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日抗戰始於台灣
今天是盧溝橋七七事變八十週年。八十年前的今天,駐屯在華北的日軍,假借尋找演習失蹤士兵,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搜索,被我守軍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團長斷然拒絕,日軍乃砲擊宛平縣城,國軍被迫迎戰,因而爆發著名的七七盧溝橋事變。十天後,蔣委員長在廬山宣言中宣示:「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對日全面抗戰於焉爆發。
這八年的戰爭中,我方雖然裝備、訓練落後,實力不足,明顯處於劣勢、但在蔣委員長「以空間換取時間,抗戰到底」的大戰略下,軍民一體、眾志成城,歷經四萬多場大小戰役浴血苦戰,死傷322萬將士,包含268位殉國將領,以及將近2000萬的無辜百姓後,成功抵禦外侮。不但保衛國土、牽制日軍、協助盟軍,贏得二戰、提升國譽、尤其是光復臺澎、洗雪割讓50年的奇恥大辱,更是值得欣慰。當年這些不屈不撓、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在八十年後回顧,仍然令人熱血沸騰、肅然起敬。
近年來,大陸當局主張對日抗戰並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要從民國20年的「九一八事變」起算,將局部抗日概括納入。如果這個主張成立,對全體中國人來說,1894年的甲午戰爭就已經是抵抗日本侵略的起點了,史稱第一次中日戰爭。而對我們臺灣人民來說,早在「九一八事變」的36年前,臺灣人更已經投身對日抗戰了。這場抗戰,發生在清光緒21年(1895年)5月至11月,史稱「乙未戰爭」。
乙未戰爭,始因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割讓臺澎給日本。當時全國各界強烈反對,臺灣人民更是萬分悲憤,居民乃在全島各地組成義軍,結合劉永福的黑旗軍,頑強抵抗入臺日軍,迫使日軍多次增兵,總共出動兩個師團兵力。從1895年5月底日軍近衛師團在臺北縣澳底登陸,穿過臺北,一路循桃、竹、苗、臺中、彰化、嘉義、臺南、打到屏東,耗費近六個月之久。戰況激烈,死傷枕藉,日軍攻臺統帥─明治天皇親戚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中將,和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均因參戰而死。日軍承認,乙未戰爭的難度和死傷,甚至超過前一年甲午之戰的陸戰─遼東之戰。
臺灣軍民將士用命,造成日軍相當死傷。日軍心有不甘,瘋狂報復,大量殺害無數英勇的臺灣軍民。當時,日軍所至之處,都採取不分軍民、男女、老幼的「無差別殲滅」,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掃蕩」,使無數城鎮淪為煉獄焦土。學者估計,臺灣軍民死傷總計有十萬人之多。當時的臺灣人口不到300萬人,臺灣人在這場抗日戰爭中,死亡超過3%人口,並不亞於42年後八年抗戰在大陸軍民的死傷比例。
而日本即使憑藉優勢武力,攻佔全臺,然而在其統治之後,臺灣人武裝和非武裝的抗暴運動仍然不斷。因此到了1898年,當時日本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和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就頒布「匪徒刑罰令」和「土匪招降策」,誘騙抗日志士「歸順」,並隨後將他們集體屠殺。後藤新平更在1921年《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一書中承認,1898至1903之間,誘殺近12,000名抗日志士,可見日本殖民政府的血腥統治。
不過臺灣人的抗日志業並未就此屈服,即使到1915年,日本已經統治臺灣20年了,都還會爆發像臺南「西來庵事件」(亦稱「噍吧年事件」)的抗暴活動,被捕近兩千人,866人被判死刑。如此大規模的抗日起義,足以顯示見臺灣人抗日的火苗始終不息。
在1920年代,「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民眾黨」等團體則以非武裝抗爭的策略延續抗日志業,要求臺灣總督府撤廢壓迫臺灣人民的「法三號」以及展開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參與其中的許多志士因此被捕入獄或是遭到嚴密監控。1930年甚至還爆發由南投賽德克族馬赫坡社莫那魯道頭目所領導、震驚世界的抗日運動「霧社事件」。其規模之大、意志之堅,迫使日本殖民政府使用飛機、大砲和毒氣來鎮壓,造成800多位臺灣人死傷。在先賢蔣渭水向國際聯盟檢舉後,國聯派員調查,東京國會質詢,在內外壓力下,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總督及臺中州廳官員四人引咎辭職,轟動全臺。
