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閲讀:如果丘吉爾領導當下的美國,美國能避免衰落嗎?》
Niall Furgeson /英國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 原文刊載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8/21
當美國於一片混亂中撤離阿富汗時,它的衰落令人回想起一個世紀前大英帝國的殞落。
一位歷史學家警告:阿富汗只是開始,未來可能會因此導致更大的衝突。
「許多人仍沈浸在無知之中……而他們的領導人為了獲取選票,不敢點醒他們。」
在《集結風暴》(即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的第一卷)一書中,丘吉爾如此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英國。
他痛苦地回憶:「拒絕面對令人不愉快的問題,渴求人民的擁護和選舉勝利,不顧國家的重大利益。」
美國讀者看著他們的政府「丟臉的」離開阿富汗,聽著拜登總統緊張而努力地為他造成的不光彩撤離辯護,可能會發現:丘吉爾戰前針對英國的批評,有一些會令他們心裡不舒服、但卻似曾相識。
借用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Paul Kennedy 的一句話,當時英國的精神狀態是整個國家的疲憊和「帝國過度擴張」的產物。
自1914年以來,英國經歷了一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大蕭條,並且在1918至1919年經歷可怕的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
財政被堆積如山的債務,壓得喘不過氣來。
儘管英國仍然是全球主要貨幣發行國,但在貨幣方面,它已經不再是當年無可匹敵的角色。高度不平等的英國社會,促使左派政治家要求即使不實行徹底的社會主義,也要進行社會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
一部分知識分子在這方面走得更遠,他們選擇擁護共產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
與此同時,凝固而無法變通的統治階層,傾向於忽略不斷惡化的國際形勢。英國的全球主導地位在歐洲、亞洲和中東都受到威脅。集體安全體系——當時建立在國際聯盟的基礎上,它是1920年戰後和平解決方案成立的國際組織,也正在崩潰,只留下了一個鬆散的聯盟,勉強補足業已離散的帝國影響力。
但結果卻是另一場更大的災難式的失敗:英國人既沒有認識到極權主義威脅規模之大,也沒有積累出阻嚇獨裁者的手段。
英國的教訓,是否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美國權力的未來?
美國人更喜歡從美國自己的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很少從他國歷史,看待世界。但將美國與上一任大英帝國的全球霸主對比,或許會為我們帶來更多啓發。因為今天的美國與戰時的英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
與任何歷史類比一樣,這樣的類比當然也有缺陷。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統治了廣闊的殖民地和其他附屬國,今天的美國卻沒有相同的統治區域。
這一點使得美國人在自我認知上認為美國並非一個帝國,即使他們的士兵和公民在阿富汗駐紮了20年才撤退:他們依舊如此認為。
儘管美國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高,但也並沒有嚴重到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經歷的那種受創傷的程度。當時英國有大量的年輕人被流感屠殺(近90萬人死亡,15至49歲的男性中,佔了大約6%,至少170萬感染者)。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也不像納粹德國對英國造成的威脅那樣明顯而迫切。
不過,某些相似之處還是很驚人,而且這兩個國家在阿富汗強行建立自己相信的價值秩序,都相繼失敗了。
早在1930年2月,在「過早的」現代化改革引發了一場叛亂之後,《經濟學人》雜誌已指出:「很明顯,阿富汗不會採用西方的東西。」
近幾十年來,預測美國衰落的書和文章已經太多了,以至於「衰落主義」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但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和50年代之間的經歷提醒我們,還有比溫和的、漸進式的衰退更糟糕的命運。
《以金錢為導向的價值觀》
