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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盜王直之死：坐小轎子上刑場 罪名竟是叛國｜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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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二十五，還有五天就要過年了，杭州城卻突然戒嚴，十分肅殺。

這一天，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560年年初），官巷口外設了法場。

今天的死囚十分特殊：他不僅沒有慣常死囚那種被嚴刑拷打後的行走艱難，而且居然還是用小轎子抬到刑場上的。轎子來到了法場，死囚才知道今日走到了人生的盡頭。臨刑之前，他希望能與兒子再見一面。衙役們將他的兒子帶到面前，父子兩人抱頭而哭，死囚將一支金簪交給兒子，嘆息道：「沒想到要死在這裡了！」說完伸頸受刃。

這位死囚，就是大名鼎鼎的「淨海王」、橫行大洋的「倭寇」大首領王直。

鋼刀橫空，碧血四濺，一個時代在這道駭人的刀光中終結——那就是王直已經建立的海洋帝國。

誘殺陷阱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王直，還是天真地小看了官府的背信棄義能力。在複雜的官場鬥爭面前，胡宗憲只好拿王直作為投名狀來洗刷自己……

王直人頭落地的不遠處，總督衙門內，作為抗倭前線的最高領導人，總督胡宗憲很清楚，處決王直只能令「倭患」更為惡化。在王直被監禁的兩年內，胡宗憲竭盡全力向中央上書，希望能免王直一死，並放寬海禁，從根本上解決「倭患」。但在殘酷的官場鬥爭中，他的建議很快被政敵們當做把柄。有關他收受了王直巨額賄賂的傳言開始可怕地流傳，令胡宗憲這位麾下擁有戚繼光、俞大猷等良將的統帥，也望而卻步。在一個崇尚空談、爾虞我詐的體制中，一個實幹者如果要保住自己，首先就只能韜光養晦、夾緊尾巴。

令總督胡宗憲畏懼於人言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與這位「海賊王」王直居然是老鄉。胡宗憲是績溪人，王直是歙縣人，都屬於徽州。這種老鄉關係令胡宗憲贏得了王直的信任，得以實現「誘捕」王直的「壯舉」，「老鄉騙老鄉」也依然是「兩眼淚汪汪」。

嘉靖三十三年（1554），42歲的胡宗憲被任命為浙江巡按監察御史，一個正七品的小幹部。而當時，他的老鄉王直，已經在東海之上稱王兩年，自號「淨海王」及「徽王」，以日本平戶港為基地，部眾數十萬，戰船無數，控制三十六島的「島夷」，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是不折不扣的海上霸主，及「倭寇」的總後台。

當時，浙江官場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抗倭」。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之外，朝廷還派來了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督察沿海軍務。趙文華是嚴嵩的義子，背景深，關係硬，他與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關係都不好，工作能力本來就很強的胡宗憲因緣際會，就成了趙文華的親信。

在趙文華的保駕護航下，胡宗憲官符如火，不久就被破格提拔為正四品的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接替巡撫差使。隨後，又升任正三品的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接任總督，從一個中央機關下派的小幹部，一躍而為肩負抗倭重擔的封疆大吏。

上任不久，面對抗倭的僵局，胡宗憲祭出了在山東任職時的「剿撫兼用」手段，在用軍事力量進行攻擊之外，開始運用「外交」手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他清晰地認識到，「首倭而作亂者，徽人王直也」，「其餘皆鼠輩，毋足慮。」「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

他派遣了蔣洲、陳可願兩人到日本「宣諭」，向王直傳遞自己的善意：王直的老母和妻兒已經從金華的監獄中釋放，安置在杭州，生活過得十分不錯；王直如果能夠回到偉大祖國，則可以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經過兩年多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王直同意接受招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初，王直率千餘名「驍勇之倭」，乘戰船來到了岑港（舟山群島）。

經再三的猶豫、尤其是官方答應派出指揮夏正作為人質之後，他決定接受胡宗憲的邀請，上岸談判，此時已經是十一月。這位「徽王」率兩名助手葉宗滿、王汝賢離船上岸，受到胡宗憲的熱烈歡迎，勁敵兼老鄉觥籌交錯、推杯換盞，儼然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胡宗憲偕王直回省城杭州，「設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為榮。」

但此時，胡宗憲的政敵、浙江巡按使王本固橫插一槓。次年正月二十五日，在王本固的堅持下，王直被捕入獄，關押在按察司獄。

胡宗憲在政治上的起家，靠的是浙江督撫們與中央特派員之間的矛盾。如今，作為方面大員，他自己也陷於這種權力鬥爭遊戲，只能徒喚無奈。胡宗憲倒是真心想招安王直，以利用他的力量平定海疆。胡宗憲上疏請求皇帝赦免，但「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王本固甚至上書彈劾胡宗憲，而京城已經開始傳言，說胡宗憲收了王直集團的高達數十萬兩白銀的巨額賄賂。眾口鑠金之下，胡宗憲「大懼」，只好附和大多數人的意見。