也就是說,日本對臺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臺灣的抗日運動從未停歇。臺灣抗日志士從早期的丘逢甲、劉永福、吳彭年、吳湯興、姜紹祖、簡大獅、柯鐵、林少貓、余清芳、羅福星等人的武裝抗日,到中期林獻堂、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蔡培火等人的爭取民主自治,再到後期蔡忠恕、李建興等人的地下運動,都以不同方式,進行反日抗爭。其中更是有不少志士,遠赴大陸,以各種方式投入八年抗戰。例如李友邦、宋裴如和丘念台分別領導臺灣革命同盟會及廣東東區服務隊;李萬居和謝東閔分別參加國際問題研究所及廣西日報、林正亨加入緬甸遠征軍、黃朝琴投入外交界,出任國內外要職,都從不同面向為抗戰貢獻心力。這些前輩投入抗戰,留下宛如史詩般的壯烈事蹟的同時,也都不忘光復故鄉臺灣,追求自由、平等與民主,他們意志堅定、行動積極,都令我們這些後輩熱血沸騰,感動不已。
無論在大陸還是臺灣,兩岸人民都曾因為日本軍閥的野心而被欺凌迫害,傷亡慘重,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最大、傷亡最多、影響最深的民族禦侮戰爭,為同盟國抗法西斯戰爭作出了極大貢獻。然而由於時過境遷等諸多因素,許多人並不知道當年我國到底為二戰勝利與世界和平做出了多大的貢獻。也因此,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教授,在2014年出版一本講述我國對日抗戰貢獻的暢銷書,《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ies: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說明在八年抗戰中,那些中華民國軍民被遺忘,但卻值得流芳百世的事蹟,讓我讀來既沉痛、又驕傲。
這本書中,最令我感動的一段文字,是米德教授的序言。他說:「中國的抗戰,是在毫無勝算之下,堅忍不拔、奮戰到底的英勇故事。中國政府與人民不顧一切,抗戰到底,終於戰勝強敵,也證明各國新聞記者與外交官一再唱衰中國,認為中國必將滅亡的預言完全錯誤。直到珍珠港事變之前,中國有四年多的時間在孤軍奮鬥、抵抗日本,在這段期間, 這個貧窮、低度開發的國家,牽制住一個全世界最高度軍事化、科技先進的八十萬雄師勁旅,此後四年同盟國得以在亞洲與歐洲戰場同時作戰,節節勝利,有相當大的部分奠基於中國與日本纏鬥不休。」
這一段話,曾經讓齊邦媛教授等許多讀者因歷史平反而落淚,我也不例外。兩年前政府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70週年的活動中,我都要求國防部把這段話印在現場的牆壁、看板或海報傳單上。我為抗戰老兵頒授「抗戰勝利紀念章」時,也一定會提到這一段。
所以說,國軍為國際社會和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貢獻,才是我國能從一個任人宰割的次殖民地,變成世界四大強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原因。這才是真正讓中國人民站起來,而值得所有中國人驕傲的偉業。
戰爭,沒有贏家;和平,沒有輸家。戰爭的錯誤或可原諒,但歷史的真相不能遺忘。紀念七七事變、紀念抗戰勝利與臺灣光復的目的並不在於仇日、反日,而是在於感念先烈先賢的奉獻犧牲;在於期望中日兩民族之間仇恨終止、友誼開始,不再重蹈過往歷史的慘痛經驗;在於期許雙方能追求區域及全球的永續發展,和平解決爭端,鞏固世界和平。
九 一 八 事變 國際聯盟 在 王炳忠 Facebook 八卦
今天是侵華日軍發動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的日子。我從國中時通過張純如的書,得知大陸設有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後來多次去過那裡,照片左起即我2009年第一次大學剛畢業自己造訪、2013年帶領台灣青年文史營到館了解日軍罪行、2014年隨台灣統派團體聯合參訪團到館悼念同胞、2017年隨郁慕明主席受邀參加國家公祭。
也就在2017年12月返回台灣後,兩天后便遭民進黨當局發動情治特務上門強行押回“調查”,從此受到“限制出境”,不得離開台當局“統治”地區。
回顧歷史,中國自清末以來國力積弱,只有任人宰割,斷送香港、台灣,臣服帝國主義在自己國土剝削殖民。“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仍活在幻想綏靖姑息,寄望國際聯盟“匡扶正義”,美其名“安內才能攘外”,最後不過是讓日本從東北到華北建立更多偽政權,一時投降主義高漲,“曲線救國論”大行其道。待到盧溝橋事變發生,證明敵人步步進逼,妥協換不來和平,此時再來犧牲八百壯士孤軍,只為不切實際的求援國際,最終還是上演“火燒圓明園”以來中國政府第三次辭廟別宮、逃離首都,任由南京城破,鬼子血洗,百姓哀鳴,人間煉獄!