我們從堆積如山的債務開始談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公共債務從1918年佔GDP的109%,上升到1934年略低於200%。而美國的聯邦債務與英國雖有所不同,但在規模上是可以比較的。如今她的債務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近110%,甚至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前一個高峰。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到2051年,它可能超過200%。
當今的美國與大約一個世紀前的英國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聯邦債務的平均期限相當短(65個月),而英國超過40%的公共債務採取的是永久債券或年金的形式。這意味著,今天的美國債務對利率的變化,要比當初的英國危險且敏感得多。
另一個關鍵差異是財政和貨幣理論的巨大轉變,這很大程度上正是凱恩斯對英國戰時政策的建議。
1925年,英國決定以戰前過高的價格將英鎊回歸金本位,這使英國陷入了長達八年的通貨緊縮。工會權力的增加意味著大蕭條期間,工資的削減落後於物價的削減,這導致了就業機會減少。
在1932年的低谷期,英國失業率為15%。然而,英國的大蕭條主要還是因為英國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這使得貨幣政策得以放寬。實際利率的下降意味著償債負擔的減輕,為英國財政創造了新的迴旋餘地。
在未來幾年,美國似乎不太可能出現這種償債成本的下降。以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mers為首的經濟學家預測,當前美國的財政和貨政策,將導致通貨膨脹的危險。
英國的實際利率在20世紀30年代普遍下降,而美國的實際利率預計將從2027年開始轉為正數,並穩步上升,到本世紀中期達到2.5%。當然對利率上升的預測,往往是錯誤的,而且美國聯準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但是,如果利率真的上升,美國的債務將需要更多的成本來償還,擠壓聯邦預算的其他支出,特別是國防等可容易調整的支出。
這將問題的關鍵,擺在我們面前了。
丘吉爾在20世紀30年代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在拖延時間——這是英國綏靖政策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積極地重新武裝英國軍隊,以應對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國主義政府越來越多的侵略行為。丘吉爾反對英國綏靖主義者另一個關鍵論點是,財政和經濟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管理一個覆蓋斐濟、岡比亞、圭亞那、溫哥華的帝國,其高額成本使得快速重新武裝英國,變得不再可能。
稱美國今天面臨著類似的威脅——不僅是來自中國,還有來自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威脅——這可能顯得異想天開。
然而,僅僅是這一事實,就說明問題所在。
大多數美國人,就像二戰之前的大多數英國人一樣,根本不想考慮在國家已有大量債務下,如何面對希特勒正在發動一場重大戰爭。
如今的美國也正在走向相同的道路。預計美國國防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2020年的3.4%下降到2031年的2.5%。
這會引起丘吉爾主義者的驚愕。他們也將會經歷相同的敵意和指責——如同當年譴責丘吉爾在煽動戰爭一樣。
《力量是相對的》
美國與其他國家相比的相對衰退,和當初的英國另一個相似點: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估計,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經濟產值不僅被美國(早在1872年)超越,而且還被德國(第一次在1898年,在經歷了災難性的戰爭、惡性通貨膨脹和不景氣的年代後,於1935年再次被超越)和蘇聯(1930年)超越。
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規模比英國大,特別是如果把各殖民地包括在內的話,也許是其兩倍大。但美國的經濟規模更大,儘管大蕭條對美國的影響更嚴重,美國的經濟體量,仍然是英國的兩倍多。
