剛說出心中的憂慮
很悲傷的似乎一切就要真實的發生了
求人不如求己
麻煩台灣自己動起來
怎麼做?
阻斷傳染鍊是唯一的解法
昨天
我們老師台大李源德院長在個人臉書上寫了一篇關於當時SARS過程的文章
對於我們這些一起經歷過這一段的人來說
歷歷在目
就好像回到了當時
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
老師沒有開地球權限
但我覺得
時間過去許多年了
或許
很多年輕人對這段的記憶很模糊
而這段歷史還是要讓大家知道
一定會對這次武漢肺炎的戰鬥有更多的幫助
所以
特別徵得老師的同意
轉載於此
李院長的全文如下👇👇👇👇
==============================
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
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
來來來
大家勤洗手
口罩也戴起來💪💪💪
好的
我們有目錄
新同學要發問前可以先找一下喔
你乖
我過去寫過文章的目錄在這裡👇👇👇👇
https://drsu.blog/2017/12/18/super-list/
不然
置頂文也有
https://www.facebook.com/1737494576543429/posts/1807370666222486?s=1727931221&sfns=mo
對了
有同學說我寫太多很難找
關於這點我很抱歉
可以善用搜尋功能喔
https://drsu.blog/2018/01/01/super180101/
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80萬的網紅果籽,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每個人一生中可經歷幾多次疫症爆發?17年的時間是否能撫平傷痛?我們邀請了四位香港人──扎根淘大花園的居民、自願進入Dirty Team的公立醫院護士、經歷兩次幼稚園停課的幼兒教育者,以及一位經歷母親因癌症去世的女生。由2003年走到2020年,他們各自的經歷和感受,或許能夠啟發你在抗疫時,保持一絲希...
停課期間的 經歷 和 感受 在 蘇怡寧醫師愛碎念 Facebook 八卦
歷史不可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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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21(W2)陰後睛
從2020年的「武漢肺炎」想到2003年SARS的慘烈突襲
兩軍交戰,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可是如果,敵人深不可測,不知來自何方?藏身何處? 卻招招見血,還得和他近身肉搏,這戰役,肯定慘烈無比。事隔17年,2019年12月,在中國武漢竟然再次發生「嚴重感染性肺炎」,病人都與野生市場相關,疫情快速蔓延,迄今不到一個月,中國有200多病例,巳有9國出現通報病例,世界衛生組織確認元凶為一株人體首見的新型冠狀病毒,我國也在2020年1月21日確定自武漢回國的女台商的嚴重感染性肺炎診斷。如同2002年的SARS,2012年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 ,這次的肺炎都屬人畜共通的冠狀病毒族譜。
隨著華人春節的大批返鄉,地球上最大型人口移動,勢必病毒擴散,人與人的感染大增,成為快樂新年的嚴重危脅。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觀成事,聞往古,或有助益。玆將2003年當時SARS之疫,聊誌如次,以供大家參考,是以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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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憶2003年春天,新興傳染病SARS悄然襲台,時台大率先披掛上陣,成為第一家啟動抗煞戰疫的醫院;到後期,台大以全國百分之三的醫護人力,共收治百分之四十以上的SARS病患,並創下「零死亡」紀錄。這場戰役,成為我院長任內最悲壯、最殘酷、充滿驚濤駭浪的一役,但也是最光榮、最感動、最無愧的一場勝仗。
