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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遺憾，沒有機會在國會殿堂向大家說明，因此僅在臉書上向國人們報告。


自從接受總統的提名後，我一直期許自己能成功扮演 #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在修憲通過後，確保監察權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延續。在憲改工程完成後，業務還在，同仁還在，只有一生為人權奮鬥的民主老兵，會完成最後的任務，光榮離開。


這段時間來，我始終期盼能夠在國會殿堂上，與朝野黨團就監察院和國家人權委員會未來的工作規劃，乃至監察院的存廢，進行溝通討論，並且直接清楚地回應在野黨對我的種種質疑。


然而，我相信每一位國人都清楚看見，在野黨不僅不願意理性行使人事同意權，更不願意當面與我將他們所質疑的種種說清楚講明白——即使他們口口聲聲要我出來面對。


我對我的理念、我的清白，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無奈在野黨只有不停地片面抹黑指控，用非理性的手法阻止我走上備詢台向朝野立委及全體國人說明。


因此，我只能在此，將原先預計在立法院報告的全文，直接向全體國人同胞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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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同意權審查報告全文》

主席、各位委員。首先，對大院為監察院院長及監察委員被提名人選召開審查會，行使憲法所賦予之同意權，本人表達由衷感謝。本人也深感榮幸能有機會對大院說明未來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善治與人權保障的工作，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一、出身農家，追求民主自由人權

本人是台灣農民的女兒，出身宜蘭三星，從19歲投入民主運動、從事人權工作，至今已經五十年，見證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艱辛歷程。我曾被軍事法庭以唯一死刑起訴，也坐過六年半的黑牢，在從事反對運動的過程中，不僅致力於救援政治犯，也積極協助許多處境艱難的家屬；在我走入政府體制後，弱勢優先、關懷弱勢更是制定各項政策時一貫堅持的信念。

捍衛人權是我一生所繫，50年來，我從未忘記。在美麗島事件後，我繼續從事人權工作，任職台灣人權促進會超過十年，在1988 年受德國維薩克總統邀請參加「世界人權宣言四十周年」活動，1993 年獲聯合國邀請參加世界人權會議，為台灣人權發聲。

1994年到2000年，我先後擔任國大代表、台北、高雄的社會局長，從街頭走入體制，因為長期為弱勢爭取權益，我深刻明白弱勢的聲音幽微細小，因此，我以促進並保護人權為目標，推動各項社會福利政策。

2000年我擔任勞委會主委。在將近六年的任期內，捍衛過去常被忽視的勞動人權，完成許多重要的法案及政策，包括性別工作平等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大量勞工解雇保護法等等重大保障勞工權益的法案，過去勞退舊制有百分之九十的勞工領不到退休金，使街頭抗爭不斷，我們建立了年資可攜的勞退新制，同時也修改勞保條例，確保勞工的勞保年資得以接續。這是台灣勞動人權的重大發展，保障並促進每一位勞工的權益。

2006年底我當選高雄市長，以近十二年的任期全力建設高雄成為安居樂業、多元文化、保障人權的幸福城市。我們成立高雄第一個人權委員會，更率全國之先，首創同性伴侶的戶政註記制度，核發「同性伴侶證」， 使每個多元個體都能在人權城市高雄得到尊重，真正落實「相愛是人權」。

過去兩年，我擔任總統府秘書長，依然關注人權的促進與深化，我協助促成婚姻平權法案通過，也參與政治檔案解密，讓許多塵封檔案一一揭露，令歷史的真相有機會露出曙光。


二、監察院的轉型與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

本人今日以監察院長被提名人至大院向各位委員報告，是民主憲政、責任政治的體現。本人在接受蔡總統提名擔任院長職務後，深深感受到社會對於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的高度期待與重視，更深刻了解社會對於監察院定位和功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

去年12月10日《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三讀通過，標誌著監察院即將轉型、邁入嶄新的階段。接受總統託付，推動監察院轉型、建立國家人權機構的重責大任，我感到非常榮幸，更感到戰戰兢兢。未來的監察院，不僅要繼續發揮監察權救濟人民權利、監督政府施政的職責，更必須完成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制度建立，發揮國家人權機構的功能，促進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如蒙大院通過提名，本人將全力推動以下工作：

(1)監察院必須超然、公正、效率行使職權，確實監督政府、伸張公平正義。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及監察法，監察院行使彈劾、糾舉、糾正及審計權。彈劾權是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所做的處置；糾舉權則同樣針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所先行的停職或其他急速處分；而糾正權則是針對行政機關行政作為的問題，促其注意並檢討改進；近日來部分人士將糾正案與弊案混為一談，這顯示監察院職權未被社會大眾普遍認識，徒增紛擾爭議。因此，未來監察院，一方面要加強社會溝通，讓審議的過程更公開透明，接受全民監督。另一方面，更要強化監察委員行使職權的獨立性、非黨派性和公正性，讓未來監察權的行使，更能受到社會的廣泛信賴。

(2)設置並完善「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相關制度，監察院將不再只是消極的舉錯糾正，更要積極地保障並促進人權。

從1948 年聯合國頒布世界人權宣言，至今人權已成為全人類追求的普世價值，由國家設立保障人權的專責機構也已成為世界潮流。

201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大院院會三讀通過《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組織法》，於監察院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感謝大院的立法，讓台灣的國家人權機構終於獲得法定正式的組織地位，這不但是台灣落實「人權立國」的里程碑，也是監察院轉型的起點。

國家人權機構象徵著國家的「良心」，必需致力聽見最細微的呼救聲、為最脆弱的群體發聲，落實憲法對人民權利的維護，促進及保障人權，確保社會公平正義。

「國家人權委員會」是銜接台灣與國際人權規範的重要橋樑，使台灣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落實國際人權公約。未來，我們將依據巴黎原則的精神，以憲法或法律保障「國家人權委員會」的獨立性，提供人權的諮詢、監測、受理申訴和教育，調查對人權的侵害及歧視，並建立指標監督政府施政是否符合人權標準。

「國家人權委員會」將整體性、系統性監督國內的人權狀況，其目的並非立即嚴懲被調查機構或人員，而是要發掘制度與結構上的困難，參照國際人權標準與所掌握的事實證據，提供立法、行政等政府部門保障人權的諮詢與建議。

「國家人權委員會」也將積極推動人權教育，提升、強化各級公務機關人員的人權意識及人權保護機制，協助公務機關找出具有侵害人權疑慮之處，並提供相關解決方案。

推動人權外交也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工作重點。過去由於威權統治以及遭受國際孤立，台灣長期與國際人權運動及組織脫節，未來「國家人權委員會」將積極與國際人權組織交流，並廣邀各國的國家人權機構來台訪問，讓台灣與國際人權無縫接軌。

此外，身為坐過六年半黑牢的政治受難者，我始終堅信轉型正義是台灣脫胎換骨很重要的歷史工程。歷史真相大白是公道的基礎，如果沒有歷史真相、就沒有真正的公平與和平，我們必須牢記受難者和家屬的傷痛，誠實面對曾經侵害人權的國家暴力，以及創傷的歷史真相，才能帶領台灣真正走過黑暗，走向真正自由民主的未來。

(3)監察院長的自我期許與定位。

作為監察院院長，首要為超出黨派，以公正中立之地位，捍衛監察委員行使彈劾、糾舉、糾正等職權，不受任何特權、外力、利益及個人利害關係的干涉。

本人已向民主進步黨申請註銷黨籍，退出所有政黨職務和活動，全心投入人權保障和促進的工作，依法行使監察院長職權。

其次，身兼監察院長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我有義務與監察委員、監察院及國家人權委員會一起凝聚共識，推動監察院改革轉型、並履行國家的人權責任及義務。

更重要的是，廢除監察院與考試院，是社會長期普遍存在的呼聲，我也認同這個主張。最近朝野各政黨已經逐漸形成廢考監的憲改共識，相信各位委員會在憲改工程啟動後，實現這個對人民的承諾。

我也會在修憲程序完成前，遵循大法官解釋，依憲法妥善行使監察院長的職權，提昇監察權的效能與公正性、保障人民救濟的權利，同時也積極配合憲改工程，承擔起制度轉換、銜接的重責大任。

我期許自己能成功扮演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在修憲通過之際，確保監察權能夠順利換軌、國家人權機構能夠延續，而在憲改工程完成後，業務還在、同仁還在、監督還在，只有一生為人權奮鬥的民主老兵，完成最後的任務，光榮離開。


三、清白自持，始終如一

監察院為台灣最高監察機關，職司端正官箴、澄清吏治，因此監察院成員的個人操守、歷練、專業能力都必須受到社會大眾的信任。我從政以來坦蕩磊落，面對過無數嚴格檢驗，清白自持，始終如一。我在此必須強調，除了美麗島事件的六年黑牢，我一生從未被司法判刑，更從來不曾遭到彈劾。

二十多年來，我歷任國大代表、台北市社會局長、高雄市社會局長、勞委會主委、近十二年的高雄市長以及總統府秘書長等公職，我必須面對最嚴格的質疑、調查，接受最高標準的檢驗，我知道，心中有天堂的人，就不怕被釘在十字架上。

但是，近年來「資訊戰」成為民主政治的嶄新挑戰，在媒體與網路充斥各種造謠抹黑與不實指控的訊息，造成社會嚴重撕裂、衝突對立、令台灣的民主自由蒙上陰影。而我個人也首當其衝，成為這種資訊戰的打擊標靶，例如前述將監察委員針對行政機關提出的糾正案混淆為弊案，甚至在網路的搜尋引擎上隨意輸入亂碼，竟會出現影射我涉及弊案的連結，實在令人震驚、遺憾，台灣民主發展至今，不該以濫用言論自由及侵害人權的方式製造對立鬥爭。