這便是“落後即挨打”、“國破山河碎”的血淚教訓。八十三年過去了,當時那個“中國政府”已從南京搬到重慶,又從重慶搬回南京,然後再一路“轉進”,從廣州到重慶,從重慶到成都,最後在台北偏安至今七十一年,徒具名存實亡的空殼,不但早忘了南京血債,更跪舔反華侵略者,自願獻身為反華基地,如同當年日軍戰機從台北起飛,轟炸淞滬戰場上與自己同文同種同血脈同祖宗的中華兒女。
近百餘年來的中國史,就是這樣外敵侵入、內奸不絕、同胞相殘。如今我們好不容易才來到中華民族最接近全面復興的時刻,各種以樂觀主義包裝的投降主義又充斥輿論平台,一種二十一世紀新型的漢奸、二鬼子正重出江湖。當年積弱不振的中國,斷送了國土,拋棄了人民,造成的後患至今未已。今天脫胎換骨的新中國,難道還要坐視國土淪喪,分裂成為事實,把爛攤子留給後代嗎?
九 一 八 事變 國際聯盟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八卦
《夜.文摘:英國鬼才建築師Thomas Heatherwick 新作品》
* 《讓工作有趣的兩個方法》羅素
使工作有趣的有兩個元素:第一是巧技的運用,第二是建設性。
每個練有什麼特殊本領的人,總樂於施展出來,直到不足為奇或不能再進步的時候為止。這種行為的動機,在幼年時就開始:一個能頭朝地把身子倒竪的男孩子,在頭向天正式立著的辰光,心裏是不甘願的。
有許多工作予人的樂趣,和以妙技為戲得來的樂趣相同。
一個律師或政治家的工作,其包含的樂趣一定還要美妙得多,正如玩橋牌遊戲時的趣味一樣。雖然,這裡不但有妙技的運用,也有和高明的敵手鈎心鬥角之樂。即在沒有這種競爭元素的場合,單是應付一樁艱難的工作也是快意之事。
一個能在飛機上獻本領的人感到其樂無窮,以致甘願為之而冒生命之險。
我猜想一個能幹的外科醫生,雖然他的工作需要在痛苦的情勢之下執行,照樣能以手術準確為樂。同樣的樂趣可在一大批比較微末的工作上獲得,不過強烈性較差而已。我甚至聽到鉛管工匠也以工作為樂,雖然我不曾親身遇見一個這樣的人。一切需要巧技的工作可能是愉快的,只消它有變化,或能精益求精。
假如沒有這些條件,那麼一個人的本領學到了最高點時就不再感到興趣。
一個三英里的長跑家,一過了能打破自己紀錄的年齡,就不復感到長跑之樂。幸而在無數的工作內,新的情勢需要新的技巧,使一個人能一天天地進步,至少直到中年為止。有些巧妙的工作,例如政治,要在六十至七十歲間方能施展長才,因為在這一類的事業中,豐富廣博的人情世故是主要的關鍵。
因此成功的政治家在七十歲時要比旁人在同年齡時更幸福。
在這方面,只有大企業的領袖堪和他們相比。
然而最卓越的工作還有另一元素,在幸福之源上,也許比妙技的運用更加重要,就是建設性。
有些工作(雖然絕非大多數的工作)完成時,有些像紀念碑似的東西造起。
建設與破壞之別,我們可用下列的標準去判辨。
在建設這件事情的原始狀態是紊亂的,到結局時卻形成一個計劃;破壞正是相反,