雖然疫情早已遠離,但午夜夢迴,許多驚心動魄的景象還在腦海浮現。
初時,2002年12月底,中國大陸陸續在網路傳出某種「怪病」,悄悄流竄在廣東地區,據說患者不約而同出現高燒不退、咳嗽等症狀,並且很快惡化為呼吸衰竭,進而死亡;然而,怪病的病原不明,傳染途徑不清楚,更查不出快速致命的原因,遑論有效治療。
中國官方初期始終未正面證實其境內出現疫情,一直到情況瀕臨失控,才在2003年2月11日首度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廣東地區爆發急性上呼吸道疾病轉而惡化成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造成305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特殊的是感染者有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
由於未能及早防堵,在消息曝光的同時,非典型肺炎早已隨著便利的交通及春節假期,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加拿大等地傳染開來,全球各國如臨大敵,民眾陷入集體恐慌。
僅和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雖也同樣憂懼,但在疑凶不明之際,政府除了要求往返兩地的台商若有異常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儘速就醫外,似也無能為力。
3月8日,一位五十四歲的勤姓台商因咳嗽、高燒、肺炎到台大急診,第二天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進行插管治療,3月10日轉入加護病房隔離室。到了3月14日,勤姓台商太太也因發燒不退,到台大急診就醫;感控小組警覺到兩人一家同時感染肺炎,太不尋常,產生高度警覺。我接獲通報消息,正值前往龍潭開會途中,車上即刻去電林芳郁副院長,並約請感染科張上淳主任密切注意,當即成立因應醫療小組。
張上淳教授憑著專業判斷,直覺事態不輕,一方面立即進行各項檢查,開啟標準作業流程,隨即向我通報院內可能出現台灣首位SARS病例。林副院長隨即在當天下午五時召開感染管制小組緊急會議,做成幾點關鍵決議:
(1)立即啟動P3級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勤姓夫妻住的加護隔離病房,空調完全獨立,病人口鼻分泌物也隔離處理;相關醫護人員除使用N95口罩,需穿上兩層手術衣、戴帽子、加上兩層手套並勤洗手。
(2)緊急徵調加護病房隔離室,做為收治SARS病患的隔離病房。
(3)指派專責醫護人員照顧勤先生與勤太太,避免交互感染。
(4)嚴密管制加護病房隔離室進出人員,並由管控人員由監視器觀測醫護人員是做好百分之百防護措施。
這些管控措施,確立了台大醫護人員照顧SARS病患的基本守則,相信也是國內首波SARS疫情得以防堵的重要關鍵。
SARS侵門踏戶,直驅台灣,台大也立刻站上烽火線。3月15日一大早,我召集五位副院長、兩位醫務秘書、內科、外科、急診、精神、護理、總務、醫療事務、醫學研究等部門主任及所有感染科醫師,成立「SARS緊急應變團隊」,從此每天上、下午定時開會兩次,隨時掌握最新疫情,以便即刻應變。
當天我們做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決定:對勤先生進行活體肺部切片,希望可以找到神秘致病原的答案。這是全球首例採集SARS病患發病階段的病理組織(其他病理組織多於病患死亡後採集),而病理科當天即化驗出切片結果,對SARS的病原追究有重大意義。為了怕開刀房遭受感染,當時病人是在加護病房裡直接完成切片手術,事後證明,這也是一項明智果敢的決策判斷。
接下來,疑似染煞病例接二連三出現,速度快得令人無法喘息,但台大仍臨危不亂,劍及履及,有效的疫情控制,贏得許多讚譽。也因此贏得美國專家的信賴,在3月18日,將一名美籍外交官的十歲孩子在越南旅遊時疑似染煞,在家人及美國疾病管制局三位專家陪同下,包機自越南抵達松山機場,直接前來台大就醫。最後台大很快診斷出,男童感染的是一般肺炎,與SARS無關。
3月20日,勤姓台商之子又病發送醫。25日,照顧勤太太的胸腔科總醫師蔡醫師,也因高燒住進隔離病房,成為國內第一起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病例。26日,中鼎公司六名曾赴北京的員工爆發集體感染,其中四人症狀較為嚴重,均送往台大急診住院。