各位委員。在爭取自由民主、推動政治改革的路上，面對威權的壓迫，我不曾恐懼退讓；如今，面對鋪天蓋地的抹黑與攻訐，我也不會因此退縮。台灣的民主可以繼續向前，不只是因為許多人無懼威脅的前仆後繼，也是因為台灣人民對是非公道、對價值理念的堅持，相信各位委員都秉持相同的信念，一起為了台灣的民主自由、憲政與人權發展，時時刻刻警惕著這些今日若不維護，明天就可能會失去的珍貴價值，以合作化解對立，以溝通取代衝突，共同開創更美好的未來，期待台灣成為真正公平正義的國家。


四、不忘初心，用餘生守護人權

我從十九歲開始，投入黨外運動與人權工作，爭取民主自由、捍衛人權尊嚴，在這條路上不曾計較個人得失，因為這段過程已經給了我豐富且充滿意義的一生。

五十年來，我和許多人一起走過威權時代的黑暗，也共同創造並分享過台灣的榮耀，更一起見證了台灣民主轉型的奇蹟。然而，縱使台灣的民主自由，在眾人多年的努力下，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鞏固與深化，但我們不應停止追求更美好的社會、更有尊嚴的生活，因此，人權的保障與促進更顯得重要。

最後，在我逐漸淡出政治的人生階段，能有機會回到投入公共事務的初心，人權的領域，再為台灣盡一份心力，我感到十分榮幸，更令我確信，為人權奮鬥是我一生使命。我必盡全力不負所託，以我的初心，用我的餘生，守護台灣、維護人權，讓台灣成為一個不僅民主自由，更落實人權價值的國家。

願我們，同心協力，讓台灣更加美好公平、沒有恐懼、沒有壓迫，讓人民更有幸福尊嚴。謝謝各位。

【馬英九總統3月29日晚間針對近日學生運動召開中外記者會，接受現場媒體提問問答全文】

　　問1：此次學生抗爭活動的起點，外界皆以為是從立委張慶忠關鍵30秒開始，您如何看待此次學生對於程序正義的要求？警方在3月24日行政院驅離過程結束後，公布警察有155人受傷，民眾有55人受傷，但此一數據遭網友質疑，總統如何看待此事？
　　總統：所謂張慶忠30秒通過服貿協議的問題，確實有需檢討之處，但我們也必須瞭解，當初之所以發生此一問題，是因民進黨的委員擔任主席主持會議時不讓國民黨的委員發言，等到輪到國民黨的張慶忠委員主持會議時，他連上臺主持會議都沒辦法，才會出現此一情況。因此我覺得，未來如果服貿協議要在立法院逐條討論、逐條表決的話，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兩黨彼此都不要杯葛，大家都非常平和、理性地審查，這樣才有可能達到成果。至於，3月23日有部分民眾與學生攻佔行政院，警察予以驅離而造成部分人受傷的情況，各位都知道，我們整晚都在關心，在行政院院區內民眾與警察有3、4千人，最多時近5千人，這麼多的人在推擠、拉扯，要想沒有人受傷恐怕是不容易。不論流的是一滴血，或是一塊瘀青的肌肉都是我們的國民，因此我們都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現象再度發生，也希望未來警察在執法時，能比現在或過去更為謹慎，儘量避免任何傷害發生。　　
　
　　問2：總統回應學生的四項訴求，相較昨天行政院江院長的談話，總統認為公民憲政會議可以評估，有關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先立法，再審服貿協議的部分，您認為可以同步進行嗎？另針對有關外界認為以公投方式處理服貿協議，有何看法？
　　總統：有關服貿協議審查方式，現在已在立法院展開審查程序，至於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法制化則尚未開始。實際上，兩岸服貿協議進入立法院前已進行相當多的討論，進入立法院後向委員會報告過三次，在立法院也辦理二十次的公聽會，這些程序似乎沒有必要再走一次，而應該往前看。而有關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相關法規的立法，可同時來做，這樣可以減少走回頭路，也會使程序更有效率。其次，有關公民憲政會、國是會議或經濟諮詢國是會議等，到底我們應如何面對臺灣經濟的未來，我們會請行政院相關部會評估，因為到底怎麼做？希望達到何種目的？能否解決目前的問題？這都是我所關心的，我已和江院長商量，希望行政院儘快提出評估結論，至於是否能採行公投的方式，各位都知道，此一法案已進入立法院審查程序，我們覺得應該在國會內尋求解決。最主要是在國會內才能做到逐條討論、逐條表決，公投是沒有辦法的，因此先從代議政治的國會來做，應該是正辦。

　　問3：政府是否同意學生及公民團體所提針對兩岸協議立專法？服貿協議中牽涉國家全的問題，目前政府的說法都因涉及政府的國際信用不能重啟談判，是否有可能向中國大陸表明該協議有部分條文臺灣民眾無法接受，而重啟談判？
　　總統：服貿協議有關國安的部分，第11條有例外條款，亦即倘涉及國安問題，可利用此一例外條款處理，第8條亦有緊急處理機制，倘發現實施後造成雙方貿易很大的衝擊，亦可利用此一條款。同樣在19條、23條亦有一年檢討及三年修正的條款；換句話說，不是上了車就不能下車。我看了許多外界所提有關國安的疑慮，例如營造業，如果公路交通的隧道、橋梁都由陸商來承包的話，將來發生問題怎麼辦？實際上到目前為止，陸資不能超過12%，他們也不能透過政府採購法來承包公共工程，因此此一問題根本不會發生。第二類的電信業，也不是我們經常所說的internet，所以實際上這些問題都已考慮過。前次記者會有人問及立法院是否要求國安局提出國安檢討報告？是有的，此一報告已送到立法院，我已和國安局說，在相關的部分，摘要應該沒有問題，萬一有問題，實施後也來得及補救，因有現成的條款可適用。
　　另外，為何在國會審查時不宜再改動？因為這是國際慣例，因為一改動，都與其他條文有關，其他條文也需跟著動，這時就可能需要重新來過，從國際慣例角度來看，可能對我國的國際信用有影響。至於訂專法的問題，主要是看有何內容，目前立法院已提出八個版本，加上學生及陸委會共有十個版本，有三個不同的型態，一是訂專法，一是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5條，第5條是有關監督機制的母條文，三是有人認為不必立法，訂定作業要點即可，因為這是程序性的。屆時再看立法院如何審議。

　　問4：您評估此次服貿爭議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往後兩岸貿易或其它議題的商討是否將有所不同？「馬習會」是否將受到此次爭議影響？
　　總統：服貿協議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一部分，而ECFA有四個部分，包括貨品、服務、投資保障與爭端解決，因此服貿是在此一大架構之下，如果未通過的話，當然會影響ECFA，因為我們後續仍須與大陸洽談貨品貿易協議，目前雖已完成85%，若不通過一定會受影響。另外，您提到的「馬習會」與服貿協議毫無關係，因為服貿協議是約莫在一年半前開始協商，當時習近平先生還沒上任。

　　問5：兩岸監督機制如何增加透明度，以避免爭議？
　　總統：剛剛我們講到有四個階段，一開始概念剛形成階段，我們會與外界及國會溝通；第二個是業務溝通階段，即開始與對方談；第三個是簽約前階段；第四個是簽約後階段，這些都具有程序性，每一個階段都須到國會做報告。
服貿協議到立法院做了三次報告，包括去年四月及五月，許多現在反對服貿的民進黨委員皆有參與，其中一次密會，另外兩次則是公開會議，因此，不能說服貿協議都沒有跟國會報告過，實際上跟業者也溝通了110次之多。

　　問6：3月23號發生了流血衝突，很多人認為行政院江院長與警政署王署長應該下台，您有何看法？另外，學生明天上凱道後，大概七點會回到立法院，如果一直沒有共識，有沒有考量用什麼硬性或軟性的方式讓他們回家？有沒有設下時間點？
　　總統：3月23號發生的群眾攻佔行政院事件，警察依法予以驅離，造成部分民眾與警察受傷，這個事件，警察執法應該是符合我國現行法律要求。我認為，江院長與王署長都沒必要為這件事情下台，因為他們都是依法執行職務，尤其行政院是憲法規定的全國最高行政機關，反而攻佔行政院的群眾及部分學生在攻佔時，即宣稱「要讓行政院明天不能上班」，有這麼強的企圖，而江院長是行政院長，他擔心的是行政中樞受到干擾，有這樣的憂慮，我認為他所採取的行動是符合「比例原則」，且合法的，因此他不須下台。
　　有關明天凱道集會遊行，我看到學生特別說明「希望大家和平理性」，且其中一名（學運）領袖說，將於晚間7時帶群眾回去（立法院），因此你（記者）剛憂慮的問題，學生們都提供答案了！