王直雖然入獄，但其所部力量很大，在為王直報仇的名義下，他們開始四處出擊。明帝國做了兩手準備，一方面繼續監禁王直，並不釋放，另一方面則給予其特殊禮遇，形同軟禁。

如此拖延了兩年之久，中央才最後下決心處決王直，罪名卻不是海盜，而是「叛國」，在以聖旨名義下達的判決書中，指責王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儘管王直並非聽命於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聽命於他。

令後人唏噓的是，王直既不認為自己就是「倭寇」，更不認為自己是「叛逆」。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明疏》，認為自己只不過是「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不僅「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而且，「陳悃報國，以靖邊疆，以弭群凶」。除了詳細開列自己「為國捍邊」的種種事蹟之外，還提出應開放海禁，才是令「倭奴不得復為跋扈」的上策。

第一桶金

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沒有確切的史料記載王直出生年月，但據胡宗憲的幕僚謝顧日後在回憶錄中說，王直在下海經商前，曾經問其母親：「生兒時有異兆否？」其母答道：「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傍有峨冠者，詫曰：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

王直聽了，欣喜地認為：「天星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勝乎？」

根據謝顧的記載，王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

徽州之地相當貧瘠，「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卻又十分注重教育，民眾多以經商謀生，成為徽商的大本營。

嘉靖十九年（1540），王直也如同許多老鄉一樣，南下廣東，尋找商機。他們選擇了越洋貿易，向日本等國販運貨物，當然，在嚴厲的海禁之下，這種貿易都是「非法」的「走私」行為，「將帶硝黃、絲綿等違禁物抵日本、暹羅、西洋等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資。」王直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就來自對日貿易。

此時，中日貿易基本停頓。明朝立國後，倭寇肆虐，並大有與反朱元璋勢力聯合之勢。在胡惟庸謀反案中，發現了寧波衛指揮林賢「通倭案」，林賢從日本借兵，日本使者則借進貢巨燭的機會，暗藏兵器。案發後，朱元璋下令斷絕了日本朝貢，並由此導致明朝的全面「禁海」。

日本當時是「南北朝」時期，南朝統治者被朱元璋冊封為「日本國王」。但不久，北朝室町幕府的將軍足利義滿出兵征服了南朝，於1401年，派使節前往明朝要求冊封。期間，明朝發生「靖難之役」，燕王朱棣舉兵反叛，並奪取政權，改元永樂，這就是明成祖。朱棣隨後再度派遣使節東渡日本，冊封了足利義滿。

朱棣冊封日本國王後，日本正式納入明朝的朝貢體系。日本從禮部領取「勘合」憑證，才能前來貿易，史稱「勘合貿易」。日本的勘合貿易安排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朝貢使團到達後，可以上岸交易，並等候進京許可。進京許可獲批後，使團便攜帶國書、貢物及自己私下攜帶的貨物，在中國官員護送下前往北京，統一入住會同館。使團的首要任務就是遞交國書、呈送貢物、領取賞賜，然後就可以將自己攜帶的物品出售，不過先必須由中國政府機關挑選收購，餘物才可以上市交易。在明朝慷慨的「厚往薄來」政策下，足利義滿每派出一次朝貢船隊，就能獲利20萬貫左右，這成為日本「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但是，足利義滿死後，接班的兒子足利義持認為朝貢「有辱」日本國體，於永樂六年（1411）停貢，直到20年後（1432年）的宣德八年，足利義持的兒子足利義教即位才恢復。而在這20年間，倭亂反彈，倭寇入侵多達17次，可見中日貿易的重要性。

日本爭貢

兩個日本朝貢團在寧波的血腥火拚，令明帝國徹底取締了日本的勘合貿易，為走私打開了廣闊的空間……

到了1467年，統治日本的足利將軍家，發生了內亂，史稱「應仁之亂」，自此，日本進入了「戰國時代」。

「應仁之亂」後，大內氏迅速崛起，奪得了明朝正德皇帝新頒發的「勘合符」，而它的對頭細川氏則手持老皇帝弘治頒發的舊的「勘合符」。

嘉靖二年（1523），這兩派都派出了使團向明朝進貢。大內氏派出的使節，名叫宗設謙道。細川氏派出的使節，名叫鸞岡端佐，同時，還有位寧波人宋素卿（朱縞）作為副使。

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內氏船隊先到寧波，而持過期「勘合符」的細川氏船隊晚到3天。令人不解的是，後到的細川氏船隊，反而被允許先入港查驗，佔了先機，大內氏船隊的有效「勘合符」反而無效。在市舶司於「嘉賓堂」舉行的歡迎宴會上，雙方爆發激烈爭吵，而明朝官員卻袒護細川氏。