由於台大加護病房隔離室不足,此時我們發出希望其他醫院能伸援的呼聲,但沒想到得到的反應是「歡迎台大把肺結核病患轉來,就可空出病床,但希望SARS病人留在台大」,甚至口徑一致假推崇台大醫術高超,以「台大比較有經驗,SARS病人留在台大比較好」。後來在疾管局及臺北市衛生局協助下,三總收治一人,臺北榮總收治兩人。27日,又有一名中鼎員工五歲之子送入台大。
春寒料峭的3月,台大成了一個敵蹤環伺的孤獨巨人。感染原不斷湧入,卻切不掉源頭,成為台大醫護人員最大的隱憂。尤其蔡醫師在N95、防護衣、護目鏡等重裝備下仍被感染的消息傳出後,大家肩負沈重壓力,既要悉心照顧病患,又得全力保護自己。後來我們研判,蔡醫師在為勤太太緊急插管時,可能因為突然彎腰改變姿勢,使得N95口罩未能完全緊貼臉部,加上病人因插管而劇烈咳嗽,蔡醫師不慎吸入帶有病毒的飛沫而感染。這始料未及的情況,說明SARS病毒之猛烈及傳染性之高,確屬罕見,更讓大家繃緊神經。
台大除了院內防疫不敢鬆懈,也支援全國性防疫工作,最辛苦的是感染科張上淳主任,每天都為新聞局錄製最新的SARS防疫衛教短片,讓民眾每天都可以透過電視,瞭解如何防範SARS的侵襲。台大也舉辦好幾場SARS病毒防治研討會,提供其他醫療院所防治經驗,參加人數場場爆滿。
一直到4月初,台灣第一波SARS疫情暫歇,台大共收治十一名SARS病患,全部陸續康復出院;接觸照顧的醫護人員高達一百三十多人,醫護人員感染率不到百分之一,遠低於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感染率,算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政府一開始自豪於台灣的「三零紀錄」(零社區感染率、零移出率、零死亡率),有不少醫界人士推許最大功臣,應屬守住第一道防線的台大醫院。
我們此時不只一次提出警訊,研擬出「當SARS疫情擴大蔓延時政府的因應措施與建議方案」,強調防範院內感染遠比社區感染更為重要,建議衛生署緊急調度一所專責醫院來收治SARS病患,以避免各醫院交叉感染。可是衛生主管機關卻不能洞燭機先,只著眼「社區感染」之防備,光是為了SARS可否列入法定傳染病,中央與臺北市衛生單位就互不相讓,錯失防治優勢;後來在關鍵的防疫策略制訂上,主事者更是不能察納雅言,與專業建議背道而馳,以致埋下禍根。
果然, 4月下旬由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開始,防疫工作節節敗退,接下來就像兵敗如山倒,SARS如入無人之境,在全台到處肆虐;台灣染煞病例增加的速度,竟躍居全球之冠,釀成一場世紀災難。
4月22日,臺北市衛生局證實和平醫院出現集體感染,共有一名醫師、兩名護理人員、一名技術人員及兩名洗衣工等七人發病,但感染源不明。消息一出,我心一沈:「完了,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防疫網已經破了!」不僅醫護人人自危,社會大眾更陷入集體恐慌,大家瘋狂搶購口罩、消毒水,SARS彷彿看不見的幽靈,隨時威脅著每一個生命。
4月23日,本於「專業禮遇」的原則,台大醫院主動積極地將和平醫院兩名病情較嚴重的醫護人員轉來台大,並在衛生署追蹤下,對六十一名員工及十二位病人家屬施以居家隔離;這一波疫情創下了SARS進入台灣後範圍最廣、人數最多的紀錄。
4月24日下午1時,衛生主管當局「師出無道」,在沒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竟然倉促宣佈「和平醫院立即封院」,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家屬被強制「關」在醫院中,沒有足夠的隔離防護措施,任何人都不想在高傳染性的環境下坐以待斃。
透過媒體現場直播,我們不斷看到和平院內失控的場景,醫護人員不甘被遺棄,有人抗命不從,拚命想往外逃,有人隔著玻璃窗拉布條哭訴:「我們為什麼要照護SARS病人?」其他科別住院病人家屬則焦急的守候在封鎖線外,擔心家人的安危,場面豈是一個「亂」字了得?
當時變調的醫護秀確實讓人傷心,但政府「不給武器的戰役」卻更荒謬。和平封院的決策過程,只能說草率無度,進一步的功過是非,相信歷史終有評斷。
「一步錯,全盤皆輸」,和平封院,未能封鎖病毒,曾去過和平的病患紛紛隱瞞接觸史,形成隱性感染源,疫情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4月29日先是鄰近的仁濟醫院封院,中興醫院也爆發疑似感染,臺北馬偕、北榮、三總也因收治多起SARS病例,不時有接觸感染傳聞。同時,因病人交叉感染牽連,高雄長庚、高醫、高雄榮總也陸續爆發群聚感染。
