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麗護腰穿法的八卦，PTT和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女朋友
很多年以來，當被問到，「你的人生有沒有一件後悔的事」，我多半自以為豪情萬丈地回說，「沒有。決定就是承擔，不言悔。」

但是現在，如果你問我是否後悔過什麼，有的，美君，我有兩件事。

黃昏玉蘭

第一件事發生的時候，你在場。

天色漸晚，陽台上的玉蘭初綻，細細的香氣隨風游進屋裡。他坐在沙發上。

他愛開車帶著你四處遊山玩水，可是不斷地出車禍。這一回為了閃躲，緊急煞車把坐在一旁的你撞斷了手臂。於是就有了這一幕：我們三人坐在那個黃昏的客廳裡，你的手臂包紮著白色紗布，淒慘地吊在胸前。你是人證，我是法官，面前坐著這個低著頭的八十歲小男孩，我伸手，說，「鑰匙給我。」

他順從地把鑰匙放在我手心，然後，把準備好的行車執照放在茶几上。

完全沒有抵抗。

我是個多麼明白事理又有決斷的人啊。他哪天撞死了人怎麼辦。交出鑰匙，以後想出去玩就叫計程車，兒女出錢。

後來才知道，我是個多麼自以為是、粗暴無知的下一代啊。你和他這一代人，一生由兩個經驗鑄成：戰爭的創傷和貧困的折磨。那倖存的，即使在安好和靜的歲月裡，多半還帶著不安全感或者心靈深處幽微的傷口，對生活小心翼翼。一籃水果總是先吃爛的，吃到連好的也變成爛的；冰箱裡永遠存著捨不得丟棄的剩菜。

我若是用心去設想一下你那一代人的情境，就應該知道，給他再多的錢，他也不可能願意讓計程車帶著你們去四處遊逛。他會斬釘截鐵地說，浪費。

從玉蘭花綻放的那一個黃昏開始，他基本上就不再出門。從鑰匙被沒收的那一個決斷的下午開始，他就直線下墜，疾速衰老。

上一代不會傾吐，下一代無心體會，生命，就像黃昏最後的餘光，瞬間沒入黑暗。

只是母親

第二件後悔的事，和你有關。

我真的可以看見好多個你。

我看見一個紮著兩條粗辮子的女孩，跟著大人到山上去收租，一路上蹦蹦跳跳，時不時停下來採田邊野花，又滔滔不絕地跟大人說話，語音清脆和滿山嘹亮的鳥聲交錯。

我看見一個穿陰丹士林旗袍的民國姑娘，在綢緞舖裡手腳俐落地剪布賣布，儀態大方地把客人送走，然後叉腰跟幾個蠻橫耍賴的士兵當街大聲理論，寸步不讓。

我看見一個神情焦慮的婦人手裡緊緊抱著嬰兒，在人潮洶湧的碼頭上盯著每一個下船的男人，尋找她失散的丈夫；天黑時，她蹲在一條水溝邊，拎起鐵鎚釘釘子，搭建一個為孩子遮雨的棚屋。

我看見一個在寒冬的清晨躡手躡腳進廚房做四個熱便當盒的女人。我看見一個姿態委屈、語調謙卑，為了孩子的學費向鄰居朋友開口借錢的女人。我看見一個赤腳坐在水泥地上編織漁網的女人、一個穿長統雨靴涉進溪水割草餵豬的女人。我看見一個對丈夫堅定宣布「我的女兒一樣要上大學」的女人。我看見一個身若飄絮、髮如白芒的女人，在丈夫的告別式上不勝負荷地把頭垂下……

我清清楚楚看見現在的你。

你坐在輪椅中，外籍看護正在一口一口餵你流質的食物。我坐在你面前，握著你滿布黑斑的瘦弱的手，我的體溫一定透過這一握傳進你的心裡，但同時我知道你不認得我。

我後悔，為什麼在你認得我的那麼長的歲月裡，沒有知覺到：我可以，我應該，把你當一個女朋友看待？

女朋友們彼此之間做些什麼？

我們常常約會——去看一場特別的電影，去聽一次遠方的樂團演奏，去欣賞一個難得看到的展覽，去吃飯、去散步、去喝咖啡、去醫院看一個共同的老友。我曾經和兩個同齡女友，清晨五點摸黑到寒冷的擎天崗去看日出點亮滿山芒草。我曾經和幾個年輕的女友，在台東海邊看滿天星斗到凌晨三點。我曾經和四個不同世代的女友，在沙漠裡看檸檬黃的月亮堂堂從天邊華麗升起。我曾經和一個長我二十歲的女友，在德國萊茵河畔騎腳踏車、在紐約哈德遜河畔看大河結冰。