宗設謙道的憤怒終於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傢伙，當庭攻擊細川氏使團。細川氏使節逃出了宴會，宗設謙道隨即縱火，焚燬了嘉賓堂，然後趕回港口燒燬了細川的船隊。

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寧波，宗設謙道居然一路追殺到了紹興，然後又殺回寧波，沿途追擊的明軍及無辜百姓不少被殺，宗設等「大肆焚掠，所過地方，莫不騷動，藉使不蚤為之計，寧波幾為所屠矣」。最後，宗設謙道在寧波奪船出海，還劫走了被其俘虜的明軍指揮使袁璡。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鎖拿了細川氏的正副使節鸞岡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內氏使團中，有一艘船被風吹到了朝鮮海岸，朝鮮將船上的數十人悉數縛送給明帝國。經過幾方對質，才發現，禍源在於細川氏使團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監賴恩賄賂，賴恩枉法，導致這場大風波。

這場風波之後5年（1527），根據巡按御史楊彝的建議，明帝國重申對日本朝貢的四項限制，即十年一貢、人百、船三、禁止帶用兵器，否則「皆阻回」。大內氏派遣的兩次朝貢，都因不符合規定而被阻擋。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只能轉而求助於走私渠道。

不久後，給事中夏言（後來官居內閣首輔大臣）上奏建議撤銷浙江市舶司，朝廷接受，這實際上將中日貿易逐漸逼入地下狀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而王直下海經商的1540年，正是中日間走私貿易最為紅火的年份，「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從建文三年(1401年)日本首次朝貢，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日本大內氏政權被滅，日本的朝貢使團共計18批，至此成為絕響。武裝走私成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則成為主力軍。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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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元資本家」張謇的商海生涯｜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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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經科舉入仕是無數文人士子朝思暮想並為之奮鬥一生的目標，而狀元及第，更是科舉士人最高的榮譽，由此可以獲得令人炫目的功名利祿，光宗耀祖。但晚清有一位有幸考取狀元的讀書人，卻毅然決然地走上了荊棘叢生的創辦實業之路，並最終成為近代中國著名的實業家。他就是為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做出過卓越貢獻的張謇。

「實業救國」思想逐漸形成

1894年，磋跌科舉考場26年的張謇終於考中狀元，被授以翰林院修撰，取得了官員的身份。但令許多人不解的是，他卻並未借此在官場中尋求步步高陞，而是轉而投身於創辦實業。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狀元辦廠堪稱令人驚異之舉，但對張謇而言卻決非偶然。數十年在科舉試場中的多次受挫，使張謇耗費了不知多少心血，同時也使其對功名利祿趨於淡泊。最後一次應試純粹是出於孝道，其父隨後病逝，更使他感到「一第之名，何補百年之恨；慰親之望，何如侍親之終」。由是之故，張謇對做官看得愈益輕淡。與此同時，張謇的經世致用與愛國救亡思想日趨強烈。甲午一役中國慘敗於島國日本，深深刺激了張謇的愛國之心，仁人志士紛紛呼籲「設廠自救」，發展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以抵禦西方列強的擴張滲透。張謇的「實業救國」思想此時也逐漸形成，促使他毅然走上了創辦實業的道路。

然而無論如何，當時的張謇以狀元和翰林身份而走上興辦實業之路，可謂是一種「情操」上的犧牲。從一向居於「四民之首」，而且以清高自命的封建士大夫群體中的一員，忽然轉而與長期被視為「四民之末」的商人為伍，這在一般士人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他本人也不是沒有經過思想交鋒。張謇投身實業後，仍堅持「言商仍向儒」，始終以儒商的身份出現。他強調自己興辦實業是為了籌措經費發展近代教育，即由士林出發，經過商賈又回歸士林，這在當時可以說是在道義上尋求的一種依據。

創業過程困難重重

1895年，張謇聯合數位商董開始招股辦廠，其間雖經歷了無數的艱難曲折，但他始終未曾動搖。招募商股的過程十分艱難，張謇多次奔走於上海、武昌，有時連旅費都是靠賣字籌措。機器安裝之後，因資金短絀無法收購棉花，難以開工。張謇四處化緣，卻處處碰壁，最後還是依靠一部分地方公款支持，才使大生紗廠能於1899年開工。當時，正值土紗受排擠、機紗供不應求且價格上漲之機，因而大生紗廠開工後利潤較為豐厚，能夠站穩腳跟並得到進一步發展。