今天的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經濟產值相對下降的問題。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考慮許多中國國內商品的價格更低,中國GDP在2014年已趕上了美國。按當前美元計算,美國經濟體量仍然更大,但預計兩國的差距將會縮小。今年,中國的美元GDP會是美國的75%左右,到了2026年,則將達到89%。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經濟挑戰比蘇聯曾經帶來的更大。這不是什麼秘密,因為蘇聯的經濟規模在冷戰期間從未超過美國的44%。
在許多運用於國家安全應用的技術領域,從人工智能到量子計算,中國正在努力追趕美國,這也不是什麼機密消息了。中國領導人的雄心壯志也是眾所周知的。
這五年來,美國對中國政府的好感明顯轉變為負面。即便如此,公眾對於應對來自中國的軍事威脅也沒有多大的熱情。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會與英國首相張伯倫的觀點一致,他曾臭名昭地將德國在1938年分割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動描述為「遙遠國家的爭吵,而我們對爭吵的雙方都一無所知」。
在兩次大戰之間,英國態度軟弱的一個關鍵原因是知識分子對帝國的反抗,以及更普遍的對英國傳統價值觀的反抗。
丘吉爾厭惡地回憶起1933年牛津大學辯論社在辯論中提出的動議:「我們拒絕為國王和國家而戰」。他指出:「在英國,人們一般會對這樣一個插曲一笑置之,但在德國、俄羅斯、義大利和日本,他們會有英國已經變得腐朽墮落了的根深蒂固的想法,這種想法也動搖了許多人的盤算。」
當然,這也正是如今中國新一代「戰狼」外交官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對美國的看法。
納粹、法西斯和共產主義者都認為英國人對自己充滿了憎惡。「我甚至不知道大英帝國正在消亡,」喬治·奧威爾在他的文章《獵象記》中記錄了他作為殖民地警察的時光。沒有多少知識分子能有奧威爾這樣的洞見,認為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許多人——不像奧威爾——他們選擇了信仰蘇聯共產主義,他們為西方國家的情報部門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令人震驚的是,大量上流社會的貴族精英還被希特勒吸引。甚至《每日快報》的讀者,也樂於取笑而非讚頌大英帝國。
《帝國的終結》
美利堅帝國不像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有英聯邦自治領地、殖民地和受保護國,但它現在所處的國際主導地位,以及過度擴張帶來的代價,完全與大英帝國相似。
現在美國的左翼和右翼都習慣性地嘲笑或謾罵美國帝國主義的計劃。《國家》雜誌的記者湯姆·恩格爾哈特(Tom Engelhardt)幸災樂禍地說:「美利堅帝國正在崩潰。」
對於右翼來說,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譏諷地想像著「美利堅帝國的衰落會是什麼樣子」。:
與此同時,進步的非裔美國哲學家康奈爾·韋斯特(Cornel West)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與反對美利堅帝國的抗爭殊途同歸」,還有兩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瑞安·詹姆斯·吉爾·杜斯基(Ryan James Gir dusky)和哈倫·希爾(Harlan Hill)認為最近的新冠疫情揭露了「美國其實穿著皇帝的新裝」。
右翼仍然捍衛著美利堅共和國建國的傳統:與此相反,「覺醒」的左翼則試圖將美國歷史改寫為充斥著奴隸制和種族隔離的血淚史。但政治光譜中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多少人渴望回到上世紀40年代開始,美國扮演全球霸權時代。
簡而言之,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人一樣,21世紀20年代的美國人已不熱衷於帝國主義——中國的觀察人士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並對此津津樂道。
然而,帝國仍然存在。
美國幾乎沒有多少真正意義上的的殖民地:只有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和美屬維爾京群島、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以及南太平洋的美屬薩摩亞。按照英國人的標準,這些殖民地根本不值一提。然而,美國與曾經的大英帝國一樣,軍隊遍布全球,無處不在。美國的武裝部隊人員在150多個國家都有部署,駐外軍隊總人數約為20萬人。
承擔如此廣泛的全球責任並非易事。但是,要想擺脫他們同樣不容易。
英國人為此吃過苦頭,美國人則要吸取英國人的教訓。
拜登決定從阿富汗進行「最後的撤軍」被認為是不明智的,這說明了美國想要減少其在海外所承擔的責任,並不容易。
歐巴馬曾經也做出了類似的從伊拉克撤退的決定,並於2013年宣佈「美國不是世界警察」。
