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原因的八卦，Yahoo名人娛樂都在討論

【「新．台灣的主張」新書發表會】

今天很高興看到各位來參加「新．台灣的主張」新書發表會，我在這邊向各位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我已屆九十三歲，人生只有一回，如何將人生變得有意義進而肯定其價值？「不為一己之『私』，而是為大眾之『公』來工作。」用我的話來說就是「我不是我的我」的信念；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絕不能被個人或權力所左右，身為領導者最需要的是捨棄私心，為公眾服務的精神。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在那時期台灣同時受到歐美思想的影響，開始成立各種社會團體，提出議會民主、政黨政治、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地方自治、選舉、自覺獨立等要求。以結果論，台灣人的政治運動因受到總督府打壓，並沒有成功，但滋生了「台灣人的台灣」這樣的理念基礎。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突然間，人民對馬上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已經現代化的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我一生的理想就是希望將台灣從外來政權的統治中解放出來，邁向自由的國家；希望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轉換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這就是我的人生目標。

我現在擔心的是，今年中國習近平訪問美國時，會透過美方施壓台灣的候選人，接受「一個中國」框架下的「九二共識」。以及，明年大選投票結束後，馬英九在五二○卸任前將近半年的時間，他仍是掌權者，會不會做出傷害台灣利益的事。這兩件事，我們必須密切注意，也必須借重人民的力量共同監督。希望大家跟登輝做陣打拚，共同呼籲公民的覺醒，讓人民宣示自己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

我必須要講，要建立台灣主體性的路還很長，仍需要大家繼續推動；我今年已經九十三歲，算一算我可以再為台灣做事貢獻的時間大概只剩下五年。為了打造更加成熟的民主社會，我要將我最後的人生奉獻給台灣，全力為台灣打拼，繼續推動第二次民主改革。

相隔十六年，今年我再度出版「新．台灣的主張」這本著作，期盼喚起人民力量，重新指引台灣未來該走的方向。請大家多多指教！

全篇看！

『 前總統李登輝對日本國會議員演說稿 - 台灣的典範轉移 』

2015/7/22 於 日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脱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

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裏從事研究，宏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儘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

(李登輝前總統演說照片擷取自李前總統 FB)
＃李登輝 ＃黃昆輝 ＃台聯 ＃台灣團結聯盟 ＃日本國會眾議院 ＃台灣民主進程 ＃日本 ＃獨裁主義 ＃民主主義 ＃代議制度 ＃修憲 ＃東京 ＃緊急權條款 李登輝(Lee Teng-hui) 黃昆輝 台灣團結聯盟 台聯小螞蟻軍團 TSU Army Ants