我有寫信的女友，她寫的信其實是一首一首美麗的詩，因為她是詩人。我有打電話的女友，因為她不會用任何電子溝通。來電話時只是想說一件事：我很「悶」；她說的「悶」，叫做「寂寞」，只是才氣縱橫的她太驕傲，絕不說自己寂寞。有一個女友，從不跟我看電影聽音樂會，但是一個月約吃一次午飯。她是我的生活家教。每次吃飯，就直截了當問我有沒有問題需要指點。令人驚奇的是，她每次的指點，確實都啟發了我。她外表冷酷如金屬，內心又溫潤如白玉。

而你，美君，從來就不在我的「女朋友」名單裡。

你啊，只是我的母親。

親密注視

一旦是母親，你就被放進「母親」這個格子裡，定格為我人生的後盾。後盾在我的「後面」，是保護我安全、推動我往前的力量，但是因為我的眼睛長在前面，就注定了永遠看不到後面的你。

我很早就發現到這個陷阱——我是兩個兒子的「後盾」，在他們蓄勢待發的人生跑道上，落在「母親」那一格的我，也要被「看不見」了。所以十五年前我就開啟了一個傳統——每一年，和他們一對一旅行一兩次。和飛力普曾經沿著湄公河從泰北南漂到寮國，也曾經開車從德國到法國到義大利到瑞士，跟著世界盃足球賽一場一場地跑。和安德烈曾經用腳步去丈量京都和奈良的面積磨破了皮，這個月我們即將啟程去緬甸看佛寺，一個一個地看。

兩個人的旅途意味著什麼？自由。如果我去探視他們，他們深深嵌在既有的生活規律裡，充滿屬於他們的牽絆，再怎麼殷勤，我的到訪都是外來的介入，相處的每一個小時都是他們努力額外抽出的時間，再甜蜜也是負擔。

兩個人外出旅行，脫離了原有環境的框架，突然就出現了一個開闊自由的空間。這時的朝夕陪伴，不論長短，都是最醇厚的相處、最專心的對待，並肩看向窗外，探索人生長河上流動的風光。

十五年中一次一次的單獨行旅，我親密注視著他們從少年蛻變為成人，他們親密注視著我從中年踏進了初老。

找不到

有一天走在維也納街頭，綠燈亮時，一抬頭看見燈裡的小綠人竟然是兩個女人手牽手走路，兩人中間一顆心。維也納市政府想傳達的是：相愛相婚的不必是「兩性」；兩人，就夠了。停下腳步，人們不斷地從我身邊流過，我心裡想的，是你：當你還健步如飛的時候，為什麼我不曾動念帶你跟我單獨旅行？為什麼我沒有緊緊牽著你的手去看世界，因而完全錯過了親密注視你從初老走向深邃穹蒼的最後一哩路？

為什麼我解放了自己卻沒有解放你？為什麼我願意給我的女朋友們那麼多真切的關心，揮霍星月遊蕩的時間，卻總是看不見我身後一直站著一個女人，她的頭髮漸漸白，身體漸漸弱，腳步漸漸遲，一句抱怨也沒有地看著我匆匆的背影？

為什麼我就是沒想到要把你這個女人看做一個也渴望看電影、喝咖啡、清晨爬山看芒草、需要有人打電話說「悶」的女朋友？

我抽出一張濕紙巾，輕輕擦你的嘴角眼角。你忽然抬頭看我——是看我嗎？你的眼睛裡好深的虛無，像一間屋子，門半開，香煙繚繞，茶水猶溫，但是人已杳然。我低頭吻你的額頭，說，「你知道嗎？我愛你……」

那是多麼遲到的、空洞的、無意義的誓言。所以我決定給你寫信，把你當做一個長我二十六歲的女朋友——儘管收信人，我找不到。

——龍應台《天長地久》2018，天下雜誌出版
#天長地久龍應台

［天橋上的人］

星期五下午，港島頂級購物區繁忙非常。從金鐘廊走到太古廣場有一條行人天橋，巨型落地玻璃密封設計，讓行人可以遠眺整條金鐘道，俯瞰電車路的交通情況。在下午約4時，約一百人聚站在天橋的其中一邊，眼神同時望向遠處。路經這裡的有在附近工作的白領，和說英語的外籍人士。