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原則只是同一種衝動的民粹主義的版本:他太渴望離開阿富汗,並以關稅取代「反恐支出」。
在阿富汗發生的撤軍災難完美的說明,想要放棄對全球的主導權,這個過程是不太可能和平度過的。不管用何種措辭,宣佈放棄這場歷時最長的戰爭,就是承認失敗。
這不僅僅對塔利班,是他們的勝利。
中國也在密切關注,畢竟中國與阿富汗也有一段狹小的接壤土地。俄羅斯也在幸災樂禍的作壁上觀。
就在歐巴馬宣佈放棄做世界警察的幾個月後,俄羅斯立刻就對烏克蘭和敘利亞進行了軍事干預。
這並非巧合。
拜登相信美國可以像之前從越南撤軍、擺脫越南這個泥淖一樣從阿富汗撤軍。
越戰是段不光彩的歷史,美國在越南受到的屈辱確實產生了後果。它為蘇聯及其盟國以可趁之機,在其他地方製造了麻煩——包括非洲南部和東部、中美洲以及蘇聯於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
於是我們可以推論在喀布爾重演西貢當年的淪陷,未來也將產生類似的不良影響。
即便新保守主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後抬頭,狂妄自大到了頂峰的時候,美利堅帝國的終結也不難預見。
我在《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一書中首次提出,當時美國的全球地位至少存在四個根本性的弱點:一是人力赤字(很少有美國人願意在像阿富汗和伊拉克這樣的地方長時間工作);二是財政赤字(見上文);三是關注度不夠(選民在大約四年後就對任何大規模干預失去了興趣);四是歷史視角的缺失(決策者不願從前任那裡汲取經驗教訓,更不願意從其他國家吸取經驗教訓)。
但是曾經的大英帝國從來沒有這些事件。
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這比財政赤字要深刻得多——是美國的負國際投資(NIIP),它佔GDP的比例是-70 %。
負的國際投資本質上意味著外國人對美國資產的所有權,超過了美國人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相比之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儘管有大量的海外資產被清算以資助一次世界大戰,但它仍然有著龐大的正國際投資。從1922年到1936年,它一直保持在GDP的100%以上:到1947年才下降到3%。
拋售剩餘的帝國白銀(準確的說,是迫使英國投資者拋售海外資產,交出美元)是英國為二戰買單的一種方式。
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債務大國,並沒有與之對等的儲備金。只有通過更多的公債出售給外國人,美國才能負擔得起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的成本。
這對於維持其超級大國的地位而言,實在太不穩定了。
《丘吉爾:「我當首相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葬禮」》
丘吉爾在《集結風暴》中的論點並不是在借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崛起這一不可阻擋的進程來譴責英國的衰落。相反,他堅持認為,如果西方民主國家在1930年代早些時候採取更果斷的行動,戰爭本來可以避免。
當小羅斯福總統問丘吉爾這場戰爭應該叫什麼時,丘吉爾立刻回答說:「不必要的戰爭。」
同樣的道理,中國的崛起也並非不可阻擋,更不用說俄羅斯了。從朝鮮到委內瑞拉,所有與他們結盟的小國都是經濟上的弱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預期的還要快,勞動力正在萎縮。
居高不下的公營及私營部門債務正在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可能在氣候危機中,首當其衝,因為它無法輕易改掉依賴煤炭,作為工業能源的現象。
然而,一系列事件的發展又很容易導致另一場不必要的戰爭。
最有可能是在台灣問題上爆發。
中國要統一台灣,而美國模糊地承諾要防禦中國——隨著東亞地區軍事力量平衡的轉變,這種承諾越來越缺乏可信度。
美國航母越來越難招架中國的東風-21D等反艦彈道導彈,而這還只是美國國防部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如果美國的威懾失敗,習近平發動突然襲擊,美國將面臨更嚴峻的選擇,要不然打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戰爭——就像英國在1914年和1939年所做的那樣——要不然就像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那樣,直接認輸。
丘吉爾說他寫《集結風暴》是為了表明:
邪惡者的惡意如何因善良者的軟弱而愈發猖狂;民主國家的結構和習慣為何——除非與更大的有機體結合在一起——會缺乏為卑微大眾提供安全感的毅力和信念;甚至在自我保護的問題上……謹慎和克制的忠告反而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以及因為渴望安全和平靜的生活,而採取的中庸之道,可能會直接導向災難的中心。
他用一句精辟的格言作為這卷書的結束語:「事實勝於幻想。」
近年來,美國領導人過度熱衷於幻想了,譬如小布希領導下新保守主義者「全面統治」的幻想,還有川普想像出的美國「大屠殺」的黑暗噩夢。
隨著另一場集結風暴的到來,也許是時候面對現實了。
丘吉爾看透了這一點:帝國的終結很難不伴隨著陣痛。
——圖片:美國運輸機撤離阿富汗難民、美國最後離開的軍事領袖、拜登在白宮發表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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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原因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八卦
《文茜的世界周報》
【2017年國際大事除極端組織ISIS覆亡外 許多民主國家也出現民粹.排外與民族主義浪潮 導致這些民主典範國家出現憲政危機.國家動盪.經濟下滑及強人政治崛起 川普治理下的美國不再是眾人學習典範 而普丁從2000年掌權俄羅斯至今 明年三月大選也是勝利在望將整整掌權22年 這些政治強人追求的是權力 而不是考量國家長遠的利益】
親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與反杜特蒂陣營,11月30號在馬尼拉的總統官邸外聚集,雙方各有超過2000人,由鎮暴警察分開,杜特蒂揚言將成立「革命政府」,加深外界對他邁向獨裁的憂慮,現在在杜特蒂政權下,發生很多侵犯人權的行為,我們認為這些侵犯行為,是為了建立一個,全然的法西斯獨裁政權,菲律賓大學的兄弟會12月1號,以集體裸奔的方式,抗議杜特蒂2016年6月上任以來,發動「毒品戰爭」造成近四千人死亡,以及在民答那峨島,為打擊激進份子實施戒嚴的政策,戴著面具的大學生舉著標語,要求「停止殺戮」「解除戒嚴」,《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指出,菲律賓強人總統杜特蒂,完全借用俄羅斯總統普丁的腳本,利用非執法人員私自行刑的手段,讓菲律賓自由派人士膽寒,但他卻贏得被犯罪和毒品,嚇怕了的民眾支持,菲律賓民調機構「社會氣象站(SWS)」,10月8號民調顯示,「淨滿意度」雖然比六月下跌18點,仍有67%受訪者滿意杜特蒂的施政表現。
俄羅斯是在蘇聯解體後引入西方式民主,葉爾欽政府最初完全按照西方的建議,進行政治和經濟改革,新政府必須賣掉大約四萬五千家,之前由共產黨經營的企業,包括能源,礦業,通訊公司等,情況混亂不堪,俄羅斯經濟直線下墜,所有這些企業落到少數幾位有錢人掌握,也就是今天被稱為「寡頭」的手裡,西方對俄羅斯提供的「休克療法」藥方,要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型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結果徹底讓俄羅斯經濟休克,民不聊生,社會秩序混亂,情治系統KGB出身的普丁,在亂局中上台,鐵腕強硬地打擊車臣分裂主義份子,從侵吞大量國有資產的「寡頭」財閥,奪回能源主導權,利用國際油價攀升機會,恢復國力並鞏固權威,恩庇侍從和貪腐仍然是他統治的重要工具,他迅速地壓制財閥寡頭,支持普丁的有獎賞,反對他的則加以剷除,一度是俄羅斯首富,現在成階下囚,克里姆林宮的批評者,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之前的石油大亨因為被控侵吞石油,被判刑14年。
拉赫曼認為,普丁為軟性威權主義打造出一個樣板,這種威權主義結合,民族主義,民粹主義,腐敗,打壓媒體,以及總統與富豪寡頭之間的緊密聯盟,俄羅斯人民想要一個可以同西方對抗的強者,藉由支持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收回曾為俄羅斯領土的克里米亞,對打算加入北約的烏克蘭發動戰爭,並且以信息戰方式駭入美國政府機構,干擾總統大選,普丁滿足許多俄國人民的期待,65歲的他日前宣布競選連任,有望掌權24年,成為自史達林以來主政最久的國家領導人,事實上沒有更好的地方,也沒有更好的理由,可以發表這項聲明,感謝各位的支持,我將競選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職位。