4月26日,台中中國醫學院附設醫院出現國內第一起SARS曾姓男子死亡病例,醫界幾乎人人自危。5月1日,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女士不幸病逝,成為第一位染煞過世的白衣天使。5月15日,和平醫院林重威醫師也因病情惡化,轉院國泰醫院殉職,結束年輕寶貴的生命,令人非常痛心。這些噩耗不斷傳出,台灣上空如同鬼魅降臨,街道冷冷清清,股市房市崩盤,人與人隔著口罩彼此猜疑,一聲咳嗽都會挑起每個人的敏感神經,即使我所居住的社區,也將我歸類為「危險人物」。
至於台大醫院,從四月底開始,急診處人聲鼎沸,每天有接不完的發燒患者,疑似病例如潮水般湧入;病人對台大抱持高度期望,我們的醫療人力及環境空間明顯超載,卻又不忍見死不救。
總計從4月21日到5月12日,台大共篩檢761位SARS個案,經診斷疑似或可能病例137例,平均每天篩檢人數達40人,診斷為疑似或可能病例7人,而暫留急診待床之疑似或可能病例有11人。台大總共約一百床觀察床的急診部,並沒有獨立的空調病房,六十多位醫師及七十多位護士,每天都在高壓力的環境下工作,已經接近崩潰。
我們陸續實施多項緊急措施,其中包括:
(1) 人力調度:斷絕院際交流,暫停主治醫院到其他醫院兼外支援,禁止調回輪調外院的醫療人力,以切斷院際感染的機遇。
(2) 避免交叉感染:全院人員減少聚集及走動,盡量定點工作。
(3) 口罩調度:第一線醫護人員戴N95口罩,其餘人員全部使用外科手術口罩。
(4) 發給非醫療同仁每人一支體溫計,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5) 關閉東址部分病房,將西址病房規畫為SARS病患住院治療專用病房。
台大有接不完的新病例,當我們試圖將疑似或可能病例轉往他院時,得到的回應永遠是「我們沒有隔離病房」或是「隔離病房滿了」,絕大多數醫院僅是冷眼旁觀,盤算的是「SARS 病人最好別上門」;當時有醫院甚至在門口張貼海報,臺北市中心有家醫院,竟然掛起「本院未收SARS病人,請安心來院就診」的昭示,真是百年難見的亂世奇景。
我清楚記得4月28日那一天,行政院在晚上九點半緊急召集多家醫學中心院長共商對策,因為醫學中心才有人力、物力及能力對抗SARS,若能合組團隊更好。沒想到我一踏進行政院的會議室,劈頭就聽到當時所謂「醫界大老」的院長及林口長庚醫院院長,以叫囂的口吻稱道:「這些是你們公家醫院的事,與我們私人醫院無關!」,令人不敢相信。當天要不是行政院林信義副院長英明卓處,強力約束各家醫學中心共體時艱,可能有關SARS的防治工作,將仍由幾家公立醫院獨撐!「置身事外」,是這些醫院所奉行逃難的原則;我們的賣命演出,還落得長庚前主任委員吳德朗在回憶錄中,揶揄我們因應SARS各樣措施是「作秀」。
5月8日開始,台大急診醫護人員陸續出現發燒症狀,5月10日感控小組向我報告,急診暫留區可能已有SARS群聚感染,我心中無比沈重:台大有無可逃避的社會責任,不能把病患拒於門外,但身為院長,我必須保護每一位員工及其他病人,不能犧牲他們的寶貴生命,不能讓急診成為院內感染的溫床,「更不能讓台大變成下一個和平醫院!」
台大如果發生大規模感染,國內疫情勢將失控,衝擊與震盪將難以想像,我該怎麼做呢?排山倒海的壓力讓我煎熬,我不只一次告訴自己,不能讓任何一位同仁倒地不起,如有意外,我必將辭職負責。心中有底之後,當天我召集相關主管緊急商議,決定以公館院區疏散病患,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以進行封閉、隔離與消毒的緊急防疫。隨即動員急診部主管及醫護人員調度病房,漏夜模擬疏散病患至公館院區的作業流程。5月11日上午終於淨空急診內科暫留區病患,中午開始進行完全善後,我同仁上上下下埋頭苦幹,無任何怨言或退怯。
5月12日一早,感染情形仍未緩和,甚至在門把上都驗出了SARS病毒,我與院內應變團隊開會後共同決定,「台大要關閉急診,決戰境外」。我以電話向衛生署SARS總召集人李明亮教授報告這項決定,李明亮當時非常不諒解,一直問我:「可以不關嗎?這樣民眾會大恐慌!」我以沒有轉緩的態度向他說:「真的沒辦法,我不能逞強。」我也向他說明,台大有配套措施,儘量讓衝擊降至最低。當天晚間九點,台大便暫停急診服務,全面消毒淨空,這是台大創院一百零八年史無前例的。當天夜晚九時,為穩定社會信心,特別約請歐晉德副市長、李召集人,並會同感染專家及副院長們,在台大醫院第一會議室鄭重向全國宣佈台大醫院關閉急診服務,平穩而誠懇地將SARS疫情周知大眾,以專業高度讓民眾安心,所以未衍生社會的恐慌。