在商場人潮裡，可以聽到這些對話：「何詩蓓真係好勁呀！」說的是這天早上代表香港出賽的游泳運動員，於今屆東京奧運已贏得第二面銀牌，是這天城中熱話，若包括早前勝出劍擊金牌的張家朗，香港運動員已在今屆奧運拿下了三面獎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佳紀錄。

對於天橋上聚滿人，有不明所以的人走近，看到地上有人擺放了單張，「24歲的唐英傑 TONG Ying Kit is 24 years old，好人一生平安」，旁邊有唐早幾天因國安法入罪的中文資料，卻欠英語，有人用英語問：「What is this?」

這個城市，在狂喜和狂悲中搖擺。

從天橋上眺望遠處，正是連接太古廣場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審訊案件，可判處刑期並不像區域法院有七年上限，嚴重案件都在這裡審訊。從高等法院進出的囚車，需要路經繁忙的金鐘道，但這天警方佈陣下，不但記者被隔到老遠，市民就更能只站在商場的天橋上遠眺。

從天橋位置到囚車出入位置，相隔約150米。以往「送囚車」的人們大喊或揮動手機燈，車內人看得見，這天，百多米外的眺望，只能遙記心意。

第一宗國安法審訊於周二(27日)判兩項罪名成立，三天後即今午宣佈刑期。判決有沒有罪的那天，法院來旁聽的記者人數，要比這天宣判刑期的更踴躍。那時全球記者關注「光時」口號是否入罪，這天判刑，記者人數略為減少。

然而，本地市民旁聽的意欲則沒有減退。早上八時已有中年女士來排隊拿旁聽票。最後，內庭及庭外直播票，公眾人士入場總人數約170人，出現「爆庭」現象。

其中，只有20名熱心市民能夠入到庭內。他們以中年人士為主。有人坐下來低聲互相提醒：「這個庭很細小，只能入二十人」「我們這個位置最接近唐英傑」「一會兒宣判時我們不要有太大的情緒反應以免影響家屬」「我已與唐的家人交換電話，希望將來可以探望，互相支持。」

市民拿的是紫色票，家屬拿的是白色票。然而，家屬票並不夠。
下午2時40分，市民及記者均入坐。家屬較遲到來，一名微胖紥馬尾的少女，拿着「市民票」向坐在較前的旁聽公眾低聲說：「我們是家屬，想坐在一起，可以跟你們交換座位嗎？」公眾隨即把最前的位置讓出，少女連連道謝。

長髮的唐英傑母親，穿着白色麻質套裝，腳踏平底鞋出現。她化了淡粧，做了粉色美甲，戴着紅色手鍊。她和幾名年輕女性親友一起，坐在最接近犯人欄的家屬席。

開庭前，年輕女孩不時拍拍唐母的肩，跟她談話時輕撫着唐母的背，或輕輕跟唐母牽手以示鼓勵。她們的座位距唐英傑約十呎，可以清楚跟唐交換眼神。

下午2時57分，唐英傑終於在懲教職員押送下出來。以往審訊時，唐會提早一點出來露面，可是，這天卻調校到距離開庭很短的時間才讓他出來，於是變相減少了唐可以與律師溝通的時間，或與家人對望的時刻。

法庭的時光，客觀上是一回事，主觀亦有另一種感受。

冗長的審訊，時間像特別漫長；但判決及判刑，又如電光火石。

身型壯碩的唐英傑，穿着十多日審訊的那套衣服出現。灰藍色西裝外套，黑色恤衫，髮型清爽但這天頭髮有點凌亂。甫步入犯人欄，唐先舉起左手跟律師打招呼，轉而望向母親及幾位年輕女性親友。

女性親友不時俯身，嘗試找角度能夠與唐保持眼神接觸。因為犯人欄的橫柵，與及防飛沫膠片的阻隔，令視線有所阻擋。女子們不時從座位做心心手勢，鼓勵唐。

律師趁開庭前的寶貴時間，拿了文件遞給唐，揭開防飛沫膠布跟他對話。唐亦把紙張交給律師。

唐英傑接過即時傳譯的耳機，把主機插向自己的西裝的左胸口袋，再把耳塞塞進左耳，再用手指托一托滑落的眼鏡。

不一會兒，一名駕駛着電動輪椅的中年婦人進來，被安置在家屬旁。她是一名熱心市民到來旁聽的市民，法庭未開始，她已經在拭淚。

3時04分， “Court！”的男聲喊出，三名法官步出坐在席上。法官杜麗冰用英語宣佈她不會詳細把判刑的原因詳細讀出，只挑選判刑重點來讀。

她以英語說出 “Six and a half years and eight years respectively for counts 1 and 2….”