其他同樣在民主形式下,行專制之實的強人領袖,還包括土耳其總統艾多根,和普丁一樣,艾多根也以民族復興為號召,誓言洗刷過去外國人帶來的恥辱,凱末爾是在1923年,締造土耳其共和國,脫離裂解的奧圖曼帝國的軍事將領,在位的十五年間,他享有和現在艾多根類似的權力,凱末爾藉此將土耳其打造成,一個現代和世俗化國家,在凱末爾領導下,土耳其決心離開伊斯蘭世界,加入西方民主陣營,1952年成為北約成員,凱末爾曾經賦予軍隊確保土耳其世俗化的責任,這也導致軍人發動四次政變,雖然確保了民主,卻打壞了經濟,貪腐橫行,民生凋蔽,直到艾多根躍上政治檯面,2002年成為總理,對企業和外資親善,GDP隨即大幅提升,通貨膨脹急遽下滑,土耳其經濟持續增長,艾多根因此廣受民眾歡迎,但是和國父凱末爾相反的是,他希望把土耳其帶向伊斯蘭世界,女性可以戴面紗頭巾,菸草銷售受限制,解除政府對清真寺掌控,他不認同兩性平等,「女性的角色就只是母親」。
2016年七月土耳其再度爆發政變,但是未能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艾多根幾乎是拜iPhone之賜,翻轉對他不利的局面,我要鼓勵我的人民前往街道,邀請他們前往機場,大家團結在一起,向他們(政變者)展示,給那些坦克車上的人看,看他們正在做什麼,看他們對人民做出什麼事,世俗化的土耳其民眾捍衛艾多根,伊斯蘭教徒從清真寺湧上街頭對抗軍隊,戰機攻打國會大廈,軍人對民眾開火的畫面,讓政變失去正當性,艾多根的大位獲得確保,接著展開嚴厲的肅清行動,總計上萬名軍人警察法官記者,遭到解雇或拘押,更進一步,他在2017年4月舉行全民公投,雖然只是險勝,但是藉由訴諸宗教民粹主義,已經改變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架構,艾多根的政治權力之大前所未有,他可以完全控制土耳其的預算和軍隊,可以無需投票任命法官,可以隨時解散國會,可以掌權到2029年。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後,全球曾掀起一股「民主化浪潮」,蘇聯裂解,東歐,波蘭轉型成民主國家,但這個進程現在似乎發生逆轉,威權主義浪潮蔓延到美國和歐洲,最戲劇性的是,美國選出一位對司法獨立缺乏尊重,將媒體視為「敵人」的總統,我並不是反對媒體,我也不是反對報導,我只是反對假的媒體報導,必須加註「假」這個字,川普當選前一年,兩位學者發表一篇,引發熱烈討論的報告,六分之一美國人贊同「讓軍隊統治」,1995年抱持同樣看法的只有十五分之一,生於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人,超過70%認為生活在民主社會「至關重要」,80年代出生的美國人僅有30%同意,結論是美國和歐洲的民主 面臨死亡威脅,之前人們理解活在不民主的國家是什麼情況,所以對他們來說,活在民主社會變得很重要,他們熱烈擁抱民主意識形態,但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知道活在民主社會的情況,但卻不知道活在不民主社會是什麼狀況,另一件是我們的生活水準出現變化,現在史上第一次,根據美國普查顯示,每位美國人的生活水準呈現停滯狀態,為時約25至30年,這點改變了民眾的看法,突然間民眾開始發覺,體制內的人只為自己謀福,他們大概沒有在為我們著想,我的生活可能不會比我的父母更好,我孩子的生活甚至可能更糟,這很容易製造不安,也因此對民主體制不抱幻想,美國哲學家羅蒂(Richard Rorty),在1998年著作《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已經預言般指出,「被遺忘者」的訴求,終將呼喚出「強人政治」,全球化浪潮中被拋下的族群,不再信任既有的憲政民主體制,他們需要一個,「淩駕於制衡機制之上的強人」,通過推翻既有的政治格局,讓本土社群的利益訴求「重見天日」,川普以讓美國再度偉大為訴求當選,就任後推出「禁穆令」等一系列排外,和保護主義色彩強烈的行政命令,即使爭議不斷,他在共和黨選民心中的支持度變化不大,其實許多英國人認為,唐納川普是個納粹主義者,霸凌他人,但他正為美國人民奮鬥啊,革除一些法規,掃蕩伊斯蘭國份子,我認為,他做得非常稱職,對許多人來說,民主只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如果它無法帶來就業或安全,特別是在貧富不均,政治經濟體制看起來「被操縱」時,國家就有可能滑向威權主義,這是全球如此多迥然不同的國家,對民主支持逐漸降低的共同原因。
前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認為,伴隨著越來越多國家不再對西方言聽計從,訴諸民族主義領導人的出現勢不可免,穿著俐落西裝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表面似乎是親西方的領導人,內在卻是一名主張修憲擴軍,「熱切的日本民族主義者」,很少穿西裝的印度總理莫迪,多半用印地語發言,務實的民族主義者,專注於經濟增長,他認為世界正走向三國鼎立的格局,印度肯定能夠獲取與美中平起平坐的地位,他帶領著12.5億人,幾乎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並肩負起改革的使命,但真正的問題是,印度能成為下一個中國嗎,印度不會變成下一個什麼,印度要變成唯一的印度,這個國家過去被稱為「黃金鳥」,我們就是從那個時後衰敗的,但我們現在有機會再站起來,從莫斯科到馬尼拉,從華盛頓到布達佩斯,從安卡拉到德里,信奉民族主義的「強人」領袖重領風頭,美國國際關係研究學者傑克施奈德指出,民主化在民族主義激化過程中,會扮演推波助瀾的作用,不僅是因為我族選民會將選票投給自己,而且還可以重新定義國家和民族的敵人,將他們排斥在民主權利之外。