很高興今天能到日本眾議院第一議員會館與近三百位國會議員分享台灣的改革經驗！

台灣的典範轉移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脱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拼，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佔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醒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
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的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兇』，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
現在就來談談一九八八年本人繼任總統時，台灣國家戰略的背景。
國民黨政權遂行威權統治，當時台灣正是亞洲價值觀的樣本。政權內部包含了保守與革新對立、封閉與開放對立、民主改革與獨裁體制衝突，以及台灣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實體的矛盾等堆積如山的陳疴。特別是人民要求民主的呼聲正與日俱增。
綜觀這些問題，涵蓋範圍非常廣泛，主要問題在於使用一部不適合台灣現況的《中華民國憲法》。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從修憲做起。
當時本人兼任國民黨主席，國民黨在國民大會佔有絕對多數的席次，換言之，當時的國民黨是一部擁有絕對優勢的政治改革機器。
但是，問題出在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勢力。保守勢力緊抱着落伍憲法不放，不肯放棄「法統」地位，不肯順應民主改革的聲音，只想維持政權。
而且，國民黨當權派死抱著「反攻大陸」的迂腐野心，妄想有一天拿回中國大陸。
於是我心生一計，制定《國家統一綱領》，設計出「中國實現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分配公平化時，始協商統一」的嚴格規定。
我認為，中國落實自由化、民主化的日子遠在未定之天，如果真的走到這個階段，到時再來談這個議題會比較好。因為制定《國家統一綱領》，過去對我心懷疑忌的國民黨當權派才放心支持我擔任總統。
在一連串民主化過程中，我雖然經歷無數困難，但是終能在全體國人的支持下，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社會安定的過程中，完成不流血的「寧靜革命」。
我常想「建立讓人民安枕無憂的社會」，擔任總統的十二年間，戮力以赴，終於打造出差強人意的民主社會，這是個人畢生的榮耀。
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立法委員(國會議員)全部由台灣人民選出，還有人民直選總統，都陸續獲得實現。
接下來，台灣不但打開民主大門，同時將「中華民國」推向「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位置。這時候，長期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政權業已成型。換言之，台灣已經朝向擺脫「一個中國」，以及終止「中國法統」的道路邁進，打破「亞洲價值」的神話。
而且，我們決不同意中國反覆強調「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份」這種主張。
為了解決此一歷史問題，消除對立因素，開創和平安定的兩岸關係，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停止國共內戰。互相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台灣有效統轄台、澎、金、馬地區，中國有效統治大陸地區。
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凍結台灣省，其實就是廢省。所謂的台灣省，是把台灣放在虛構與矛盾的位置，意指中華民國統治的廣袤大陸裡，台灣只是其中一個「省」。一旦處於這種狀態，勢將永遠讓國際社會誤解台灣與中國是同一國，本人主張台灣與中國各自存在，所以把台灣省凍結掉。
到了一九九九年，我接受德國之音訪問，進一步闡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於該媒體事先送來的提問，新聞局草擬的答覆是「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對於這種不易理解的表達方式，我拿出鉛筆修正原稿，明確宣示台灣與中國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清楚劃分台灣與中國的界線。
我認為，為了台灣的長治久安，應該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延續半世紀以上的曖昧關係。說個題外話，這個「特殊國與國關係」，是我從某位日本外交官的談話中獲得靈感思考出來的表達方式。
台灣民主改革的完成，與中國關係的釐清，就是從「託古改制」轉移到「脫古改新」的過程，達成否定亞洲價值的目標，建立「新時代台灣人」的新概念；也就是，全面在價值觀上落實價值的轉換。
如果運用自然科學的概念，這種過程就是台灣的典範(架構)轉移。典範這個詞彙在日文中很難表現出來，或許可譯為「某個時代主導事務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結構」。
例如，直到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科學家都是在牛頓力學的架構裏從事研究，宏揚該理論。但是時代進步了，出現牛頓力學這種典範無法解決的例外情況，舊典範主導的現象開始動搖，新典範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於是取代舊典範，導致根本性的變化。
把典範概念置入台灣社會來看，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台灣透過長期經濟繁榮、社會分配公平性的發展，打破了「少數統治下的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
在政治民主化、權力本土化的變革同時，「大中國」這種虛幻的傳統意識形態遭受質疑，其結果，擁有主體性的「台灣認同」這種新典範就應運而生。
剛剛跟各位談到的是，台灣「脫古改新」這種歷史大業的成功，這是台灣的典範轉移工作。透過這個過程，台灣社會迎向新局面，進入民主社會的時代。但是，當時完成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近年來已發生很多瀕臨極限的情況。
一九八八年解嚴後，言論變自由了，國民黨的獨裁體制瓦解，二○○○年完成政權和平轉移。透過這種方式，台灣成為邁向民主最成功的範例，經濟上也走向自由化與多元化。這些都是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就。
但是，這幾年的民主發展呈現疲態，顯露退縮的徵兆。政黨間產生喪失理性的無謂對立，領導人變成不踏實、沒有責任感的政治人物；司法失去公正性和人民信賴。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達極限，遭遇無法跨越的障礙了。
民主化以後，二度政黨輪替的經驗，現在已暴露出民主體制的重大缺失。代議制度無法順暢運作，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聲。政府不只追求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有唯黨利是圖的現象。
而且，中央與地方政府沒有攜手合作，只要不著手新的改革，這種民主體制不但無法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社會上，特別是年輕人要求改革的聲音已經響徹雲霄。所以，台灣有必要推動憲改在內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現行中華民國憲法雖然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但憲法對總統的權力範圍卻沒有明確規範，完全端視總統個人民主素養和自制力的狀態。依照立憲主義「權力分立」和「權力制衡」的基本原理，理應對民選總統的權力設限。
去年三月發起的「太陽花學運」，讓台灣總統權力過度膨脹的問題清楚浮現出來。
當時，在馬英九總統的主導下，台灣與中國簽訂許多經貿協定，政府想用密室協商強渡關山，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從而引燃學生怒火，爆發佔領立法院議場這種前所未聞的事件。
學生發起的示威遊行聚集了五十萬人，人民要求改革的聲音跟著大了起來。
另方面，應該推動「緊急權條款」的設計。日本也是一樣，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已歷四年，為了加強救援速度和物資配送，有人指出未明定政府暫時性集權的「緊急權條款」是日本憲法的缺點，中華民國憲法也有相同問題。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時候，為了避免憲法保障的空白現象，實有必要儘早加以改善。
如同剛剛跟各位所談，我在總統任內推動第一次民主改革，瓦解獨裁體制，樹立民主社會，這點可說已獲得成功。
這些成果，讓台灣成為亞洲民主國家成功轉型的代表，這是我一生的榮耀與驕傲，但是我不會沉醉在這種驕傲裏。現在，第一次民主改革的成果已經遭遇瓶頸，台灣真的有必要進行「第二次民主改革」了。
我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我能為台灣做事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為了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我想把餘生獻給台灣。
今後，台灣和日本一樣，都會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視為最高價值，台日攜手為國際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懇請日本國會議員諸位先生，繼續對台灣表達關心。
謹以上述談話，結束今天的演講，感謝各位聆聽。