我從來未曾有片刻考慮個人的歷史定位,「寧可自己背負歷史罵名,也不能讓台大同仁折損一人。」事實上,在SARS疫情惡化之後,我就收拾好行李,準備住進醫院,和所有同仁共患難。我甚至要我太太做好心理準備:「如果我不幸染煞,鞠躬盡瘁,也就死而後已。」不過,後來在副院長林芳郁教授極力勸阻,他擔心同仁會因此產生更大壓力,並且拍胸脯保證,一定會「穩住」急診疫情,要我晚間還是駐家聯絡即可,多所考量,我才打消念頭。
自5月12日至26日重啟急診的兩星期內,我們獲得臺北市政府歐晉德副市長的大力協助,積極增設戶外發燒診療區、負壓隔離病房、發燒診療區獨立X光攝影設備、嚴格區分病患動線、進行流量管制、加強教育訓練等,同時也擬定復原計畫,實行SARS病人集中西址治療、病房分區治療、員工與病患體溫監測、訪客限制等院內保淨措施。
5月23日,危機到達最高點,台大列管嚴重病人達九十一人,隔離人數高六百六十二人,因為實施一人一室,所以台大僅有的負壓隔離病房早已額滿。為了做最壞的打算,我也請同仁擬出萬一台大全面封院時的應變計畫,幸而在全體同仁同舟一命的努力下,台大醫院終於控制住疫情,度過難關,重新再起。回想這段暫停急診的決策過程,我仍認為無悔無愧,當時要是沒有壯士斷腕,SARS疫情勢將難以收場。
另一方面,台大對於SARS病毒的相關研究,也如火如荼進行,以便找出病毒的致病原因,進而研究有效防治SARS的藥物。4月2日,台大醫學院及醫院共同在最快時間內,組成兩組防治SARS的研究團隊:
(1)防治SARS病毒的研究團隊:由內科部主任楊泮池召集,積極進行實驗室工作,確定SARS病毒的類型及致病原因。
(2)SARS病毒醫療團隊的臨床研究:由張上淳召集,快速的研究出「SARS病毒的醫療診治方法」,提供全國各醫療院所參考應用。
當急診重新開放,不過一星期時間,全台又送來966位發燒病人,平均七人就有一位是真正的SARS患者,短短七天我們就通報了138例病例。但台大醫院在稍微喘息之後已經站穩抗煞腳步,一步步逼退兇猛的敵人,沒有再發生院內感染的病例。時序來到炎熱的6月,全世界期盼的高溫協助遏止了SARS的蔓延,疫情接近尾聲。
6月6日,台大醫院獲得行政院頒發「抗煞有功」醫療團隊獎座,我內心百感交集:從3月8日台灣發現第一起病例,到7月5日世衛組織正式宣佈台灣從SARS感染區除名為止,台大共收治可能及疑似病例164例,且多是他院不敢收治的嚴重病人;台大以不到全國百分之三的微薄醫護人力,承擔百分之四十的SARS病人,這期間無人擅離職守,推託卸責,大家同舟共濟,心手相連,救人為先。過去台大獲獎無數,這座獎卻是用血汗及生命換來的,殊榮屬於全體台大人。
回憶抗煞過程,我每天一大早進行全院廣播,傳達最新的資訊,加強信心喊話;另外也走到第一線,撫慰重裝防護的醫護人員,並利用病房視訊關懷隔離住院同仁。我讓同仁感受到:他們並不孤單,醫院會盡全力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命。患難見真情,一向「羞澀不敢求,孤傲不會給」的台大人,因SARS來犯而打破藩籬,彼此扶持;台大的表現也感動了冷漠的社會,多少人寫來鼓勵的卡片為我們加油打氣,多少善心人士踴躍捐輸物資,甚至企業領袖贊助研究經費,這些有形無形的力量,都是對抗SARS最有利的後盾。
當然,SARS也像一面照妖鏡,將人性的自私照得無處遁形:有人為了重利囤積防護物資,不顧醫護人員安危;有人無視居家隔離令,不顧可能散播病毒而四處走動;有人歧視醫護人員子女,強逼停課轉學;然而醫界也有人選擇逃避、拒收病人,甚至有「醫界大老」串連大型私人教學醫院,向政府施壓,要求將SARS病人集中在「公立醫院」,以免影響「生意」。這是後來倉促設置「國軍松山醫院」的後面背景。
在抗煞戰爭中,葉金川教授在和平醫院封院狀態下,身先士卒,深入封院病房,穩住抗命諸多醫護人員及病人,真也英雄。他曾批判台灣「時間正在流失,社會還捲在政治熱潮,無法自拔」。SARS席捲台灣時,正應驗這個評判。這場戰疫中,衛生署長、防疫處長和北市衛生局長先後下臺。在監察院約談時,塗署長指稱高估基層衛生單位、醫療院所的防疫能力,以致防疫出現漏洞。
我則認為,中央及地方不同調,政治角力,多頭馬車,不能尊重專業主張,官大學問大,貽誤時間,不能有效指揮財團醫院,才是原因。我在七月初,疫情已告段落,決定民眾進入醫院不必量體溫,還落得召集人譴責,威嚇將引用傳染病防治法處罰台大醫院,都令人心寒。