事情的原始狀態是含有計劃的,結局倒是紊亂的,換言之,破壞者的用意是產生一種毫無計劃的事態。這個標準可應用於最呆板最明顯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與拆毀。
建造一所屋子是依照一預定的計劃執行的,至於拆毀時誰也不曾決定等屋子完全拆除後,怎樣安放材料。固然破壞常常是建設的準備;在此情形中,它不過是一個含有建設性的整體中的一部分。
但往往一個人所從事的活動,以破壞為目標而毫未想到以後的建設。他大抵把這點真相瞞著自己,自信只做著掃除工作,以便可以重新建造,但若這真是一句托詞的話,我們不難把它揭穿,只要問問他以後如何建造就行。
對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必是模糊的,無精打採的,沒有重點的,不比他提及此前的破壞工作時說法又確切又有勁。
不少的革命黨徒,黷武主義者,以及別的暴力宣傳家,都是如此。
他們往往不知不覺受著內心仇恨的鼓動;破壞他們所恨的東西是他們真正的目的,至於以後如何,他們是漠不關心的。
可是我不能否認在破壞工作內和建設工作裡,一樣可有樂趣。那是一種更獷野的,在當時也許是更強烈的歡樂,但不能給人深刻的快慰,因為破壞的結果,很少有令人快慰的成分。
你殺死你的敵人,他一嚥氣,你的事情便完了,因勝利而感到的快意也不會久存。
反之,建設的工作完成時,看了令人高興,並且這工作的完滿也不會到達無以復加的田地。最令人快慰的計劃,能使人無限制地從一樁成功轉入另一樁成功,永不會遇到此路不通的結局;由此我們可發現,以幸福之源而論,建設比破壞重要多多。
更準確地說,凡在建設中感到快慰的人的快慰,要大於在破壞中感到快慰的人的快慰,因為你一旦充滿了仇恨之後,就不能再像旁人一般在建設中毫不費力地獲得樂趣。
所以人要治療憎恨的習慣。
—-羅素
* 理想的動物社會沒有盼到,而他們反倒落入了這樣一個時代:誰也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動輒狂吠不止的惡犬到處橫行,你不得不眼睜睜看著你的同志在招認了醜惡罪行後,被撕成碎片——她不知道怎麼會鬧成這樣的。—-喬治歐威爾
* 羅斯福自一九三三年就任美國總統,提出一連串百日維新政策,使用的都是憲法裡賦予總統的緊急行政命令權。
到了一九三六年,羅斯福在美國的聲望已經到達最高峰了。
什麼叫最高峰?零負評嗎?不是的。
他的主張等於是抓住社會主義裡某些重要精神,然後補足資本主義貪婪及製造災難後所形成的不平等;雖是資本主義,可是用了部分社會主義的精神。
這個結果是什麼?結果是他兩邊都沒有討好。
美國企業界、政治菁英普遍認為他太左。
而哈佛大學──羅斯福的母校,現在在美國被認為是平等及自由精神的象徵──在當時三百週年的建校紀念會時,羅斯福走進去, 本來以為會迎來美國最高學府學生給予他的掌聲,但他面對的是噓聲!