判刑是否分期執行，還是同期？

杜官再說，如果當初唐選擇認罪，會是有減刑可能，但今次唐選擇不認罪。唐有幾次交通相關案底，於國安法判刑則不相關，會視他為「良好品格」。法庭亦表示同情唐的家庭狀況，作為唯一的經濟支柱，而其祖母亦有重病。但認為這些是「被告人應該在犯案前考慮的事」。

杜官指出，兩控罪雖然來自同一組事實（即開着插有「光時」旗的電單車衝過警方防線），但「兩罪是分開而明確的 (separate and distinct offences)」。

正當大家在疑惑究竟總刑期多長的時候，杜官又說會行使 “totality principle” (整體判刑原則)。

杜官最後交出一個數字，其中2年半刑期分期執行，總刑期9年。
杜官說，這刑期反映了「被告人的罪行嚴重性，社會人士對罪行的厭惡度，並達至阻嚇性」。

旁聽席上的人互相交換疑惑的眼神，大家對繁複的法庭英語不太聽得入耳，只關注總刑期多長。大家互相在電話上的筆記簿寫上數字，交換眼神。

唐英傑專心聽着耳機，翻譯員以廣東話給他解釋了自己未來命運。唐聽到這裡時，坐得腰板挺直，雙手放在膝上，偶爾用左手食指托一托鼻上的眼鏡，或飛快的揚一揚眉。

直至聽到總刑期後，唐才放鬆了一點點。當法官解釋要吊銷其駕駛執照達十年，唐英傑再向家屬席做心心手勢。
此時法官再談及充公證物的處理。

說時遲那時快，才20分鐘，又有人喊　“Court!”，判刑程序完畢，三名法官離席。旁聽席的人如夢初醒，等待了六、七個小時，為了見唐一面，時光就如此飛逝。「吓？咁快既？即係判幾多年？」旁聽席的人互相追問。

此時法庭有點混亂，坐在輪椅的女士大喊兩次：「抗爭無罪！」保安衝前阻止。唐英傑起身走向羈留室方向，亦即與家屬席最接近的時候。家屬都站起來靠向唐。

有人從旁聽席大喊：「重甲！撐住呀！」

「重甲」是唐英傑在反修例運動的綽號，他愛穿着保護裝備擔任義務救護員。

唐英傑在混亂中回了一句：「你哋都要撐住！」然後身影消失在法庭裡。年輕女親友互相擁抱，痛哭起來。

唐英傑的辯護律師團隊，走近家屬身邊解釋情況，再次確認判刑刑期。

判刑書長達15頁，在法庭外向記者派發，其中一段披露了唐英傑多封求情信內容。

「求情信中指，被告人是個思想單純，心地善良而且孝順父母的兒子，他供養妹妹到海外留學。」

「唐父形容，兒子容易被政治影響，亦受到『不良出版影響，令他做了錯事』。」

「唐的auntie形容，（唐英傑）『受到一些社會人士及傳媒的錯誤報導影響』。」

而判刑書亦有引述唐英傑自己向法庭親撰的求情信內容：「被告人表示感到後悔，現在明白政治看法是觀點與角度問題，最重要還是做人的品格。他亦表達到，希望社會把仇恨放下。」

(For the Defendant himself, he wrote to express his remorse, saying that he had now come to realise that political views are matters of perspectives and should no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human decency. He also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he society might put aside hatred.)

2020年7月30日，李登輝先生過世。———————————————-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99）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大江大海》（2009）龍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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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　草鞋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

　　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一○七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的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污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污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個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姦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迴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來自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皮破血流，腳指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林精武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則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正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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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共產青年李登輝》，藍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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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下去：

反共不能凌駕「人」的立場
——對李登輝史觀的質疑

龍應台 《新新聞週報》1999

李登輝在今年1月接受了日本作家深田佑介的專訪（1月31日《自由時報》），專訪全文刊在《文藝春秋》社出版的政論月刊《諸君》2月號。李登輝是日本媒體的寵兒，談話廣受日本讀者注意。而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他的言論不可避免地被視為代表台灣人民的聲音。深田佑介說，有些日本評論家稱李登輝為「哲人政治家」，對他推崇備至。不論是「哲人」還是「政治家」，前瞻的能力是一個必要條件，而前瞻的能力植根於對歷史的深刻的認識。李登輝在訪談中提出的史觀，既涉及中國人的過去，也論及台灣人的未來。台灣正處於一個摸索著尋找自我的歷史關鍵─ ─與中國大陸、與日本的關係如何界定，對於重新翻出的歷史如何做出價值判斷，做出的判斷又將如何影響自己未來的定位和格局，都是茲事體大的考慮。以李登輝的政治強勢，他個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個社會推向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儘管那個方向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對他的史觀提出質疑，我認為，是一個公民不得不盡的義務。