「彌敦道政交所」

主持：湛國揚
嘉賓：程翔 時事評論員

題目：《吃民族主義大套餐 THE BOXER GHOST RETURNS --- 楊潔篪宣示立場 警告美國不得觸碰習近平領導核心/ 中共重提義和團背後原因 香港版文革》

逢星期四 9:00 ~ 10: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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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分段】
0:00​ 直播開始
4:37​ 與武之璋教授聊聊與異溫層的交流
16:54​ 立場沒有中立！態度必須客觀！張亞中教授分享與年輕人的溝通
30:43​ 討論歷史與個人情感與理性的思考
52:47​ 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廖繼斌先生演說開始
1:13:25​ 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元兇？全島政群機關淪陷派兵追究責任錯了嗎？
1:25:55​ 武之璋教授演說開始
1:29:01​ 為了安上罪狀撒謊？寫出與國史館資料相左的書？
1:40:45​ 武之璋教授對於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的探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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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儀真的運米赴陸嗎？】

有人說：「國民政府在光復初期掠奪台灣米糧送往大陸打內戰，導致米糧稀缺、米價上漲。」此一說法不僅在網路瘋傳、更透過教科書被寫成「標準答案」。

但其實，最新的證據證明過去的研究是有疏失的。歡迎分享轉發！宣導正確歷史！

一定有人說電報是假的。那請拿出證據或其他史料，證明陳儀真的掠奪台灣米糧到大陸。
為什麼跟你學習的、跟網路上聽到的不一樣？

答案很簡單，教科書真的寫錯了！

我希望要反駁的，拿出證據，不要只會人身攻擊或轉移焦點，說國民黨其他地方很爛或日本其他地方很好，我們在談的只有一件事：陳儀有沒有將台灣的米糧送至大陸。

※
(史料內容繁多，大家可以只看影片。)

一、缺乏米糧之歷史背景

關於1945年臺灣稻作生產情形，日本殖民當局分析，由於寒害、乾旱、暴雨等天災因素，及美軍空襲轟炸等原因，第一、二期稻作大幅減收，未來的糧食需求將出現大問題。亦即，日本殖民當局不但精準預知1945年的嚴重糧荒，事實上他們於陳儀抵臺之前，就已經確切知道1945年上半年米穀收成的悲慘情況。1945年臺灣稻米的總產量只達到747萬公石，未及1937年的一半。

又由於美軍大肆轟炸，臺灣肥料工廠殘破不堪，肥料生產可說幾乎完全停頓。1945年全臺肥料施用量為0.2萬公噸，僅及日據時期的1938年肥料最高施用量38.9萬公噸的0.5%， 可見肥料的稀缺。戰爭時期，農村之少壯者均被徵調參加侵華戰爭，農村的勞動力極端缺乏，又因農產品被日本殖民當局低價強制收購，等於無代價被搜刮，農民對米穀增產已失去興趣。在缺乏肥料、天災、戰爭缺乏勞力等因素之下，1945年的臺灣糙米產量一落千丈，大為減少，約僅63.8萬公噸 ，僅及前一年1944年產量的59.8%。比全省最低消費量還少22萬噸，出現嚴重米荒。

然而，就在糧食已經非常不足，臺灣需施行米糧嚴格配給的情形下，日人仍強將大量的臺灣米穀（糙米）運往日本。1943年自臺灣運往日本的糙米達25.8萬公噸，1944年運往日本16.6萬公噸。1945年上半年日人又將3萬公噸糙米輸往日本、沖繩與華南。 同（1945）年6、7月時，日人還以臺灣的糧食供應其在東南亞作戰的日軍，雖然到了後來，運糧船一艘艘地被美軍炸沉，連漁船運米也遭炸沉引 。凡此種種，更加重了臺灣地區米糧不足的情形。

當時學者即評估，到了1946年春，如果依正常消費標準，即如果米糧是在市場自由買賣，則臺灣缺糧約超過一半。「臺灣將超過一半的人在市場上是有錢買不到米，無米糧可食！」