　　問7：有人質疑總統兩岸政策是「親中賣臺」，您認為您兩岸政策進程是否太快或太慢？有否需要檢討？此外，服貿協議的爭議會影響兩岸和平協議、兩岸設處及「馬習會」等政策嗎？
　　總統：兩岸在我上任時，沒有任何一個正式航班，現在一個禮拜有828班，平均每天118班，所謂班機的意思是來一趟去一趟，亦即兩架次，即使如此，還是班班客滿。至於，所謂「親中賣臺」的質疑，不是我當了總統才有此說法，以前就有人喜歡這樣給我貼標籤，很明顯地，我上任後不僅降低兩岸緊張，促進兩岸和平與繁榮，也對臺灣真的有利。因此，我常說，我的政策，尤其是兩岸政策，都是「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不但沒有「賣臺」，而且是「助臺」，讓我們的國際關係參與更多。我上任時，給我國免簽證或落地簽證的國家及地區只有54個，陳前總統上任時即是54個，他的任內沒有增加一個，在我任內卻增加到135個，「這不是一個賣臺總統會做的事情」。各位可以看的出來，我做的事情都是「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
　　至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到底是太快？太慢？還是剛剛好。對此，陸委會每兩個月會進行一次民調，最近一次民調顯示，認為剛剛好的還是佔最大多數，約有45％；認為太快的約30幾％，不到40％；認為太慢的約20幾％，不到30％，大概是四比三比二，多年來多是此一比例。至於我到校園演講時，學生的反應則多認為太慢，希望有更多交流。不過以全民而言，是認為速度剛剛好。
　　有關服貿協議的困難會不會影響到兩岸關係其他部門，我覺得應該不至於。因為服貿協議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雖然做了很多溝通，但還是不夠，因為對象都是業者，跟一般人比較沒有接觸，這方面我們會予以檢討。現在經濟部也大量與學校及其他單位接觸，因為服貿協議經過這一番周折後，越來越多人對此感興趣，「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危機就是轉機」。經濟部以前發資料給大家，大家都不太注意，現在有越來越多人邀請經濟部官員前往說明，這是件好事，因為一個公共政策應該多做說明。可是有時候大家忙，沒時間進行瞭解，所以往往得到的資訊不夠多。剛剛我提及，就在立法院的場外，很多學生在聽老師解說服貿，他們也自己看書，不是只有看懶人包而已。我對這些學生很肯定，他們願意透過這個機會瞭解更多，瞭解更多就知道服貿不是「洪水猛獸」，對臺灣是有利的。

　　問8：您致詞時提及民國79年的野百合運動，當時的李登輝總統接見學生代表，也召開國是會議，最後解散萬年國會，李前總統昨天也建議總統先召開憲政會議或國是會議，再來討論服貿，請問總統的看法？
　　總統：野百合學運與現在的學運相隔20餘年，當時國民大會與立法院都還沒有全面改選，國家的民主制度並沒有上軌道。野百合學運之後，大法官做成261號解釋，認為3個所謂的國會—國民大會、立法院及監察院都必須改選。因此從第2年開始，首先是國民大會改選，然後立法院。以前辦的是增額選舉，在那之後就是全面改選。李登輝總統當時承諾學生辦國是會議，籌備人之一就是我，所以我非常瞭解在那個國家制度沒有上軌道的時代，你必須要透過朝野在制度外進行協商，達成決議，以改變制度。現在情況則不一樣了，民主制度燦然大備，立法院是我們的國會，他有完全的權力來主導各種各樣的議案，這次是因為立法院被佔據了，沒有辦法發揮功能。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趕快解決問題，讓國會回復其功能。否則一碰到問題，就要開體制外的會議，真正的體制反而無法運作。因此拿現在跟野百合時代相比，在時間與世代上已有極大落差。

　　問9：學生抗爭期間，許多外資觀望不前，政事也因此停頓，企業界很擔心會否造成經濟停頓，請問總統若抗爭結束，未來政府有無具體措施提振經濟？4月10日博鰲論壇可能有「蕭李會」，總統剛剛有提到兩岸航班問題，航空業更關心此次會否談及陸客中轉議題，這對航空界將是一大利多。
　　總統：學生抗爭到底對經濟有什麼影響，可能還需要多做一些瞭解，從3月23日以後，股市看來似乎沒有很明顯的影響。至於應該採取什麼經濟復甦措施，政府一直在做，這兩天政府即公布景氣對策信號，燈號也由「黃藍燈」變成「綠燈」，25分。包括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等亦在積極推動中，而「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條例也已送至立法院，但是立法院若一直處於癱瘓的狀態，對此會有影響，因此我們當然希望國會能盡快恢復正常。
　　有關陸客中轉，上次我方跟大陸談的時候，好像有一點機會，我不曉得何時會做出最後決定，但這是我們努力好幾年的政策，我們也希望大陸能盡快讓我們獲得此一條件。「這個不是讓利」，因為我們的人到大陸去轉機已經非常普遍，臺灣到廣州或其他地方飛歐洲，非常普遍。這對我們實際上來講不太公平，為什麼他的二線城市不能到臺灣來轉機，而是我們跑到大陸去轉機。這部分我們過去幾年都據理力爭，希望能夠盡快取得此一權利，這對臺灣打造航空城，或作為一個東亞的中心也好，都是非常重要。能早一點獲得當然是最好。

　　問10：反服貿抗議事件持續到現在已經12天，現在傳說福建省的參訪團原訂3月31日的參訪也取消來臺。往後來看，4月有江蘇團、5月有河南團，都已經在觀望。您是否擔心兩岸的交流會出現新問題？
　　總統：到目前為止，觀光界的反應是，還沒有太大的影響，例如遊覽車、觀光旅館都還是蠻「旺」的，但如果（抗爭）時間長的話，我就不敢斷言。當然，這個情況我們密切注意中，因為臺灣的觀光賣點主要是美景、美食與美德，臺灣人民很友善、好客，且拾金不昧，尤其拾金不昧是非常常見的事情，我們不希望因為抗爭事件而改變觀光客對臺灣的印象，但到目前為止，我的感覺是還沒有很大的影響，但時間拖久了就很難論斷。

　　問11：請問總統您今天記者會一延再延的原因？外界懷疑此為一項戰略，您是否得到北京的訊息呢？另，國民黨立委受到黨紀的約束下，服貿協議的條文內容應如何修正呢？此外，總統您願意給予行政院多少時程去評估是否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呢？
　　總統：今天的記者會時間更改，是因為我有好幾個行程進行調整，所以才會延後，並沒有任何的陰謀在內，也沒有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
　　關於國民黨的黨紀問題，外界誤會是，隨時由我決定處罰誰。事實上，立法院的黨團有一個黨團運作規則，黨紀就是對於黨團通過的政策，黨團成員都要支持，如果投票時沒有支持或是缺席，就會有罰款，至於黨紀的處分是由他們做決定，而且經過黨團大會通過，可指定誰該處罰就處罰。外界有誤會，包括在立法院的學生也有誤會，基本上，黨團是自主運作的，尤其是每一個懲處案都需經過黨團大會同意。
　　另，針對學生提出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意見，我並不清楚這是何種會議，欲討論何種議題，與服貿有何關連？所以我請行政院去瞭解，多方徵詢。此外，「國是會議」也是相同的情況，所要討論的內容是什麼，我也不清楚，上次召開「國是會議」是民國79年，因為當時國家體制不完整，才需要召開這樣的會議，而我們現在是否仍需要，應好好評估。否則的話，就會產生一些問題。為什麼呢？現有的體制要不要用呢？還有人主張召開經濟的「國是會議」，也有這種看法，立意良好，大家看到問題沒有辦法解決，所以想要找更多人參與討論，對於這些意見，我們都願意虛心接受與評估。

　　問12：林飛帆說學生佔領國會是為了替政府爭取自由貿易談判的籌碼，在這段過程中，您有否與北京溝通退回服貿協議呢？未來是否利用此一事件作為兩岸談判的籌碼呢？如果明天學生集結凱道後欲衝進總統府，您是否可以保證不會有流血事件發生呢？
　　總統：我想學生衝進總統府這個問題，完全是假設性的問題，我沒有辦法答覆。
　　學生說他們的抗爭會增加談判籌碼，我不太瞭解。服貿協議已經談定了，也已經簽署了。目前並不是在談判當中，怎麼會有籌碼的問題呢？如果將來有改變的話，很可能會使服貿協議胎死腹中，這對臺灣而言，是很不利的。我在別的場合曾提到，服貿協議中，臺灣對大陸開放64項，大陸對臺灣開放80項，基本上對臺灣而言比較有利，因為大陸所開放的項目，除了在WTO開放的數量外，尚增加很多條件比WTO還好的項目，我們稱之為「WTO plus」，而臺灣過去雖然同時與大陸加入WTO，但是我們開放的項目並不多，所以這次對大陸開放的項目，部分與WTO相同，部分是「WTO minus」，所以對臺灣有利。
　　去年6月21日臺灣與大陸簽署服貿協議後，香港馬上向大陸抱怨，為什麼給臺灣而不給香港？因此，8月香港與大陸修正所簽署的CEPA（經濟合作協議），把大陸給予臺灣的一些經濟優惠，大部分也給予香港，由此可見，如果不是對臺灣有利的話，香港是不會來爭取、來抱怨的。
　　臺灣的電子商務到大陸福建去，我們持股可超過55％，大陸對很多外商都沒有這樣開放，且在簽署服貿協議的過程，政府也是根據以往簽署這類協議的實務經驗去進行，不可能像後來開公聽會時逐條討論，一定是只談一個大原則，否則的話，一旦曝光，對方就不會與我們談判。我想這點很清楚。
　　您剛提及我們是否與北京談「退回協議」？我的答案是沒有。