「深田：去年11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猛烈地抨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有關日本的「過去」，並且要日本「認識歷史」，在所到之處一共說了11次，反而造成日本人的反感，我認為現在正是加強日台友好關係的最佳機會，因此特別來傾聽總統的看法。

李總統：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我倒覺得在認識歷史上，江澤民比日本更有問題。為什麼呢？日本在戰後五十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很努力地向亞洲擴散和平民主主義，對這點不加以正視而不斷地反覆提舊事，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

……外面說是因為江澤民小時候親戚被日軍殺害，而且他被強迫學習日語，身為國家領導人，以個人的恩怨和經歷對日本的過去加以斷罪最是很危險的。如果要說「過去」，50年前和五百年前都是一樣的……

……台灣本來有原住民，然後有為了追求自由而由中國大陸來的，就是我們這些台灣人，我們的祖先在四百年前因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現在我們所稱「外省人」，也是在50年前因逃避共產黨而到台灣的。最重要的是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而是要一直有建設新國家的精神，來建築我們的社會，追求自由和民主……」

舊事不必重提？

江澤民要來日本為戰爭侵略向中國人民道歉，李登輝把這個舉動稱為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的侵略造成三千多萬個中國老百姓的死亡，在那三千多萬個死者身後還有數目更大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樣深沈巨大、史無前例的人類災難被輕蔑地貶為「個人恩怨」，實在令人駭異。以色列總理要求德國人道歉，或者波蘭總統要求蘇聯人道歉，我們都體認到：在每一個「要求」背後有多少慘痛的犧牲得不到彌補和安慰。對這樣的慘痛，我們只能垂首肅穆。李登輝是個學識廣博的人，他會以如此輕浮的態度來看待中日曆史，不會是由於缺乏知識，而有更深沈的歷史因素。

至於「50年前的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這所謂「沒有必要」，究竟是因為「舊事」已經經過徹底的爬梳整理，歷史的責任與是非已經交代清楚，還是因為舊事重提可能傷害到眼前的政治權宜？為什麼「沒有必要」？

非常湊巧，2月份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重大新聞之一正是50年前的舊事重提：德國財團企業界開始對二次大戰中強征的奴工進行賠償。從50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已經對受過納粹迫害的個人付出了大約七百億美元的賠償金，但是德國企業，當年獲利於強征奴工的勞力，卻儼然置身事外。近一千萬名來自各國的奴工曾經在極不人道的情況下為德國的武器工廠、機械和汽車工廠夜以繼日地免費勞動；這些人絕大多數來自東歐國家，戰後又受到東西冷戰的懲罰，得不到任何補償。50年過去了，奴工凋零殆盡，為他們爭取權益的律師和人權組織終於有了突破。

去年夏天，德國大眾汽車公司（VW）在二十多個國家刊登全版廣告，通知當年的奴工前來申請賠償；大眾公司設立了一個兩千萬馬克的賠償基金準備發放。一方面想免於訴訟，一方面想對歷史的債做最後的結算，德國政府集結了當年曾剝削過奴工的各大行業，籌足大約20億美元作為賠償金，預備在99年9月1日正式執行賠償。所有的行政環節都以最速件打通處理，因為倖存的奴工皆已老邁，去日無多；選在9月1日則因為在60年前的9月1日，德軍侵入波蘭，掀起了二次大戰。選擇這樣的日子進行賠償，德國人再度向受侵略的民族表示他們的道歉和對歷史的擔當。

在歐洲，顯然不管是侵略者還是被害者都認為「舊事重提」不但必要，而且迫切地必要。歷史的罪責與是非不僅只是抽像空洞的哲學概念，它可以落實到有血有肉的個人身上。侵略者不但要對受害人道歉，還要對他做實質的補償；不但要做實質的補償，還要趕在受害人有生之年完成補償。舊事的重提，歷史的清理，必要，而且迫切。正義如果有任何意義，就得趕在這一整代人含冤死亡之前得到實現。所以50年前和五百年前是不一樣的；50年前造成的傷害，人們還有道歉和彌補的機會，歷史仍是活生生跳動著的此刻，良心逼著你正視它。