SARS初期,許多醫院排拒病人,但是後來健保局的醫院補償,有抗煞造成病人流失的營運收入損失,以及領取抗煞有功的獎牌,這些醫院不落人後,不也實在諷刺!回憶亂世眾生相,我有感傷,有感動,有感慨,更感謝老天,讓台大在前所未見的挑戰中浩劫重生,繼續迎接更多的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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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期間的 經歷 和 感受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八卦
《彭博社最新抗疫排行榜 美國重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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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小孩,該怎麼養?自古以來就是個百家爭鳴,公說公有理,沒有定論的一個教育領域。經常我們聽到上一代的人說:從小我們就是在泥巴裡打滾,跌打損傷,吃土喝髒水,還不是活得好好的?哪有像你們年輕爸媽,對兒女百般呵護,一下子噴酒精,一下子還要戴手套,把小孩養在溫室裡,長大了反而缺乏抵抗力。這種對於養小孩,必須讓他們暴露在一定風險中,鍛練他們的免疫力、適應力、抗壓性,甚至是在社會中的生存能力的論點,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是西方社會和亞洲國家,根本上在價值觀上的一種文化差異,而這個差異也反映在其他的社會層面上,像是在對抗病毒的防疫措施上,政府應該怎麼做,人民又應該要怎麼想。上個星期,美國彭博社所發布的Covid抗疫韌性榜單上,台灣一下子從去年12月的榜眼,掉到了五十三個國家和地區中的倒數第10名,讓台灣社會和輿論相當的震驚。當然,五月以來的疫情爆發,大家都看在眼裡,排名掉落,也是意料之中,但從五月底的15名,跌落到六月底的44名,這中間巨大的落差,背後卻又是跟確診人數、防疫表現這些一點關係也沒有,反而是台灣的疫苗施打速度、封城措施,以及邊境封鎖等等,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彭博社在六月的榜單計算中,加入了兩個新的評比指標,一個是飛機的訂位數量,另一個是出入航班的路線多寡,之所以加入這兩個參數,是因為現在歐美國家都在爭相解除封城,重啟旅遊活動,所以彭博社認為接下來的抗疫階段,比零確診還要更重要的,是看誰能夠更快地恢復正常生活和順暢的經貿活動,而就像養小孩一樣,歐美國家因為去年受過病毒的嚴酷洗禮,邊境也始終保持某種程度開放,培養出了抵抗力,所以在後疫情時代,他們也會比亞洲國家將更具有競爭力。
{內文}
想像一個來自亞洲國家的資優生,從小乖巧,品學兼優,總是聽老師的話,一回家就關起門念書,成績總是名列前茅,班上那些愛玩的同學,永遠趕不上他,只能暗自羨慕資優生的好成績。但,準備要上大學了,資優生想去國外留學,拿著一手亮眼成績單,他深信自己可以錄取一流大學,應該沒問題;沒想到,著手申請之後,他發現國外的大學現在不只看學科成績,還希望學生參與各種課外活動,接受過社會的歷練;亞洲的資優生這時才赫然發現,時代變了,世界變了,循規蹈矩的死讀書,已經無法滿足新環境下的新需求,自己的強項也頓時失去競爭力。
新聞主播(2021.4.27):
新加坡是此刻疫情下最宜居的國家,根據最新的彭博抗疫韌性排行榜,由於今年以來疫苗成為關鍵,新加坡也因而躍升榜首,拿下去年11月以來最佳成績...
知名國際新聞媒體彭博社,從去年11月開始,綜合各種防疫和經濟相關數據,針對全球53個國家和地區,製作一份「抗疫韌性」排行榜,由於這是少數、甚至是唯一一份對各國防疫表現打分數的國際榜單,因此每回發布,都會引起關注,尤其台灣難得地以個別地區身分,列名其上,更讓這份排行榜受到本地朝野的重視。然而6月28號,當最新版本榜單公布時,國際上卻傳出一片譁然,許多人跌破眼鏡,因為原本的重災區歐美國家,和亞太地區防疫常勝軍,排名幾乎一夕翻盤,其中台灣從一度坐二望一的亞洲資優生,幾個月前逐步下滑之後,六月底居然摔落到幾乎墊底的全球第44名;而新加坡,則是從四月榜單上的榜首,一下子跌出十名外;反觀美國,這個原本去年還在疫情泥淖裡浮沉的放牛班,竟然短短數十天就和新加坡名次互換,以大黑馬的姿態,在最新排行榜上上躍居全球第一位,成了防疫超新星。
CBS主播:
這是紐約市解封的重大里程碑,麥迪遜廣場花園體育館自疫情以來首度舉辦大型演唱會,數千名已經接種的民眾等不及地來到現場,欣賞「幽浮一族」搖滾演唱會...