　　問13：日前某作家曾公開呼籲總統夫人給您建言，夫人給予您何種意見呢？夫人對服貿的態度為何呢？您認為323警方的行動是否合法？
　　總統：我內人非常支持服貿協議，也給予我很多意見，希望我多與社會大眾溝通，我內人一直覺得政府可以做得更多一點。
　　323晚上，我們都非常擔心會發生失控的狀態，幸好後來在晚上10、11點左右，情況逐漸控制住，像這類事情發生是非常不幸的。一旦發生了，警方也不能不處理，畢竟行政院是全國最高的行政中樞，像是日本的總理官邸、韓國的青瓦台與美國的白宮，都不可能容許有人侵入，因此我覺得警方採取必要的驅離行動，是法律所允許的。但是如果這個案子有哪些事情做得不夠周延，檢察官也正在蒐證當中，我相信一定會做妥適的處理。

　　問14：您曾提及服貿協議務必在今年6月前通過，現在該協議在國內產生重大爭議，您仍堅持在6月前通過嗎？時間表有任何改變嗎？
　　總統：服貿協議在去年6月21日就簽署了，6月27日行政院通過後，即送到立法院，而立法院開始辦理公聽會，到了10月份又決定再辦16場公聽會，同時決定在今年3月10日前辦理完畢，並於3月12日開始列入審查議程。
　　通常一個法案不見得在一個會期內完成，但服貿協議已經過去年9月至12月這個會期，現在是第二個會期，而當初通過時，立法院正好在開臨時會，因此我們當然希望能早點通過，對臺灣比較有利。
　　我剛才說過，其他國家看了很眼紅，希望中共給他們同樣待遇，如果我們能早一點得到，也許就能提早進入這個市場，對臺灣是好事。
　　當然你可能會說很多人不瞭解。對！我們必須多做溝通，等說清楚後，大家就會逐漸瞭解。有些人不是很瞭解這個議題，產生一些莫名的恐懼，擔心會受影響，譬如某教授說，會有幾百萬大陸人士入侵臺灣，但我們完全沒有開放大陸勞工來臺，怎麼會有這種情況。大陸人士來臺設據點，現已成立495個企業，帶來的幹部共264人，而雇用的臺灣人則為9,624人。也就是說，這264人中，每人即可在臺灣創造36個就業機會，不但沒有搶掉我們的就業機會，反而增加了，這些都必須多做說明，例如剛才的例子，我已講了大半年，並前往大甲鎮瀾宮等廟口說了很多次，但很多人當時可能不關心這個議題。
　　事實上，來臺投資當然會帶來就業機會，怎麼會搶我們的就業機會。

　　問15：一名抗議學生說：「多數民意都贊成退回服貿，重新審查。」為何您這麼堅持與固執，並綁架您的立委。您如何回應學生的訴求？
　　總統：有學生說為何不退回服貿，不給他們回應，其實，我有回應，假如他們有機會與我對話，我想要請教他們為何要退回服貿。
　　事實上，所謂的「退回」，在立法院程序上，正確說法應是「撤回」，透過行政院撤回。然而，行政院去年6月底之前即將服貿協議送到立法院，立法院不但接受了，還納入審查，並從3月12日開始就進行逐條討論、逐條審查，請問有何理由把它撤回，尤其是對臺灣這麼重要的協議。
　　我剛才提到，服貿協議不但對臺灣未來參加TPP及RCEP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它是ECFA的一部分，而ECFA又是WTO之下的雙邊貿易合作協定，（如果撤回），馬上就影響國際間認為臺灣好像不可靠，簽了約後還自己撤回。我們要參加國際活動，就要按照國際的遊戲規則運作，如果認為不喜歡就把它撤回，屆時我們將越來越孤立。
　　我們國家在國際上處境是很艱難的，若有機會的話，應該盡量爭取機會，而不是採取一些損害這些機會的作法，那樣子會讓國家鎖國。
　　我說過，我願意在沒有任何條件及前提下，與學生在總統府內溝通，且可全程公開，我們可以逐項討論為何他們這麼不喜歡服貿協議，有哪些問題造成他們產生這些印象，我會跟他們解釋清楚。
　　實際上，若能解釋清楚的話，這是一件好事，因此我還是會向同學們提出邀請，只要他們願意，將立刻邀請他們到總統府，且全程公開，不會玩任何花樣。
　　我4年前與反對黨蔡主席做過辯論，去年9月15日也曾安排與反對黨蘇主席辯論，結果他臨時爽約，我們很願意與大家開誠布公討論，並將正確訊息傳布出去，但我們沒有這樣的機會，因此是否可麻煩向與你（記者）提問的同學轉達，如果他們願意，我非常願意與他們溝通，並請他們告訴我為何他們這麼反對服貿。

　　問16：抗議學生最常說「9趴總統，為何要聽你的」，如果您的民調較高，是否有助通過服貿協議？
　　總統：我認為服貿協議對臺灣是否有利，跟我的民調沒有關係。如果對臺灣有利，我們就應該去做；如果對臺灣不利，我民調再高，也不應該做，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今天做的事情都是為了臺灣的前途，如果有機會通過服貿協議，臺灣與大陸的服務業貿易量將增加37%。臺灣服務業占我國整體產值70%，但其出口非常少，遠低於韓國、香港及新加坡，因此若有機會去大陸發展，將可帶動我們的服務業。
　　臺灣以前有一個很小的洗衣公司「象王」，在臺灣沒有人知道，可是到大陸10年，現在已開了800多家店面，是大陸十大連鎖加盟店之一，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公司。
　　臺灣人競爭力非常強，例如：蔡燕萍「自然美」公司，我以前只在忠孝東路看到它的店面，好像是個人工作室，現在於大陸至少開了1,400家分店，而85度C在臺灣開了300多家店面，在大陸也開了400家分店。
　　臺灣人的活力無窮，政府要幫他們創業，讓他們走出去，走向全世界賺錢，而不應該限制他們。
　　大陸服務業占大陸整體產值約46%，陸方推動「十二五計畫」，將發展服務業當作重點，現在正是臺灣（服務業）前往大陸的很好機會。
　　兩岸都開放了餐飲業，臺灣開放大陸一共19家餐廳，只有十家過來，現在剩下八家，生意普通。臺灣去大陸兩千家，共五十個品牌，我們不利用很多好機會，硬是把服貿說成洪水猛獸，我覺得沒有必要。所以如果我們平心靜氣地為臺灣思考，真的應該讓服貿順利通過，至於有沒有國安問題，產業會不會受到打擊，我們都有計畫，來幫忙受打擊的產業。各位想想，ECFA在四年前不也是一樣？那時候我被罵得多慘，可是四年下來，ECFA對臺灣的貢獻很大，最近這幾年的歐債危機，要不是ECFA能讓我們其中所涵蓋的貨品享有優惠，我們產業還會繼續成長嗎？我們跟大陸的農產品貿易過去一向是逆差，去年我們出現了幾十年來的第一次順差，從三億美元逆差變成一千萬美元順差。為什麼？臺灣的水果、石斑魚還有花卉到大陸都賣得不錯。如果我們有這樣的機會讓臺灣人民到大陸賺錢，我身為總統，仍然要限制他嗎？

　　問17：這次的群眾運動選擇了衝撞體制，他們認為既有的體制已經失靈，所以總統除了喊話以外，有沒有方式可以重建人民對制度的信心？另外總統有沒有注意到無論您說得再多，還是有許多人說服貿政策是所謂的「親中賣臺」這樣的疑慮總統打算如何化解？
　　總統：我想衝撞體制，也許有人有這樣的想法，但是一定要在體制失靈、失能的時候才有其正當性。就像在3月23號（發生的事情），行政院似乎還沒有到失能或失靈的程度。人家說服貿是「親中賣臺」，我還是問一個問題，它哪裡親中？賣了什麼臺？能不能告訴我？可以請您多說幾句嗎？知不知道？或者有人有告訴你嗎？這是一個口號嗎？賣臺？賣了什麼臺？

　　問18：所以總統您有上網看網友的回應嗎？有很多網友都這樣說。
　　總統：我經常上網看網友回應，我也看了很多懶人包，懶人包人人會寫，效果各自不同。有人說現在大學生薪水只有22K，服貿通過會變成11K，問題是我們根本沒有開放大陸勞工來臺，怎麼會一直有人認為（大陸）勞工要來臺？我現在要請教大家，我們要怎麼去說服我們人民：這不會發生。他們不相信，事實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們在民國98年即開放大陸到臺灣投資，已經開放五年，五年來很多產業都來了，卻沒有發生太大影響，甚至剛開始時，中藥行開放，大家想說：「完了完了，北京的同仁堂要來了，一來的話我們的中藥行都要死光了」，問題是我們根本沒有開放中藥零售店，我們開放的是中藥批發店，開放到現在也快要五年了，有多少家來呢？一共登記了四家，兩家資金到位，一家還在營業，而我們自己的中藥批發商是460家，根本就沒有受到影響，來臺開店的商家也不能零售。
　　其實在臺灣已經有四百多家大陸企業，也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尤其是服務業，臺灣是一個服務業很發達，而且市場相當飽和的地方，舉例來說，美容美髮業，景美男子剪髮一百塊錢，大陸的美容店會來臺灣搶這一百塊錢的生意嗎？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吧。而我們的無論是小林、曼都或者是蔡燕萍「自然美」，到大陸都很發。我們的技術、品牌以及代表的時尚，對大陸來講，我們只會贏不會輸，你可以想像來一家大陸的美容院，他的號召做的是廣州的髮型，這會有吸引力嗎？