花岡事件

歐洲的奴工重新發出聲音不能不讓人想起花岡事件。

大戰爆發，日本的企業馬上感覺到人力資源的嚴重缺乏，於是與日本軍部取得默契：軍部從佔領國家強征奴工交與企業，企業以金錢回饋。日本從中國運來大約四萬多名奴工──多數是在東北擄來的俘虜和莊稼農民。在花岡的中國奴工為DOWA礦業公司下的鹿島組做最艱辛危險的地下採礦粗工。借用荷蘭歷史學者Ian Buruma的敘述：

中國奴工們即使在嚴寒飄雪的季節，仍舊穿著一襲軍衣，在地下的礦坑中挖掘堅硬的石塊，或是站在水深及腰、幾將冰凍的河溝中疏浚污泥；而他們每天所賴以維生的，僅是一顆即將腐爛的蘋果當作中飯，以及一碗稀飯當晚餐。

1945年7月30日，大約八百名中國奴工因為不堪虐待，集體逃亡，藏身在附近的山區。日本警方號召居民出來獵捕奴工；日本居民遂個個手持刀棍，圍捕奴工。

這些瘦骨嶙峋的奴工，本來就營養不良，再加上對當地環境不熟悉，絕大部份都在很短時間內被追捕回來。他們陸續被押到小鎮廣場上，一一強迫脫去了僅存內褲的襤褸衣衫，五花大綁地將雙手捆於背後……他們在如此又餓又渴的情形之下，在現場罰坐了三天三夜，當場就有50餘人暈死過去；他們無糧無水，聽說有不少的犯人相互飲用彼此的尿水維生，真是駭人聽聞、最為殘酷的暴行。

悠悠50年，這些中國奴工得到什麼樣的補償？

1945年9月，倖存的花岡奴工被當地的秋田郡地方法院以危害地方治安的罪名判以「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後來被盟軍解放。

1948年，鹿島組的八名主管受軍事審判，坐了八年監牢之後釋放。其中之一叫岸信介，作了日本首相，鹿島組一轉身變成鹿島建設，日本首屈一指的重工業財團，戰後在中國大量承包工程，成為中國市場的大投資家。

1972年，周恩來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放棄所有對日本索賠權利。

中國的奴工──當然還有韓國的、澳洲、美國、英國的戰俘奴工，在東方的歷史洪流裡，人，像蟲子一樣被衝進遺忘的黑暗中，轉瞬不見蹤影，連喊叫的聲音都發不出。他們只能在風燭殘年的破碎的夢裡看見；有一天，鹿島建設在世界各國刊登全版廣告，請當年的奴工前來索取賠償，日期還在7月7日，因為在62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士兵的皮靴與刺刀跨上了盧溝橋。

這一天還很遙遠，由於許多極其複雜的文化以及政治因素，日本人對歷史的認識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他們還需要時間。白髮蒼蒼的慰安婦現在四處奔走，就是為了在死前能見到正義的實現，但是在日本人有一天終於有能力面對歷史的時候，那千百萬的受害者已經化為無聲無息的塵土。

舊事怎麼能不反覆重提呢？就是日本境內也有不少諤諤之士，譬如大江健三郎就在1990年法蘭克福書展上猛烈抨擊過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稱日本人為最缺乏反省能力的「種族主義者」。江澤民訪日，身上背負著最沈重的債券，怎麼還也還不完的人性債券；李登輝有什麼權利、什麼立場，說，「舊事沒有必要反覆重提」？

如果人性價值也必須劃分疆界，中國人的死難都只是他江澤民的事，與李登輝毫不相干；好的，那麼，從1937年到1945年總共有20萬7千多個台灣青年被徵調投入戰爭。其中將近六萬人或戰死、或失蹤，為日本天皇做了炮灰。還有那受了皇民思想號召而肆行屠殺，戰後被當做國際戰犯而處死刑的26人，處10年以上徒刑的147人。這些台灣人的犧牲──日本表示過歉意嗎？對台灣的慰安婦，日本表示過歉意嗎？更何況，在今天的所謂「台灣人」裡，畢竟有百分之十幾二十的外省人在大陸親身面對過日軍的刺刀，李登輝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情感和創傷？誰 對他們道過歉？即使吝嗇地只談「台灣人」，李登輝，身為總統，又哪裡有權利、有立場，去對至今不認錯的日本說，「舊事沒有必要重提」？