學生以噓聲對他表達抗議。因為有很多社會主義信仰者認為,羅斯福應該以更符合民情需求的方案,來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當時左派在美國校園裡已經開始萌芽。
羅斯福怎麼自處呢?他憤怒?委屈?或是討好年輕學子?都不是, 他一跛、一跛的走上台、發表演說,一如往昔,充滿自信。
他告訴學生們:
這個國家現在正步上經濟復甦的路途,我們當然會繼續尋求改善美國工人的工作環境;我們當然也會繼續為降低電價而努力;我們仍會繼續為年輕男女、殘疾同胞、失業保險、老年福利及女性保護等問題而努力。
但是我們才剛開始,有太多類似的問題要被解決,制度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年輕學子沒有耐性,他沒有說服這些學生。
但美國下層社會的人們心中,羅斯福是他們的英雄。那個時候羅斯福所到之處受歡迎的景象是:一位資深記者記錄小羅斯福來到紐澤西州澤西市(Jersey City)這個地方,車隊通過荷蘭隧道(Holland Tunnel)——連結紐約市跟紐澤西的一條隧道──洞口之後,如雷的掌聲已經響起,整個城市沸騰。
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下,舉目所見是一片搖動旗幟的人海。
當時在美國華府最重要的辯論,並不是我說的在哈佛大學,而是剛好與哈佛大學學生批評的方向相反,也就是「羅斯福把整個國家帶離資本主義太遠了。」
所以當哈佛的學生罵他:你還是在保護資本主義啊,你還是在保護貪婪的富人!但共和黨與民主黨參議員對他都有意見,認為他:太左了。
很快的,一九三七年進入羅斯福第三屆總統的競選活動。
選舉有時候是媚俗的,因為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由老百姓決定國家未來。
當一個制度危機可能連專家都非常困惑時,人民怎麼可能有他們的理性分析、合理及最好的政治選擇?
面對一九三六年年底大選時,共和黨提出競選主張,最重要的四個字叫作「平衡預算」,在美國這可是天經地義。
他們認為,羅斯福拿太多國家的錢創造「新政」,留下太高的國家負債。
共和黨當時批評:美國正處於危急之秋,美國人的福利太高了,高到那些人根本不想工作,美國年輕人沒有任何前途、看不到未來,政府又有這麼高的赤字。
共和黨不是希望贏得總統寶座,他們知道沒有人可以打敗羅斯福, 他們要的是贏得參眾兩院。
但他們不知道正由於那一次的競選勝利之後,共和黨大贏了國會,他們真的如願以償:但代價是:華爾街股市因政府過早走向平衡預算,再度大崩盤,美國走向「二次衰退」,失業率又大升,美國做為世界經濟當時惟一的中心,世界經濟又再度被拖垮。
於是,大西洋這邊納粹主義達到巔峰:太平洋那端日本軍國主義羸得絕望社會的全面支持。美國平衡預算不到一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美國平衡預算剛好兩年又九個月,德國侵佔波蘭。
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二次世界大戰正式掀開序幕了。—-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 1940年二戰已經開打了半年,根據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8%的美國人支持同盟國,只有2%的人支持納粹;可是問他們要不要捲入這次歐洲戰爭,90%美國人說:不。
今天我們所熟悉的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不存在的。美國眼看著納粹在整個歐洲連戰皆捷,不動如山。
美國不想捲入戰爭的民意,多麼的深入人心,幾乎在每一個美國人的血液細胞裡流動。
然而,羅斯福對於國際事務的看法不一樣。其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看到威爾遜總統支持國際聯盟卻被國內批評,他曾經説:自己也很想找各種理由來反對國際聯盟,可是想破頭也想不出理由。
在那個年代,羅斯福很感慨的說:「我們就算中立,也不應該不聞不問吧?」
可是他拿這樣的美國一點辦法都沒有,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敦促國會,廢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禁止軍火出售的規定,也就是可以賣一些軍火到歐洲去。
其中,出口44%軍火都賣到英國。
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春天,經過幾個月的觀戰,德國已經在很短的時間裡不只是打下了奧地利、波蘭,一路打到了北歐,征服丹麥;征服了東歐,打到北歐了。
此時,英國人才從幻想和夢中驚醒,但美國人仍然置身度外。
全英國開始恐慌了,因此邱吉爾出任了首相。德國在歐洲大陸勢如破竹,這個情形一直到一九四○年九月,眼看希特勒下一個目標就是英國。
美國和英國有一種特殊關係,但美國人普遍厭戰,他們深信正是因為一次大戰美國沒有介入,美國才能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大國。