　　問19：第一，大陸為什麼要與臺灣簽訂服貿協議，如果臺灣得到更多好處，那為什麼大陸要與臺灣簽這個協議？第二，如果服貿不通過會影響臺灣的國際信用，請總統用證據、數據來說服大家，為什麼簽訂服貿協議會對臺灣加入國際組織是好事？而且為什麼會影響到臺灣的國際信用？
　　總統：第一，您剛剛說到若服貿協議是對臺灣比較有利，大陸為什麼要與我們簽訂，4年前在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時候，我們當時也擔心大陸會要求臺灣開放我們受不了的項目，包括17種例如成衣、內衣與小型家電等，但在談判的時候講求的是give and take，所以最後我們爭取到這17項。在往後幾年當中，它們原來是無法賣到大陸去的產品，現在是可以銷售到大陸的，包括成衣、小家電與汽車零件，而在談判的過程並非只看一兩種貨品，它是看全面的，像是服貿就如同我之前所提的，它對於到大陸的外商通常要求是合資、參股不得超過50%，但這次如電子商務，它開放的福建，讓我們參股55%，臺灣的電子商業業者對此相當興奮，因為他們有機會到大陸去開創自己的品牌，所以這種條件並非是有所謂的陰謀詭計，基本上是互惠的，因為大陸的服務業相對較弱，我們去的話可以幫助大陸發展，而這種是無法去統計的，就如同當初我們去大陸投資與設廠的大多為製造業，在我們看來是把工作機會帶到大陸創造那邊的工作機會，但是我們也賺了許多錢，臺灣因此獲得大陸臺商採購大量貨品，使我們對大陸每年都保持高額順差，我們一年與大陸順差高達700多億元，所以這問題是兩面的，我們賺了他的順差，但大陸賺到我們工作，可是之後算起總帳來，大陸占的便宜並不很多，經濟的活動不是一個算一個，所以有人說我們的廠商在大陸8、9萬家替大陸繳許多稅，對！是繳許多稅，但我們考慮將來與大陸洽簽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使稅賦更為公平。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跟大陸是長期的貿易順差，而且額度都很大，我們全球貿易順差有2、3百億元，可是我們與大陸有6、7百億元的順差，若沒有和大陸貿易的順差，我們的貿易總額會出現逆差，所以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我們與大陸的距離近，而且雙方風俗語言也相同，自然而然會有如此的成長，所以從貿易來看是非常正常。不過，我提醒您一點，我們現在對大陸出口再加上香港是38%，占我們出口比例很高，可是西元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時只有24%，等到民進黨執政8年後，24%成長至40%，足足增加16個百分點，我們上任之後，有人認為我們與大陸關係不錯，所以比例一定會增加，但是沒有，反而減少，減少至38%，為什麼這樣呢？因為我們與別的國家貿易量增加了，我們與東協與歐盟增加並分散，這使我們更有利，所以我們的做法不是把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上，相反地，我們做得更平均，比過去政府做得還要更平均，這是第一個。
　　第二，您提到的國際信用，所謂的國際信用指的是國際規範與慣例，簽了自由貿易協定（FTA）或經濟合作協定之後，通常不會去更動它的條文，為什麼？因為簽訂過程涉及幾千項的國際產品，若動了其中一項就會牽一髮而動全身，這是國際慣例，並非喜歡不喜歡的問題，要參加國際活動就要照國際規則來玩，倒不是說是大陸的關係，我剛剛提到，ECFA是世界貿易組織之下的雙邊貿易協議，服貿又為ECFA的一部分，所以基本上從國際來看，與其他國際規範沒有什麼不同；最後您提到，大陸是否會阻撓我們參加TPP，大陸本身還不是TPP的成員，但是TPP的12個成員，有6個國家與大陸簽訂FTA，2個國家正在協議當中，而TPP的12個國家當中，7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國都是大陸，與臺灣的情況相同，所以TPP是有影響力的，所以今天我們簽了服貿，我相信其他國家會相信臺灣對於自由貿易是有決心的。

　　問20：您有無更具體的數據或資料可以證明？
　　總統：若您要我把資料量化，我們現在能說的，TPP的12國家占我們的貿易量34%左右、價值200億美元，所以一旦加入對臺灣與這些國家必定是一件好事，都會大量增加貿易，我們與紐西蘭簽訂《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之後，我們原本與他們之間一年1億1千萬的紐幣貿易額，結果去年增加73%，臺灣對紐西蘭出口增加120%，我自己看到數字都嚇一跳，這是紐西蘭貿易局給我們的數字，所以自由貿易區與自由貿易協定是能夠增加貿易的；但若您要問我說是否有其他證據或數據能夠證明，如同我剛剛提到，TPP成員中有7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國是大陸，所以大陸對於TPP是有影響力，但大陸重心現在是放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我們也希望參加RCEP，因為RCEP的國家占我們貿易額57%，所以RCEP與TPP都不能輕忽，因此我們現在若做出與國際規範相違背的事情的話，我不認為其他國家對我們會有好印象。我們須表現出我們不但開放市場，我們還鬆綁法規，而且我們照國際的經貿規範來推動對外貿易，這樣國外當然比較願意與我們打交道，更何況很多國家都願意與我們做生意，可是一碰到要簽約就猶豫，為什麼？就因為外交關係，所以在此事後，我們更須表現出對國際規範的尊重，我相信這樣可以讓臺灣順利參與國際經濟整合。