2015年的難民危機,超過100萬難民進入德國,成為「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崛起契機,支持率從4.7%大幅躍升為12.6%,成為德國第三大黨,也是1950年代以來,第一個取得聯邦議會席次的極右翼政黨,因此使總理梅克爾,聯合政府的組成艱困萬分。
奧地利年僅31歲的庫爾茲脫穎而出,帶領的右翼人民黨得票率31.6%,名列第一,他將成為歐洲最年輕總理,與反移民的自由黨共組聯合政府,這是奧地利10年來,首度向右跨出一大步,將使腹背受敵的歐盟更加頭痛,在歐盟(EU)內,沒有哪個國家的領導人,像匈牙利的總理奧班,那樣在國內掌握至高權力,金融時報指出,過去7年他對歐盟態度輕蔑,並破壞了1989年共產主義終結後,國內政治的制衡機制,但是由於波蘭面積更大,所以歐盟認為,在華沙執政的保守民族主義者,總統杜達,對歐盟未來團結的威脅更為嚴重,匈牙利和波蘭,非常有趣,三十年前我們都相信,它們會歡欣鼓舞地加入民主陣營,當時的確也沒錯,但是經過數年,數十年之後,證明並非如此,這些國家,現在有著非常特別的民主形態,雖然聞起來有民主氣息,但不再具有民主的精神,民主是困難的,民主是脆弱的,人們有時候並不渴求民主,他們想要別的東西,他們喜愛民族主義,他們想要民族驕傲,甚至他們有時候想要戰爭,以「歷史終結論」聲名大噪的,學者法蘭西斯福山指出,從美國政治到世界秩序,世人正見證一個民族主義新時代的到來,未來的世界如果裂解為民族主義競技場,那將是柏林圍牆倒塌後,人類歷史再一次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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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攻打烏克蘭原因 在 張安樂粉絲團 Facebook 八卦
【第十四篇】美國不會介入台海戰爭的九大原因(上)
中國大陸閩南人 權璟畧
特朗普勝選令民進黨政府大受打擊。其實特朗普也好,希拉裡也罷,甚至是奧巴馬,乃至華盛頓、林肯或羅斯福等人復活再當總統。如果面對今天局面,必定都會幫臺灣虛張聲勢,只不過虛張聲勢的力度不同罷了。但是誰都不會願意為臺灣與大陸一戰,因為有九大因素制約著美國介入台海戰爭。所以,特朗普勝,民進黨不必悲;希拉裡若勝,民進黨亦不必喜。
當前許多主張台獨民眾一廂情願的相信一旦大陸武力攻台,美國必定介入。即使大陸的許多專家學者也無法斷定美國是否介入。美國究竟會不會介入?欲對此問題有清晰之判斷,可從美國霸權佈局,是否有盟友參與,國內制度,歷史記憶等來分析。具體可從以下九方面入手:
其一,不少臺灣人自認為臺灣與美日等皆民主社會,基於民主自由之共同價值,美日諸國一定會出手幫助臺灣。事實上這不過是自欺欺人,恰恰正是這些自詡民主自由的國家才更不會出手相助。因為民主國家的民眾能夠用選票及抗議來制約政府。試問民主國家的民眾會僅僅因為民主自由之共同價值,便支持政府花納稅人的錢,犧牲自己的子弟,損耗自己的國家利益去幫助別人嗎?如果民眾普遍不願意,那麼民主國家的政府能一意孤行嗎?台獨民眾何不反思一下,自己是否願意自己的政府損己助人,如不願意,又怎能期待美、日之民眾損己助台呢?何必自欺欺人。
二戰前,正是自詡民主自由之英、法,為避免與德國開戰,一次次的犧牲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小國盟友的利益。先前所承諾的保護不僅沒有履行,反將這些國家出賣。英、法為何如此?正是因為英、法是民主國家。英、法民眾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重傷亡,害怕再次發生世界大戰,因而普遍厭戰畏戰,民主的英、法政府受民意制約,只能順應民意,綏靖德國以求苟安。
對一個國家而言,沒有永恆之敵友,只有永恆之利益。政府也好,國民也罷,都以利益為取捨,很難因共同價值而損己助人,即使宣稱共同價值,其背後之根本也是國家利益。越是自詡民主自由的國家,越受民意之制約,越不會因共同價值而損己助人,因為民眾更看重利益。所以,台獨民眾不要再自欺欺人,以免被出賣後才悔之莫及。
其二、2008年俄羅斯攻打格魯吉亞,美國除了遣責抗議,並無任何實質性相助,更別說出兵幫助;2014年俄烏關於克裡米亞問題的衝突,美國同樣只是遣責抗議,及有限制裁,並未對烏克蘭有多少實質性的幫助。格魯吉亞、烏克蘭為何敢公然與俄羅斯叫板,不正因為它們相信以美國為首之西方能夠仗義相助,所以積極倒向西方。結果在遭受俄羅斯打擊時,美國除了空喊口號,並無實質性相助。試問這與二戰前英、法出賣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家有何區別?