台灣人的面對歷史

我不認為李登輝有失立場的談話是他有意取悅於日本媒體。他曾經公開批評過李光耀所鼓吹的「亞洲價值」而強調他信仰普遍的自由和人權。但是他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憎惡、他對日本的源遠流長的好感，以及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峙關係，扭曲了他對普遍人權的判斷。

李登輝說江澤民比日本人「更有問題」。是的，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這個政權統治中國50年，手上所沾中國人的血可能比日本人還要濃腥。但是，甲殺了人，不能說因為「乙也殺了人」或「乙殺了更多的人」而使甲的罪行得到豁免。這個邏輯是荒唐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天也必得站上歷史的審判台接受審判，但是共產黨再不義也不能拿來為日本的不義作辯護。

李登輝說，日本「在戰後50年間遵守和平憲法建設民主國家」，因此「過去」不必再談。這個邏輯也是奇怪的。就被害者而言，日本今天貧或富，獨裁或民主，對已經造成的傷害有什麼影響？就日本人自己而言，正因為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更有理由誠實而勇敢地面對陰暗的過去。戰後的德國難道不是一個「遵守和平憲法的民主國家」，為什麼在那裡，「過去」的討論和整理如此重要？

對日本的好感是李登輝這一整代人的歷史情愫。以中國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人很容易對這種情愫義正辭嚴地口誅筆伐，而這樣單向思維的批判很可能是錯置的。就如同在今天的香港有許多人對英國殖民所帶來的體制和文化認同超過對自己民族──中國的認同，李登輝這一代人對日本的認同也有它的「正當性」，必須放在時代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尊重。問題的癥結在於：認同日本的什麼？大江健三郎、東史郎、家永三郎都是日本人，卻對日本政府和主流社會處理歷史的態度絕不苟同。這些人代表了日本文化中最珍貴的良心和勇氣。曾經是日本國民的台灣人，譬如李登輝，是否 在模糊的、浪漫的日本情愫之外，認真地思索過更深刻的問題：

在侵略戰爭的大浩劫中，屬於日本國的台灣人究竟是純粹的被害者還是身不由己的迫害者，或者兩者都是？界線怎麼劃分？如果民族主義的立場被拋棄，那麼他是否通得過「人」的立場的檢驗？對於自己，他是否能在日本人的歷史罪責裡看見自己的角色？對日本的歷史，他又是否能撇開自己的情感糾纏，做客觀的評斷？

這些問題，90年代以來紛紛在歐洲各國浮出。法國、比利時、荷蘭，長久以來把自己描繪成被德國壓迫的無罪的羔羊同時又是抵抗侵略的勇敢的英雄。歷史學家現在把現在把材料徹底翻出來，讓人們看見；羔羊英雄只是事實的一面，另一面是和侵略者權勢結合、狼狽為奸的懦弱與卑下。

把歷史的石頭翻開，露出長久不經日照的蟲豸，不是為了族群間的政治清算，而是為了更瞭解自己的存在地位。尤其台灣人正在尋找全新的未來航程，釐清自己的過去是不可或缺的羅盤。

李登輝公開說自己在22歲以前是日本國民，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我認為是後者的立場偏執。但是李登輝對日本主流價值的全盤接受──全盤到罔顧歷史、罔顧正義的程度，我覺得非常可憂。如果他是一般學者，談話代表他個人，也就罷了，偏偏他是中華民國總統，在外代表全部台灣人說話，而所說的話比日本右翼還要右翼，實在使我這個台灣國民惴惴不安。

不是民族主義，是人權主義

我相信日本的過去是必須深掘、必須探究、不可遺忘的，而這個立場，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台灣人，屬於被侵略被殖民的族群，因此尋求報復、洩憤。有這個立場，是因為，做為人類的一份子，希冀看見和平的實現，而20世紀兩次大戰給了我們一個極重要的教訓：如果歷史的是非曲直、怨怒疑忌不經過梳理就被草草掩蓋，它就變成一個數著秒鐘的定時炸彈，踢踢踏踏走向爆發。沒有對歷史的共識就沒有和平的基礎，而共識的達成唯有透過對「過去」的鍥而不捨的深掘與追究，最有責任研究日本過去的應該是日本本身的器識宏大的知識份子，就如同對文革史絕不放鬆的應 該是中國本身的知識先進，因為最深的批判來自最深的關切。令人憂心的是，中國與日本讓眼前的政治權宜將歷史的傷口暫時遮住，但是傷口在暗地裡潰爛惡化，有一天，傷者，或那自視受到不公待遇的，又以復仇者的猙獰面目再起。這樣的惡性循環，難道是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所樂於見到的嗎？為了避免這樣可怕的前景而要求德國或日本切實地面對歷史，不是「哪國人」的立場，是「人」的立場。