【時代力量的問題】
　
我知道，和時代力量的諸多委員、黨公職比起來，我對於社會以及這個黨的貢獻是遠遠所不及，但，黨裡一直有些問題，也一直都存在，很久了，既然沒有人要撕破臉攤開來講，那就我來吧。
　
這些話，是我從2015年加入時代力量參與選戰，歡欣鼓舞進入國會到現在，一路以來目睹的黨內矛盾，寫出來，一來是我對黨還有最後的感情，二來是希望黨內所有人必須正視這些問題。
　
要處理，現在吃力不討好，或許還會掉票，但我認為如果這個黨還自詡理念型政黨的話，這是必須承擔的重量、必須跨越的關卡。
　　
本文總共9632個字，總共分五個段落，覺得太長我下面會附上連結，可以直接選子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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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https://reurl.cc/7go91
【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https://reurl.cc/AQ818
【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https://reurl.cc/bLR6l
【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https://reurl.cc/Mad7W
【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https://reurl.cc/kR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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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全文
　
　
前言：
　
許多朋友曾在私下聊天時，半調侃半認真的問，「時代力量」是什麼意思？它代表什麼？一般政黨都會以所要表彰的價值融入黨名，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社會民主黨、綠黨、建國黨，都可以很清晰地在自我取名中看見該黨的意識形態，那麼時代力量呢？時代力量四個字本身沒有與任何價值連結，你們的自我定錨究竟是？
　
殊不知，「時代力量」恰恰精準反映了這個黨的內涵，名實相副。
　
時代力量，就是在這個「時代（當下）」，有「力量（聲量）」的人，合起來組了一個黨，就叫做時代力量，這正是時代力量的生辰八字，也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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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
　
　
近來時代力量的路線問題再次受到外界激烈的質疑與批判，過去同樣的情形已發生數次，一次比一次激烈，日前我就已對黨公開呼籲過，時代力量過去四年動輒面臨是不是「小綠」、「與柯文哲合作」等質疑，就是因為時代力量沒有路線，即便有，本身也從未被明確定義與說明過，不要說外界，包含時代力量內部都常有人對路線提出疑問，但從未被解決，根本原因在於時代力量的權力結構與組織問題。
　
過去時代力量屢次流出內部分歧的消息，媒體常以「分裂」、「派系鬥爭」下標解讀，事實上並不正確，因為時力內部從未有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政治鬥爭，頂多「不和」，這代表黨本身沒有堅硬的外部框架，主要成員間缺乏明確的共同利益約束，致使各方都不願花費撕破臉翻桌的成本在內部收攏意見。黨內部無法透過衝突解決問題，導致當核心政治判斷出現分歧時，往往流於議而不決，甚至不議讓問題擱置，或索性各幹各的，多頭馬車。
　
外人或許覺得殊難想像，但這確實是時代力量一直以來的問題，或至少在勞基法二修，時代力量至凱道前抗議後，路線問題就成為黨內房間中的大象，無人觸碰，或是被認定無法解決，不知從何解決起，只能讓問題靜靜地躺在空氣中擱置，等待時間自然淘洗出結果。
　
這並不是黨中央同仁或黨主席個人問題，而是整個時代力量要面對的結構困境，時代力量黨中央從未有過凌駕幾位立法委員，特別是三位區域立委的權力，因此無法以中央決策強力主導黨的方向，就算真的想這樣做，恐怕也要面臨如何執行的問題。
　
檯面上主流政黨的權力結構，國民黨是早年接受俄羅斯共產國際扶植的政黨，黨組織完全繼承共產黨，也就是所謂權力集中的「列寧式政黨」，民進黨在成立時高度參考國民黨的組織架構，而時代力量的黨組織架構再同樣高度參考民進黨黨組織架構，三者殊途同歸。列寧式政黨或許聽來陌生，其實台灣人非常熟悉，因為幾乎每個人所認知的政黨樣貌，就是列寧式政黨，它的特色是類似政府或軍隊的科層化組織，由上而下，中央到地方一條鞭領導 ( Chain of command )，我們以為政黨就是長這樣，其實列寧式政黨是一種特殊模式，在世界上並非常態。
　
時代力量雖然引進若干網路參與的機制，但本質上仍然是傳統的封閉式政黨，在黨內部產生決策後由上而下，一層一層傳達，這在包括提名程序等各項黨務運作方面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來。對缺乏經驗的後進者而言，模仿既有制度是最快速也最低成本的方法，國民黨的全代會、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進黨的全代會、中執會、中常會；時代力量的黨代表大會、決策委員會，基本上是同一套運作邏輯，當指揮中心無法有效決策時，黨就會陷入癱瘓。
　
要能夠揮動軍旗、號令部隊，背後當然要有權力支撐，國民黨過去有槍桿子和黨產，無須多說。民進黨則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給予即是支配」，這分兩個層面，一是民進黨自黨外至今的多年發展中累積了穩固的群眾基礎，在地方公職選舉中，被黨提名即有相當高機率能夠當選，「民主進步黨」這個招牌就是黨紀約束力的來源；另一部分是能夠匯集社會公信與資源的頭人，透過自己的分配管道建立系統，頭人在系統內部亦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這後來也發展出民進黨獨特的派系文化。
　
回到時代力量，時力黨中央的權力基礎呢？時力財務本身相當吃緊，候選人基本上都要自己想辦法募款打仗，而在社會支持方面，時代力量的政黨認同度大約都在10%上下，對於當選門檻和這個數字差不多的縣市議員來說，黨的招牌的確有相當的價值，因此必須尊重黨的決策，但對於當選門檻是過半的單一選區立法委員來說，狀況就不盡然相同，更何況是對2016年時力首戰告捷的三巨頭來說，更是如此。
　
當年號稱理念型的政黨，除了時代力量之外，還有其他小黨，例如社民黨與綠黨合作的綠社盟。時力與綠社盟在意識形態、政策方向上均差別不大，為何最後時代力量贏下三席區域立委，外加政黨票74萬票，斬獲兩席不分區立委，突破政黨補助款門檻，而綠社盟鎩羽而歸？除了社會的期待，當然也和洪林黃三人當年的社會光環與背景資源脫不了關係。
　
權力只向它的來源負責，對時代力量這樣原本沒有基礎的政黨來說，是因為有了黨，才有這三名立委；還是有了這三個人，才有後來的時代力量？這是一個很難釐清的問題，但也因此注定了黨組織無法凌駕開國功臣的命運。試想，如果今天黨強制要求區域立委某事而得不到配合，那麼黨有什麼後續手段嗎？黨能夠承擔得起損失這三位立法委員其中一位嗎？有任何一位黨主席擔得起這個政治責任嗎？
　
這舉例雖然極端，但只要一想就能明白黨的癥結何在，決策參與機制可以擴大，但至今仍未突破這個權力結構的硬傷。與其說黨中央向外下達命令，不如說從進入國會開始，諸侯共治才是它的真實樣貌，顯智主席雖貴為黨主席，但在幾位委員之間權力不會超過民間的調解委員會。
　
時力雖有剛性政黨的制度設計，但從未備齊運作這套機制所需的權力集中，也不曾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內部鬥爭，來凝聚黨的路線以及釐清政治責任歸屬。沒有共同利益、也沒有更高的權力作為桶箍，一旦這三人無法互相退讓合作，也不試圖以強制手段逼迫對方妥協，那就注定黨陷入失能的分歧狀態，大家各走各的路，美其名為柔性政黨，其實黨不像黨，這幾年時力各種狀似精神分裂的內部邏輯矛盾，其根本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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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黃國昌與時代力量】
　
　
本文目的不在聚焦個人，而是釐清時力作為一個新生政黨，過去四年運作有哪些弊病，然而黃國昌這個名字之於時代力量，連結實在太強，談時代力量如果完全繞過國昌，也就失缺了一部分，因此這個段落必須談黃國昌和時代力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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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昌最近因私菸案，引爆台灣社會對時力定位的強烈質疑，我不認為這是他的刻意操作，今天換作藍營執政他依然會是戰神，廉能和行政墮落間的二元抗戰，本就是他一直來的主軸，但私菸案不是本文重點，這裡就不多談，國昌的路線後面會再提到。
　
國昌作為政治明星，一言一行最終仍會回到社會如何看待，但對時力來說，目前受到的強烈批判並不是國昌的問題，而是這個黨的問題。
　
國昌在非常早的時候，幾乎是甫進入國會不久就跟民進黨發生大大小小的衝突，關係很早就已經決裂，他也持續在言談中釋放對與「綠」合作的高度排斥，以一個政治工作者的角度，在執行層面我非常尊敬黃國昌，他是工作狂，對公共事務懷抱高昂鬥志，他的專業知識與揭弊能力不要說在時代力量，在整個立法院都是數一數二。
　
從黨的角度來說，國昌這幾年的工作成果更是時代力量聲量得以維持不墜的關鍵，他雖然一直自己走自己的路，但既然黨未曾明確定義黨的方向，那麼自然也沒有衝突問題，在工作上，他將他的工作發揮到淋漓盡致，何錯之有？
　
對黨內來說國昌最大的問題大概是他鮮少談及他對政治的遠程想像，使人無從捕捉他的藍圖，也無從跟隨或討論利弊，這或許是他的謹慎性格使然，然而綜觀他這幾年的路徑，國昌可以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實證主義者，他不常直接談論純政治的觀點，特別是卸下黨主席的職務毋需代表黨後更是如此，他只在持續的行動中實踐自己的路線，但我們仍可從他累積的行為中，包括他偶而使用的隻字片語，例如「藍綠不過半」等，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這個路線我在第五段會另外專門討論。
　
國昌的實證主義性格，也反映在他與黨內的溝通上，國昌不太和黨內同仁爭辯政治路線與對錯層次的問題，除了第一段提及的時代黨內衝突沒有檯面化之外，背後隱含的態度是「說那麼多沒有用，打出個成績再說」。時代力量的民選公職們，面對自己的工作無不戰戰競競、戮力奉公，但對「新政治」「素人參政」「各行各業來從政」來說，本就鮮有人能與中研院研究員出身、早在社會運動征戰多年的國昌的戰力旗鼓相當。
　
所以，時代力量的問題不在於國昌路線凌駕黨，而是黨在這幾年間並沒有在國昌路線之外另立出黨自己的路線，也沒有透過路線之爭來處理黨內蘊含的兩種本質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想像，致使國昌個人完全代表也詮釋了這個黨。
　
年輕的面孔、良好的形象可以得到選民一時的喜愛，但一個黨若要長期發展，一定要有自己清晰的定位，明確的路線來爭取選民長期的信任。試問，如果今天國昌離開了時代力量，那麼這個黨的招牌是什麼？還剩什麼？時力還能夠吸引、抓住諸多對新政治高度期待的中間選民嗎？
　
請各位同仁嚴肅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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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的小綠魔咒】
　
　
時代力量的內部分歧，最大程度體現在對民進黨的態度上，我在第一段中已經說明過這是因為時力內部從未統合的緣故，政治上同陣營不同勢力各執己見時，就都去打，看結果誰的群眾多，這是簡單又實際的方法。但僅限於大家都處在同一個政治框架內時，如果連基本的大方向都各搞各的，那麼黨就會呈現高度精神分裂的詭異狀態，當前的2020大選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時代力量在選舉中與民進黨的競合關係，不論是以時間軸橫切或縱切，都呈現高度的不一致，以橫切來說，目前時代力量在區域立委的提名，有選區明顯需要和民進黨合作，卻又有選區直接挑戰民進黨現任立委，和民進黨究竟是要合作還是不合作？
　
以縱向時間來看，更是無比矛盾，各位還記得2015年時代力量中和立委候選人胡博硯老師為何退黨退選嗎？不就是因為在專訪中說了「如果民進黨不協調，不排除不支持蔡英文」，引起輿論譁然後迅速被黨部切割，翌日自己退黨退選為時代力量切割止血？
　
當時是2015年5月底，如今已是2019年8月，時代力量至今仍對是否支持蔡英文總統連任曖昧不明，在當年蔡英文對國民黨有壓倒性優勢時，時力早早就內部定調支持蔡英文，2019面對韓國瑜與蔡英文，時力這樣高舉理念的政黨，竟遲遲無法在兩人間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無非是怕被扣上小綠的帽子，但不論如何對外說明，恐怕都很難不給人2016害怕得罪泛綠選民，2020害怕被執政包袱拖累的觀感。
　
再以新北市第一選區為例，同樣的選區、同樣的呂孫綾、同樣的時代力量，兩次卻有截然不同的策略，上次面對國民黨的資深立委吳育昇，代表時代力量出戰的馮光遠最後和呂孫綾整合，退出選舉。當時黨內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去勸馮老師，甚至因此被他怨懟，埋下日後退黨種子？難道不是因為怕選到底馮呂分票讓國民黨撿了便宜嗎？現在卻又主動再次走回這條路，既然如此，何必當初？
　
「小綠」這兩個字的陰影是如此壟罩在眾多時力黨人心頭，但究竟什麼是小綠？怎樣才算是小綠？這樣的定義卻從沒有被談清楚過，似乎小綠是一個外界與媒體貼上的標籤，只要一但貼上就要使勁把它甩掉，這個黨是不是小綠竟處於被動狀態，小綠成了故事中的惡龍，人人都知道山谷的背後有條惡龍，卻從沒有人真正看過。
　　