樂迷:
我從德州來,嗚!
CNN新聞旁白:
...有樂迷從德州聖安東尼奧買票,平生首度飛來紐約參加這場演唱會...
樂迷:
這是我的生平願望,時機又棒得不得了,正逢紐約市解封!
樂迷:
實在悶太久了,不斷受到封城和各種外出限制,所以今天一定會很棒,你知道的,一兩萬人齊聚一堂,盡情解放!
就在美國總統拜登預定將在七月四日,美國國慶日上,宣布美國已戰勝新冠疫情的同時,全球各大洲上各國家地區,所呈現出來的防疫樣貌,與民眾看待疫情感受,也隨著時間推進產生微妙的變化。在解釋最新「抗疫韌性」排行的分析報導中,彭博社記者開頭點出:經過一年半疫情的紛擾,現在各地人們眼中關注的唯一焦點,只剩下:什麼時候可以重返正常生活。原本的抗疫評分指標,只集中在確診數和死亡人數、確診率和致死率等數據上,但六月間,美國加州紐約州等地全面解封,歐盟也正式啟用數位疫苗護照,對越來越多的國家敞開國門,國際上逐漸清楚浮現的一個趨勢是:拼解封,搶開放,已經成為下一個防疫階段,比較抗疫成果,決定誰是贏家或輸家的關鍵因素;因此彭博社特地在評分過程中,加入了兩個新指標,第一個,是比較各國航班預定機位,與去年同期數據的增減幅度;第二個,則是從旅行社提供的資料當中,比對各地已開放的出入境航班路線。這兩個新的參數,一納入評分考量之後,馬上對排名順序造成洗牌效應:歐美國家的名次普遍大幅上揚,原本的資優生,亞太國家,則是排名全面下探:去年的優勢,在新的開放評比下,反而成了放不開,甩不掉的沉重枷鎖。
CBS新聞旁白:
今晚,全加州自疫情以來,首次全面重開!強制戴口罩和社交距離正式取消,只要民眾有打疫苗...
加州州長 紐森:
我們終於辦到了,6月15號,反敗為勝!
CBS新聞旁白:
...對那些慘澹經營的商家來說,更是令人振奮...
餐廳顧客:
謝謝!
餐廳老闆:
感覺真好,彷彿重獲新生,我們終於走到隧道盡頭,重新開張真的太開心了!
紐約州州長 古莫:
超過七成接種是什麼概念?就是我們可以重返正常生活的意思!
事實上,今日美國疫情的反轉,就跟一年前台灣疫情之平緩,同樣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CBS新聞主播(2020.5.26):
...(日本)有830個死亡案例,而幾百英哩外的台灣,則是另一個更成功的防疫模範,至今僅有...聽好哦...只有七人死於新冠!
CBS新聞旁白(2020.5.26):
在台灣島上,街上車流擁擠,餐廳照常營運...
學校只有在二月間短暫停課,甚至棒球賽季都正常開打,
去年疫情爆發初期,台灣的低確診,低死亡人數,曾經引來全球矚目,當時外界普遍把台灣的防疫勝利,歸功於SARS期間紮根的公眾警覺心和公衛處置經驗。一年之後,此刻的台灣,在狹義的防疫數據,如確診人數和死亡率上,雖然由於幾次小規模疫情爆發而出現上揚,但相較於世界各國的感染數據,台灣依然屬於輕度災區,並沒有顯著的退步;真正導致台灣在排名上不進則退的,其實是疫苗施打的速度、封城對民生的衝擊,以及新增的兩項對外開放指標,一齊拉低了整體分數。仔細研究排行榜上名次優於台灣的國家,以第33名的埃及來說,接種率僅2.1%,比台灣的4%還要更低,然而埃及的封鎖管制鬆散,當地人幾乎照常過生活、做生意,再加上埃及邊境也比台灣更加開放,因此,儘管確診和死亡人數都高於台灣,埃及在修正後的抗疫韌性指數上,卻拿下了比台灣更高的積分。另一方面,昔日的抗疫冠軍,本月與美國名次調換的新加坡,也是因為同樣原因:在邊境設下嚴格管制,繳出零確診同時,卻也被自己的高標準所綑綁,過度拘泥「好成績」而拖累了重開進度,跟不上歐美近期快速的解封步調。
澳洲商業總會 因尼斯威勒斯:
事實是:我們必須與新冠共處,病毒已經流竄全球,我們無法再躲在島上,與外界不相往來,這是擺在眼前的現實...
澳洲旅遊業者 葛拉罕特納:
我不認為我們可以一直堅持零確診,當然做為短期目標是很好,但如果事實證明,它就是會反覆發生,不會消失,怎麼辦?.