1945年，日本殖民當局已完全掌握臺灣即將面臨嚴重糧荒大災難，但就在要將臺歸還中國前的九月上旬，日本人放棄對各項物資的管制 ，導致民間大量消費糧食。據9月22日《臺灣新報》報導，從萬華車站到龍山寺間馬路兩旁的店家內，都高高地堆著牛、豬、雞、鴨等肉在販售，市民們完全可以買到他們想要的商品 。又由於日人管制鬆綁放任不問，全島耕牛頻頻被偷屠宰。據陳儀抵臺當天10月24日《臺灣新報》的報導，當時全臺耕牛總數的三分之一遭屠宰，故影響未來耕作與糧食生產尤大。

據當時專家估計，日人投降後一、二個月間所大肆浪費的糧食，可維持臺灣半年份的食用量 。就臺灣整體社會而言，米穀專家們則估計，依當時臺灣現存米穀與第二期的收穫量，到了1946年的二、三月，臺灣社會就將進入饑餓狀態。 糧食不足必然帶來社會的動亂，已可預見類似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不遠矣。

屋漏偏逢連夜雨，1945年缺糧，1946年，第一期稻作遭旱災，中部水田因缺水而未能播種者即達萬餘甲，第二期又於9月25日遭逢臺灣十四年來未有的巨大颱風。 故1946全年稻作收獲僅89.4萬公噸，遠遜於日據時代產量，在稻作收成勢必銳減的預期心理下，米價再度高漲。

二、陳儀積極解決糧荒

糧荒如此嚴峻，陳儀抵臺後，積極努力解決糧荒問題。例如陳儀於1945年10月24日抵臺，僅一星期後的31日，長官公署就公佈〈臺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

11與12月時，花蓮港廳與農林處即宣佈禁止米穀釀酒製粉，臺北市開始實施食米配給。翌（1946）年春，長官公署、臺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臺灣省貿易公司（1946年2月7日改為臺灣省貿易局）、警備總司令部、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及花蓮、臺南、臺中、高雄、臺北、基隆等縣市皆有諸多解決糧荒問題之命令及方式。在光復後直到二二八事件爆發前，陳儀政府不斷嘗試各種方式，欲解決糧荒。

當時陳儀採取重新整治農田水利、加強化肥供應、調整土地關係等措施，使遭到戰爭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力逐漸得到恢復。到1947年，全省受戰爭和自然災害破壞的農田水利設施基本修復，並進一步加強了河患的防治與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設，農田灌溉面積有所增加。化肥產量也逐年增加，部分緩解了「肥荒」問題。

在此同時，中央政府曾多次向臺灣徵米，但陳儀鑑於臺灣人民亦缺米糧，所以反對將米運往大陸，極力抗拒，以致中央無法徵收。 如1945年12月28日中央行總秘書長向景雲，致電行總臺灣分署錢宗起詢問：

「臺灣食米全年生產及銷費量各若干，目下有無餘糧可資出口，供給華南各地。署如大量購運有無困難。盼即電復滬福州路120號善後總署。」

行總不僅催促分署，也直接去電長官公署詢問是否有辦法糧食出口。陳儀在12月29日以亥艷電向行總署長回覆如下：

臺灣素以產米著名，唯近年因肥料供給缺乏，收穫逐年遞減，估計自本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需要四十九萬三千餘噸，而本省可能供給者祇三十七萬九千餘噸，尚短十一萬四千餘噸，雖目前尚未缺糧，而轉瞬即感糧荒頗為嚴重。為今之計，首在輸入大批化學肥料，使勿失農時，來年收成方有把握。次則在青黃不接時期，運濟糧食以資過渡。報載聯總明年一至六月運米七十三萬噸接濟我國。此項糧食如何分配，當在藎籌之中，務祈將臺灣列入分配糧食區內，於明年二、三月間接濟五萬噸以維民食。一面並請分配大批化學肥料來臺，藉利農事，實所企禱。至臺灣糧食產銷數字，已由救濟分署另電詳陳，佇盼電復。弟陳儀亥艷親印。

陳儀不僅明確表達了沒有餘糧可供出口，更要求中央行總能盡速撥糧食、肥料來到臺灣，以解決臺灣方面缺糧之急。

此外，長官公署於1946年5月25日下令查緝嚴禁糧食出境，並積極籌購外米。1946年1月31日，越南西貢米五千袋運抵臺灣 。同年夏天，內地福建曾運米364公噸、穀281公噸及麥32公噸至臺灣 。此外，自1945年11月至1946年10月止，貿易局以交換物資為主併採購的方式，自上海、天津、青島等地進口大量臺灣所缺的物資，例如肥料8,457公噸、麵粉90,900袋、布123,664疋、汽油26,500加侖等共二十三類之多，並大量配銷予一般人民及合作社。

由上述資料可知，「長官公署運輸大量米糧到大陸而導致臺灣米荒」之說，應該僅是「傳聞」，並非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