美國面對俄羅斯尚且不願直接交鋒,更何況綜合實力勝於俄羅斯之中國,臺灣真有自信不會像格魯吉亞或烏克蘭一樣成為棄卒嗎?臺灣人可以回想一下,1950初年杜魯門發表聲明不助臺灣,一次出賣臺灣;1971年中國入聯合國,二次出賣臺灣;1979年中美建交,三次出賣臺灣。既已三次出賣臺灣,難道不會再次出賣。
也許臺灣人會說,九六年台海危機時,美國出手保護臺灣,一旦大陸攻台,美國還會再次保護臺灣。臺灣的確可以這樣想,但時異勢異,九六年台海危機時,台軍猶可堪與大陸一戰,若美台聯手,無須太大代價,便可擊退解放軍,保住臺灣。那時的美國也並不把中國放在眼裡,敢將航母開到台海。如今台軍已大不如前,解放軍則發展迅猛,台軍根本難與解放軍一戰。而且美國自己也承認第一島鏈內所有基地都已被中國戰力所覆蓋,若在中國周邊與中國一戰,美國未必能勝。所以,面對兩岸軍力差距的日益懸殊,及中美在西太平洋軍力的日趨均衡,美國很難有為保衛臺灣而與大陸一戰的決心,也難有保住臺灣不被統一之自信,那麼美國援助臺灣的意願還有多大呢?相信也只有坐井觀天、夜郎自大、自欺欺人之台獨民眾,完全不明時勢,無知無畏,才會樂觀的相信美國會援助臺灣。
其三,縱觀自海灣戰爭以來的歷次戰爭,美國皆有盟國參與,這些盟友或出錢或出兵,如此便使美國實力大增,代價大減,又提高戰爭之正當性。但是,一旦介入台海,美國則幾乎不會有盟友參與。因為:
一、臺灣隸屬中國已得到世界普遍承認,介入台海等於干涉內政,對盟國缺乏說服力與號召力。例如,海灣戰爭是因伊拉克吞併科威特,阿富汗戰爭是因反恐,伊拉克戰爭是因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些對盟國還算有說服力,但介入台海等於阻撓統一,顯然缺乏說服力與號召力。
二、能讓盟友願意參與的戰爭,必須易於取勝,且有利可圖。例如,伊拉克、阿富汗等皆非強國,易於取勝,且參與有利可圖。一旦追隨美國介入台海,不僅無利可獲,又得罪中國,有弊無利,除一些地緣上有利害關係之盟友外,尤其陷於經濟危機及難民危機的歐洲,必皆不會參與。
三、在地緣上最脫離不了關係的盟友中,實力最強,最可能參與者當屬日本,但日本參與可能性亦值得懷疑。因為:1、日本民眾對二戰仍心有餘悸,雖有右翼勢力抬頭,但多數人仍否定戰爭,很難容許日本與中國發生大規模的戰爭;2、日本承平日久,生活富足,民眾安逸,兵不諳戰。從福島核洩漏事件中日本自衛隊的表現便可見一斑;3、基於戰後美國對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以及日本民眾對軍國主義極權政府的反思,導致民眾對政府存在很大的不信任與提防,可謂民強政弱,所以日本政府缺乏強有力的動員能力,要想與中國開戰,沒有強大的動員能力根本很難一戰;4、中日兩國相互依存,但日本更依賴中國,尤其依賴中國龐大市場,一旦介入,日本的損失必定大於中國;5、中日歷史舊怨尚未解決,介入勢必再生新仇,如此不僅不能促進和解,反可能加劇矛盾,不僅難以得利,日後必受其累;6、美國遠隔大洋,更兼實力強大,中國難以奈何。但日本近在咫尺,一旦介入,戰時戰後皆必定要代美國受禍;7、美國對台有一定的保護義務,日本則未必有。如果美國不幫臺灣,日本亦無幫的能力與義務;如果美國幫臺灣,日本即使不幫,也可坐享現成。所以,日本更願坐享成果,未必願意幫助美國分擔義務;8、退一步講,即使介入,若大規模,則未必有足夠的組織動員能力,且付出代價也大。如果小規模介入,則於大局影響不大,對美台雖有幫助之名,卻乏相助之實,亦將受美台抱怨,還將激起中國大陸的仇恨,兩邊不討好。由此揆之,日本不大可能介入。
四、地緣與實力上最有可能參與之日本尚且不大可能參與,更何況其他或因實力弱小,或與中國利益相關,或處於地緣關聯之外的國家。
由此觀之,一旦介入,美國難有盟友,只能孤軍獨戰。鑒於二戰後美國歷次對外用兵幾乎都有盟友參與的特點,一旦缺乏盟友,孤軍獨戰,必然極大影響著美國介入的意願。(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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