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法政策期能建立在更多實證資料之上】
隨著群眾對於社會事件的關注度提高、資訊取得也變得迅速、容易，每回遇有重大司法案件要犯脫逃，往往佔據各大媒體版面，在一般民眾素無心力長期且全面地追蹤訊息，且我國每年受通緝未到案人數沒有明顯減少的情況下，即便人數起起伏伏亦無成長的趨勢，這些訊息仍然引發民眾對於司法之不信任感。
本屆期關於防逃議題也有越來越多的討論，法務部與司法院亦召開許多座談會、研討會、公聽會等，分別討論許多不同的可能方案，如：增加被告宣判應到庭之義務、一定刑度以上當庭羈押、一定刑度以上宣判時應附帶為羈押審查、人力監控、電子腳鐐、手機監控等等。
而在此我特別想要強調的是，雖然院部都是長期在第一線司法實務工作者，根據自己長年的經歷對於實務情況的觀察都會有一定程度的想法，然而，在問題的建構與政策的研議上，尤其是在立法層次，仍然應該踏實地、全盤地針對問題做詳實的資料統計與問題分析。
舉例而言，根據初步向法務部函詢的資料顯示，刑度7年以上經通緝報結的人數所佔總通緝報結人數比例約為0.01，那麼「刑度」究竟與被告脫逃與否、與目前脫逃制度的疏漏有無這麼大的關聯？每回修法必提及的重大經濟要犯，以函詢的資料而視，犯罪所得於1000萬以上的被告，103-105年共有4件，而在這裡，這個數字對於立法者的意義在於，這個數字相對的是每年有800多件原審有罪、二審宣判無罪的案件，我們是否同意為了解決目前重大經濟要犯有可能脫逃的問題，在一審宣判有罪之後即考慮先行羈押？
(註：103年為813件、104年為869件、105年1-9月為597件)
以上都只是針對過去曾經提出的方案作為例子，顯示實證資料在立法現場審議的重要性。我們希望在法案的審議現場，看到的是統計資料顯示問題的多數是發生在哪一個階段、在評估案件量與人力成本分析以後，因此決定採行什麼樣的修法方向；而不僅只是類似「很多要犯都是在什麼什麼時候就逃亡了」、「如果不這樣修法，經濟要犯很容易捲款脫逃」這樣的語句陳述而已。也只有在立法委員能夠更精確地掌握實務情形的前提下，法案的審議才能不淪為各方主觀經驗不同、各自詮釋、各自喊話的叫囂場。期許未來法案的審議，都能建立在更詳盡的實證資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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