澳洲醫師 瑪姬丹欽:
有一部分的人,他們確實很堅持,要維持零確診,但另外一部份的人,則是已經接受現實,願意忍受少許的感染病例...
澳洲ABC記者:
維多利亞省目前每天新增4-5個案例,當局因此宣布封城...
澳洲ABC記者:
相較之下,英國每天新增確診高達三千例,可是英國人民卻可以不戴口罩趴趴走,甚至還能欣賞現場板球比賽,當地成人已經有75%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
與台灣、新加坡處境相似的,還有澳洲。澳洲總理莫里森,去年在澳洲傳出零星新冠案例後,召開內閣會議,制定出「壓制圍堵」,確保境內沒有社區感染的「零確診」策略,作為澳洲防疫工作的最高指導原則。一年多下來,澳洲政府確實在壓制疫情上,取得了成效,除了幾次防疫破口,曾讓每日確診數短暫飆高至數百人,其餘多數時間,澳洲的確診人數都維持在極低水位。然而,與穩定疫情呈現不對稱走勢的,卻是當地逐步升高的民怨;由於維多利亞省等地方首長,多次因少數病例爆發,就無預警下達一周至數周的封城命令,讓當地商家和輿情在經歷一次次的希望與幻滅之後,不禁想問:如果新冠終究不能消滅,零確診又是既定政策,那麼澳洲人到底要到何時,才能重溫過去的正常生活?
澳洲ABC記者:
事實是:一旦澳洲開放國境,就必定會引入病毒,導致病例增加,即便多數人都注射了疫苗,仍舊會有人感染,甚至是喪命。而對於一個堅持「零確診」,執著於確診人數的國家來說,澳洲人民有沒有做好對外開放的心理準備?
彭博社在一篇五月間的報導中,就曾經警告:對於亞太地區這一群死守邊界,不敢冒險開放的防疫資優生來說,過去的好成績,如今反而可能成為它們最大的致命傷;一方面,境內疫情和緩,讓這些國家政府和人民,普遍對疫苗引進或施打都缺乏急迫性,延緩了群體免疫的達成速度;另一方面,閉關自守的防疫策略,又導致了公衛體系和人民心態,都無法接受新冠終將演變為流行病,也難以承受開放邊境後勢必出現的疫情變化;而回過頭來,再看那些遭受疫情重創的歐美國家:由於過去一年累積了經驗,培養了韌性,現在更挾其高接種率優勢,對外加速開放,在後新冠世局中,亞太國家如果無法及時轉換策略和心態,資優生與放牛班,恐怕就要豬羊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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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期間的 經歷 和 感受 在 果籽 Youtube 的評價
每個人一生中可經歷幾多次疫症爆發?17年的時間是否能撫平傷痛?我們邀請了四位香港人──扎根淘大花園的居民、自願進入Dirty Team的公立醫院護士、經歷兩次幼稚園停課的幼兒教育者,以及一位經歷母親因癌症去世的女生。由2003年走到2020年,他們各自的經歷和感受,或許能夠啟發你在抗疫時,保持一絲希望。
「我一出世就住在這裏,淘大R座,已經習慣了,我很喜歡這一區。家人在沙士後曾經想過搬到調景嶺,但最後都沒有這樣做。」
現已大學畢業、亭亭玉立的 Alice,2003年沙士期間只有6歲。童年最深刻的回憶是淘大花園的社區爆發,「單單是這屋苑已經有三百多人感染。」小小年紀的她困在家中,隔着電視看到E座居民接連被送往隔離營,印象深刻,「腦海中聽過的營就只有集中營,所以聯想到被送到隔離營會失去自由,我可以留在家中,但他們卻要前往陌生地方。」困在家中,電視新聞成為她接收外界的渠道,恐懼往往來自新聞畫面,「比起了解死亡或患病,恐懼更多時候來自新聞報道的語氣和陳述方式,人命變成數字的感覺比一切還恐怖。」
當年因停課而一直留在家中,Alice每天都會與哥哥看卡通片,媽媽負責購買食糧,「她會特地到樓下買早餐,讓我們不至於吃得太單調。」每次看着媽媽踏出家門,她會怕媽媽一去不返,像士兵要上戰場,冒着極大的風險。
沙士之後,淘大花園為了復蘇商戶生意,不時舉辦「彩虹大抽獎」,「我好有印象,因為我常常抽到大獎,是100元的現金劵,媽媽會拿去光顧淘大商場的商戶,然後再獲得更多抽獎機會。這是非常成功的宣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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