1901年，張謇又開始籌辦通海墾牧公司，希望將瀕於荒蕪的海灘改造成為近代棉紡織業的原料基地。這一舉措標誌著張謇的實業活動跨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從工業擴展到農業。創辦通海墾牧公司的過程同樣是困難重重，僅勘測地界、起草章程、籌集股金、解決地權糾紛、應對狂風巨潮等事宜，就使張謇心力交瘁，難以為繼。到1905年夏，好不容易建成7條長堤和一部分河渠，並開墾了7000餘畝土地，卻遭遇一場連續五晝夜的大風暴，一丈多高的浪潮將已建成的各堤全部沖毀，牧場羊群也幾乎完全失散，使籌建中的通海墾牧公司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但張謇並未因此氣餒，而是想方設法積極補救，在兩年時間內陸續修復被毀的各條長堤。到1910年，經過整整10年的艱苦創業，通海墾牧公司也終於建成。

商海生涯達到巔峰

1901至1907年是張謇商海生涯中的第一個高峰期。在此期間，他先後創立了19家企業單位，其中大多數是以大生紗廠為軸心，直接或間接為大生紗廠服務。1907年，大生紗廠召開第一屆股東會，決定將這19個企業單位合併，組成通海實業公司，由張謇擔任總理。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張謇又陸續投資創辦銀行、船棧、堆棧等十餘個企業，形成了一個以紗廠為中心、實力雄厚的大生資本集團。

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至1921年，大生資本集團在原有基礎上又得到進一步發展，張謇的商海生涯也隨之達到巔峰。由於大生一、二廠的利潤源源不斷且極為豐厚，為張謇擴張大生資本集團提供了資金條件。1914年在海門開始創建大生三廠，並且擬訂了建立四廠、五廠、六廠、七廠、八廠、九廠的龐大計畫。六廠於1919年開始籌建，但不久流產。八廠在1920年開始籌建。至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4個廠的資本總額已多達770餘萬兩。

除此之外，張謇還擴充了其他實業，尤其是在金融業和交通運輸業方面成效顯著。1918年開始籌辦淮海銀行，次年11月正式營業；所辦大達輪船公司先後自置江輪7艘，航行滬揚、滬海兩條航線；另外，張謇還創辦或協助創建了大昌紙廠、通燧火柴廠以及許多服務性的企業單位；鹽墾企業系統在這一時期也獲得空前發展，到1920年，先後成立了10餘個鹽墾公司。實業巔峰時期的張謇，身兼多個大公司的董事長、總理等要職，儼然成為近代中國實業界的泰斗。

熱心文化公益和地方社會事業

張謇在近代中國不僅以實業活動著稱於世，同時也以熱心文化公益和地方社會事業而聞名遐邇。他具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對地方自治以及文化教育和地方公益事業十分熱心。張謇曾說：「以國家之強，本於自治；自治之本，在實業、教育；而彌縫其不及者，惟賴茲善。」1903年，張謇在自己的家鄉通州創辦了師範學校，接著又興辦了通州女子師範學校，這在當時可謂開風氣之先。他意識到師範教育對於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加快國家近代化的進程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對創辦師範學校傾注了諸多心血。1904年，張謇又設立了「通州五屬學務處」，作為統籌推廣新式教育的具體辦事機構，並相繼興辦了一批中學和小學，1906年創建吳淞商船學校，1914年又創辦了河海工科學校。

在地方公益和慈善事業方面，張謇也曾經做出了突出的貢獻。1904年，陸續設立公共植物園、新育嬰堂；1905年，創建南通博物苑，此為中國最早建立的博物館；1909年，改良地方監獄，籌議設立導淮水利公司；1913年，開始修築軍山氣象台，3年後建成；1916年，創辦盲啞學校；1917年，所建圖書館和公園相繼落成；1919年，籌建更俗劇場；1920年，創設繡織局、女工傳習所。經過張謇的努力經營，南通逐漸從一個封閉落後的封建小城鎮，發展成為初具規模的近代新型城市，他本人也因此而獲得了很高的聲譽。


「偉大的失敗的英雄」

好景不長，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加緊了對中國的經濟滲透與擴張，從而對民族資本企業的發展形成強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張謇急於建立龐大的企業體系，投資領域過於寬泛，其結果不僅影響了大生紗廠的正常生產，還導致整個大生資本集團的惡性信用膨脹。

由於一直找不到解除困境的良策，整個大生資本集團的虧損越來越嚴重。到1925年，僅大生一廠的債務就已高達900餘萬兩，大約是其資本總額的260%。是年7月，上海方面的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部接辦了大生各廠，大生企業系統實際上已宣告破產，1926年，張謇在南通與世長辭。儘管如此，他用畢生精力創建實業、教育和社會公益福利事業的精神，卻廣受後人的好評和敬佩。1929年胡適曾為《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作序，稱讚張謇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他做了30年開路先鋒，造福於一方，影響於全國，這種評價應該說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一代儒商張謇的商海生涯，將永遠載入中國近代史的史冊，受到人們的敬重和紀念。


作者簡介

朱英，湖北武漢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商業革命中的文化變遷——近代上海商人與海派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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