要求日本道歉，因此不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的歷史罪責的問題。江澤民本人是否有這樣的認識，很值得懷疑。毛澤東和周恩來與日本人簽約時，從不曾問過老百姓的意願。但是那死於戰亂的三千萬人、那飽受凌虐的奴工和慰安婦，有權利要求精神與物質的彌補，只因為他們是「人」就足夠的理直氣壯，與民族主義扯不上關係，與人權主義卻大有關係。李登輝對人權價值的尊重我相信是真誠的，但是在他反中共和親日本的架構裡，人權價值卻不自覺地被壓縮得看不見了，三千萬人的犧牲變成「個人恩怨」，未經整理的重大歷史變成「不必再提」的舊事。

不，就是對距離我們極遙遠的盧安達或科索沃或阿富汗的屠殺，我們都不忍，也沒有權利這麼說的。

「新台灣人」來自「舊台灣人」

深田佑介的問題充滿投機主義的惡味──趁著中國與日本為歷史罪責起矛盾的時候，趕快發展台日關係！李登輝的回答也果真與他一拍即合。不能不問的是，建築在這樣一個基礎的台日關係，能為台灣帶來什麼利益？機會主義的結合能持久嗎？或者說，以扭曲歷史、蔑視人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政治關係，是我們台灣人所渴望的嗎？

我不同意。

就如同我不能同意李登輝所描繪的美麗的台灣人圖像是符合歷史的。在他的描繪下，台灣人就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族群。哪有這回事呢？李登輝說四百年前來的台灣人是為了「逃避明朝的暴政」而來到台灣，但是鄭成功的旗子上不是明明寫著「永明」嗎？「到台灣的這些人不是來台灣做統治者」的，李登輝說，但是他怎麼解釋來台的漢人是如何壓迫原住民的？五十年前的「外省人」是逃避共產黨而來，但是他們來了之後就建立了自由民主嗎？

台灣人受日本統治50年，受國民黨高壓控制50年，現在又受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在自我意識上就逐漸投射成一個羔羊似的被壓迫者，而羔羊在道德上都是純潔無瑕的。這真是一個美麗的自我圖像，但是，我們既然要求別人正視歷史，自己又何能例外，四百年來的台灣人既是羔羊，也是惡狼，被別人壓迫過，也壓迫過別人。對自由民主的認識絕不是台灣人的天生麗質，高人一等，而是經過不斷的墮落和奮起才獲得的一點淺淺的成就。這點成就我們可以珍惜，但是不必把它誇大成一個一以貫之的台灣人傳統。

解嚴12年來，台灣一步一步的在遠離老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意識，發展出以自己為主體的台灣意識。李登輝的史觀標誌著12年的距離；12年前，台灣的「中國人」和大陸人一樣談日本人的「血債」。黃春明的「沙喲那啦再見」對死不道歉的日本充滿義憤，是那個時期的經典作品。到了1999年，台灣總統對日本人公開說，要日本人對侵略戰爭道歉是江澤民的「個人恩怨」，日本現在是和平主義的使者，中國反覆對日本提起過去「絕非正確的歷史認識」。這個距離實在是驚人的。

這樣的史觀，就是李登輝所鼓吹的所謂「新台灣人」的史觀嗎？我看見其中蘊藏著非常大的危險。我想我們之所以反對中共政權，是因為這個政權與我們所信仰的人權價值有嚴重牴觸；信仰人權價值是因，反對共產政權是果。但是如果說，為了與中共爭取政治資源，為了與中國意識割離以凸顯台灣意識，而把歷史扭曲，而把人的災難渺小化、兒戲化──因為這些人恰巧是「中國」人；也就是說，反共倒果為因，成了最高指導原則，台灣人豈不是在1999年又退回到意識型態僵化的1949年，只是蔣介石版的教條換成了李登輝版的教條？不以人權價值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值不值得我們追求？我們可不可以讓反中共的目標無限放大，大到使我們對更普遍的恆久價值變得盲目？

「新台灣人」不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猴子，他必定得從「舊台灣人」蛻化而來，帶著他所有的歷史，所有的回憶，所有溫存的情感。對這些千絲萬縷的歷史回憶和情感，他必須沈思、梳理、衡量、選擇；每一番沈思梳理，每一個衡量選擇，都一點一點決定了他未來的面貌。「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一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

原載《新新聞週報》1999

攝影：龍應台，屏東大鵬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