面對反戰的民意,羅斯福採取一項大膽的措施:他以總統的行政命令權,把五十艘服役已久但還可以用的驅逐艦,以退役為由送給英國,交換可以租借英國在海外的海軍基地。
一九四○年,又時逢美國總統大選,羅斯福在這一刻面臨抉擇。過去的慣例,總統連任兩屆就不選了,可是他覺得為了歐陸戰爭,他必須參選。
他知道大多數美國人民並不瞭解,美國人不可以把自己置於國際事務之外,他必須用個人的聲望來領導這個世界,所以他決定競選第三任。
那時候的美國憲法沒有禁止競選第三任或第四任總統;直到一九五○年,美國才通過新的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條,美國總統任期最多連兩任。
羅斯福想解決歐洲事務,他覺得只有他可以做得到, 但當時他也沒意識到這即將成為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其實人處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都還未必意識到這就叫做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的羅斯福說:我好幾個夜晚都躺著想,自己問自己,身為美國的三軍總司令,是否有權力呼籲美國人,自我訓練為國家效勞,然後拒絕一己之私呢?面對危難,每個人都不應該逃避應負的責任。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在那一刻並不容易。
其實他對於競選第三任,自己也常常處於搖擺之中,沒有那麼堅定,他曾說:「有一部分的我很想退休,回到海德莊園。」
也就是回到他出生的羅氏大宅,寫寫回憶錄。
可是他的良知不允許,所以這次他仍然競選了。當然,輿論的批評就大了, 批評者認為他不該打破慣例,世界大戰干美國人什麼事情;連他曾經在大蕭條時期史無前例的在田納西河谷設立管理局,成立一間水力發電公司,等於是美國第一次有國營事業,也被拿出來批評是左翼,或說這就叫做官僚作風。
選舉的結果,羅斯福還是連任了,得票數是二七二四.四萬張,和他競爭的共和黨候選人叫威爾基Wendell Lewis Willkie,他的得票是二二三○.五萬張,美國人打破總統連任兩屆的傳統,讓羅斯福繼續領導,可是贏的票數就沒有羅斯福第二次連任時這麼多。
這說明瞭其實大多數老百姓未必知道自己所面臨的危險是什麼;其次老百姓容易很厭煩一個人,我們都已經看了你八年,我還要再看到你?──這當然是老百姓的一種天性。
所有的英雄都會令人厭煩。這是一位很有名的歷史學家保羅• 甘迺迪Paul Kennedy講的話。
美國國內本來還為羅斯福勝選問題繼續吵,但是吵到一九四一年, 突然沒什麼人再吵下去了;因為美國已經變成民主同盟國家的兵工廠,利用了租借法案,將飛機、坦克還有其他用品送到英國。
簡言之,美國從歐陸的戰爭,開始嘗到甜頭,發現了一門好生意。
那時中國也開始因為抵抗日本侵略獲得美國的援助,貸款達到五百億美元。同時,羅斯福凍結德國、義大利這些法西斯國家在美國所有的存款以及信用,接著日本也被列入凍結的對象。
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兩人會晤,共同發表《大西洋憲章》,宣稱確保世界遠景更美好的共同原則──可是請注意,即便如此,美國仍然沒有參戰。
歐陸戰爭打到英國時,美國出口大增,失業率開始大降。美國人突然在那一刻發現一件鬼魅般的事, 原來支持其他的國家打仗,變成軍工廠,可以解決美國大蕭條的問題──這是之前他們從沒想到的,他們只想著如何避免捲入戰爭。
但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這使得美國後來出現「軍工複合體」。他們發現此事,實在太穩賺不賠了。
美國第一次嘗到甜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人難以想像,包括最優秀的經濟學家。
等二戰快結束、一九四五年時,美國的失業率只有1.2 %。
從一九四○年的10%,短短四年之內降到1.2%,幾乎達到充分就業。
所以經濟及歷史學家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挽救了美國的大蕭條:也從此改變了美國人的思維。—-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圖片:https://www.archdaily.com/554750/bombay-sapphire-distillery-heatherwick-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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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 (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一場侵華 ... 隨後,他又抽調具有對日工作經驗的駐日內瓦國際聯盟代表蔣作賓出任駐日公使,想 ... ... <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