這樣的焦慮，來自於時代力量本身和民進黨的關係一直渾沌不明。時代力量成立之初的政黨定位非常單純，就是時代力量吸引中間、理念派選民，整合傳統綠營群眾的支持，來扳倒國民黨連霸選區。在國會裡民進黨加上時代力量區域與不分區的少數關鍵席次突破半數，促成立法院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這是2016的主軸。
　　
但這樣的想像迅速在時力成功進入國會後破滅了，因為民進黨單獨取得了過半席次，時力戰略想定中的關鍵少數高地不存在，自此後黨內再無成功凝聚共識去定義時代力量的政黨定位，將詮釋權拱手交出，也就注定了在第九屆國會剩下的時間不斷面臨大綠小綠的困擾。
　
時代力量在這四年與民進黨關係惡化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台灣的選制本身就對小黨極為不利，在時代力量成長為第二大黨之前，永遠在單一選區：總統、縣市首長、立委都必須面對是否支持民進黨和合作與否的問題，也就產生小綠陰影；而堅硬的執政邊界也使時力無法參與治理過程，無從分享執政紅利，白話講就是雖然時力本身也喊要和民進黨一起打倒國民黨，但民進黨做得好那選民自然集中支持民進黨，時力反而必須在民進黨的缺陷中證成自己的價值，制度本身的框架註定了時力與民進黨的衝突。
　
在國會內，當黨的戰略定位消失，就變成必須單純在戰術層次取勝來鞏固黨存在的意義，也就是沒有定位上的不同，只有誰比較優秀，「更左更獨」是為代表。因此除了國昌個人強力的揭弊表現之外，時力黨團自然走向激進化的道路，在各個重大議題上必須踩得比民進黨更前緣，使民進黨人抨擊時力不務實、加蔥等指控。兩黨難以合作，因為給民進黨比讚就是在掏空自己地基，這都是黨沒有處理路線問題的後遺症。
　
坦白說，在我的觀點，所謂大綠小綠事實上是史觀的問題，一個黨要建立長期穩固基礎，必須要在歷史中刻劃國家的方向，在這個方向中鑲嵌自己的價值，這樣黨才有核心，才有穩定的方向；對外而言，黨的核心論述必須要能夠回答選民三個問題：
　
1. 我們從哪裡來
2. 我們該往哪去
3.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這樣的論述給予了人在共同體中、以及台灣在世界地景中的定錨，才有渲染力跟說服力。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史觀和民進黨的台灣史觀便是兩黨的群眾來源，即便是黨內最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也無法違背這個框架。對時力來說，如果順著國民黨228屠殺台灣人、白色恐怖、黨外運動、民主制度成熟這條歷史軸線走，那最終必然導向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終點；也就必然面對應該跟民進黨合作共抗國民黨的道德結論。
　
這是大綠小綠之爭真正的源頭，也是我認為時代力量目前應該和民進黨採取的戰略位置，但倘若時力真正想走出一條長久、穩固、與台灣土地相連的第三條路，那麼應該回頭在既有史料中重新爬梳，尋找並建立一條全新的歷史切入面，在這個軌跡之上闡釋台灣的發展。
　
我認為長遠來看，這是時力真正應該去發掘的路線，最近也跟一些黨內朋友討論了想來著手進行這個論述工作，可惜不論時間與我的能力皆太不足，未能在時力遭逢當前危機前將這個工作產出一點初步成果，力有未逮，非常、非常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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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與柯文哲】
　
　
時代力量作為一個高舉價值和理念的政黨，且批判性如此之強，還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台獨政黨，理論上理當對柯文哲市長的種種親中言行作出反應，但很奇怪，時代力量遇到柯文哲似乎就變了一個人，要馬避而不談，要馬雙重標準輕聲細語，這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舉例：今年三月韓國瑜市長訪香港中聯辦，時力在官方粉專以「主權零分」嚴詞批判，到了七月柯文哲訪問上海與國台辦主任劉結一會面，時力粉專的措辭就變成了「我們支持柯市長所謂的對等公開透明，更希望一旦對等公開透明不被中國接受時，柯市長能夠堅守立場，拿出態度。」一來一往之間，為何轉變如此之大？
　
事實上也不用答案，路人皆知當然是因為柯市長的支持者，所謂柯粉，與時代力量支持者高度重疊的關係，一旦抨擊柯文哲，便會引來柯粉憤怒的回擊，流失選票。
　
一個政黨，面對有風險的政治後果不可能完全迴避，就算如此久了也會被人看破手腳，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真要決策時就有個問題跑出來：誰來負政治責任？
　
我在第一段說過，時力內部本質上更接近諸侯共治的狀態，因此在2018的選舉採取分區負責的做法，也就是台北主委操盤台北選舉，新北主委操盤新北選舉，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可說是時力裡的西伐利亞原則。
　
在去年的選舉中，時代力量在台北市提名了包括我在內五位市議員候選人。當時在內部大家對於支持柯文哲與否各有判斷，林昶佐做為台北市主委因不欲強勢主導方向影響大家各自最後選舉結果，於是發表了兩篇文章談論柯文哲，希望從中拉開空間，後果並不成功，而候選人也於選舉末段各自表態，台北在柯文哲這一題於是沒有統一的立場。選舉過後，對黨來說，柯文哲問題就變成誰要來扛政治責任的問題。
　
許多人批評為何時代的標誌性人物，國昌鮮少談及台北市政或柯文哲？一來是基於對上述原則的尊重，二來，站在國昌的角度，為何他要來為黨扛這個擔子？比起時粉跟柯粉，昌粉與柯粉更是高度重疊，這在各個政治網路社群都能明顯觀察出來這個趨勢。以去年來說，如果說時代力量支持者中有七成支持柯文哲，那麼至少八成支持黃國昌，而在支持者外，兩人的政治路線除了主權方面以外，也有許多重疊之處，例如柯的「藍綠一樣爛」與國昌的「藍綠不過半」。既然台北沒有處理這一題，那麼他何須耗損自己的政治能量來接這個燙手山芋？這是人之常情。
　
既然時代力量檯面上的政治明星都沒有為黨承擔這個站在理念上理當批判柯文哲的責任，那麼這個問題就變成時代力量這個招牌的集體責任，所有人共同承擔。既然共同承擔，那麼似乎又好像沒有人需要承擔，且黨內凝聚共識成本如此之高，這個問題就被持續拖延到現在。
　　
許多時代力量的成員對民進黨抱持高度敵意，認為時力與民進黨有選票競爭壓力，泛民進黨支持者又常在網路上嘲諷、攻擊時代力量，因此民進黨是時力的最主要競爭者，這一部分來自於上屆政黨票被民進黨招喚流失的陰影，一部分也是前線戰士在戰壕中的視野。
　
但我認為，柯文哲才是在政治上，時代力量當前的最大競爭者。
　
道理很簡單，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才會互相搶業績，而舒跑與可口可樂則否。這是經濟學替代品的概念，時力與柯就是互為替代品，所以柯文哲一直以來也對時力相當客氣，甚至將時力黨主席與時力切割，就是這個原因，因為現階段雙方駁火對彼此的政治發展都不是最理性的選擇。
　
以台灣社會來看，藍綠各自有其政治軌跡與社會基礎，國民黨以黨國意識形態、侍從分配體系和軍公教打造自己的群眾板塊，民進黨則以台灣主體意識、台灣本土社群、和農、勞工階級為基礎出發，但隨著時間發展和大環境變化，雙方都面臨越來越多群眾傳統網路接不住，例如被經濟成長遺落的小生意、大公司裡的社畜，一但你照顧不到這些人，也無法為他們發聲，人民自然會尋找新的政治代言人，這是第三勢力的群眾來源，這個群體我認為還在持續擴大中。
　
廣義上來看、時代力量、柯文哲、黃國昌、館長等人都是這個社群中的聲量品牌，彼此間擁有重疊但不完全相同的支持者。第三勢力群眾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邊界，最大的共通點大概就是素樸的正義感與對傳統體制的不信任、被背棄感。
　
如同去年我在選舉中對柯的批判，我認為柯文哲市長利用他廉能、親民的形象，吸引了許多對新政治有期待的第三勢力支持者，卻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屢屢用民粹的手段發起鬥爭，破壞民眾對社會體制的信任，甚至弱化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治邊界，倘若有朝一日柯徹底掌握了第三勢力群眾，勢必會對台灣的民主造成巨大的危害。
　
因此，不只是時代力量自身的存續，這個黨能否成為第三勢力裡的中流砥柱，建構出理性、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第三勢力道路，這是我對時代力量現下最深的期待，也是我之所以還留在這個黨的原因，可惜目前為止看來，選舉太近、理想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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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力量總路線檢討】
　
　
「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是時代力量在2016標榜的口號，也是這個黨最原始的目標：打倒國民黨。然而，在洪慈庸、林昶佐、黃國昌三人分別拉下楊瓊瓔、林郁方、李慶華後，四年過去，這個目標是失敗的，因為顯然國民黨並沒有被打倒，反而絕地大反攻。而究竟在進入國會後，具體要怎麼實踐打倒國民黨這個目標，政治上的進程如何規劃，黨也沒有藍圖來執行。
　
這是所有時代力量成員要捫心自問的問題：「到底『打倒國民黨』還是不是我們政治上第一優先的目標？」
　　
是的話，怎麼做？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什麼？
　　
目前，黨內明顯蘊含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性格，根本的差別就是時代力量與藍綠兩黨間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時力應該與民進黨合作，共同對抗國民黨復辟；第二種，則是在藍綠兩黨間保持等距，就個案與政策監督批判。
　
這是時代力量真正的路線問題，長久以來被埋在檯面下、隱而不鬥的衝突。
　
不論是柯文哲的「藍綠一樣爛」，或是國昌在立法院拉出的「清廉 vs 弊端」都是一種在藍綠兩黨之間中立的形式。「藍綠一樣爛」，任何對台灣民主歷史以及政治現實稍有理解的人，都會知道這是一句去脈絡帶風向，與事實違背的話。即便站在最嚴格檢視的立場，馬英九執政與蔡英文執政，何者實現比較多時代力量支持的價值與政策方向，難道我們分不出來？
　
而以監督對抗權貴結構，創造一個新的政治分野，這樣的路線，或許有機會能夠突破既有的藍綠板塊，讓時力繼續穩定成長，但這個路線本身是由不斷不斷的戰鬥串連起來的，無法預測事件，政治上也沒有明確的遠程方向。我認為，政黨的功能，終究還是要給支持者指引一個方向，告訴大家，我們究竟希望把這個國家開往什麼方向？更何況，以時代力量如此重視台灣獨立這四個字的政黨，主權議題、中國威脅，我們怎麼能夠不視為優先問題？
　
如果將視角拉出立法院、拉出台灣政府部門之外，拉出台北市、拉出台灣，我們會看到，中國正在殘忍的壓迫周邊民族的生存空間，上個禮拜，香港23個公部門發表聯合聲明，嚴詞批判港府，港人已經幾乎要走到了武裝抗暴的前線。我們能獨善其身嗎？台灣能置身事外嗎？
　
反紅媒，多少人在雨中走上街頭，不就是因為真切感受到這是正在發生的威脅？國民黨與共產黨勢力結合，加上韓國瑜捲起的民粹風暴，眼看就要對台灣民主構成最強烈的威脅，時代力量這時候難道還要猶豫嗎？還能不採取行動嗎？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lie Wiesel 曾說：「我們必須選邊，中立只會幫助壓迫者，而從非受害人。」
　
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中立，就是選擇站在威權，在藍綠間中立，我認為同樣亦相去不遠。
　
赤裸地講，我至今仍打從心底相信「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以我所學習的台灣的歷史發展，以我這幾年在政治圈工作的所見所聞，我依然認為國民黨是阻礙台灣進步，邁向下一階段的最大障礙。
　
過去國民黨阻擋台灣民主化，民主化後阻擋轉型正義，阻擋各項社會改革，現在要阻擋台灣在美國幫助下真正脫離中國勢力影響，阻擋台灣建構成一個更成熟更穩固的自決共同體，國民黨永遠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危害台灣的那一端，這就是這個1949年來到台灣的殖民政權和台灣本土社會間永恆的衝突。
　
這樣的政黨，如果時代力量如果不能夠讓時力的支持者們明白：台灣必須先面對這些歷史的沉痾，花費更多時間解決檯面下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後，才有可能向真正公平、效率的社會更邁向一步，那麼這個黨，我認為有愧於諸多對時代力量推動台灣寄予厚望的人，也辜負了當年時代力量創黨的精神。
　
如果時代力量怯於小綠的心魔，怯於將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差異說出來，怯於指出台灣應該要走的方向，那麼即便時代力量本身成長了，但國民黨執政完換民進黨，民進黨執政完再換國民黨讓它復活，這樣台灣社會會變得更好嗎？容我提醒大家，台灣打從有總統和國會直選以來，歷史上只有一次真正政黨輪替就是2016年，這是一個多麼艱難不容易才走到的下一階段，難道我們要讓它倒退，所有努力都變成白費嗎？
　
這不是什麼用大局綁架、或是某些人口中嘲諷的芒果乾吃太多，真實處境就是如此，大家知道台灣在世界上其實是相對富裕、安全、穩定的地方，那麼也應該要了解，這樣的狀態有多麼不容易，它需要這個社會付出力氣、付出汗水維護，即便過程發生一些問題，也不該因此中斷。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生活在相對安定的環境裡，就是因為有國家的壁壘幫我們擋下中國的入侵，如果讓國民黨重新上台自毀長城，那麼不知道會有多少勢力因此滲透進台灣。用積木堆起城堡要很久，推倒它只要一瞬間，時代力量在這個關頭還有模糊的空間嗎？
　
這不是時代力量哪個人，或是黨主席要獨自處理的問題，而是時代力量所有人必須共同面對。
　
我在此向所有時代力量的夥伴沉重的提問：
　
時代力量到底有沒有勇氣說出：「對，我認為現階段民進黨繼續執政，時代力量作在野黨監督，這才是對台灣有幫助的。」？
　
時代力量能不能夠和民進黨合作，讓台灣歷史開向我們期待的方向？
　
自2015年入黨至今，儘管一路上諸多質疑，基於政黨倫理，此前從未公開批判，今天到了這一步，實非我所願。如果時代力量還是無法面對自身的矛盾，還在困於選票計算，迴避應該承擔起的社會責任，那麼我對這個黨的期待、在這個黨的路，或許也走到了盡頭。

孫慧雪（阿雪）早前新加入成為J2節目《姊妹淘》做主持，不過開工不足一星期，就因為同是新主持的李君妍有家人確診新冠肺炎，剛好阿雪是與她拍檔拍攝節目，為安全計，除了取消往後的工作外，亦決定作病毒檢驗及自我隔離，她說：「很多人以為我是消息知道當日（上周二）才第一次跟君妍合作，但其實早多一個星期已經跟她一齊開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之後的星期六、日去過探望我九十多歲的嫲嫲，加上在家跟兒子一齊，所以知道這個情況，首一兩天真的很驚，又會胡思亂想，怕我若果真的有事，也會傳染他們，擔心到完全睡不着，不過現在心情已經平伏，就當作是度假，檢驗報告雖然呈陰性，不過醫生建議最穩健的方法就是過幾日check多次，和隔離足十四日會較安全，我都依足醫生的吩咐去做。」全文：https://bit.ly/3edk4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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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題：「土裡的私釀」新書介紹
　　　　　
專訪作者：侯力元
　　　
內容簡介：
　　「土壤」，賦予了「文化即土壤」的隱喻，將台灣的水果農產品入酒，喝酒、調酒，是為了能夠理解一支酒的來源始末，回歸到酒液尚未發酵、米麥與果實尚未被採集，還留在土田裡的原貌。作者認真地看待這每一滴穀糧的精魄，重新解讀調酒以及酒類品飲文化背後的文史現象、社會脈動，爬梳文學、電影、藝術文化、釀酒歷史，獨特鮮明極具深意。
　　
　　全文分【文學與酒】、【私釀】、【酒造】三輯短章與＜碗底沉雪＞、＜杯口浮雲＞兩篇長製。文章似酒， 共構微醺的文化之旅。創作＜青梅＞是專為追花妻子所研發的調酒。十天、半個月，然後是十年、二十年，就這麼釀著兩人的天長地久。＜鄉愁的顏色是黃的＞宜蘭特產金棗糕搭上58°特優黑金龍高粱，鴨賞、膽肝，佐以龜山島的傳說、太平山的日出，思鄉情緒炸得亂七八糟。＜尹公館的酒保＞午點是寧波年糕、湖州粽子，晚飯是金銀腿、貴妃雞、醉蝦、嗆蟹。前後腳跟著白先勇筆下的尹雪艷，調酒給她與她的牌搭子們喝。＜酒徒已遠＞談電影《大內密探零零發》周星馳用筷子夾住醫生的舌頭，《食神》晚宴摔破的那支一九八二年思美酒莊的拉菲紅酒。戲諷品酒，還有紅酒的高貴形象。長篇＜碗底沉雪＞寫中台日韓的酒釀和米穀酒，脈絡綿延，串聯濁酒、白酒的品飲歷史。＜杯口浮雲＞以虛構的筆法，寫中世紀歐洲啤酒的興起與台灣啤酒始末，饒富趣味。
　　
　　喝不完的不是酒，而是總有讓人眼花撩亂的各種台灣的水果農產品亂入酒譜，一道道混納乾坤，接上本土風味的地氣，這些超市或菜市場貨架攤位上的水果，足以讓你驚喜爆表，難以抗拒。用台灣的眼光來看待源於西方世界的調酒文化，不僅是口味上的變體、食材上的差別，是更深層的創意結合。文字發生氣息，產出味覺，釀成極為珍貴的閱讀經驗。
　　
　　Ginspiration發琴吧、Inn Bistro、Swagger x Old'98、Bar春花、艾澤拉斯小酒館、Hotel Indigo Pier No. 1、微醺告解室，多位知名調酒師聯手，創造獨一無二的風格酒譜，重磅呈現土地私釀的美好！
　　　　
作者簡介：侯力元Dior
　　高雄市人，就讀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時，發表論文研究閃靈樂團的神話思維，對流行音樂與文化有深刻的見解。因為論文研究之需，頻繁出入幾間老字號的搖滾酒吧，漸漸地對調酒產生興趣。陰錯陽差應徵了酒吧的外場工作人員，進而擔任調酒師助理，從此踏上了立志成為調酒師，亦不忘發揚調酒與品飲文化的傳道者，宛如羅馬時代晃蕩在草原上的巴克斯們之一員。
　　
　　二○一五年出版《微醺告解室：一名調酒師的思考與那些酒客的二三事》，入選《二○一五飲食文選》。
　　
酒譜設計《一起，微醺：認識這世界的美妙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